吃饭、算账与“一条向上的斜...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_顾奕俊.pdf

2023年2月第36卷 第1期Feb.2023Vol.36 No.1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吃饭、算账与“一条向上的斜行线”论王安忆长篇小说 一把刀，千个字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摘 要：王安忆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一把刀，千个字，可与其晚近以来的小说创作、文学讲座构成逻辑层面的参照关系。一把刀，千个字 中，人物的“做菜”“吃饭”“算账”等行为描述，揭示出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与精神结构方面的某种一以贯之的特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安忆本人有关生活的“强者”的文学想象。王安忆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呈现出“一条向上的斜行线”轨迹，这不仅指涉王安忆具有标示性的写作理念，也需要联系到其创作相应时期小说的人物、主题、情节之间的呼应或是背反，这同样也是讨论 一把刀，千个字 的不应忽视的考察点。关键词：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斜行线”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3）01004906就解读王安忆新作长篇 一把刀，千个字 而言，作者本人晚近的文学创作、讲座实录提供了某些隐含的线索，是值得注意的参照项。而借助 一把刀，千个字 里人物“做菜”“吃饭”“算账”等行为细节，王安忆试图在一类体现“现代社会”与“原始人的生活”之间明晰反差的情境设计当中，塑造出寄托了作者充分愿景的生活的“强者”。在这过程中需要指出的是，张新颖教授曾用“斜行线”一词来形象地描述王安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学特质。“斜行线”不仅指涉王安忆所具有的高度标示性的创作理念，同时也反映于王安忆相应时期阶段小说人物、主题、结构、情节等方面的呼应抑或背反，这同样是理解 一把刀，千个字 的重要切口。一、“现代社会”与“原始人的生活”2015年，王安忆受邀前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短期客座，并在此期间进行了六次公开讲座。讲座内容经整理修改后以 小说六讲 为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论及王安忆近期问世的长篇小说 一把刀，千个字，小说六讲 无疑是应并置考量的参照项。谓之以“参照项”，不仅是两者在时间脉络上的承接关系，更源于 小说六讲 聚焦的诸多议题，于 一把刀，千个字 有着更具实践色彩的发挥。如王安忆在讲座中引述蒋勋谈 红楼梦 的话，“他讲 红楼梦 中人见面聊天，时常谈病、问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现。聊天，是小说必须要处理的部分”，这在 一把刀，千个字 里便间接引申出了王德威教授所言的“请客吃饭”与缠绕其间的“革命叙事”。而王安忆同样是始于 红楼梦 而直指的“礼失求诸野”，则成为 一把刀，千个字 主人公陈诚幼年时学厨经历的某种富有深意的写照。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2146131）。收稿日期：2022-09-20作者简介：顾奕俊（1991），男，浙江嘉兴人，文学博士（后），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安忆，小说六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7页。王德威：请客吃饭，做文章王安忆 一把刀，千个字 ，当代文坛 2021年第2期。Doi：10.16061/46-1076/c.2023.01.00649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第 1 期2023 年需要注意的是，王安忆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中，提到了写作者本身存在的现实局限，以及由此催生出的角色意义：“写作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生活的弱者，他们可能在很多地方未能实现自己的妄想，所以要在写作里想象自己是一个强者”。这其实也进一步牵扯到小说家在文本情境方面的选择与处理问题。一把刀，千个字“上部”开篇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到中年的陈诚经历一番闯荡后在美国法拉盛安家落户。某次，陈诚邀川沙朋友去曼哈顿新开的上海本帮菜馆吃“清炒鳝糊”，淮扬地区将鳝鱼称为“软兜”，而陈诚在异国他乡的中国餐馆吃毕“软兜”的结论是：“美国已然没有 软兜”。小说开篇呈现的社会气象，不管是美国华人街的中国餐馆，抑或风起云涌的国内，多数人所认知理解的“传统”正处在“似断未断”的状态。“传统”在这一时期的窘迫境地，是不少评论者谈论 一把刀，千个字 的切入点，但评论者的视角往往落位于对传统文明似将逝去的伤感与追忆。但很显然，王安忆在 一个刀，千个字 里有着更为复杂的布局安排。2019 年末，王安忆在浙江大学的讲座中解读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时，援引过顾城妻子谢烨的话：“在现代社会过原始人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一把刀，千个字 的主人公陈诚尽管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在领世界风气之先的美国纽约，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在此情境下的他却持的是传统之道，相关待人接物的细节甚至流露出“原始”的意味。此处所言的“原始”未必指向个体的生活方式，而更趋于内心一以贯之的处事守则而外部环境与个体内心之间的明晰化反差，以及对于这种反差（即王安忆讲的“奢侈”）的思考与回应，或许才是 一把刀，千个字 更重要的落脚点。小说频频出现的“吃饭”细节，就局部承担起了展现主人公“原始”内心的叙事功能。梳理小说，淮扬菜名厨陈诚有关“吃饭”过程前后的做菜配料顺序、上菜摆盘顺序，甚至是饭桌上该“递”哪句话的时机都是自有分寸的，而这也联系着陈诚近同本能的、对于秩序感的敬畏：他说：不要什么新鲜噱头，现代设计，尽量还原记忆中的上海口味。以我们这一行的看法，记忆不在大脑，而是舌头。多少人离家乡几十年，口音不改，什么道理？舌头！吃遍山珍海味，最想吃的还是小时候的爱好，什么道理？还是舌头！（第112页）陈诚对于具有承袭意味的分寸感、秩序感的把握，往往融入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言行中。而“做菜”“吃饭”“谈天”作为“饭局”的构成板块，则在无形中设置出将“饭局中人”同他们身处的异域世界暂时隔绝开的空间维度。在狭小而又勾连着无穷远方的天地里，那些一度因特殊的时代因素而受抑的情绪与念头，在杯盘交错间被彼此内化，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段历史与另一段历史的互视与交融。一把刀，千个字 的“上部”在“异乡人”与“少年时光”两个时间点之间构成了一组奇特的对照结构关系。如此设计，其一是为小说“下部”作情节层面的铺垫蓄势；其二则是隐约流露出陈诚身处异国他乡却依旧固守相应处事规矩的历史由来。需要指出，自小被上海弄堂女孩们戏谑为“兔子”的陈诚，接受的是一套与现代教育模式截然不同的“教学法”。他的“授课老师”是独居一隅的上海嬢嬢、是凭力气过活的工厂爷叔、是操持红白喜事的乡间厨子、是在黑龙江呼玛地区国营林场劳作的知识青年这之中有难以言明的现世因素，也有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面临的至暗时刻，但除此之外，陈诚所走的路也裹挟着其本人坚定的志趣。陈诚在上海居住期间，由嬢嬢依照一本绣像本 红楼梦 识字认理；在舅公处学案板本事，舅公教学的“课本”是黄历；而单先生纵论“美食”与“口味”，夹带出的是 易经 的微言大义。陈诚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多为古典启蒙教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正因自小耳濡目染于此，陈诚在20世纪70年代末风波平息后，因烈士母亲的缘故而被推选去北戴河参加少年夏令营，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同一种内嵌着现代教育特质的“集体结构”之间的隔膜。在此基础上，反观王安忆引述谢烨“在现代社会过原始人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一言，则可注意到王安忆让陈诚有意识地规避现代社会与现代人所遵循的情感结构与逻辑法则，而陈诚本人用王安忆与张新颖在对谈 匿名 时总结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公约数除不尽的人”。耐人寻味的是，内心持传统之道、甚至在外人看来有些许“原王安忆：小说六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页。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4页。以下所引此书皆出于此版本，引文后标注页码，不再另注。王安忆：贵族以 战争与和平 安娜 卡列尼娜 为例，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1年第5期。王安忆、张新颖：文明缝隙，除不尽的余数，抽象的美学关于 匿名 的对谈，南方文坛 2016年第2期。50顾奕俊：吃饭、算账与“一条向上的斜行线”始”味道的陈诚，竟有条不紊地在行相悖路径的西方社群体系里，将他的日子悠长地过下去。而陈诚的父亲杨帆、在法拉盛开文玩店的忘年交胡老师等人都具有相类似的独特气质。借由陈诚这个人物形象，王安忆试图在一类凸显“现代社会”与“原始人的生活”之间强烈反差的情境构造里，塑造出被寄托了王安忆想象与意旨的生活“强者”。前述的“软兜”则是指向生活“强者”的隐喻判断：不存在所谓的“美国的软兜”，只有“是”或“不是”“软兜”。就如同 一把刀，千个字 中人物的“做菜”“吃饭”“算账”有着墨守成规的道理出处，不容许丝毫妥协这些，又往往是在现代社会构成的机制体系里所试图抹除的“硬块”。“现代社会”与“原始人的生活”之间反差而牵扯出的，是王安忆文学观念里一以贯之的态度立场。事实上，以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例，其早期的 纪实与虚构 长恨歌，或是晚近的 天香 匿名 考工记，尽管相关作品对应的叙事时间与氛围底色各异，但归根到底想要水落石出的是普通个体日常未曾被彻底遮蔽的常态化的基调，以及裹挟着市井烟火气的回响。传统景观的回溯与精神根基的延续，是王安忆所执的现代性背景下屡遭忽视却充满洞悉力的指向。故而，王德威教授借 一把刀，千个字 的“请客吃饭，做文章”阐发的“革命叙事”的“前世今生”，紧扣的是特定情势下生发出的偶然性面貌，而王安忆更为在意的是逸出“偶然性”的“常态化”，也是波澜起伏过后的宠辱不惊。二、“伤痕时代”的“强者”想象关于 一把刀，千个字 的种种，仍可在王安忆近期一系列讲座里获取隐含的线索。谈 傲慢与偏见 时，王安忆格外强调了作者简奥斯汀之所以能“和后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区分开来”的主要凭据，即“没有坠入伤感主义的传奇”。一直以来，王安忆对于众多文学批评者强加于其的“海派传人”称谓所表现出的抗拒姿态，很大程度就在于“海派传人”这种提法本身包含了相对于现实而言“另起炉灶”的传奇因子。而王安忆在讲座中评判简奥斯汀的作品“没有坠入伤感主义的传奇”，实则也是为自己的写作设定了一种试图靠拢的主旨目标。一把刀，千个字“下部”，让人很难不联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中，那些极其普遍而又被反复言说的小说情节：一个风华正茂的知识女性，因在特殊年代“不合时宜”的言论观点而杀身成仁，其家庭也随之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王安忆在 一把刀，千个字 里却局部“隐去”了那些在某个历史时期被不断渲染的“伤痕记忆”。以当下视角重新考量“伤痕文学”，很多研究者从思想观念层面指出了相应典型作品过于极端的情感控诉与伤痛袒露所暴露出的问题，而从文学价值与审美性的角度讲，这一阶段的多数写作者为了遵循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伤痕”诉求，从而导致小说结构屡屡因急于对接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主题理念而趋于公式化、流程化。这一阶段国内小说创作水准的普遍不高，“给人 耳目一新 的作品也还不多”，与上述提及的情况有很大关联。而 一把刀，千个字的“下部”，王安忆在写作这段横跨“政治时代”与“经济时代”的家庭变迁史时，对陈诚及其家人内里的“伤痕”进行了颇为隐晦的处理。但是，这不意味着王安忆否定“伤痕”的存在与影响，而是她更想要表明，一个家庭在经历风雨飘摇后，是怎样接续先前的常态化的生活逻辑与人生态度、家庭成员怎样逐渐地与充满残缺的记忆和解。在此前提下，一把刀，千个字 里频繁出现的“吃饭”场景，包括与“吃饭”相联系的起承转合，皆是在呼应某种看似细若游丝而又牢固的民间立场与精神谱系。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个体在疯狂年代遭遇的特殊经历，未必与曾经一度受到集体意志统摄的文学潮流与叙事模式全然贴合。她借助多视角切换，旨在表明“伤痕叙事”暴露的局限所在，尔后以新的路径向度“重新发现”那个“伤痕时代”。一把刀，千个字 无意于构造“伤感主义的传奇”，王安忆格外留心那些于过往的“叙事语法”里被舍弃的“小声响”。陈诚在少年时代接受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