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pdf

82文献学研究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 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韩 续（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摘 要：从目录学角度看，王昶 金石萃编综合了传统金石目录中存目、录文、辑录与跋尾四种体例，而开创了“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编纂体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在其基础上，通过“增补摹图”与“附加按语”对这一体例进行了完善，使得这种目录的编纂结构涵盖了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个部分。辑考体金石目录就其本质而言，是在据拓本进行汇校汇订的基础上，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对相关史料的别裁与考订服务于个案学术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相较于辑录体金石目录，这种目录体例的学术考辨性更强，而这也是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兼具集大成特点的根本原因。关键词：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王昶；金石萃编；辑考体金石目录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The Establishment of Ji Kao Ti Catalogue-On the Contribution of Ba Qiong Shi Jin Shi Bu Zheng to the Structural Improvement of Jin Shi Cui Bian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graphy,Wang Changs Jin Shi Cui Bian integrates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cataloging,recording,editing,and postscripts found in traditional stone and bronze catalogs,and creates a new form of compiling called“Ji Kao Ti(辑考体)catalogue.Based on this,Lu Zengxiangs Ba Qiong Shi Jin Shi Bu Zheng further improves the structure of this form of cataloging by adding additional rubbings and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encompassing five parts:cataloging,rubbings,recording,editing,and postscripts.Essentially,the collected and researched catalog of st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combines editing and textual research to provide an overall study of individual academic history by tailoring and verifying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based on rubbings.Therefore,compared to the editing-focused catalog of st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this catalog form has stronger academic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it combines both content and form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Key words Lu Zengxiang;Ba Qiong Shi Jin Shi Bu Zheng;Wang Chang;Jin Shi Cui Bian;Ji Kao Ti(辑考体)catalogue*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的尺牍出版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CTQ015）的阶段性成果。*1 引言陆增祥（18161882年），字魁仲，号星农，晚号八琼老人，江苏太仓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状元，著名金石学家。其所撰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简称补正）一百三十卷，是在王昶金石萃编的基础上，补缺匡漏，集金石学大成的巨著。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将浩多的金石材料汇为一书，对探索古代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学者，都是值得问津的宝藏。此书在学术界久受称道，是理所当然的。”1因此，此书与金石萃编 至今还是石刻研究者必读的基本著作。832023 年第 9 期目前，关于补正的研究视角，学术界主要聚焦在文本内容及学术史的考察方面，对于此书编纂体例的关注则比较有限。已有的研究中，以下两家观点颇具代表性：其一，贾洪波、朱凤瀚将补正与金石萃编归类为“通纂性辑录体金石目录”2176。其二，黄启书认为补正与金石萃编综合录目、存文、释文与集释考订等四大工作开创了“纂类汇编一体”3。以上诸位先生对两书编纂体例的判断极具创见而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皆没有指出补正 与 金石萃编 之间的体例差异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对金石萃编的编纂体例进行再考察，进而详辨补正 对金石萃编体例的继承与发展，藉此形成对补正编纂特点的更为细致的认识。2 金石萃编编纂体例研究述评王昶 金石萃编 博采众长，体例完备，成书以后即受到诸多学人的广泛关注，如叶昌炽语石即言道：“至 萃编 之例，以时代为次，先录碑文，次附诸家跋尾，次列己说，譬之唐人义疏，经与传合，注与疏合，虽异古本，实便学者，在金石著录家可谓集其大成矣。”4因此，学界多以“集大成”一词来总论此书的金石学史地位。对此，朱剑心又进一步指出：至有兼具存目、录文、摹写、跋尾之长，几于集金石学之大成者，则王昶金石萃编是。昶以所藏自三代至辽、金计千五百通而甄录之，以时间为次，先录碑文。其文字漫漶见于他书者，则为旁注以纪其全。篆隶及古文别体，则摹其点画，加以训释。凡题额、碑阴、两侧，亦必详载。碑制之长短宽博，取建初虑俿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数。诸家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者，悉附于下；最后则更列己说5。朱剑心对这种“集大成”式的编纂特点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解释，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此书的编纂思路。黄启书认为：“诸家著作或依欧、赵以考证题跋；或记录碑刻形制与所在；或录写石刻原文；或专门考释文字。至清代王昶 金石萃编，乃综合录目、存文、释文与集释考订等四大工作，开创纂类汇编一体。”3黄启书“纂类汇编”的提法突出了 金石萃编 对此前相关资料的类集编次的特点，也显示出了此书与此前诸种相关著作在体例与内容方面的密切关系。本文认为，“集大成”“纂类汇编”指明了此书之体例特征，但还没有完全清晰地描述出此书之体例。事实上，对于古典金石学时期出现的各类金石学专著，姚名达曾从目录学角度对其体例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总结，姚氏指出：古物多种，概以金石，记其目录，体制有四：器物之名称，一也；拓印之文字，二也；研究之题跋，三也；集考著录前三者之书目为一目录，四也撰金石之目录者百数十家。或记一地之发现，或录一家之收藏，或述此学之史传，或考一物之底蕴，或断代为考究，或保存其图文。乃至录存碑目，表列器名，无不各以古物为对象，极一时之盛焉6293。姚名达使用了“金石目录”这一概念来总括诸家著作之著录及研究体例。针对这一提法，姚名达在书中又补充道：“顾此种金石文字，或器物之著录及研究，在学术界限上久已对目录学宣告独立。以其研究之对象为金石之器物或文字，目的在求得其所代表历史事象，而于分类编目之道非所特重，用意或与目录学家有殊。”6293-294在姚名达看来，作为专科目录的金石目录具有目录之普遍属性，但与普通书籍目录在编纂用意方面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无疑，姚名达“金石目录”的提法对古典金石学的整体研究起到了辨章学术的作用，虽然书中没有对王昶金石萃编的编纂体例进行专门详细的讨论，但其“金石目录”的提法则对后来学者辨析此书之体例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姚名达之后，贾洪波、朱凤瀚在 金石目录初探中对“金石目录”这一概念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梳理与界定。与姚名达不同，贾洪波、朱凤瀚所言之“金石目录”实则包含“金石资料目录”与“金石书籍目录”两个方面。其中，“金石资料目录”与姚名达所言之“金石目录”内涵一致，而“金石书籍目录”则与姚名达所言之“金石书录”内涵一致。针对“金石资料目录”的特殊性，两位先生明确指出：“金石资料目录通常都是金石学研究之作，但又具备了目录书籍的要素。也就是说，目录学之事融贯并完成于金石学之事，这也是金石目录区别于普通目录之处。”2151针对“金石资料目录”的类型，两位先生认为存图类、存文类、题跋类与存目类四类金石目录基本囊括了金石资料目录的诸种形式，在此基础上，为研究与论述之便，又另设分地类金石目录、断代类金石目录、特种金石目录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84与辑录体金石目录四类。两位先生对金石资料目录的分类可谓条分缕析，符合古典金石学发展之实际，这有助于我们对古典金石学形成整体的认知。对于王昶金石萃编，两位先生将其归为“辑录体金石目录”一类，并指出：“金石萃编吸收总括以往各种金石著录的长处与研究成果，为通纂汇编古今金石资料创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体例。”2176两位先生还指出了其编纂体例与一般性“辑录体金石目录”有所不同，而具有“通纂性”的显著特征。这对我们认识王昶 金石萃编的体例有着很大的推进作用。我们如果将王昶金石萃编与其他辑录体金石目录类著作进行比较，即能看出前者所具有的“通纂性”特征。试以王昶 金石萃编 与陈思 宝刻丛编对唐臧希晏碑的著录进行对比（见表1、表2），以见二者之区别。表 1 宝刻丛编著录唐臧希晏碑内容表碑名唐赠扬州都督臧希晏碑辑录题跋唐张孚撰，韩秀弼八分书，大歴五年立，在三原。诸道石刻录7。表 2 金石萃编著录唐臧希晏碑内容表碑名碑制臧希晏碑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广四尺五寸六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隶书，在三原县。录文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左金吾卫将军州大都督臧府君神道碑铭并序。银青光禄大夫行兵侍郞上柱国清河郡张孚撰。朝议郎守卫尉少卿淮阳县开国男赐绯鱼袋韩秀弼书。有唐广德二年八月五日朔，左金吾卫将军臧公薨于安邑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父子，弟兄，高碑之上，纪忠。辑录题跋按：宝刻丛编载诸道石刻录有 唐赠杨州都督臧希晏碑，云唐张孚撰，韩秀弼八分书，大歴五年立，在三原。碑虽断缺，然名字、世系、岁月、功勋及夫人、嗣子俱尚可见，亦异于泯灭失传者矣。金石存王氏考按按：臧希晏为怀恪第六子弇州山人稿误作长子。碑题州大都督，泐二字，据怀恪碑，是赠扬州也。盖纠宗与此碑有建立前后之不同也81593-1595。两表相较，可以看出，陈思 宝刻丛编的体例结构是在碑名之下辑录诸道石刻录的相关著录，但没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原因在于，陈思 宝刻丛编是因志地而兼志碑刻，兼采诸家辨证审定之语，因此，存录碑文与考按史实非其所重。就体例而言，此书虽为分地石刻目录而初具辑录体目录的规模。而王昶金石萃编 对此碑的著录内容则更加丰富，不仅在录文之后辑录有前人的相关著录，而且王氏本人也有自己的考辨订正，附于篇末。这种编纂体例具有“通纂性”特征，但事实上也已经超出了“辑录体金石目录”的范畴。因此，本文认为“辑录体金石目录”的提法也没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出王昶 金石萃编 之体例。3 金石萃编对辑考体金石目录的开创王昶积半生之力搜得“自三代至宋末辽金一千五百余通”金石拓本，在详辨、甄录所得拓本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前人相关著录与研究成果而撰成此书。王昶在书前 序言中对其编纂思路有着较为详细的说明，如其所言：于是因吏牍之暇，尽取而甄录之。缺其漫漶陊剥不可辨识者，其文间见于他书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秦汉三国六朝篆隶之书多有古文别体，摹其点画，加以训释。自唐以后，隶体无足异者，仍以楷书写定。凡额之题字、阴之题名、两侧之题识，胥详载而不敢以遗。碑制之长短宽博则取汉建初虑俿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数，使读者一展卷而宛见古物焉。至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前贤所未及，始援据故籍，益以鄙见，各为按语。总成书一百六十卷83。我们纵观金石萃编全书，并结合上文所引唐臧希晏碑 之例，可以看出其著录结构一般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碑名部分，碑名之下标注“碑制之长短宽博”、“行字之数”、书体及所在。第二部分为录文部分，唐以后书体以楷书写定。第三部分为辑录前人“金石诸书及文集”对此碑的著录与研究。第四部分为王氏考按，即针对前贤所未及之处，“益以鄙见，各为按语”。由此可见，金石萃编在辑录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所录碑刻进行了汇校汇订与阶段性总结，从而达到“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的编纂愿景83。这种具有综述前人研究成果作用的著录体例，在文献采摭方面，则需要以丰富的拓本与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为文献基础；在编纂体例方面，则是汇总了古典金石学研究中存目、录文、辑录及跋尾四种体例而开创的一种新的体例。从目录学角度看，这种体例无疑受到了有宋以来辑录体金石目录的影响。但与此前辑录体金石目录著作相比，金石萃编在内容与形式852023 年第 9 期上皆具有集大成的特点，正如贾洪波、朱凤瀚两位先生所言：“从宋到清中期以前，已有少数可属于辑录体形式的金石目录著作，但辑录内容与形式都很有限，规模不大，难成气候。”2176此外，王昶 金石萃编 之前，有旧本题宋桑世昌兰亭考、宋俞松兰亭续考 以及清顾炎武石经考、清万斯同 石经考等金石学著作以专题形式辑录旧注以考订史实，诸家著作具有“博列众说，互相参校”的体例特点，此与一般辑录体金石目录著作也有所不同。诸作虽篇幅有限，但在个案的著录上，专精而详备，已有融辑录与考订为一体的意识，此对金石萃编 亦有一定的影响。而从注释学角度看，金石萃编 之体例与佛经翻译与注释中的“合本子注”、经学注释中的“义疏体”以及古人文集注解的“集注体”亦有相通之处。由此看来，在古典金石学史中，金石萃编 的编纂体例是融会旧体而具有了新的内涵。综上所述，本文提出“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全新的金石目录形式来概括此书之体例。需要说明，“辑考体”一词并非本文首创，“辑考体”目录原是由武秀成先生在其玉海艺文校证一书中系统提出。武先生在对王应麟玉海 艺文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以及此前的解题目录进行对比研究时总结道：所谓“辑考体”，即指融辑录与考订于一体，既不主一家地征引汇集大量的目录文献及他书的相关材料，同时又有自己的考辨订正。这种目录体裁是由王应麟在编纂 玉海 艺文 时所新创的9。武先生所言之“辑考体”目录并非是针对金石目录而提出的。但就“辑考体”目录的内涵而言，王昶金石萃编的体例特征也与此相符。因此，本文综合贾洪波、朱凤瀚两位先生所言之“辑录体金石目录”与武秀成先生所言之“辑考体”目录而提出“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新的金石目录形式。具体而言，“辑考体金石目录”是在“辑录体金石目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在文献采摭方面，辑录体金石目录与辑考体金石目录皆是以前人相关研究著述为文献基础，但辑考体金石目录还需广聚金石拓本。其次，在辑录文献方面，辑录体金石目录与辑考体金石目录并非是对前人相关研究著述的简要汇编，而是每种被辑录的文献皆经过编纂者的甄选、节录与排列，以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梳理出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在辑考体金石目录中，辑录文献部分之后还有编纂者的详细考按，以综述相关研究。就其本质而言，辑考体金石目录是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以完成对个案的学术史的考察，因此，较之于辑录体金石目录，这种目录体例的学术考辨性更强。本文认为，“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完备科学的金石文献著录体例是由王昶 金石萃编创立起来的，而这一编纂体例的形成也是古典金石学发展到此阶段的必然结果。4 补正对辑考体金石目录的完善由于王昶金石萃编具有典范意义，因此对后来诸多学者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多人相继依遵王书体例，继续汇集金石资料为此书作续编、补正。在陆增祥之前，已有陆耀遹 金石续编、孙星衍平津馆金石萃编等十余种续补之作。而陆增祥在补正 凡例 首条即明言：“是书踵 金石萃编 而作”104b。而通过分析全书的著录结构可以发现，补正在继承金石萃编的编纂体例之时，也充分吸纳此前续补之作的研究成果，又对其体例进行了增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增补摹图与附加按语。4.1 增补摹图补正在金石萃编的基础上融入了摹图类金石目录体例，将辑考体金石目录的主体结构发展成包含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个部分。需要说明，这种摹图并非是陆增祥在 补正 凡例 中所言之对“秦汉三国六朝篆隶之书”的摹写碑文，而是借鉴宋代以来的吉金图录之例，据所得拓本在录文之前线绘器形，以达到使读者一展卷而宛见古物的效果。如补正卷一羽阳宫瓦当文 卫屯瓦当文、卷七 瓦当文字八种等即是如此。而且，笔者核之 补正底稿发现，这些瓦当图录皆为陆增祥先以另纸摹图，再贴于底稿之中11。为直观说明这种增补的器物图像，笔者以王昶 金石萃编与陆增祥 补正 两者所著录的铜尺为例，以见其差异（见图1）。首先来看金石萃编卷五对汉虑俿铜尺的著录：虑俿铜尺 尺寸如其器，今在曲阜衍圣公府。虑俿铜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898。金石萃编在楷书录文之前先据所得拓本摹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86写铜尺铭文（见图1），在楷书录文之后则依次辑录有王士祯 居易录、孔尚任跋与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三种相关文献，最后则是王氏考按。再看补正卷二对 汉元延铜尺 的著录：元延尺文 当今工部尺七寸二分弱，广七 分弱，篆书，十八字，如式摹之。长安铜尺丗枝苐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右元延铜尺，道光乙巳得此 拓本于都中，不知出于何时何地，亦不知藏于何人。案 萃编 所载虑俿铜尺在衍圣公府摹其五寸，倍之，可得其度矣1089a。补正在楷书录文之前不仅据其所得拓本摹写铜尺铭文，还将铜尺之形“摹其五寸”（见图1），使读者一目了然，可得其度，此即与 金石萃编 所录有所不同。需要指出，陆增祥在编纂补正 之时增入的摹图部分数量上十分有限，没有形成相当的规模，容易为人所忽略。且种类上以古器杂刻为主，而无摹刻碑石之形者，即没有充分融入洪适 隶续 的碑图之例，这是其不足之处。但尽管如此，补正已经使得辑考体金石目录的编纂结构发展成涵盖了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个部分。较之 金石萃编 与此前诸家续补之作，这种增补在形式上更显完善，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而从金石目录的角度看，这种编纂体例也形成了一次新的汇总。4.2 附加按语补正 对王昶金石萃编编纂体例的补充还体现在对辑录文献内容的处理方面。如前文所言，辑考体金石目录中的辑录文献部分并非完全是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简单直接征引，而是经过了编纂者主观有意的删减节录。如王昶在前序中即明确指出：“至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83对于这种处理方式，陆增祥在书前 凡例中也言道：“原书录诸家题跋，复迭之辞不无删节，前贤所未及，始援据故籍，益以己见，兹仿为之。”105a可见，陆增祥对部分辑录文献内容进行删节亦是踵王昶金石萃编 之例。通过分析补正全书中的辑录文献部分不难发现，陆增祥除了对部分辑录文献进行有意的删节以外，还对部分辑录文献中诸家论说的未尽之处直接附加按语批注进行补充。这种在文中附加按语批注的方式具有形式灵活、内容自由的特点，也是旧时学者对所选读文本内容进行校订、批注时常采用的方式。陆增祥在编纂补正时充分借鉴了这种方式，并将其发展成辑考体金石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辑录文献部分相区别，陆增祥在文中明确标注“祥按”，并以双行小字形式与原文进行区分。就其内容而言，或剖析史料、补充说明，或判断是非、纠谬正误，其大类若此，以下举数例说明。其一，剖析史料、补充说明。如补正卷六凉州刺史魏无丕碑的辑录文献中征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的考证部分。翁氏在文中言道：“孙退谷庚子销夏记载是碑作凉州刺史魏纯碑，云从故内得之，断阙已甚。案金石录云族系、名字皆不可考。退谷既云断阙已甚，不知何从而得其名曰纯也。”对于翁氏的说法，陆增祥以按语补充道：“祥按，隶释 亦云碑损其名。”10143a再如补正卷七十七魏公先庙碑的辑录文献中征引黄本骥隋唐石刻拾遗的考证部分。黄氏在文中言道：“不知府志何以定为崔绚撰文，大中六年十一月立。”针对黄氏提出的疑问，陆增祥则以按语补充道：“祥按，据金石录目。”10557b其二，判断是非、纠谬正误。如补正卷五 重刻成阳灵台碑的辑录文献中征引顾蔼吉 隶辨的考证部分。顾蔼吉在文中言虑俿铜尺元延铜尺图 1 金石萃编补正所录汉代铜尺录文、摹图差异对比图872023 年第 9 期道：“廷尉仲定奏治黄屋，济阴太守审晃、成阳令管遵辅助成之，故立此碑。水经注 以为管遵一人所立，非也。”对于顾氏文中所言，陆增祥以按语纠正道：“祥按，此所引述征记 之文，非郦说也。记 言尧妃与尧母不同，碑立于建宁四年，与五年亦不合，此语殊误。”10126a再如补正卷十九太尉公刘懿墓志的辑录文献中征引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的考证部分。瞿氏在文中言道：“疑刘懿实出左贤王卑裔之后，作墓志者欲讳其裔出匈奴，故举旧望云宏农华阴人，且攀附临淮之给事为祖也。”针对瞿中溶文中说法，陆增祥以按语评判道：“祥按，此太武断，原本亦作世祖，且误读碑文矣。”10329a综合而言，补正通过对辑录文献部分进行“删减节录”和“附加按语”，就使得每碑录文之后的辑录文献部分不再是单纯的排列抄录，而是皆经过编纂者有意的甄辨选录。而这些在辑录文献中附加的按语批注也成为了辑考体金石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陆氏在辑录文献之后所撰考按做到前后呼应，共同构成一体。即具体史料的别裁、考订服务于个案学术史的整体考察。这也是辑考体金石目录较之于辑录体金石目录更具学术考辨性的根本原因。也因此，相比于金石萃编，补正中每通碑刻之辑录文献部分与作者考按部分的关系就显得更为紧密。5 结语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是整理与总结中国传统学术，这种整理与总结不仅仅限于某一方面，而是涉及包括金石学在内的各个领域。王昶金石萃编与陆增祥补正即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时而生。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是古典金石学发展到此阶段的必然结果，这种新的金石目录体例涵盖了传统金石目录中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种体例，因此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皆具有“集大成”的显著特征。这种编纂体例在古典金石学史上，既是接续，又是总结，还是突破。本文认为，王昶金石萃编 及其续补之作不仅共同构成了清代中后期金石学的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而且共同确定了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具有通纂汇编性质的金石文献著录体例。而这一典范著录体例最终是在陆增祥补正 之中得到深化和确立，这是此书对古典金石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如果说王昶金石萃编是集乾嘉金石学研究之大成，为后世金石学著作的编纂树立了典范，并在此后的百余年中引起诸多学者的强烈关注与积极响应。那么，陆增祥补正则是在王昶金石萃编的基础上，又对此间的关注与响应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历史性总结。参考文献：1李学勤.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 序M/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2贾洪波,朱凤瀚.金石目录初探M/来新夏,徐建华.古典目录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3黄启书.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 之纂辑及其对金石学之贡献J.台大文史哲学报,1999(51):111-164.4叶昌炽.语石M.上海:上海书店,1986:175-176.5朱剑心.金石学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41.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陈思.宝刻丛编M/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24).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18259.8王昶.金石萃编M/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1-4).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9王应麟.玉海艺文校证M.武秀成,赵庶洋,校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23-24.10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896-8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稿本.上海图书馆藏:204-212.作者简介：韩续，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收稿日期：2023-03-17本文责编：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