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竞争与电视传媒的艺术救赎_石竹青.pdf

十余年前，电视传媒艺术化的说法最初在国内学术界提出时，曾引起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传媒作为信息传播渠道，是中性的，还是商性的，是零度的还是强度的。为此，笔者曾写过专著 大众传播时代的电视艺术性(1)，对传媒艺术化的当代必然性作以阐释。近年来，电视传媒艺术化已由学术探讨逐渐成为普遍的实践走势。当下，互联网骤起的传媒新格局压迫，引发了又一轮传媒竞争，使得电视传媒艺术化的必然性愈发凸现出来。但这必然性仍存在颇多歧义，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理论阐发。一、电视传媒困境中的艺术呼唤“艺术救赎”最初是由学者韦伯提出的。针对西方启蒙现代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举步维艰，韦伯提出审美现代性的补救问题，于是就有了现代性的“艺术救赎”之说。尽管对这个补救药方还多有争议，但在大众生活艺术化的中国审美实践中，通过千姿百态的生活艺术样式唤起消费者的兴趣，进而赢得与扩大市场份额，这已成为商家博弈的重要手段，电视传媒艺术化也被裹挟在这一潮流中。电视带有原罪性。从诞生那一刻起，它就命中注定地成为艺术的放逐者这里所说的艺术，当然是被称为经典时代的艺术。凭借接生它的电视传播科技，电视掘开了经典剧场的厚墙，把沉迷于舞台表演的观众拉入它的领地；电视使得严肃但气氛热烈的艺术展丧失了余味悠远的长廊效应，它却长驱直入，把虔诚的“欣赏者”变为躁动不已的电视“受众”；文学的雅典娜被电视肆无忌惮地“玷污”，精英化了的文学贵族只能在灯火阑珊处黯然徘徊；音乐的圣殿借助于电视在此消彼长的流行歌曲中变为千百万粉丝狂欢的广场；炕头巷陌小众欢愉的民间艺术，倚仗电视的无所不及却奇迹般地被吹涨飞腾。有的又沉重地跌落，即便是与电视同宗的电影，一段时间里也被它加水冲淡为香甜的汁水，满足着受众即时可饮的方便需求。凭借放逐艺术的非凡力量，一时间，电视不可一世地君临大众传媒世界，戴着最强势传媒的桂冠，使纸媒、声媒、图媒退避三舍。上面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借本雅明、鲍德里亚、格里芬、费瑟斯通等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所作的大众传媒概述，又面对中国大众文化时代电视的盛世景观而进行的写实性描述。这一描述的目的既是在于通过今非昔比的反衬强调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的盛世景观，在数字化及互联网技术的迅疾而有力的冲击下，正急剧失去其繁华而成为明日黄花；也是在于引发一段十余年前便已酿成的忧患，即电视传媒还能不能在新的传媒竞争中续存并发展。可以肯定的是，电视不会沉寂，不会龟缩，除非它拒绝“救赎”。而“救赎”它的，正是曾被它放逐的艺术。被放逐者成为放逐者的“救赎者”，这是基于电视的大众传媒属性与艺术的大众接受属性。这两种属性根据传媒市场状况进行不同程度地互构与融合，救赎效果便产生出来。电视传媒的艺术救赎依据电视的真正意义的大众属性，对这一特征的自觉，当下显得尤其重要，在电视传播优势明显滑落的情况下，没有这种理性自觉，救赎契机很可能在萎靡不振中丧失。毫无疑问，电视是有资格成为艺术的被救赎者的，其原因如下：首先，通过现代制作与传播技术而无限分化的传播空间，电视成为可以自如地进入千家万户的传媒。大众传播时代的传媒，远不都是大众传媒，传媒的大众受一系列条件的限制，这类条件，是技术性的、定位性的、领域性的，又都是客观性的，即所谓硬件支撑条件。如报纸，它的印刷技术及定位属性的条件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家喻户晓竞相追随的传播；而杂志，不管如何精化、细化、大众化，它都只能拥有小部分读者。其他传媒无法充分地大众化，也是这个道理。电视传媒则不同，它咫尺天涯的空间属性，使其成为千家万户的传媒使者。一段时间里，不是它一定要进入千家万户，而是千家万户都如饥似渴地期待它，争先恐后地把它请进自家自户，这种优势至今犹存。其次，电视传媒的公信度，是我国行政体制、传播体制乃至整个国家体制，多年来树立起来的。电视新闻，视野传媒竞争与电视传媒的艺术救赎石竹青 姜 昆 陈乾榕198从央视到地方，只要直播间里新闻主播开口播报，它的真实度几乎就是不言而喻。尽管新闻真实很大程度取决于播报的新闻选择及角度选择，即什么可播什么不可播，什么可以这样播什么可以那样播；其实，对于国家与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民众生活，这才是更具有决定性的真实，但对于不播的新闻，受众因不播而不知这一点，目前正由互联网信息予以填补与纠正，网络时代与传播时代的差异由此突出出来但无论如何，在电视新闻中播出的便是真实的、可信的，这是多年形成的接受信誉，虽然出于种种原因，电视传媒的这种公信度正呈下滑之势。但有关部门的信誉度调查表明，电视传媒的受众公信度仍然很高。这是电视传媒的公信支撑。最后，电视传媒的技术力量、制作力量、采编力量、传播力量，体现在大众传播效果上，仍具有相对于其他传媒的压倒性优势。几十年来形成的中国传媒格局，虽然纸媒与声媒的角逐互有高下，但电视传媒的优势却一直保持。随着网络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传媒的崛起，传媒竞争日趋激烈，电视传播的优势不仅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而且局势日显严峻，呈明显的颓败之态。在传媒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与传播效果密切相关的传播质量问题已成为竞争胜败的“撒手锏”，电视传媒凭借这方面的技术力量优势犹存，否则不可能成为此前的强势媒体。以上三点，是电视传媒的自信所在，也是电视受众对于电视传媒的期待所在。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用电视传媒已然在握的大众优势、公信优势、技术优势，止住电视传媒竞争中的颓势，进而仍然在新媒体时代发挥其强势传媒的作用。在这样的思路中，电视传媒艺术救赎问题就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突显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电视传媒唯有赢得受众才能获得受众。赢得，是一个吸引凝聚的过程；获得，则是一个被追随的过程。说得更直接些，这是一个追随受众，进而被受众追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之于电视传媒，既是追随受众又是被受众追随的必由之路。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电视传媒的艺术救赎，并非仅就电视的艺术栏目、娱乐栏目而言，而是就电视的整体性而言，它涉及电视的各个栏目，也包括长时间被严格地划在艺术圈外的电视新闻栏目。二、电视传媒艺术化是外部关联的形象化策略电视传媒艺术化是一种由外部关联引发的形象化策略。这里说的电视传媒艺术化的外部关联，是相对传统艺术的内部关联而言。传统艺术是相对闭合的形象体系，它的内容与形式彼此紧密对应，达到一体性融合，形成一种由内向外的生成关系，含之于内的是意蕴，显之于外的是表现或表征。而电视传媒艺术是指向于外的，这个外即接受群体、接受市场，它的艺术形式，是从外部的接受需求生成出来的，以某种装饰样态附着于电视传媒。因此，这外部关联，即栏目接受，是传与受的关联性搭建与打通。而艺术化，则是这种外部关联的形象化，即通过合于外部关联的艺术化手段，达到更好的电视接受效果。所以，这是策略性的。受众为什么乐于接受电视传播？这可以有众多理由，栏目内容的需要，栏目时间的对应、栏目信息的切近、栏目类型的新颖、栏目预告的期待，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需要也好，对应也好、信息也好、新颖也好、期待也好，都有一个如何面对受众的形态问题。再感兴趣的信息、内容、新奇等，都不是 1+1=2 的数学抽象式的，它都要有一个受众喜闻乐见的形态形式主义者更愿意将之称为形式，也可以称为外貌，这便是外部形象系统。美国传播学专家詹姆斯 罗尔对这个外形外貌之于大众传播的重要性问题表述说：“外貌在一个大众媒介的社会极其重要。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那些强化社会地位的主流观念依赖于形象系统的战略性使用。”(2)罗尔由传播的外貌引入形象系统，由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引申到它的有效传播。这是一个重要的传媒理论问题，即传播形态的形象系统与传播效果的关系问题。为此，他进一步对传统的传播形象系统进行概念式的强调：“形象系统指意识形态表征的各个层199面的传播，以及现代传播技术在传播这些表征时的策略性使用。”(3)必须指出，罗尔此处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他说这就是一种“相互关联的思维方法”(4)。这显然与本文说的传播信息、传媒内容相一致。而这传播的形态，传播的形象系统，则涉及传播应具有怎样的感官形态问题。形象系统的外部赋予乃是艺术的加工与赋予，因此，在如何根据受众的喜闻乐见而为电视传播造“形”这个问题上，艺术是不可缺位的，也就是说，这是由艺术属性决定的。三、见于电视传媒艺术化的感性形象化研究艺术属性的著述已多如牛毛，虽然观点各异，但以下三点应该是广有共识的，即艺术是感性形象的，艺术是表现情感的，艺术是彰显生命的。对这类艺术共识，黑格尔称之为感性形象化。生命，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各种信息，便是感性形象化之所要彰显与所能彰显。这信息可以是事件的，可以是行为的，也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它们之所以显得重要，所以需要予以形象的传播，在于其与人们的生命生存息息相关。黑格尔说：“艺术的任务在于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以供直接关照，而不是用思想和纯粹心灵的形式来表现，因为艺术表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理念和形象两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所以艺术在符合艺术概念的实际作品中所达到的高度和优点，就要取决于理念与形象能互相融合而成为统一体的程度。”(5)黑格尔把艺术功能定位于形象地表现理念，理念在黑格尔是表述世界本质存在的概念。黑格尔这段话的深刻性，在于它揭示了艺术形象与理念彰显的深层关联，并将之提升到艺术功能的角度。即是说，因为艺术总是传达与人的生命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理念，因此它总是令人关注并令人喜闻乐见；又由于这类理念总是通过令人关注与喜闻乐见的形象形式得以呈现，因此它也就随着形象形式的呈现而令人关注并且喜闻乐见。黑格尔强调了感性形象的审美愉悦功能，这与本文所说的传媒艺术化在道理上是相通的。不过，黑格尔这里强调的是由内而外的艺术生成，即外部感性形象是内在理念的显现。而如前所述，传媒艺术化，只不过是一种产生于消费或接受需求的外部关联。不过，这种装饰性或附着性的外部关联，就其感性形象的愉悦功能而言，还是在黑格尔这里得到了深刻阐发的。当下，受众对于电视传媒的艺术需求越来越细致化，也越来越精致化。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众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生活艺术化的社会文化潮流密切相关。生活艺术化无疑为艺术向生活各领域的渗透铺设了无限多样的通途，使得即便是功利性很强的家居、餐饮及交际，也被艺术化的春风吹拂得花红柳绿。艺术对于生活的几乎无所不在的渗透，滋润着受众的艺术接受心理，提升着受众的艺术接受水平。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艺术创造着人的具有艺术形式感的眼睛与耳朵，艺术生产着受众，受众也生产着艺术。受众把这种艺术感、艺术趣味、艺术期待随着电视传媒的接受而又反转来渗入电视传媒，便有了大众传媒时代电视传媒艺术化的必然性。当下，无论任何电视栏目，它进入接受层面，都是面对着已然在生活艺术化中形成了感性形象需求的受众的眼睛与耳朵，并且是面对着已然具有了艺术趣味与艺术期待的受众。他们会用是否令他们喜欢来决定是否要看这个栏目的这个节目。因为电视技术的发展，各电视台之间的竞争，给予受众照此标准选择节目的自由这个节目不令我喜欢，自有别的台的节目令我喜欢。这种情况便形成受众与电视传媒在艺术性上的互动，即受众用他们的艺术兴趣要求、期待与选择合于他们艺术兴趣的电视节目，电视传媒则用艺术的感性形象形态，吸引受众，占有受众，甚至操控受众。台湾世新大学在电视成为台湾强势传媒的时期，出版了一部专门分析电视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书，书中特别提到电视的艺术化倾向，这种倾向造成电视成为使传统媒体从根本上改观的媒体，“电视成为资讯与娱乐媒体后，造成了人们无法预见的后果，也威胁到其他资讯、娱乐媒体的存在，同时家庭、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核心也随之改观”“电视有潜力提供集中且同质化的娱乐形态，形成集中且同质化的民意，并形塑同质化的行为模式”(6)。这一互动情况也是近年来内陆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证明电视传媒，电视传媒的感性形象形态亦即艺术形态与社会生活中的广大受众，已成为互动互构的关系体，其中艺术形态则是这一关系体的中介元素。这是一种离则损、合则生的关系。对电视传媒艺术化亦即感性形象化的演进趋势，国内学者曾从传媒文化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电视传媒文化（其中当然包括艺术化）“影响了不同媒介制度和媒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