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言传统、试策制度与《盐铁论》的文体形态.pdf

2023年 9 月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Sept.2023第5 期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Northwest Adult EducationNo.5吴承学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中提出：“如果我们承认文体谱系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相关，那么，一系列的论题也就相应而生。比如，先秦的礼乐制度与文体产生、秦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文体谱系形成、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文体演化、举士制度与文体演化这些都有待我们去探讨。”1诚然，文章文体形态的确立与变迁与其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政治制度及作者本人的时代性都有直接关联，在开展早期文体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做到“考之以制度”；与此同时，站在政治制度和学术传统的视角下去关照文章文体的产生与发展，也同样有助于建构文章文体的发展谱系和内在规律。在“考之以制度”的方法论作用下，一方面可以推动文体学理论的逐渐成熟与日益发展、为文章创作提供指引，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于文章研究与分析。在西汉初期及以前，文章创作多以实用为主，其文章文体也为后世文章的创作和发展奠定根基、提供范本、明确方向。“盐铁会议”原始议文，就是作为会议记录被留存下来的，说到底，在其最初产生之时，实用性意义占主导地位。“盐铁会议”原始议文经桓宽铺陈推衍后，便成为具有个人创作价值的文学作品，通过考察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统，进而分析盐铁论文体形态的显著特征及其成因，对于研究西汉时期文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查考先秦以来的记言传统与西汉时期的试策制度，对盐铁论文体形态做进一步研究。一、记言传统对盐铁论文体形态的影响礼记玉藻 篇对先秦记言传统有明确记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汉书 艺文志中也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3。可以说，古代史官的记言行为是作为一种职业需求而被长久流传下来的。在这一时期，常见的史官记言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史官将即时性的言论“书于竹帛”，以流传给后世；第二种是史官将需要流传给后世的言论和史实记诵下来并口耳相传，最终整理成简册。因此，春秋时期的史官记言呈现出“即时性”与“延时性”相结合、记“言”与记“语”相结合的特征；过常宝也认为：“春秋时期史官记言是凭个体的自觉，史官还未将这种载录形式视为常规，所以载录与否及如何载录，各国、各时期都不统一。”4可以见得，以春记言传统、试策制度与 盐铁论 的文体形态王婉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盐铁论之文体形态，与其文本来源及创作背景紧密相关。一方面，先秦以来的记言传统使“盐铁会议”的议对内容作为文本被记载下来流传于后世，使其文体形态呈现出典型的记言体特征；另一方面，“盐铁会议”是贤良文学“试策”制度的衍生物，盐铁论中所记载文学贤良一方论辩内容的文本，在文体形态上呈现出典型的制策体特征；又因与会双方论辩激烈，因而使盐铁论文本呈现出记言体、制策体与论辩体相结合的文体形态。关键词 盐铁论；文体形态；记言体；制策体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539-（2023）05-0106-07DOI10.20012/ki.ISSN1008-8539.2023.05.017收稿日期2023-04-10作者简介 王婉婷（1994），女，汉族，甘肃山丹人，硕士，助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06秋史官个体自觉为导向的载录模式，在记录内容的选取方面并无统一要求，各时、各地、各国之史官在载录史实的过程中依据个人认知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和取舍。但可以确定的是，经史官之手，书于丹青、载入史册的内容，于当时而言必然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时，春秋时期史官载录史实的模式也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夏德靠在其儒学复兴与两汉语类文献的演进一文中提到：“先秦语类文献往往是在记言文献、记事文献基础上通过编纂而形成的，其生成以编纂为主，而一些文体的生成也奠基于编纂行为。两汉语类文献部分地继承这种方式，比如韩诗外传盐铁论新序说苑等文献，它们往往是在既有文献基础上通过整理、编纂的方式而形成的。”5正因为盐铁论是在记言文献的基础上加工编纂而成，且全书“二论相订”的行文模式也与先秦时期之“语”以“对话的方式结集存在”的形态特征十分相似，故将其归为“两汉语类文献”的观点是十分可靠的。不仅如此，王永也认为盐铁论受到了先秦记言传统的影响，他在盐铁论研究一书中说：“先秦时代庄子 孟子等优秀散文作品，早已被习惯性地认为是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的对话体散文。受古代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桓宽借鉴先秦散文中喜用且善用对话模式的创作经验，从而真实地展现盐铁会议上论辩双方各自所呈之观点，并从对这些观点评判、分析的基础上成一家之法的创作心态出发，以相与往复的对话模式架构全书，也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首选文本结构方式。”6P220虽然“盐铁会议”的“原始议文”如今已不可考，我们已经无法将作者桓宽的增益之语与原始的会议记录完全剥离开来，但可以明确的是，先秦以来的记言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文献记载、传承和创作，史家记言记事在先，桓宽编纂增益在后，从会议“原始议文”的留存到盐铁论这一“语类文献”的最终成型，无一不受记言传统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在史家记言传统和语类文献编纂传承学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会议的组织者及参与者在“盐铁会议”召开之时，将论辩双方的言论如实记录了下来；而出于对“语”的重视，作者桓宽在“原始议文”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一番增广推衍，并在文章中倾注了个人见解及一些修饰性语言，最终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盐铁论 一书。因而，盐铁论 之根本属性乃是“语”或称“语类文献”，也就是流传于后世的、被记录下来的言论。纵观整部盐铁论，其语类文献的形态特征十分突出，首先体现在文章结构方面。王永在盐铁论研究中说道：“就59篇文章的结构看，作者经常采用的是一种以四段两回合或三段六回合为主要结构方式的结构模式这也就是说，作者桓宽在演绎大夫与文学贤良论争过程的时候，基本上是让每一方的代表人物在一篇文章中出来发言两三次，总量控制在两到三个回合，这应该是作者推衍、增广原始议文之时的一种匠心独运。”6P225全书常由“大夫曰”“丞相曰”“御史曰”或“丞相史曰”作为文章的开篇，再由“文学曰”或“贤良曰”发起回应，全书仅孝养 国疾 救匮等诸篇是由文学、贤良一方发起议论。整部文章虽没有详细载录每位发言人的具体姓名，但却“用概括的手法把六十几位民间代表概括成了贤良和文学两人，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僚属概括成了丞相史与御史两人。这四种人物形象都各有一定的立场，有时更简单地写出了他们的感情和动态。”7因而文章主要内容都是围绕以上几种人物类别的具体发言而展开的。需要注意的是，盐铁论一书某些篇章中存在与“某某曰”不同的发语方式。如盐铁论 本议篇中存在“文学对曰”的特殊体例，这里的“文学对曰”之“对”，实际上是指文学参与“策问”之事。又如盐铁论 刺复篇：“大夫曰为色矜而心不怿，曰”8P142可以看出，此处是作者桓宽的增益润色之语，御史大夫在此番议对中处于劣势，作者便在此稍作增饰，继而描绘出其面容严肃但内心不悦的情态；在本篇中，还有“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御史进曰”9P142的描述性文字，但可以看出，这些描述性的文字所占篇幅不多且有着非常明显的后期加工痕迹，仅以寥寥数言简单描摹人物在说话时的状态或情绪，文章主要内容仍围绕会议过程中所107记载的言论展开。其次，盐铁论文本中还多出现具有训诫意义的言语，这同样符合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特征，与早期语类文献的形式内容一脉相承。尚书序有言曰：“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罗家湘在逸周书研究一书中又说：“逸周书主要是一部记言的史书，其记言文章的体例与尚书相近。”9说文解字言：“训，说教也。从言，川声。”由此可知，“训”作为 尚书“六体”之一，主要载录训诫和说教性质的言论，在先秦时期的记言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盐铁论一书中同样载录了大量带有训诫意义的言论，如：1.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民于难也。为人父兄者，岂可已矣乎！”（盐铁论 忧边）8P1772.大夫曰：“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盐铁论 地广）8P2293.大夫曰：“儒墨内贪外矜，往来游说，栖栖然亦未为得也席天下之权，御宇内之众，后车百乘，食禄万钟。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饱，非甘菽藿而卑广厦，亦不能得已。虽欲吓人，其何已乎！”（盐铁论 毁学）8P254可以看出，盐铁论中的训诫之语多出自御史大夫一方，桑弘羊作为掌握朝廷经济命脉的重臣，面对来自全国各郡县的六十余名贤良文学，独自舌战群儒。由于朝廷长期对外征战需要花费巨额物资，因此“盐铁官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便有效地为中央回笼了大量的战争经费和政府资耗，但与之并生的乃是普通百姓与朝廷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当御史大夫桑弘羊听到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当他不得不面对战争和各类经济政策带来的社会现实矛盾，当他无力反驳文学、贤良的咄咄逼问，便只能以“训诫之语”来震慑他的论辩对手。会议原始“议文”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些“训诫之语”，作者桓宽更是通过增益修饰，使御史大夫的“训诫”行为被放大，这样的文本特征更加凸显了盐铁论文本本身的记言文献属性。最后，盐铁论 文本中常出现“矣”“也”“乎”“夫”“焉”“与”“哉”等语气词，这同样是语类文献的典型特征。纵观盐铁论全书，几乎每一轮论辩句末都有语气词出现，以盐铁论 周秦篇为例，可以看出，在盐铁论 周秦篇中，御史和文学作为论辩的双方，在每段发言之句末，都加一语气词来作为结尾。实际上不仅是周秦 一篇，盐铁论 一书之六十余篇文章中，几乎每篇都有语气词出现，这更能够彰显其记言文献的文体形态特征。概言之，史家记言记事在先，桓宽编纂增益在后，从会议“原始议文”的留存到盐铁论这一“语类文献”的最终成型，无一不受记言传统影响。不仅如此，该书在文章结构上将全部依照文学、贤良、御史大夫等几类人物的具体发言展开，且御史大夫一方多发训诫之语，经桓宽增益修饰后，其“训诫”部分的言语内容被无限放大，且语末、篇尾多以语气词收尾，故认为盐铁论具有典型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特征。二、“试策制度”对盐铁论文体形态的影响西汉自高祖时期就有自民间选取优秀人才的传统，西汉选取贤才的科目，则“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最多”10。又据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在位期间曾两次颁布诏令，命地方向朝廷举荐贤才，并亲自以“策问之试”对其进行考察。汉书 东方朔传也说：“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3P2841可见，“察举贤良文学材力之士”是西汉时期十分常用的人才选拔方式，这种人才选拔方式有时称“举贤良方正”，有时称“举贤良文学”，该科非“岁举”而为“特举”，即考试时间不固定，在西汉时期，这种人才选拔方式是十分常见的。察举贤良文学的主要内容是举行“试策”，刘勰文心雕龙中对西汉时期的“试策”制度有108着详细记载：“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11P225-226所谓“试策”，实际上就是备选人才根据具体的议题陈述自己的政见，在“试策”过程中，政见得当、道理准确、善于辞令者，最终可被提拔任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经谏大夫杜延年提议，霍光为扭转国内经济政策、掌握财政大权而以昭帝的名义“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3P223，通过举荐的方式从民间选拔了六十余名读书人，来询问民间疾苦，并对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特别是“酒榷”“均输”“盐铁官营”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正如 盐铁论复古篇 所言：“陛下宣圣德，昭光明，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旨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8P85据王利器先生考证：“这次召对（指盐铁会议）是对话和对策同时并行，盐铁论是对话记录对策即取下篇之所谓词，是书面的，对话即取下篇之所谓议，是口头的，对策盖未交到会议上议论，故其人其文不见于盐铁论。”8P5据王利器先生所言，目前所见盐铁论文本仅展现了“盐铁会议”中“议”的部分，“策”的部分类似于现今所言的“命题作文”，是由主试者“对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问题，由应试者作出书面的回答”8P45。吴承学在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中专门对“册”一词进行了注解：“策问，汉代也可称为册。策与册二字可以相通，如汉书董仲舒传中的策问称为册。”8P45由此可知，盐铁论 复古篇中文学所谓“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8P85，实际上就是王利器先生所讲的“对话”和“对策”，也即西汉时期“试策”制度。盐铁论 一书的首篇，即 盐铁论杂论篇，开篇即言：“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疾苦”8P681，对“盐铁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原因进行了简要介绍。与 盐铁论 全书“相与往复”的结构模式不同，本议篇中紧随“惟始元六年”一句的并非御史大夫的发问，也非“文学曰”，而是一句“文学对曰”，王利器先生在此注解道：“对”者，“对策”之“对”，后复古篇：“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旨公车，册陈安危利害之分。”利议篇：“诸生对策，殊路同归。”“册”、策”古通。足证“文学对”为“对策”也。汉书晁错传：“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观策诏之云云，错对曰云云。”这里的“问民所疾苦”即策诏内容，“文学对曰”，即对策也，与晁错传可互参证。汉书萧望之传注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议，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人辞，定高下也。”文选策秀才文集注：“钞曰：策，画也，略也，言习于智略计画，随时问而答之。策有两种：对策者，应诏也，若工召而问之者曰对策，州县举止者曰射策也。对策所兴，兴于前汉，谓文帝十五年举诏天下贤良俊士，使之射策。陆善经曰：汉武帝始立其科。”8P7王利器先生通过援引汉书 晁错传 汉书 萧望之传及文选策秀才文等文献中有关“对策”的记载，认为 盐铁论本议 篇中的“文学对曰”即是“对策之对”，也即是说，在“盐铁会议”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与“察考贤良文学”实际是两项双轨并行的政治活动。刘勰 文心雕龙议对 篇中也曾提到：“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11P225意思是说，有汉以来礼制昌明，“议”作为一种既定的规范，常使士人们的议论能够充盈于朝廷，“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11P222刘勰在这里所说的“对策”和“射策”，其 本 质 都 是 前 文 所 提 到 的“策”（或109“册”），即议论政务，其区别在于“对策”是指朝廷颁布诏令，由皇帝亲自召集士人进行问答；而“射策”则是指从州县选取优秀的士人参与朝廷所举行的策问。在“试策”过程中，政见得当、道理准确、善于辞令者，最终可被提拔任用。吴承学在其论著中提到：“从文体上看，对策可以说是议的别体。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 中把议和对合为一篇加以论述。”1P45由上述材料可知，盐铁论 复古篇所言之“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8P85中的“议”和“册”所反映的就是盐铁论一书中文学贤良方的论辩及对答形式，因文学贤良参与“盐铁会议”及“试策”活动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及选拔目的，故在试策和议对制度的影响下，其引文用典、言语技巧、逻辑结构和所持观点均具有西汉时期“策问体”文章的典型特征，以下将援引文本中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说明。其一，“策问一体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发问，往往是以论带问的，甚至是以论为主，篇末见问，其论本身也是一篇短小的论文。”149，而盐铁论文本中论辩的部分亦有大量的篇幅是由对话模式架构起来的以“论”带“问”的文本样式，这与“策”的文本样式相类似，如盐铁论 地广篇：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爱无私，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学曰：“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县内方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至于五千里今中国弊落不忧，务在边境。意者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诗云：无田辅田，维莠骄骄。其斯之谓欤？”大夫曰：“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硃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文学曰：“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颜渊屡空，不为不贤。孔子不容，不为不圣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8P229-232除上文所引 盐铁论地广 篇外，盐铁论之论儒园池未通贫富毁学褒贤 相刺 殊路 遵道等数余篇文章中皆表现出以“论”带“问”的文本特征。其二，上文已经提到，不论“对策”还是“射策”，其根本目的都是通过“试策”制度参与朝廷选拔，故其内容都常围绕某一特定的问题发出议论，而盐铁论中有许多文章也都具有明确的议对主题，都是围绕某一社会问题或政治经济问题展开讨论，这一文本特质也与“策”类似。如盐铁论 错币篇，是围绕钱币铸造权到底应该归谁所有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盐铁论 非鞅篇，是就商鞅变法的合理性来评价西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再如盐铁论 园池篇，是大夫与文学就诸侯所建之山林园囿的存废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虽然前文已经讨论，认为盐铁论 全书分六十余篇，且每篇都被冠以相应篇题，是由于作者桓宽对“盐铁会议”所遗留下来的档案文献进行了二次加工和重新编排后才呈现出来的文本样貌，但从现存文本内容来看，整部著作中的大部分论辩内容都是围绕某一明确议题展开的，这种围绕某一议题、逐步发起议论的方式与“策文”的议对模式是十分相似的。其三，盐铁论中的部分文本与西汉时期的“试策之文”同样具有“直言极谏”的特点。除上文提到的就某个专门的议题展开讨论的篇目外，盐铁论中还不乏大量文学贤良与丞相、御史大夫相互攻讦的篇目，如刺权篇，文学便毫不讳言地讥刺上层官员“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8P134。文学此言可谓针砭时弊、入木三分，深入地揭示了当时上层公卿大夫朋党勾结、贪鄙腐败的乱象，其言辞之直率激烈，是后世士人所无法比拟的。盐铁论中文学贤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话语激烈毫无避讳，究其原因，当与西汉统治者重视“试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汉书 董仲舒传载录了汉武帝亲自查考贤良文学时所言之语：“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郑。科别其条，勿猥勿并，110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郑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32498汉武帝此言可谓是给予了参与“对策”的贤良文学极大的肯定，认为贤良文学是“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32498之人，后又为贤良文学排除后顾之忧，告诉他们“书之不泄，兴于郑躬，毋悼后害”。也就是说，汉武帝不仅会亲自查看贤良文学所作对策之言，并且会“书之不泄”，也即将对策之言进行保密，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场“对策”与“议论”双轨并行的“盐铁会议”，最终只有与“议文”相关的部分得以保留下来，而“对策之言”却未行于世。由此可知，在“盐铁会议”中，参与会议的论辩双方在议对过程中延续了“试策”的作文套路和体制，因而在议对过程中，其言辞展现出了“以论带问”“议题明确”“直言极谏”等“制策体”文本的明显特征。需要注意的是，通观盐铁论之文本，虽然文学贤良一方的发言内容展现出十分明显的“制策体”特征，但这部分文本的形态特征并不能代表盐铁论整部书的文体属性，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辩证地看待西汉“试策制度”对盐铁论一书所产生的影响，也需要以“制策体”为研究文本的新视角，以期对其有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认识。三、记言、论辩与策问结合的独特形态东汉王充在论衡 案书中评价盐铁论道：“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35这样的论断主要是强调盐铁论中论辩之激烈。从现存文本可以看出，论辩双方在议论过程中针锋相对、畅所欲言、毫不避讳，御史大夫丝毫不因自己身居高位而婉转言辞，相反，他讥讽文学贤良“儒皆贫羸，衣冠不完”8P229，直接向文学贤良一方发起激烈的人身攻击；而文学贤良一方同样不甘示弱，他们直言御史大夫“为富不仁”，又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苦寒，流离于路”8P229的奢腐现实，与御史大夫相比，他们虽然出身贫贱、渴望求取功名利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坦言时弊、鞭挞权贵，而桓宽在“增广推衍”盐铁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将论辩过程中这些讥讽谩骂之语删去，反而通过独特的行文方式和巧妙的谋篇布局将论辩过程中的激烈之处更加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这次论辩最精彩的部分。此外，盐铁论中常出现由四言句式所构成的论辩语言，并于论辩语言中夹杂了大量韵语。如盐铁论 散不足篇：“今闾巷县佰，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8P387又如盐铁论 论菑篇，文学曰：“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长久。圣人之法，厌而不阳。”8P618再如盐铁论 诛秦篇：“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8P542由四言句式构成的论辩语言极具汉赋铺排陈文之美，兼之以上所引散韵结合之语，又使盐铁论的论辩语言有了汹涌磅礴之势。可以说，“论辩”是贯穿于整场“盐铁会议”和整部盐铁论文章的不二主题。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一书中说道：“所以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作品必有一个特殊的形式，犹如世间没有两个人模样完全相同。所谓形式只有这一个意义经得起哲理的分析就是一篇完成的作品的与内容不能分开的特殊形式。形式就是作品的生命的自然流露，水到渠成，不由外烁。”13朱光潜先生这一观点较为中肯地总结了文章“形式”的独特性及重要性，如果笼统地将文章归于某一体裁类别，不仅很勉强，而且还颇有以偏概全之嫌。正是因为每一部文章都有其独特的形式结构，因而从其文章中流露出的立意与精神才显得独一无二。具体到本文研究对象盐铁论一书，由于其现存文本是在“盐铁会议”原始“议文”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故该书在文章结构上将全部依照文学、贤良、御史大夫等几类人物的具体发言展开，且御史大夫一方多发训诫之语，经桓宽增益修饰后，其“训诫”部分的言语内容被无限放大，且语末、篇尾多以语气词收尾，故认为盐铁论具有典型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特征。又因文学贤良一方参与“盐111铁会议”及“试策”活动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及选拔目的，故在试策和议对制度的影响下，其引文用典、言语技巧、逻辑结构和所持观点均具有西汉时期“策问体”文章的典型特征；加之该书气势如虹的雄辩语言和贯穿全书的“论辩”主题，因而盐铁论之文本在记言传统与试策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记言体、制策体与论辩体相结合的独特文体形态。1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清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1989.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60.4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4.5夏德靠.儒学复兴与两汉语类文献的演进 J.中华文化论坛，2020，（02），105.6王永.盐铁论 研究 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220.7郭沫若.盐铁论读本 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4.8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92.9罗家湘.逸周书 研究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吕思勉.秦汉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75.1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 M.北京：中华书局，2013.12黄晖.论衡校释 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72.13朱光潜.谈文学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6.参考文献文字校对：贾红红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