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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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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 年间 云南 压盐致变 盐政 改制
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李 伟 摘 要:康熙中叶,在云南,食盐的官运官销制度逐渐形成。行之日久,积弊难返,自乾隆中期以后,云南盐课常亏,盐务官员为了完课免责,私自加煎加销,派压余盐。至嘉庆二年,迤西数十府州县爆发了聚众抗官的事件。为了解决盐政败坏所导致的财政亏空和社会危机,云南地方主要盐务官员奏改盐政,经户部议准,实行民运民销制度。嘉庆朝之云南盐政改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灶商民之间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对清代中后期云南盐政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云南“压盐致变”官运官销 民运民销 盐政盐业在云南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裕国课,“天下之赋,盐居其半,而国用军兴胥仰给焉”;下苏民困,“民生日用,不可一日阙者,布、帛、菽、粟、水、火而外,惟盐最急”。清代前期,大量汉族民移居云南,不仅为盐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也为盐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滇盐业的长足发展,盐井产额及盐课税收都超过了以往各代。康熙中叶,食盐的官运官销制度逐渐在云南形成,但行之日久,弊端丛生,官盐壅滞,盐课常亏,故有勒派“烟户民”之事。小民抵销无效,控诉无门,便铤而走险,嘉庆二年(1797),迤西数十府州县爆发了聚众抗官的事件,史称“压盐致变”。以往对“压盐致变”事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该事件对清代云南盐法变化的影响方面,其中的一些人物事迹或在古籍评介中有所提及。因此,关于云南“压盐致变”事件和盐政改制的研究,仍有进一步延展的空间。本文主要就“压盐致变”事件爆发的原因和特点,官府对此事件的反应与处置,以及盐政801康熙 黑盐井志 卷5 盐法,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 684 页。道光 云南志钞 志抄 2 盐法志,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 第 11 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 465 页。董咸庆:清代云南盐务制度,云南大学历史系编 史学论丛 第 4 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赵小平:清代云南盐政探析,曾凡英主编 盐文化研究论丛 第 6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武晓芬: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4 年第 3 期。盛茂产:力主云南盐政改革的谷际岐,盐业史研究 1995 年第 4 期;师伟:师范 滇系 的编纂与价值,红河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5 期。改制的实行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一 云南盐政弊端:“压盐致变”事件的原因清初,清廷未能对云南进行有效管控,盐法方面采取了松散放任的管理方式,且因云南各井所在地域不同,行盐之法也就各异。顺治十六年(1659)之前,吴三桂尚未镇守云南,主要盐井由井官负责办理,实行以官四灶六或官三灶七的盐课征收标准,所余部分归灶户自卖充作薪本,如顺治四年(1647),黑盐井提举张逢嘉按照官四灶六起课,“官抽盐二十四万斤,运省变卖作课;灶存盐三十六万斤,在井变卖作本”。顺治十六年十月,清廷命吴三桂移镇云南,掌管云南一切兵马,题定云南不行部引,按井给票,盐法遂由官灶分成转变为编票行销,并明确了灶户薪本、产量及商贩的行盐区域,“按户销盐,计口授食,自吴三桂谋逆始作俑”。派夫压盐的弊病,实始于这种编票行销的方式。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加大对云南的开发和治理力度,对食盐的管控力度也随之加强,官运官销制度逐渐在云南成形。(一)官运官销制度的弊端与盐务官吏的腐败康熙中叶至嘉庆初年,云南盐制基本实行官运官销的制度,但各盐井实行此制度的时间和力度不同,官府对各井和行盐地方的管控力度也有所不同。然而在此一时期,官运官销制度实施范围逐渐扩大,官府对盐政的主导性也日益增强,并逐步实现了滇盐产、运、销一体的官化。所谓官运官销制度,道光 云南通志稿 载:“向例井官督率灶户煎办,各井出盐定额,按月完纳省仓。其行销之法,则按各府州县户口多寡,酌定额数,地方官备价雇脚,运回地方设店收贮,分发所属铺贩销售此历来官运官销定例也。”此即卤有定数、煎有定额、销有定岸、计口授食。在这百余年时间里,官运官销制度在云南盐务中起到“统驭”作用,官府的盐课税收逐渐增加。但是,官运官销制度本身也存有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滇盐灶户而言,产有定额,按月完纳。然滇盐多为井盐,从井中汲卤煎制,食盐产量由卤质的盈缩所决定。因各井受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卤的质量和产量都是不稳定的,在井卤萎缩或较淡的时候,往往无法按月完纳定额。而且制盐多以柴薪为燃料,“童山渐多,薪价日贵”,在制盐成本增加的情形下,灶户偷漏贩私或直接放弃制盐转向他业,官府所规定的额盐则无法按期完成。第二,对于滇盐商贩而言,销有定岸,不可越界销售,产地与销地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供销关系。行盐区划应根据行盐地方的盐井产量、运销距离及需求等因素来决901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康熙 黑盐井志 卷 5 盐法,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第 628 页。(清)袁文揆辑 滇南文略 卷 8 议,丛书集成续编 集部第 120 册,上海书店,1994,第 562 页。道光 云南通志稿 卷 71 盐法上,道光十五年刻本。定,而云南行盐区划极不合理,如在楚雄府定远县和广通县境内,有黑盐井、琅盐井和阿陋猴井,两县百姓本可就近购买,但两县却划归白盐井的行盐区域,商贩只得从两三百里之外的白盐井贩盐至此。不合理的行销区划徒增盐商贩盐的成本,也造成运销不便,百姓买食困难。第三,对于食盐的滇民来说,计口授食,即各府州县行盐官吏按人丁分派食盐额数。然计口授食,仅以在册人丁进行摊派,并不以人丁数量变化或贫富状况做出相应调整,“按口比销,居民生子女即计口,而病故数十年者不除其籍。又牛一头,比人三口,其牛转卖,则计科买者,而已卖之户亦不除”;且计口之民人丁不一、贫富不均,“小民家口多者,可以照数纳银,若贫民家口无多,余盐未曾食尽,及期催追,前课未完,后派又至,辗转积累,悬欠难偿”。官运官销制度为了遏制盐务官员腐败而制定,以官府整体力量逐渐取代盐务官员对食盐的操控,然经手盐务往往成了各级官吏、胥役的发财之道,盐务官吏的贪腐日趋严重。其一,各井关隘处所设的井兵、道书,本为缉私而查验贩盐票引,后逐渐成为盘剥贩商之便利方式,“凡兵调换,亦索路夫,需供酒食,而民苦无从诉矣”。其二,待盐运至各州县之销盐官店,分销小吏则缺斤短两,“省店家人、商役,每多重秤大戥,所以每百斤之盐名虽三两一钱,实则三两三四钱矣”。待盐分发至里甲,乡保甲长也从中渔利,“发盐之时,由官店而发交于乡保,由乡保而转交于火头小甲。收课之时,由火头小甲而转交于乡保,由乡保而汇交于官店。盐则递发而渐少,课则递收而渐增”。由上可见,各级盐务官吏层层压榨,相互勾结,中饱私囊,多视盐务为利,这也成为后来云南官民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二)灶商掺和沙土以敷超额,贩卖私盐行销肥己康熙二十八年(1689),云南巡抚石琳上疏曰:“滇之灶户,从井汲卤,始方锅煎,其柴薪,背负肩挑,人力、工本所费既繁,又复加以重课,则灶困矣。”滇盐多为开采矿汁或井卤,以柴薪为燃料进行煎制,成本较其他地方高,“论成本,则晒为轻,煎之用草荡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则工本愈重”。有的盐井制盐成本竟超过盐价的一半,致使灶户近乎无利可图。滇盐各井灶户又鲜有富商巨贾,多为“煮卤代耕”之民,他们无资开采,往往相约合伙集资或由官垫薪本开采。在官运官销制度创行之初,“灶011清史论丛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9 盐务考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 7 册,第 159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2 页。(清)师范:论滇省利弊,丛书集成续编 集部第 153 册,第 110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49 页。详见(清)屠述濂 请改云南盐法议,皇朝经世文编 卷 49,岳麓书社,2004,第 659 660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2 页。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123 食货四,中华书局,1976,第 13 册,第 3604 页。户所领官给薪本敷裕,交足额盐之外,尚有余盐;官售额盐,扣还脚价之外,尚有余课”,官灶两利。随着财政亏空越来越多,官府往往无力垫付或拖延煎盐薪本。灶户无本制盐,更无力加煎,只能掺和沙土以敷超额,“因薪价日昂,原定薪本,实有不敷,灶户无项赔垫,不得不掺和沙土,以低潮充数交官”。此外,滇盐运输成本甚高,为了获利,多数商贩贩卖私盐、行销谋利。云南各盐井多处于崇山峻岭之中,道路崎岖,悬崖挂壁,仅以白盐井为例,“冬春二季,人畜犹可鱼贯徐行,若至夏秋,霪雨滞浸,群峰漱流,道崩桥圮,则往来不通,井地罹绝粮之忧,西迤有淡食之苦”。运盐方式基本为人背马驮,因此脚费陡增,“煎煮有菹薪之费也,挽运有牛马之劳也,以视夫出于海、载于舡者径庭矣!此滇之盐政所以异于淮浙之盐政也”。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启隆任琅井提举司,在 议减井价详 中推算琅井贩商脚费为三两九钱五分三厘,运至昆阳总店的卖价为三两八钱,从琅盐井贩至昆阳运盐百斤,仅得一钱五分三厘。且各处关卡林立,“商人领票运盐,文书辗转,所经衙门无不索取浮费。商人运销盐斤,从井场到销地,沿途关卡林立,节节稽查,处处盘验,所过关津诛求无厌”,层层盘剥,亦增加运输成本。各贩商扣除运费、浮费等项外,近乎无利可图,为了从贩盐中谋利,他们不得不勾结灶户井员,“私买额外余盐,行销肥己。灶户利于卖私,益滋偷漏”。商贩还买通各处缉私关卡,分起行走,夹带私盐,以实现行销谋利。灶商掺和沙土、贩卖私盐的这些手段,不仅造成食盐质次价昂、官盐壅滞,也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了诱因。(三)清缅战争导致云南盐课积欠,盐务官员绞尽脑汁填补亏课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土瘠民贫,边务吃重,常年需他省协饷,财政极为困难。清缅战争(1762 1769)爆发后,据云贵总督彰宝等奏报的军需银数清单可知,各省分八次协滇军需银 1372.18 万余两。在清缅战争中,云南省地方财政也耗费巨大,对缅所需军费多从盐课收人借支,“滇省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三十四年(1769),各属承办军需。遇差务紧急,未及赴司领项,多系借支盐课”。乾隆三十七年(1772),云南巡抚诺穆亲奏报:“应征乾隆三十五年分并三十一、二、三、四等年旧欠盐课薪本111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355 初彭龄传,第 37 册,第 11302 页。(清)屠述濂:请改云南盐法议,皇朝经世文编 卷 49,第 660 页。乾隆 白盐井志 卷 4 艺文,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第 493 页。康熙 黑盐井志 卷 5 盐法,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第 684 页。康熙 琅盐井志 卷 3 艺文,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第 1091 页。何珍如:清代云南的盐务缉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总第 6 期,1984。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355 初彭龄传,第 37 册,第 11302 页。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第 323 324 页。清高宗实录 卷 920,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壬辰。盈余等项,共未完银三十六万余两。”后任云贵总督富纲奏称:“从前按额销盐,依限解课,原无堕误,自缅甸军务以后,遂有随盐亏课之事。”可见,云南盐课积欠应是清缅战争中借支所引起的。为了完课免责,追回或填补盐课积欠,成为云南各层官员极为头疼之事。为此,户部及云南主要盐务官员提出以下解决办法。一是官员分赔。乾隆三十七年,积年堕运、堕销欠课至 5.78 万余两之多,上谕:“所有此案应追银两,除按历任各员名下勒限严追归款外,如完不足数,即着于彰宝名下,分赔四分,诺穆亲名下,分赔六分,以清款项。”因此法易致经手之官免责,“于事理殊未平允”,现任官员多无力赔付,最终归于失败。二是分年带销。乾隆三十七年,云南巡抚李湖上奏:“从前堕运、堕销盐数,实计五百五十五万二千三百九十九斤应将各属堕运不及三分以内者,限一年销完;其在应销年一年半以上者,分限二年;逾于应销年额者,分限三年;倍于应销年额者,分限四年。”然而,云南各盐井当年所产亦无法销完,分年加销难上加难。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堕运、堕销各款分限八年带销,而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等年盐课积欠又有四十余万两。因此,分年带销也归于失败。三是年清年款。乾隆四十四年(1779),李侍尧上奏云南积欠盐课系承办军需挪用所致,事经多年,历经多手,积欠相沿,无法追回,“与其追究已往,徒倭之空言,自不若整饬将来,使不蹈覆辙。从此年清年款,不令丝毫亏欠,盐务自日有起色”,然而仅过半年,户部又奏称云南盐课积欠,此法也未能奏效。四是养廉内摊。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廷派福康安查办云南盐务,福康安等奏:“清厘积欠盐课,请将旧欠无着银三十二万余两,在于通省养廉内摊扣归款等语。”这无异于从虎口夺食,亦无法奏效。二“压盐致变”事件过程与爆发特点嘉庆帝即位后,认为“彼时各该督抚等冀图朦蔽,多系设法挪移弥缝掩饬”,因此主张认真核查亏空以填充国库。户部规定了各府州县每年运销盐斤及征课额数,对盐务官员的考成主要涉及产盐、征课、销引及缉私等方面,并立有盐务官员考成完欠的处分章程,考成情况便成了盐务官员升迁或奖惩的重要指标。嘉庆帝下令严格清查各省财政亏空问题之后,从云贵总督至各井官员骤然面临巨大的考成压力。为了弥补巨额盐课亏空,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各井官员及各府州县官员层层催课,逼迫灶商211清史论丛清高宗实录 卷 901,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壬子。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6 页。清高宗实录 卷 906,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丁卯。清高宗实录 卷 920,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壬辰。清高宗实录 卷 1089,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丁丑。清高宗实录 卷 1123,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戊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第 4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 107 页。加煎加销。“产盐州县的官员们只得配合上级,将新增税收摊派到盐课中,想办法多卖盐、强迫民众购买超出日用所需及家庭经济负担能力的盐,以达到短期内多征收三十多万两盐课银的目标”,食盐的供应大大超过了小民的需求,抵销无效,控诉无门,遂致民变骤起。(一)“压盐致变”事件的爆发过程在官运官销制度下,各地府州县通过压盐的方式,“每属设一司事压之,充是役者,互赔累顷家人,谓之黑盐头。于是按户分摊,计口授食,有添一丁者,三日必报官,如数压以盐,否则罚民”。许多百姓无力购买,曾试图上告至官府,然官府袒护产销府州县的官吏,并没有解决此事。“而州县的挟私恨者,亦深以人民为仇,追迫愈急,或杖毙于庭,或拘死于狱,四民呈控督抚,督抚不理,仍批归州县”。百姓既无力承担摊派的额盐,又申诉无门,遂激起迤西、迤南一系列地方之民变,尤以迤西“压盐致变”事件为甚。“压盐致变”事件爆发时间为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最早爆发地点主要为蒙化、太和、邓川、赵州、云南、永北、鹤庆、浪穹、楚雄、大姚、元谋、定远、禄丰十三府州县。道光 定远县志 载:“一家人丁众者,正额课银未能缴清,而加销、带销、闰月之课款又至,种种追呼,民不堪命。有弃出庐逃之远方,累及族人、连及保长、保正,贷征倾家荡产,愁苦万状。”民国蒙化县志稿 载:“清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乡民余黑胡等,因盐致变与太和、邓川、赵州、永北、云南、鹤庆、浪穹、楚雄、大姚、元谋、定远、禄丰等处同日反黑胡等始聚众缚官亲、门丁、蠹书、凶役及本地绅衿之为害者,挖眼折足,或积薪焚之,惟不戕官。后事平,杀黑胡等七人,徙数人。”迤西多地百姓通过聚众抗官、殴毙差役、焚烧房屋等方式,发泄对行盐府州县官吏及压派烟户盐的不满。自蒙化、太和、邓川等十三府州县民变爆发之后,迤西一带其他府州县也相继发生类似事件。谷际岐任云南巡抚后,于嘉庆四年(1799)在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 中奏言:“且近省及迤西一带,几五十州县,不约而同,诚边省从来未有之大变。”时任剑川州学官的师范听闻此次事变,将其记录在 滇系事略 中:“嘉庆二年311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马健雄:“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社会 2018 年第4 期。压盐,又称“压派烟户盐”“按甲押派”,即以人丁为据,强制摊派百姓购买价昂质劣的官盐。民国蒙化县志稿人和部 卷 7 寇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 第 80 册,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9,第 130 页。刘隽: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1933 年第 1 期。道光 定远县志 卷 3 盐政,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第 175 页。民国蒙化县志稿人和部 卷 7 寇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 第 80 册,第 130 页。(清)谷际岐: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丛书集成续编 集部第 153 册,第 533 页。三月之二十三四等日,蒙化、太和、邓川、赵州、云南、永北、鹤庆、浪穹、楚雄、大姚、元谋、定远、禄丰等处,以压盐致变,缚官亲、门丁、蠹书、凶役及本地绅衿之为害者,挖眼折足,或竟投于积薪中,惨不可言。”此次事件史称“压盐致变”,又称为“压盐政变”或“滇西盐案”。迤西“压盐致变”事件爆发之后,迤西道李亨特闻变驰往,出示了禁止各府州县官员压盐派夫的禁令,并以擒拿为首者相威胁,民变之众方散去。一些府州县官吏采取了劝返薄惩之举,如姚州聚众抗官的民众达到了数千人,贡生王元旦、廪生徐斯茂、生员官宗贤三人向民众陈诉利害,极力劝阻,民变之众被说服,方散去。大理府宾川州因压盐导致民变,大理知府木着前往察看,当时民变之众手持器械当道阻挡,后来知是知府木着亲往,民众才都伏地哭泣,痛诉派夫压盐之苦,木着极力引导,仅取为首者从轻惩罚。时任云南巡抚江兰则对事变匿情不奏,把此事件的起因定为贩卖私盐相斗杀,“构者必历数其害民实迹,取其亲供,然后肆毒氛稍平,摘办十许人,以贩私仇杀,会奏定案”。(二)“压盐致变”事件的爆发特点“滇省盐井颇多,必以黑、白、琅三井为首”,白盐井“居滇盐五分之一,其维系于滇者亦五分居其一”。清代前期,白盐五井行盐地方主要为:“太和县、赵州、云南县、邓川州、浪穹县、宾川州、鹤庆府、蒙化府、永北府、楚雄府、镇南州、南安州、广通县、定远县、姚州、大姚县、和曲州、禄劝州、元谋县、易门县、罗次县、富民县等二十二州县。”然而,此次“压盐致变”事件最初爆发地十三府州县,全部由白盐井行盐,这也成为此次事件爆发的一大特点。何以迤西聚众抗官事件在白盐井行盐地方爆发?其原因有三。其一,从食盐的制造成本和方法来看,白盐井所产食盐价昂质劣,易掺沙土,容易滞销。楚雄府境内黑盐井、白盐井、琅盐井皆是每百斤费柴三百余斤,黑盐井每斤约煎盐三两有零,琅盐井则每斤约煎盐三四两,白盐井每斤煎盐仅二两,白盐井食盐产盐率最低,制盐成本则最高,盐价日增。且黑、琅井盐是在大锅中压实后烘烤,质地坚硬,掺沙土不易,而白井盐只在竹篓中滤干后以手工揉成团盐,质地松软,便于411清史论丛(清)师范:滇系 卷 3 事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 156 页。光绪 续修白盐井志 卷 11 轶事,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第1017 页。王文成等辑 滇系 云南经济史料辑校,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第 25 页。(清)师范:滇系 卷 3 事略,第 156 页。乾隆 白盐井志旧序,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第 395 页。乾隆 白盐井志 卷 2 课程,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第 446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9 盐务考三,第 7 册,第 209 页。掺沙土。白盐井食盐价昂质劣,必然招致行盐地方百姓的抵销。其二,从行盐地方人口结构来看,白盐井行盐地方人口密度相对小,额盐行销困难。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白盐井行盐地方中,楚雄府由6.85 万人增至38.44 万人,蒙化府由4.43 万人增至12.61 万人,永北府由1.20 万人增至 5.89 万人;黑盐井行盐地方中,云南府由 13.40 万人增至 94.29 万人,曲靖府由7.55 万人增至 44.85 万人,昭通府、东川府未经编丁。对比黑白二井的人口密度和增长变化来看,黑盐井行销省城及迤东各地,人口密度较大,行盐范围广,行销容易。而白盐井行销地方人口密度较小,行销地狭,行销较为困难。为确保完成行销定额,白盐井只有加大压盐力度。其三,从迤西三大盐井实行官运官销制度的时间来看,“不同盐井实行官运官销制度的时间不同,在生产、运销过程中,官府参与程度不一,白井实行官运官销制度的时间较早,琅井和黑井实行时间较晚,黑井直到雍正时期才开始改变其运销制度,其他盐井实行官运官销制度的时间也不同”。由于白盐井的产额、行销地及贩运路线等诸多因素,白盐井较早地实行官运官销制度,此制对白盐井行盐地方的影响最为深刻,“州县勒令 烟户 案领,责之乡保总领压散,穷民所食无几,而加倍给之,豪强之家则不敢及此白井行盐之弊也”。综上所述,白盐井所产食盐价昂质劣,行销地少,在官员逼迫灶商加煎加销的压力下,白盐井行盐地方压盐的力度也大大增强。因此,白盐井的行销之地较其他盐井最易爆发民变。虽然此次迤西“压盐致变”事件最初在白盐井行销地爆发,但在这些地方所爆发的民变,也普遍反映了当时云南其他盐井及其行盐地方所存在的盐政问题。三 云南盐政改制内容与影响在“压盐致变”事件爆发之前,清廷及云南地方官员已认识到云南盐政的弊端,并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批准云南革派烟户痼弊;雍正元年(1723),革去上下一应陋规,不许督、抚、盐道等官赴井煎盐,居积买卖;雍正五年(1727),定滇盐减价增薪;乾隆元年(1736),裁汰盈余,平减盐价;乾隆四年(1739),免除白、琅二井节礼及黑井锅课银两;乾隆二十九年(1764),黑井、白井增添薪本银;乾隆四十五年(1780),裁各守道分管;等等。但这些措施无法解决由官运官销制度所带来的弊病,为了完课免责,加煎加销、派夫压盐成了云南各级官员解决盐课积欠的良方,“制度的僵化带来的是官僚的繁重的考成压力,并且被不断转嫁给人511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李群编撰 盐不由衷 琅盐井历史新探,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第 146 页。马汝珩、成崇德主编 清代边疆开发 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 477 478 页。刘建莉:试论清初云南盐政制度的演变,盐业史研究 2018 年第 2 期。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49 页。民群众,激化社会矛盾”。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迤西、迤南爆发了一系列民变事件。在“压盐致变”事件爆发之后,云南主要地方官员奏称民变实因官员压盐派夫所致,旧制官运官销制度积弊难返,盐政改制势在必行。(一)“压盐致变”事件的上奏与盐政改制的提出嘉庆初年,谷际岐由福建道监察御史升任礼科给事中,他听闻家乡大理府赵州发生了聚众抗官事件后,便采访人京滇人,详察民变始末,写成 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滇省盐法宜改以便民疏 等折。如谷际岐在 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 奏折中指出:“近则私行加额加课,任意短秤倒收脚价,剥削太甚。其加额之法,与井员私煎及买灶户余盐,私派各州县转卖,办课人己。而各处官店发盐,任意短扣,积零成多。各处情形不一,大约正盐一倍,课几化作三倍。”谷际岐认为,迤西“压盐致变”事件实因官员私自加煎加销、派夫压盐所致。嘉庆四年,谷际岐门下士初彭龄出任云南巡抚,他也认为迤西一带民变由派夫压盐所致,因此奏称:“额盐积压愈多,于是州县又有计口授盐、短秤加课之弊。烟户无论男女老幼,皆应交课,穷困已极。迤西一带,遂至聚众抗官,毙差焚屋。”迤南道屠述濂也云:“春课未清,夏课又紧,鞭笞不惜,堕欠仍多。从前民力稍宽,姑忍剥肤之痛,近日民力已竭,各怀走险之心。前岁迤西、迤南各属纷纷蠢动,已有明验。”他认为迤西、迤南一带皆因盐课亏空,官员欲顾考成,勒派烟户盐,遂至民变。盐政危机不仅影响到了官府的盐课收人,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便民裕课”,云南主要盐务官员认识到盐政改制势在必行,在盐政由官运官销改为民运民销的意见上基本达成一致。因而云贵总督富纲上疏言:“查旧定章程,原系官运官销,故经手书役得层层舞弊。经臣体察,似应酌量变通,改令民运民销,归井收课。”云南巡抚初彭龄上疏附议云:“窃思滇盐官运官销,积弊难返,应如督臣所奏,改为就井收课,听民自便。”迤南道屠述濂也附议云:“自应亟筹长法,俾民无压派之累,课无堕误之虞,方为尽善。查川省盐法章程,现系定额招商,赴井买盐,配引完课,任便运销。即滇省所属之东川、昭通二府之销川省边引盐斤,不经地方之手,百姓随买随食,行之日久,甚属相安,似应仿照办理。”晋宁廪生徐昭受在 盐法议 中云:“从前611清史论丛谢祺:官僚腐败问题与清代云南盐政“官运制”的兴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清)谷际岐: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丛书集成续编 集部第 153 册,第 533 页。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355 初彭龄传,第 37 册,第 11302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8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6 页。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355 初彭龄传,第 37 册,第 11302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7、158 页。不法事,仰蒙禁革,改定民运民销,不限地远地近,法立于公,为利斯溥,盐法之良,无逾于此,其大体固若是也。”云南地方官员提出的盐政改制意见,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嘉庆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户部议覆:“初彭龄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即给事中谷际岐条奏亦以民运民销为便,但一切更定章程必当筹划周详,便民裕课方为尽善。”(二)嘉庆云南盐政改制的主要内容经户部议准,滇盐以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为原则。此后,云南巡抚初彭龄与迤南道屠述濂、盐道伦敦柱等又商议详细的改革章程,其主要内容如下。其一,产制方面实行灶煎灶卖。在官运官销制度下,官垫薪本,卤吏按灶丁分配卤汁,灶户煎盐有定额,灶户与商贩不能自由买卖。嘉庆盐政改制后,由官垫薪本改为官不垫薪本或官借薪本,待灶户盐制成后,于盐价内扣还,“贫乏灶户无力储薪者,仍由官借给薪本,俾资应用”。灶户自煎自卖,便可自由卖与商贩,盐价由灶户与商贩自由议定,盐官并不干涉。其二,运销方面实行民运民销。在官运官销制度下,行盐地方官府备价雇脚,规定商贩运到指定地点,由各行盐之府州县设立官店销售,“分发所属铺贩销售”,划定各井行盐地方,计口授食。盐政改制后,商贩平民皆准运销,“不分井口,听民贩运”,按引缴课后,“远近听其所之”,并无销岸限制,盐价由灶商自行议价,“卖价听从民便”。新盐政对各盐井调剂问题也做了进一步规定:“如有销数不足之处,即以溢销之井拨补。若拨补之外,尚有赢余,即照关税事例,尽收尽解。”其三,征课方面实行就井征课。屠述濂在 请改云南盐法议 中奏议的盐政改制的产额与盐课,后经户部议准,即:“每盐百斤征课银七钱五厘一毫二丝零,公费银一钱五分三厘三丝九忽零,经费银一钱四分一厘一毫零。”在产额与盐课议定之后,由云南盐法道编号钤印,加盖巡抚衙门官印,设立引纸,每引一张,配盐三百斤,发给各井井官。商民缴课之后自由定价,不限销岸,自由贩卖。每张配盐三百斤,征收正课银、共廉银、经费银共计二两九钱九分七厘八毫五忽零,每一百斤盐征课近一两。又,滇盐商贩多为小本小利,少有凑足三百斤课价者,后来为此续设五十斤小票,并按各井情形,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配搭销。其四,缉私方面实行票引制度。商民贩盐在各井井官处缴课领票,每张引纸载明商贩的籍贯姓名。商贩从灶户买盐后运盐出井,各盐井于要隘设立关卡,派驻井兵、711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8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第 4 册,第 460 页。盐务署纂辑 清盐法志 卷 276 云南三场产门,1920。上述引文见道光 云南通志稿 卷 71 盐法上,道光十五年刻本。道光 云南通志稿 卷 71 盐法上,道光十五年刻本。道书等负责查验,盐票相符者,方准挂号放行。同时,各盐井加大了缉私力度,“督饬井员查禁灶私偷漏,并严饬迤东之曲靖、开化、临安等府文武,派拨兵役,于各要隘认真巡缉,如有川、粤私贩侵越人境,即行擒拿报解。傥敢懈纵,严参究处”。清史稿 对此次云南盐政改制概括道:“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匀算摊征,有余作为溢课,侭征侭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三)嘉庆云南盐政改制的影响此次改制自嘉庆五年(1800)开始试行,于嘉庆八年(1803)形成定章。章程确定之后,“云南盐井黑井、新井、沙卤井、白井、安丰井、丽江井、老姆井、琅井、安宁、新洪二井、云龙井、阿陋井、草溪井、只旧井、抱母井、香盐井、按版井、恩耕井、景东井、弥沙井、磨黑木城安乐三井、石膏箐井,共计三十四井”均实行此章程。经过“压盐致变”事件后,清廷对云南盐政在生产、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改制,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对清代中后期云南盐政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其一,新盐政通过实行灶煎灶卖、民运民销的产销制度,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一概听民办理,极大弱化了官府管控的力度,增强了灶商产销的积极性,在短期内缓和了官、灶、商、民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因盐政败坏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盐务官吏就井征课、核查缉私,减少了官员胥吏染指盐务的环节,“一切运销,事不经官,非但家人、胥役莫能滋弊,即不肖州、县官,亦丝毫无从染指”;也减少了官府的财政支出,“原定薪本脚费,均无庸官为开支,而各州县店费概可裁汰”。灶户自煎自卖,与贩商自由议定盐价,收盐不限井区,为了获利更多,自必生产质优价廉的净盐以增销路。运销自由,听民贩运,商贩自不敢掺和沙土、缺斤短两,小民更易获得质优价廉的食盐。盐政改制实施之后,因盐务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得到缓解,“令下后,缧绁之苦绝于道,暮夜之呼绝于门,举三十年之黑雾积阴嚼然得睹天日,虽深山穷谷中之老妇孺子,无不曰:今活我!今活我!”其二,嘉庆盐政改制后实行就井征课及票引制度,并未有效解决云南盐课亏空及私盐泛滥问题。为了获利更多,各井互争销路,导致恶性竞争,“各井互争销路,讦讼不休,卒为之相地划分,俾令各安煎办”,这不仅破坏了盐业市场的正常秩序,还使811清史论丛刘隽: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1933 年第 1 期。盐务署纂辑 清盐法志 卷 283 云南十缉私门,1920。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123 食货四,第 13 册,第 3615 页。道光 云南通志稿 卷 72 盐法下,道光十五年刻本。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7 盐务考一,第 7 册,第 157、158 页。滇中锁记,“压盐致变”条,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 第 11 卷,第 263 页。新纂云南通志 卷 149 盐务考三,第 7 册,第 214 页。得盐课无法得到保障。咸同年间,迤西爆发了杜文秀起义,杜文秀起义军与清军为了争夺迤西盐井的控制权,曾多次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盐井几易其手,双方都视盐利为军需、财政的来源。在多次战争中,迤西盐井破坏严重,“军兴以来,各处盐井或为回逆盘踞,或为武弁把持,地方糜烂不堪,课款无从征解”。因此,嘉庆云南盐政改制后,云南盐课亏空仍然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此外,尽管官府加大了缉私力度,但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私盐人侵。“自改章后,私盐尤多,而诸井或常缺额,又在迤西、迤南。其东北隅食川盐,东南隅食粤盐,至难如期”。清末,英法等帝国主义加紧对云南的人侵步伐,纵容交缅私盐冲击边境市场,“惟开化、广南以及中甸、维西、腾越、龙陵各边岸,外私充斥,运价奇昂,商贩皆以赔累为惧,不敢承运”,食盐市场逐渐为交缅私盐所侵夺。面对如此局面,清政府除了在边境加紧缉私外,还在交缅边岸改行官运官销制以抵外盐人侵,内岸则仍行旧制。综上所述,在“压盐致变”事件爆发之后,清廷在云南通过盐政改制实行灶煎灶卖、民运民销的产销制度,这对长期以来实行官运官销制度所形成的官、灶、商、民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也缓解了因盐政败坏而可能所引发的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但是此次改制并没有解决云南私盐泛滥的问题,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云南盐政存在的盐课亏空问题。结 语清代云南盐政制度的改制直接关系到官府的财政税收,历次盐政改制的目的都是保障或增加官府盐课。康熙中叶,云南地方官府通过官运官销制度加强对食盐的管控力度,增加了官府的盐课收人,然盐政弊端也随之显现。乾隆中叶以后,云南盐课常亏,为了完课免责,各级盐务官员将考成压力转嫁给平民百姓,实行层层摊派、私自加煎加销、派夫压盐等方式以填补盐课积欠或亏空,食盐的供应大大超过平民百姓的需求,一般小民无力担负,遂至迤西、迤南各府州县爆发一系列民变事件。其中,尤以迤西“压盐致变”事件最甚,波及迤西数十府州县。事发之后,谷际岐、初彭龄师生二人详察迤西“压盐致变”事件之始末,并通过此事件奏议官运官销之弊,力推云南盐政改制。在云南财政亏空和社会动荡的双重压力下,盐政改制势在必行。嘉庆云南盐政改制由官运官销改为民运民销,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听由灶商自行办理。官府的影响和主导力度有所减弱,而灶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灶商民之间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911嘉庆年间云南的“压盐致变”与盐政改制何耀华总主编 云南通史 第 5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 35 页。盐务署纂辑 清盐法志 卷 282 云南九征榷门一,1920。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123 食货四,第 13 册,第 3624 页。盐务署纂辑 清盐法志 卷 280 云南七运销门四,1920。然而,清代云南盐井属于封建国家所有,井卤分配也由官府所掌控,盐务官员集官商角色于一身,灶商更似官府的雇佣工人,无法真正参与到盐政改制之中,其商业性和能动性大为削弱,始终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求生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盐政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参与管理的官员素质之高低,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吏治废弛,各层官吏皆以盐务为生财之道,官灶商相互勾结从中渔利,败坏盐政。云南历次盐政改制的目的并不是以百姓民生问题为核心、以市场供需为导向,而是保障盐课征收,在此种情形下对运销制度作调整,“只知变法救弊于一时”。嘉庆朝的云南盐政改制,实质仍是地方官、灶、商、民之间的利益博弈,“一举而四善备”在传统社会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已,在多重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云南历次盐政改制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021清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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