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城乡社会结构的“第...元”——基于京郊H村的调研_杜鹏.pdf

作者简介:杜鹏，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8ZDA163);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研究”(ZB22BZ0334)。孔祥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 ，教学与研究 2019 年第 8 期。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乡村振兴城中村:城乡社会结构的“第三元”基于京郊 H 村的调研杜鹏 摘要城中村是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节点，赋予农民工“半流动性”特征:一方面，城中村形塑了内部循环的生活世界，维系了农民工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和相对完整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嵌入城中村的劳务市场拓展了劳动力市场化的路径，城中村成为农民工进退自如的根据地。因此，城中村兼具生活世界的封闭性和发展机会的开放性，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存在本质差别。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过渡现象，城中村赋予中国式城乡关系以弹性，是城乡社会结构的“第三元”，有助于缓解农民工进城与返乡的两难困境。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定位城中村之于中国渐进城市化的意义，审慎稳妥地推进城市更新，保护农民工流动的缓冲空间，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关键词城中村;城乡关系;生活世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072(2022)12 0026 11DOI:10 11778/j jnxb 20220920一、问题的提出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且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严重性偏斜向改革开放以后的恢复性缓和的变化，并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进程中涌现出的庞大流动人口规模要求立足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长期以来，囿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形态，当前学界关于城乡关系的认识依然受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强调中国城乡结构的二元分割特征，由此产生如何定位流动人口的结构性位置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流动过程中，大量农民工聚集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城中村，凸显了城中村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城中村的去留不仅是一个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本文旨在沿62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inan Journal(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2022 年 12 月No.122022总第 287 期Sum No.287着农民工的流动逻辑探究“城中村”之于农民城市化的意义，进而揭示城中村的城乡融合意蕴。(一)“进城”与“返乡”:农民工研究的两种取向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集中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视角下，农民城市化研究主要具有两种取向，即“进城”与“返乡”。“进城”的研究取向主要关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聚焦于农民工完全城市化的权利话语和制度保障。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入已进入加速期，呈现出累积性、分层性、空间差异性等突出特征。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城中村的社会生态，认为城中村呈现出了“类贫民窟”、“空间隔离”的趋势，城中村因而是一种“中国式边缘化”的社会样态。王春光认为，流动人口深陷整合困境，并提出“半城市化”的概念，即“农村流动人口处在系统整合与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之间一种负面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状态，即系统的不整合对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的负面影响以及后两者对前者的强化”。因此，“进城”的研究取向注重政策制度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致力于探索从市民权利保障、组织整合、公共服务供给等角度推进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农民工研究的“返乡”取向则着眼于中国城市化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强调农民工返乡的战略意义。贺雪峰认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返乡是农民的基本权利。10农民工的城市化首先是农民工基于社会现实的一个主体选择过程，因此需摈弃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为农民工返乡提供社会空间。11“返乡”的研究取向强调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策略性和工具性，即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为了获得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资源，农民家庭生命周期演化直接推动农民进城策略的调适。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因而存在一定的梯度，且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呈现出实践类型的差异。12从农民工与乡村社会系统的关联出发，“半城市化”呈现出与“进城”取向不同的内涵，即“农民工家庭通过代际分工形成 农村支持城市 机制，农村社会系统既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各种资源，又为农民工家庭提供社会保障”。13以上两种研究取向展现了农民工的不同形象，分别揭示了“半城市化”状态的消极面向与积极面向。“进城”研究取向下的农民工形象往往笼罩在阴影中，城乡二元结构剥夺了农民工的市民身份和进城希望，而“返乡”研究取向下的农民工总体上是充满希望的进取者，城乡二元结构保护了农民工若进城失败依然可以退守家乡的机会。这实质上体现了认识中国城市化的两种思路:前者将城市化预设为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强调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性;后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包含着往返流动的渐进过程，强调城乡二元结构的互补性。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种观点不约而同地将农民工视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状态”，其中，前者限于权利话语和制度视角，将农民工视为有待于从制度层面消灭的对象，后者则限于其返乡的底线思维，缺乏对农民工流动逻辑的充分研究。72杜鹏城中村:城乡社会结构的“第三元”基于京郊 H 村的调研10111213方向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演变趋向、突出特征与推进策略 ，求索 2019 年第 4 期。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 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年第 5 期。甘满堂、王岩: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 从城中村到城郊村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卢福营:城中村改造:一项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工程 ，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10 期。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6 年第 5 期。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社会 2012 年第 5 期。王春光: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学习与探索 2009 年第 5 期。黄佳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组织整合路径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孔娜娜: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学习与实践 2013 年第 2 期。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张世勇: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人民论坛 2012 年第 7 期。卢青青:家庭自主性与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年第 10 期。王海娟: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再探讨 以 X 县进城购房农民工群体为例 ，现代经济探讨 2016 年第 5 期。中国城市化的长期性意味着农民工的完全城市化不可一蹴而就，而返乡往往是农民工的最后选择。在城市融入的高线目标与返回乡村的底线退路之间，农民工实际上以城中村为节点能动性地建构了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生产关系，城中村因而提供了在进城与返乡两种流动方向之外理解城乡关系的经验窗口。如果说“进城”与“返乡”的两种取向分别体现了对农民工是否“进的来”和是否“回得去”的关切，城中村的研究则体现了对农民工如何在城市“留得住”的关切。(二)城中村:立足城乡关系的研究视野“城中村”是“半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半城市化”既表现在空间景观和空间结构方面，也表现在大量不完全城市化的流动人口。由于城中村依然保持了集体土地制度，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中的土地增值预期孕育了事实上由集体主导的土地开发秩序，通常体现为以房屋、厂房等物业出租为基础的地租经济。集体土地开发的显著特征是“小”、“散”、“乱”，难以从城市土地开发的总体层次实现土地价值的充分利用。在城市空间“中心边缘”的土地价值序列中，城中村通常沦为土地价值的洼地，其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便利的区位条件吸引了农民工的集聚。“半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与人口结构形塑了城中村的社会体制特征，赋予城中村以丰富的社会学意蕴。本文旨在从城乡关系的层次定位城中村的研究价值。城中村是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节点，这意味着城中村的研究视野不宜完全局限于城中村之内，而要通过对城中村总体性社会现象的研究扩展为对农民流动逻辑的认识和城乡关系的反思。在此意义上，城中村既是一个村庄，又是城市系统的一个比较隐秘的末端，进而呈现出两面性:第一，城中村的相对封闭性，其落脚点在“村”。在集体主导的土地开发模式下，城中村孕育和维系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社会系统，使市场机制服务于农民工的生活逻辑，农民工在此不仅可以实现劳动力的低成本再生产，而且还能维系完整的家庭生活与丰富的交往生活;第二，城中村的相对依附性，其落脚点在“城”。城市系统末端的位置定义了城中村与城市的关联，农民工在城中村集聚的目的是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实现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城中村“亦城亦村”的特性为研究者提供了突破城中村研究的内部视野的经验启示，为此，笔者将立足城中村农民工的流动逻辑，通过分析城中村的内部生活世界和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路径的基础，阐述城中村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启示。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笔者 2019 年 7 月在北京顺义区 H 村的驻村调研。H 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该村村民 8 000 人左右。从 2008 年开始，随着北京城市扩张和城市更新，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进入 H 村，致使其流动人口急剧增加。H 村居住的流动人口为 4 万人左右，在最高峰时期曾经达到 5 万人。该村的流动人口以河南人为主，另外则来自于河北、山东等地。从流动人口的行业类型来看，其中 60%为建筑工，另外，个体户(门面店和小包工头)、纯家属(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工厂上班、“游手好闲者”各占 10%的比例。二、农民工的“半流动性”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农民逐渐挣脱了村庄社会的束缚，开始往返于城乡之间，并获得82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inan Journal(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2022 年 12 月No.122022总第 287 期Sum No.287何为、黄贤金: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城市规划学刊 2012 年第 2 期。杜鹏:郊区社会:城乡中国的微观结构与转型秩序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年第 3 期。城中村的内部视野聚焦于城中村的集体体制，即将城中村视为以集体为核心的系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抽象化为集体物业和农民住房的租赁者，遮蔽了流动人口的主体性和丰富性。数据来自于京郊 H 村驻村民警的访谈资料。农民工的身份。农民工的流动遵循特定的动力和路径。城中村是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枢纽，它以其日渐丰富的社会内容迟滞了农民工的流动性，赋予农民工“半流动性”的特征。以往关于农民工流动性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生产关系的面向，农民工流动典型地呈现出“跳跃式换工”的特点。但是，仅局限于劳动力要素的形态尚不足以理解农民工的流动模式，还需深入其作为一个生活主体的行动逻辑。如果将农民工流动置入时代变迁的宏观历程和家庭周期的微观过程，农民工的流动逐渐呈现出“半流动性”的特点。首先，从农民进城的阶段来看，当前农民工日益呈现出举家进城的特点。农民工较大规模的流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京郊农民用“两个肩膀挑个头”的说法形象地描述了早期农民工孤身一人外出闯荡的情景。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城市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陌生之地，农民外出务工具有较高的心理门槛。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若要进城，非得下一番决心，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有其他不得不为之的理由。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其打工逻辑具有鲜明的积累取向。随着早期外出的农民工逐渐在外面站稳脚跟，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的方式离开村庄，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向城市迁移，且在流入地经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形成以城中村为基础的同乡关系群落。伴随着乡村社会关系的迁移，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