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制度转型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研究”（）作者简介：何晓龙，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乡村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人员。【农村社会发展】家庭制度转型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何晓龙（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摘要：已有研究偏重以农村场域内个体农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方法论基础，而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农民家庭制度转型为基础，捋清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是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方法。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市民农民化”实践新形态，使农民家庭制度从传统“一家一制”转型为“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相应嵌入城乡新公共文化空间，展现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殊的特点，形塑不同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供给方式失调、供给空间非均衡、供给人才匮乏等导致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显然不适应农民家庭“一家两制”生活方式塑造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将农民家庭“一家两制”生活方式作为重要抓手，创新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精准识别机制、数字化供给平台机制、县域供给统筹协调机制和供需衔接保障机制，有益于优化升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适配率和精准衔接度。关键词：“一家两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人，相较于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增长，其中省内流动占比，省外流动占比。中国流动人口的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大，省内和县域内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巨大挑战。处理好新时代城乡流动人口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将成为满足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增长的重要牵引点。当前阶段，中国城乡迈向一体化发展，传统均质化的、以农为生的小农出现高度异质化，农民家庭代际生活变为“半城半乡”弹性生活模式，农村家庭制度随之走向转型。农民家庭制度转型塑造的家庭成员弹性生活方式，意味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必须进行相应转变，才能适应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新结构。目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然局限于农村场域，偏重供给侧，需求侧管理不足，导致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并不适配。从农民家庭制度转型实践出发，顺应农民生活方式转换，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是推动其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与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供需动态平衡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供需总量失衡、供需结构失衡和供需空间失衡，业已成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当下，有效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双侧的匹配度仍然存在较大空间，并持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问题及其破解路径，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给予了积极回应：一是行政供给视角。有人认为政府主导的单向性和格式化供给安排已不适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结构的变化，需要从政府计划型供给转向市场契约型供给，推动行政逻辑向乡村振兴下的服务结构转型，走内生外供相统一的路子。二是供给协同视角。面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政府供给低效及其内部供给碎片化，有人坚持建立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供给模式和协同治理机制，促成基层政府跨部门无缝隙协同供给，形成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村民协同供给格局。三是供给空间视角。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供需非对称性矛盾、区域差异、供给空间弱化等问题，有人主张应建设农村基层新型文化共享空间，因地制宜地采取政策措施，弥合空间差异，促进区域均衡化发展，打造一种“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四是供给赋权视角。由于农民的“弱参与”、话语权微弱、表达不畅等难题，有人认为应赋予农村居民表达文化需求、服务预期和供给质量的话语权，建立能够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完善反馈纠偏保障机制，重建农民公共文化生活。五是供给技术视角。为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有人指出应通过治理农民数字化贫困，增强“数字技术接受率”，完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相关法律政策。上述研究从产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的原因出发，探讨了促使其转向供需平衡的各种途径，主要研究路向在于：一是注重以甄别单个农民到总体农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方法论基础；二是研究视域局限于城乡二元对立关系与转向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进路并存。然而，以上研究忽视了对城乡融合发展中农民家庭制度转型所塑造的代际生活方式进行研究，也就忽略了通过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透视总体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视角。事实上，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接受和消费是一个基于自身素质条件和偏好的选择性接受过程。农民的自身素质和选择偏好又主要受其不同的生活方式影响和形塑，而家庭作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核心概念，是对现代农民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本源性传统。从家庭制度转型视角探讨城乡融合发展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可为破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问题提供新的实践路径和实践方法。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关系结构、农村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均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农民家庭制度也迅速发生重大变化。变化了的农民家庭制度不仅使农民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而且使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及其塑造的不同村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出现分化。从家庭制度转型视角探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有益于把“总体农民”嵌入“家庭成员”，捋清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由“小家”到“大家”，包揽总体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促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消费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本文选取中国中部地区 县进行案例分析。县城镇化发展业已进入典型的“市民农民化”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弹性的农民家庭“一家两制”生活方式较为普遍。县辖 个乡镇、个居委会、个行政村、个自然村落，年全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为，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选取 县作为案例分析的主要理由：一是笔者及团队于 年 月在 县展开了为期 天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了 县县级领导（农业农村办、文化旅游局及其下属机构负责人）、乡镇干部、村干部、理事长、老党员、老干部、农户、非遗传承人等，收集了大量文件、统计数据等一手材料。二是 县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已完成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入选“年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获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三是 县农业户籍人口仍然较大，但是农村 的农户在城镇购房，务农人员中除中老年人外，大部分返乡务农的年轻人因在城镇购房而选择城乡“两栖”的生活第 期何晓龙家庭制度转型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方式。二、农村家庭制度转型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随着城乡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城乡结构迈向“市民农民化”新发展阶段，农民家庭制度亦转型为“一家两制”模式。“一家两制”模式不仅促使农民家庭代际生活方式显现分化和弹性的特点，还塑造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一）“市民农民化”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向区别于“农民市民化”的单极城镇化进路，“市民农民化”是超越“农民市民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双向互动的新型城乡结构表达，并非“农民市民化”的反向运动所能完全概括。具体来讲，“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进入城镇安居乐业，成为城镇户籍人口而非城镇常住人口，是农民角色群体整体转向市民角色群体的过程。“市民农民化”是指穿梭往返城乡的农民将家庭剩余收入用于城镇买房，进而实现教育城镇化，生活融于城乡空间，大多保留农村户籍且成为城镇常住或临住人口。农民角色群体将长期集农民与市民的双重特点，农民生活方式颇具弹性特征。因而，“市民农民化”所展现的新型城乡结构既是城乡中国互动融合过程，也是“逆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相互交融和内嵌发展的新产物。“市民农民化”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使乡村生活复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凋敝和衰落的状态，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图景。留守村和小农密集村正从“农民市民化”向“市民农民化”的城镇化新发展阶段过渡。年 县土地流转普查数据显示，海拔较高的 村、村、村平均流转比例为，半山地区的 村、村、村平均流转比例为，山脚的 村、村、村平均流转比例仅。实际上，县农村由于农业经营的利益激励不同，出现人口外流和人地分离、人口返乡和人地合一的两种村庄发展景象，并以留守村和小农密集村两种较为典型的村庄形态表现出来。表“市民农民化”城镇化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类型土地经营方式 家计模式家庭剩余收入流向家庭人口流向户籍留守村流转经营为主 务工为主城镇买房子女教育青少年基本进城就学青年和中青年务工小部分中年人务农、打零工老年人留村务农、养老及少数进城陪读农业户口为主小农密集村 自主经营为主 务农为主城镇买房子女教育青少年绝大部分进城就学青年、中青年女性进城陪读和务农青年、中青年男性“两栖”、兼业老人留村务农、养老及少数进城陪读农业户口为主从表 来看，两类村庄虽然存在农民家庭代际流动程度、谋生方式等差异，但都处于转向“市民农民化”的新型城乡结构形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农民理性选择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方式。留守村的大部分农民因种植传统农作物获得的务农收入较低，大多选择流转家庭承包地而进城务工，以获得务工收入和土地流转租金。由于 县土地流转租金基本维持在 元 亩左右，大部分农民主要依赖务工收入，少数返乡新农人和留守农民则以务农收入为主。小农密集村的农民由于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脐橙可获得较高的务农收入，则选择自主经营。二是农民家庭剩余收入主要流向城镇。农民家庭剩余收入主要用于城镇买房和子女教育投资。县留守村 家庭在城镇购房，小农密集村 家庭在城镇购房；教育城镇化程度较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仅部分农业强村还留存幼儿园和小学，但就学人数基本在 人以下。三是农民家庭成员“撑开在城乡之间”。留守村的青少年基本进城就学，青年及中青年基本外出务工，部分中年人选择种地和打零工以补贴家用，部分老人承担陪读重任，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在村养老；外出农民在重要节假日两地跑，新农人平常往返城乡两地。小农密集村的少数农民家庭因仅有 亩承包地，农业收入微薄而选择外出务工；大部分青年、中青年男性由于家庭承包土地较多、种植脐橙收入较高，选择一边留村务农，在农忙季节回村管理农业，一边在农闲和周末时间回城市生活和打零工；青年、中青年女性因家庭收入可观，可自由选择务农或进城专职陪读；老人有的独自务农，有的协助子女种田务农，有的在村养老或少数进城陪读。四是农民家庭成员主要保留农村户籍。在“市民农民化”阶段，农民保留农村户口以“进退有据”。县留守村的在外学生和务工农民，大多数都不愿将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他们虽然保留农民身份但不从事农业生产。小农密集村的农民保留农村户籍，选择兼业，大多成为城镇常住或暂住人口，城乡“两栖”较为普遍。（二）“一家两制”农民家庭代际生活方式在“市民农民化”转型过程中，农民生活方式从传统“一家一制”家庭中解放出来，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空间，代际生活方式日益变动。进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在城乡之间穿梭往返，按照其生活习惯与家庭理想策略性地编织日常生活。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家庭以务农为生，通过代际成员分工和性别分工高效完成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是“同居共财”的传统家庭内部面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城镇就业机会增加，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进城需求变大，农民家庭制度突破了农民传统家庭模式，出现了新的家庭分工、家庭财务账户和家庭生活方式，遂演变为“一家两制”，即在一个家庭内部存在两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并以代际差异方式显现出来（表）。表 农村家庭制度的演变及其生活方式变化村类型家庭制度家庭分工结构家庭财务系统生活方式传统农村一家一制代际和两性分工协作共财共用同居生活留守村小农密集村一家两制一家两制子代务工父代务农父代务农代际合作务农子代务农和务工两套账户为主一套账户为主子代在城镇生活，父代在农村生活和养老子代过着现代城镇生活方式并在城乡往返发展，父代在农村生活和养老从留守村来看，农民家庭以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为主，呈现出子代务工和父代务农的家庭分工结构。但在留守村土地流转愈加普遍的背景下，子代务工与父代务农均日益走向“雇佣制”，子代赚取劳动工资收入，父代赚取土地流转收入和打零工收入，即便父代自主务农也主要是自给自足。不同的是，父代务农仍是在掌握土地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雇农”不再是自雇劳动力务农，务农劳动剩余价值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有。同时，子代务工收入与父代务农收入不再“共财”，而是一个家庭出现两套财务账户：子代保留农村户口和留下退路，虽仍然希望将来有机会回村，但他们的务工收入主要用于城市买房、生活、教育、旅游、人情往来等；父代务农、打零工等收入主要用于反哺子代、人情往来、生产生活、养老等。如此一来，由于“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两套财务账户、城乡生活方式差异，留守村农民家庭出现“一家两制”生活方式，子代经过不断城市化过上了现代城市生活，父代依然留在农村生活和养老，但家庭发展仍然没有脱离代际合力和依靠城乡资源互动。从小农密集村来看，农民家庭形成以小农户经营为基础的多种分工家计模式。小农户经营家计模式的分工结构为：一是父代独立经营农业；二是代际合作经营农业；三是子代独自经营农第 期何晓龙家庭制度转型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业。县小农密集村每户平均种植 亩脐橙树，家庭年均收入 万元及以上，农业经营剩余收入相对较多；农民家庭基本实现了在城镇购房，子代要么长期生活在城镇，要么常年城乡两地跑，而父代大多数留守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管理、销售合作的需要，小农密集村家庭通常“分家不分灶”，代际相互支持，父代为子代买房，子代承担父代的养老义务。因而，小农密集村虽然存在分家的两套财务账户，但实质上属于农民家庭的一套财务账户。尽管如此，小农密集村农民家庭代际生活方式还是产生了较大差异：父代大多未生活在县城，除非需要老人陪读而不得已生活在县城，或老人偶尔关心孙子或逢年过节去城镇生活“三两日”；子代则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城镇，过着现代城市生活，女性一般承担陪读责任，男性因承担务农和务工责任，过着城乡“两栖”的生活。由此来看，受小农户经营的分工家计模式的影响，小农密集村家庭虽以一套财务账户为主，但家庭代际生活分化，因此也属于“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三）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殊在传统“一家一制”农民家庭中，农民公共文化服务消费需求主要集中于村庄传统公共文化，如皮影戏、蒿草锣鼓、舞狮、赛龙舟、牛鼓舞、民间信仰等。后来，政府主导的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仅是村庄传统文化需求的重要补充，如公益电影放映、文艺下乡、广播下乡等。当前，“一家二制”生活方式促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融于“城乡新公共文化空间”之中，农村总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差序化的趋势。因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既需要市场性供给如文化旅游、歌剧院、茶馆、博物馆、电影院、电子图书、网吧、数字文化平台、现代传媒等生产的公共文化产品，又需要村庄自主性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或产品，如传统节日活动、宗庙、广场舞、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等，还需要扩大的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如基本文化基础设施设备（农家书屋、活动室、表演室、文化大舞台、文化大礼堂、体育设施、音乐设备等）、基本文化活动（文艺下乡、种文化等）、文化服务等。但是，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内容的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和扩大的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并非能够单独满足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在不同村庄中农民群体对不同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内容的偏好程度亦存在较大差别（表）。表 农民家庭制度转型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结构家庭制度村类型农民文化需求空间分布需求类别一家一制传统村农村内部：所有农民以村庄传统公共文化需求为主；以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辅一家两制留守村小农密集村城镇：子代农民文化需求（务工农民和学生）农村：以中老年人文化需求为主城镇：子代文化农民需求（务工农民和学生）农村：城镇文化需求和中老年人文化需求均重要子代以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主；父代以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主以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主；以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及扩大的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辅在留守村，子代农民不再或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日益习惯于现代城市生活；学生进城就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趋于现代化：他们更多偏好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要求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由于留守村中老年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及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不高，其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类型、品质等要求相应较低。父代常年生活在农村，农忙时节十分劳累，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相对较少；而在农闲季节，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相对较多，但因其自身文化素养和村庄社会生活惯习，农村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就可以较大程度地满足他们乃至出现剩余。而随着留守村大量农民流向城镇以及村庄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他们对村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日益减少。不过，子代农民工和在外学生在重要节假日也会返村短暂生活，眷恋“乡愁”。总体来看，留守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是子代以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务需求为主，农村中老年人以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主。在小农密集村，绝大部分农民家庭仍然从事农业经营，但子代农民常年穿梭往返于城乡之间，呈现较大的流动性和“两栖性”，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和弹性化，价值观念日益现代化。同时，由于村庄社会结构保持较为完整，子代农民还存有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小农密集村的子代农民既需要以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主，也离不开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需求和扩大的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父辈留守农村则更多注重后者。不过，由于小农密集村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农民物质生活相对丰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整体偏向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日益要求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在此意义上，小农密集村如果单靠扩大的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显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高质量和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而是应该将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扩大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总体来看，小农密集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更多敞开在城乡融合空间之中，以中老年农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主，且三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迫切需要结构优化。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及其后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失调、供给空间非均衡、供给人才匮乏等，诱致其供给侧结构性失衡。这意味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并不适应城乡新发展阶段下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忽视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殊所塑造的不同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逐渐引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后果。（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失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失调，容易使该供给与农民家庭代际文化需求及其形塑的不同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发生错位和错配。扩大的基本供给、市场性供给、自主性供给的高效协同，应是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现状是县域扩大的基本供给占主要地位，市场性供给滞后发展，自主性供给范围愈益缩小。这与留守村偏好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小农密集村偏好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不相适配，更难以依据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供给相匹配的内容。第一，扩大的基本供给居主要地位，导致供给单向化和格式化，使用效率不高，难以满足差异化的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县扩大的基本供给数量占，是按照国家和省级服务标准配送的，包括送戏下乡、图书下乡、电影下乡、设施设备下乡等。单向化和格式化扩大的基本供给保证了 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大面积覆盖，但其使用率和匹配率并不高。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虽然通过卫星定位解决了地域配送不均衡问题，但是电影的放映设备陈旧、影片内容滞后，观看的农民越来越少。县为每个行政村平均配给 册图书，可真正发挥作用的图书不到，远远达不到图书流动率省级 和国家级 的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要求。县乡镇文化站的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电子阅览机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按照县级文化干部的话说：“它们是一种装饰品，不起什么作用。”例如，在个别乡镇，如 镇、镇、镇等，供给了数字阅读机，但无人自借自还。第二，市场性供给滞后发展，使农民购买公共文化消费服务范围狭窄化，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一般而言，市场性供给能够根据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而弹性供给。县小农密集村的农民虽然有能力购买和有意愿消费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但是县级文化部门主要向乡土文化能人和国有企业艺术团购买文化服务，导致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单调、质量不高。因政府购买文化市场主体单一，第 期何晓龙家庭制度转型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挤压了更多文化市场主体进入，且政府购买服务价格低于务工价格，乡村文化能人的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内部文化市场趋于萎缩，农民购买村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更是变小。县农民家庭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在婚丧嫁娶等重要节点购买婚庆、唢呐队、鼓队、牛鼓舞队等节目进行助兴演艺。由于农民购买力度变小，以往倍受当地农民追捧的传统文化，如皮影戏等项目，逐渐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究其缘由，一是农民理性计算，农村婚丧嫁娶制度安排出现新变化（不留客从而节约成本），二是农民群众受到电视、手机、抖音等现代传媒影响，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愈加“私性化”并向家庭内部收缩。第三，自主性供给范围愈益缩小，使村庄供给能力差距变大，难于在地化的高效供给，进而难以满足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自主性供给是指农民个体或农民自组织通过互助和自愿的形式来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主要有农村社区自组织、农民业余文化社团，以及农村民间艺人或非艺人的农民等，供给内容包括传统文化节日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场舞等。广场舞是 县农民晚间盛行的重要公共文化活动，但是农民自发组织广场舞只限于部分中老年妇女，有的村落有广场舞队伍和组织者，有的村落没有。村干部重视程度越高，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越丰富；村干部重视程度较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就越少甚至没有。县 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基本每个月都会举办公共文化活动，辐射人群众多，活动类型多样，极大丰富了农民公共文化生活。县 村在前届村干部重视下，组织了两支村文艺队伍，文艺人员达 人，排练出较高品质的节目，如老两口逛大坝大榨舞稻草人等，广受群众欢迎，但因新一届村干部的重视程度不高，村里文化活动室进入“沉睡”状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逐渐荒废。（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空间非均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空间非均衡，容易使该供给与农民家庭代际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及其形塑的不同村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难以精准匹配。均衡化供给是一个收敛过程，它主张按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空间进行供给结构优化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兜底供给”和“提质供给”协调发展，缩小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差距。而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殊及其塑造的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要求因村而异、因人而异的精准化供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以适应城乡结构变化、农民“一家两制”生活方式，提高供给效率和效益。但是 县的文化活动、基础设施、文艺组织等空间非均衡供给，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脱节，“兜底供给”和“提质供给”不协调。第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空间非均衡供给，“城镇偏”和“城郊村偏”较为严重。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空间既能带给农民群众视觉和听觉的享受，也能及时传播党和国家政策、社会正能量，更能塑造农民价值观，激发农民热情，提高农民认知和文化素养，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年，县统筹县文化馆、艺术团及各乡镇文化站，开展了大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当年 月共开展 场文化活动，县城 场，占，乡村 场，占。其中 镇 场仅 场下沉到农村，进景区 场；镇 场中 场下村；乡 场；镇 场；镇、镇、镇、乡、镇、乡基本为 场。可知，县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大量倾向城镇和城郊村，对部分乡镇和农村有所倾斜，但很多农村社区和乡镇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配送比例严重失衡。同样，县也偏重乡村交通中心的村庄，对“边缘村庄”即那些交通不便和偏远农村则供给不足。因而，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未能全面覆盖和均衡分配，难以在县域整体范围内满足农民代际分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更难以在最大限度上释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效用。第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空间非均衡供给，供给数量、类型、水平等参差不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空间具有耐用性和固定性等特点，按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配备相应文化基础设施空间，可为满足农民扩大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需求、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创造物质条件。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空间已覆盖所有行政村，但每个行政村并非根据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进行均等化和标准化配备。县有 个行政村（社区），除在建文化广场的行政村外，其余行政村均有 个文体广场，而每个行政村村落（村民小组）文体广场配给不多，即便有，面积也不大。县有 个自然村落，年 县文化旅游局总投资 万元，建成 个“六小村落”示范点，但仅占总村落的。同时，以 县 镇为例，镇 个行政村均有 个文体广场，其中 个行政村目前在建文体广场；个行政村文体广场面积达 平方米及以上，个行政村文体广场面积在 平方米，个行政村文体广场面积在 平方米以下。镇的 个行政村有 平方米的农家书屋，个行政村有 平方米的农家书屋，个行政村有 平方米的农家书屋，还有 个行政村有 平方米的农家书屋。另外，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总分管也面临乡镇分馆的虚化，农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间建设更是滞后。第三，农村社会文艺组织空间培育非均衡，村庄自主性供给质量相对不高，有效应对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的能力较弱。农村社会文艺组织是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县）创建的重要内容，如果通过外力和内力合作能较好地培育村庄文艺组织，那么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空间和活动空间也相对较好，反之则较差。县统计数据显示，每个乡镇行政村平均有 个社会文艺组织，但下村调查发现 县农村文艺组织大多是编制的“符号”，形同虚置，基本是为了应付创建需要而设置的。在 县部分农村社区，因村庄社会基础较好，文艺能人外流较少，文化氛围较好，政府和村两委组织得也好，则会存在 个社会文艺演出组织。例如 县 村有 个花鼓戏非遗组织，村有 支文化志愿者队伍，但这些文艺组织很多时候只在政府文化部门和村委组织文化活动时才被召集起来。平时有些文艺组织成员在外谋生，有些文艺组织成员年龄偏大，导致松散化程度较高，演艺能力衰退。因而，县出现个别行政村社会文艺组织较多而众多行政村社会文艺组织较少或没有的非均衡发展格局，要满足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实际上仍然较为困难。（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人才匮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匮乏，易于使县城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自然村落）四级人才体系产生“断裂”，出现乡村自下而上层层依赖上级供给的后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人才配备一体化是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易于及时根据农民家庭“一家两制”的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新结构转换供给的内容、数量、方式、质量等。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非专职化、两极化、老龄化等问题凸显，人才供给体系产生“断裂”，日益趋于空心化，供给依赖性较强，自足供给能力不够。如果单靠上级同质化供给，将很难适应农民愈加复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结构，特别是难以满足子代和老人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第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非专职化，其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精力较为有限，缺乏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关注，导致供给的层次和水平相对较低。非专职化一方面是指乡镇文化专干非专职化。乡镇文化专干属于乡镇编制，经常忙于乡镇中心工作，缺少精力专门从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即使乡镇文化专干承接上级文化项目下乡，也存在配合力度不够导致服务内容缺乏创新性和吸引力的情况。非专职化另一方面是指村干部非专职化。当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农村时，需由村干部代理、执行和组织，而村干部既要忙于行政任务，又要忙于自治事务，流动性又大，待遇也不高，难以有精力专门从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设备管理和组织文化活动。在村干部能力有限和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行政村，其文化设施设备更是陷入“不重建”和“重建不重管”的困局。总之，县乡镇文化专干和村干部由于人少与事多不匹配及权责不对称，其供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并未有效管理公共文化设施设备，组织文化活动次数也较少，难以满足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第 期何晓龙家庭制度转型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第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数量、学历和业务素养两极化，使其回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较为“吃力”，导致供给依赖性和供给“中心化”现象突出。县 个乡镇 名文化专干中拥有专业技术的人才 人，而县级 位文化人才中专业技术人才 人。乡镇文化专干职称多为中级，与县级文化人正高 人、副高 人、中级 人形成强烈反差。乡镇文化专干和村干部群体多为高中或大专学历，本科学历十分少见，与县级文化人才基本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形成反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数量、学历和业务能力两极化，一方面造成农村强烈依赖县级“送文化下乡”，使县级文化部门文化供给“达标”逻辑与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逻辑严重不匹配，另一方面造成大多数农村享受不到县级文化部门倾斜，使“边缘村庄”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基础空间变小。第三，农村本土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结构逐渐老龄化，其释放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日益衰退，导致村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进入“市民农民化”新阶段，村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主要是满足留守村和小农密集村的中老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以及少部分年轻人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但 县乡土文化人才不仅老龄化严重，而且日益退出乡村场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老龄化是指仍然留村的乡土文化能人老龄化。县多地农村传统文化形式如皮影戏、薅草锣鼓、船工号子、牛鼓戏等的传承人，年龄基本为 岁，他们很少收徒传艺，自身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也难以为继。另一部分稍微年轻的乡土文化能人或进城务工和谋生，或被政府招纳到附近景区和县城传承非遗文化。对于技艺类的非遗文化项目，县在旅游景区建设了非遗小院，在城区建设了非遗小巷，为乡土文化能人免费提供场地，让其售卖非遗产品。对于演艺类非遗文化，传承人如果愿意进景区，则为其补助基本工资和按表演场次计费，以支持演艺类非遗文化与旅游业相融合，进而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虽然进景区和进城的传承人仍能在政府购买服务中下乡，但其服务范围、服务吸引力、服务时间都较为有限，且日渐脱离农村和农民日常生活。四、“一家两制”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结构发生变化，必然要求其供给侧作出及时回应和供给侧结构进行相应调整，才能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推动其供需向高水平动态平衡迈进。以农民“一家两制”生活方式为重要抓手，从基层到顶层，站在城乡融合互动阶段，采用现代数字技术，根据村庄类别坚持以人为中心理念，设计新的供给制度，创新更敏捷的供给机制，是治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战略指向，有益于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匹配率。（一）创新家庭代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机制创新家庭代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机制，是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的首要条件，有益于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基本遵循。以农民“一家两制”生活方式为切口，是精准识别家庭代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提高供给匹配率的新方法和新策略。中国部分留守村、小农密集村已进入“市民农民化”新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家庭制度出现典型意义的“一家两制”模式，引起农民生活方式家庭代际分化且逐渐融入城乡新公共文化空间。因而，要突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以单个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切口的局限，转向以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总抓手，彰显农民个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嵌入家庭所具有的可观察性和可甄别性。从农民“一家两制”生活方式出发，要求从农民个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复杂性中解放出来，精准识别农民家庭代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数量、需求主体、需求类别、需求空间分布、需求方式和需求层次，有效把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数量、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供给主体、供给层次和供给质量，有效甄别留守村和小农密集村的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有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针对性和有比例地供给市场性公共文化服务、村庄自主性公共文化服务、扩大的基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从而积极应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避免同质化供给、非均衡化供给，提高供给实效性和供需契合度。（二）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机制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机制，是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精准发力和提升“智慧”供给水平的重要依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是指建立农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通过该平台识别农民家庭数字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高效供给农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降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错位概率。创新具有高效优势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需要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第一，建立动态的家庭数字化基础信息档案库，为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提供识别农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数据支撑。家庭数字化基础信息档案库应包括家庭成员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居住结构、收入结构等各种指数，同时加大政府基础信息部门的深度跨界融合，建立行政村家庭数字化信息库，以促进农民家庭代际信息共享。第二，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的数字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管理功能。该平台的功能在于科学地管理农民家庭代际数字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及其需求变化，以有效供给与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相匹配的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减少无效供给，增强供给实效性。第三，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运行体系。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运行体系是提升农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载体，是弥补当前农村数字化供给系统建设滞后、缺失和效用无法释放的重要着力点。（三）创新县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供给统筹协调机制创新县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供给统筹协调机制，是适应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殊的弹性供给模式。该协调机制是依据“市民农民化”新发展阶段，坚持县域整体供需原则，以人为核心，统筹协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兼顾弱势农民和边缘村庄，保证有限公共文化资源发挥最大效用的关键机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空间非均衡、供给人才匮乏、供给方式失调，造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分配背离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不仅难以精准对接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而且忽视了部分农民和部分村庄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因而，超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有效衔接县域城乡农民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新结构，保证县域“兜底供给”和“提质供给”协调发展，促进县域供给人才体系化，培育落地的农村社会文艺组织，必然要求创新县域家庭供给统筹协调机制，以适应家庭代际公共文化需求“撑开在城乡之间”的需要。充分发挥县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供给统筹协调机制，可以整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格局，使其流向真正需要的农民群体，提高县域自主性供给和扩大的基本供给的能力，弥补市场性供给发展滞后的局限性。（四）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代际供需衔接保障机制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代际供需衔接保障机制，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必然要求。创新家庭代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机制、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数字化供给平台机制、创新县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供给统筹协调机制，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代际供需衔接具备一个较大的可能性。而按照农民“一家两制”生活方式，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家庭代际供需衔接保障机制，是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的基本要求，有益于有效降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错配率，发挥灵活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一要转变以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精准到个人的制度设计理念，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