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变易...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异同_刘永祥.pdf

，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变易与传承 兼论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异同刘永祥，刘轶群（中国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 青岛）摘 要：传统历史编纂学具备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在近代发生巨大变易。其基本走向并非照搬西方经验，而是不断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实需求作出调整。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呈现出何种面貌。中国历史编纂学在应对外来挑战时，既有选择地吸收了能推进自身发展的内容，又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传统。这不是一场取代与被取代的单向运动，而是两大史学体系的碰撞与融合。长期平行发展的中西方史学，终于在近代有了大范围的交集，也正是这种交集，让双方各自的优势显现了出来。西方近代史学对中国影响较大，但中国古代史学在世界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具有突出的优越性。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加以考察，历史编纂学恰恰是中国古代史学优于西方之处。关键词：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中国史学；西方史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中国史学史卷”。作者简介：刘永祥，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连续发展，尤其是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使中国史学建构起一套植根深厚又独具特色的体系。历史编纂学在这一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理论的阐发、事实的考辨以及价值的传播等，皆以历史编纂为载体或归宿。经过长期的发展，历史编纂学自身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是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的标志之一。近代以来，与中国社会转型相适应，中国史学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传统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编纂学，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易？编纂思想、编纂机制、编纂内容、体裁体例、历史叙述等主要层面，是否被西方历史编纂学取代？中国古代长久延续的历史编纂传统，有没有得到传承？对上述问题加以考察，可以从历史编纂学这一新视角，透视近代中西方史学大碰撞过程中的“变”与“不变”，也可以对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同”与“异”形成更清晰的认识。一、发挥致用功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变易与进阶提及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发生，学者大多将其归因于西方侵略所带来的民族危机。这一结论看似正确，实则并不严谨，它忽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的自身演进逻辑。实际上，近代前夜中国学术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接纳西学的趋向。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和传播，就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后，经世致用成为时代主潮，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等皆被纳入其中。西学也被逐渐纳入经世范畴，最终导出向西方学习的新命题。这提醒我们，在考察历史编纂学近代新格局的形成时，不能只看到西方侵略的刺激作用，而忽视史学致用传统所带来的内在动力。换言之，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钱穆曾指出，中国史学具有完备的分人、分年以及分事的记载方法，“像是错综，不免重复，实最细密，可获真象”，乃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处”（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年版，第 页）。第 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走向，并非简单地照搬西方经验，而是不断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实需求做出调整。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呈现出何种面貌。只有把内外两个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才能梳理出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脉络。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历史编纂逐渐取代了历史考证的主流地位，扛起了史学致用的大旗。最直观的表现在于，“著史”越来越被重视，“考史”则由史学宗旨降格为史学方法。一部部为应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齐思和曾明确指出学术风气和史学方向的转变。他说：“道光以来，学术的新风气是谈富强，讲经世在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史地）以谋筹边，研究外国史以谋对外。”边疆史、当代史、外国史，是晚清历史编纂学开拓的三大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显然与清朝的内忧外患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一起统摄于经世致用的思潮之下。其中，边疆史编纂起到衔接传统与近代的过渡作用。它与清初边疆史地研究一脉相承，但外患的日益严重与清廷的自我封闭，促使晚清学者不得不将学术视野扩展到外国，同时对本朝过往进行深刻反思，进而带来外国史和当代史编纂的勃兴。当代史编纂除总结清朝盛衰变化之外，还大胆揭露外国的侵略行为，讴歌国人的反侵略壮举，开近代爱国主义史学之先河。影响最大的，是外国史编纂的兴起。这一时期史学的中心任务，在于打破以往闭关锁国所造成的信息滞后局面，重新开眼看世界。随着世界知识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传统士人头脑中以地域和文明中心自居的传统夷夏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关于疆域、民族和国家等的近代意识开始萌生，实已酝酿着中华民族由自在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过渡。历史必变、今胜于古的史学观念，在救亡思潮和激励民心的双重推动下，被投射到历史编纂领域，并以今文经学为媒介，逐渐与近代进化史观衔接起来。当然，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的新变化，主要体现于书写对象和范围即编纂内容层面，其他方面的变化尚较为零散。历史编纂学真正发生体系性变革，与 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大致保持同步。准确地说，新史学典范的建构，正以历史编纂学为主要载体。梁启超等人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二十四史”，而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章或著作，都旨在“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绪论。此后，以新史学为理论指导所编纂的一系列中国通史（多为历史教科书），其目标均指向重构中国历史的书写体系。故而，只有从历史编纂学视角加以观察，我们才能发现当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即推倒以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这一结构性变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将历史编纂的主导权从官方转移到私家手中；确立进化史观在编纂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以国家主义、社会视野重新厘定历史编纂范围和内容；突出国民意识，转变历史编纂的价值取向；广泛采用章节体等新式体裁以及史论结合的叙事新模式。与“文明史”编纂同时兴起的，还有革命史和亡国史的编纂。这是因为，甲午战败以后的经世目标，不再停留在重新认识世界层面，转而探求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带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国家崛起，以挽救愈演愈烈的亡国危机并最终让中国跨入世界文明行列。世纪初的这场重写国史运动，是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争得应有位置及最终崛起而服务的。历史编纂学迎来第三次繁荣局面，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产生了为数众多、质量上乘、各具特色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著作，而且在编纂理论、方法和形式等方面达到新的高度，突破了早期风格较为单一、内容较为简略的局面，呈现竞相斗艳、欣欣向荣之势，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表征。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入侵将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再次推到高点，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成为众多爱国史家的共同选择。不少原本以历史考证为旨归的史家纷纷进入历史编纂领域，顾颉刚在通史编纂方面的构想与实践，就极具代表性。相较侧重于事实还原的历史考近代还出现了“经世文编”编纂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共产出十几种著作，总字数多达三千万，被誉为近代“六大世风”之一。时人曾谓：“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介绍新：埃及近世史，新民丛报 年版，第 页。），证而言，带有系统性的历史编纂显然更能发挥教育民众的作用。尤其是具有广泛社会传播度的通史编纂，最能彰显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并通过梳理历史演进脉络阐明当下及未来应走之路，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极为符合时代的需要。当然，历史编纂学能够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也是民国成立以后史学多元发展和积累的结果。一方面，新史学继续发展，由史学思潮转为史学流派，其所倡导的史学理念得到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先后开始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也纷纷被引入中国，形成三大干流加满天繁星的格局。这些变化，都在历史编纂领域得到体现。上述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过程，充分说明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变易，是与西方的侵略程度以及中国社会变化相辅相成的，经世目标决定着变易的内容和程度。随着中国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接轨，历史编纂学的学科范式与古代相较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编纂机制、编纂思想，还是编纂内容、话语体系等，均已分属不同的史学体系。但是，不能把这种转变概括为西方历史编纂学取代中国历史编纂学，更不能得出传统历史编纂学已经消亡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历史编纂学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史学体系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这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带有浓厚民族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坚持民族风格：历史编纂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历史编纂的重心不在于对某一事实的考证，也不在于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而是在考证和研究的基础上，遵循某种理论对长时段的历史加以系统和整体的解释，建构起宏大的历史框架和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被称为“修史”或“著史”，以通史、断代史、专史为主要表现形式。学界基本认可历史编纂在晚清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对其在民国史学中的地位则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在以考证为宗旨的“新汉学”兴起以后，原本以编纂为核心的新史学被“腰斩”，历史编纂也被历史考证或历史研究所取代。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民国时期的三大史学流派中，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十分重视历史编纂，分别以进化史观（后期衍生出综合史观）和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建构各自的历史解释体系，撰成带有系统性的历史著作。历史编纂学的地位，并未因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而降低，相反，中国史学的历次重大理论变革，几乎都以历史编纂为载体。史观领域的体系性创新，终究要落脚到历史编纂之中。而且，近代历史编纂学基本延续了古代历史编纂学的结构，继承和发扬了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陈其泰先生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概括为六点：“名山事业”：史家强烈的使命意识；朝政大事：保证历史记载长期连续；体裁丰富多样：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展现；体例精当，匠心运用；古代史家的信史追求；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仔细对比就会发现，这些传统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过程中，仍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梁启超曾谓：“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这段话内涵丰富，但主要指向中国史书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以及记载连续。这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产生与“殷鉴”观念直接相关。以史致用，成为中国史学最突出的特色；使命意识，则成为中国史家最鲜明的品格。近代以来，官方和私家修史都以各自的方式为应对民族危机、传承民族文化作出贡献。官方修史作为晚清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面临内忧外患、资金短缺等困境，但仍维持了相当规模。史馆于艰难处境中仍在“存史”方面取得可观成绩，足以证明清廷对修史传统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官方修史仍是晚清史学重镇，并非可有可无。至于“资治”方面，晚清官方修史也在尽力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不断发生的时代变化，对内主要体现在则例编纂改革过程中致用思想的凸显，对外则主要体现在中外交涉历史的编纂。筹办夷务始末与各国政艺通考，就是当时最能体现晚清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两部官修史书。民国时期的官方修史，虽然随着君主制的终结和现代史学机制的建立而失去了往日风采，但亦在历史编纂方面取得可观成绩，清史馆纂成清史稿，国史馆则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中华民族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在民国动荡的年代一直产生回响，显示出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私家领域的修史，则引领了适应时代变化的史学新风。不管是近代早期的边疆史和外国史编纂，还是 世纪初期的“文明史”编纂，抑或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 第 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纂，无不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两者还具有史学范式转换的意义。“通史家风”的传承证明现代史家仍把著史看作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留下了许多佳话。比如，张荫麟继承梁启超之志，撰成享誉中外的中国史纲，就很有代表性。除史家的使命意识之外，历史编纂学的“审美”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继承和发扬。文心雕龙史传篇曾把史学之美概括为真实之美、结构之美和文字之美，三者都内嵌到现代历史编纂学体系之中。历代史家无不具有信史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