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性论视域下的数字人文——一种对于数字技术的新的思考.pdf

间性论视域下的数字人文一一种对于数字技术的新的思考封钰内容提要经过7 0 余年的发展，数字人文已经成为人文学科转型的必然趋势。但学界对数字人文概念的理解却排迥在狭义的方法论创新和数字异化批判之间，始终未能阐明其本质。现有的研究表明，对“技术人文”二元范式的执着是导致数字人文概念模糊的主要原因，因此，寻找全新理论入射角以阐释数字人文之本质显得非常必要。间性论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的一种哲学思潮,关注变化、过程、联系、状态等要素，由美国格兰谷大学商戈令、张先广教授提出。而现代哲学间性论视角的重新解读则阐发了一种全新的媒介哲学一一媒介即居间，这意味着媒介是一个使得关系和行动不断生成和转化的容器。本文认为，从间性论的角度出发重新理解数字人文将更有利于阐明数字媒介技术的本质，为阐明数字人文的生成性、图像性和开放性本质提供全新的视角。关键词间性论媒介数字人文数字技术数字人文至今已有7 0 余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思路：其一是数字人文的应用实践，包括数字图书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等；其二是数字人文对传统学科教学的影响与教育转型研究；其三是数字人文的概念辨析、批判和反思。研究路线的巨大分歧暴露出“数字人文”概念自身的模糊性：多数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狭义的方法论；少数学者研究其概念本质，但其中又大多停留在人本主义批判的层面，认为数字技术会带来人文精神的异化危机。这两种理解尽管在认识论上存在巨大差异,或是持有一种不加反思的技术工具论立场，或是恪守人本主义忧心数字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但实际上都受困于主客二元结构的既有认识框架,其分歧也仅仅在于技术和人文熟重熟轻，这202使得它们表现为二元框架的一体两面。数字媒介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几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使得我们无法否认它比以往的任何媒介更加直接地表现出现代技术已经成为摆置人的座架（gestell）这一事实。面对此种技术现实，传播学领域被迫展开了一场范式革命，试图通过再阐释媒介这一一直以来被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所忽视的概念,来推翻以笛卡尔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传播学的主客二元论框架，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媒介本体论”。这一本体论建构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扬弃了主客二元框架的“间性哲学”，这一理论建构路径给阐释“数字人文”提供了养分。尽管传统西方哲学奠基于带有明显二元框架的“形而上学”，但并非没有留下“间性”的种子。本文试图从间性论这一视角人手，重新阐释“数粤海2 0 2 3.4字人文”的媒介技术本质。这样的理论创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脱胎于理性主义的数字技术已经成长出挣脱理性主义楷并重构认识论乃至本体论的力量。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扬弃的一部分，也是让我们重新理解数字人文及其间性论本质，阐明数字人文的生成性、图像性和开放性本质的全新视角和重要途径。正如张先广等所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放弃理性姿态的境地,因为一切理性的东西仅仅是这个新媒介中的内容。作为方法论的间性论哲学间性论（interalogy）是间性（interality）被当作与实体（substance）同等的甚至更为基础的问题来探讨的学问。此概念由美国格兰谷大学商戈令、张先广教授提出，随即引发了中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探索。间性论直接来源于中西方哲学的对比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质，而西方哲学直到现代才迎来间性论转向。梳理西方哲学史可以发现，间性论转向并非无源之水,西方哲学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间性论的种子。关于“间性”的讨论，自古以来中西方哲学皆有涉及。所谓间性是“非实体性质或因素的总称”，如秩序、组成、网络等。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本体论（ontology）哲学，关注实体（substance）与存在（being）,将探究世界的本原等同于研究存在的本质。从米利都学派开始，早期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等人便开始探讨世界的本原（arche）；巴门尼德指出唯一不变的本原便是存在，存在之外别无他物,从而奠定了形而上学的根基；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万物的本原，是所有感性事物的本质和根据；亚里士多德在“理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实体论”的哲学体系，认为“实体是存在着东西的元素和本原，其他东西都由本性而生成”，而研究本体的哲学是高于其他一切科学的第一哲学。由此，西方哲学走上了形而上学的道路。在商戈令看来,形而上学总是试图将“某种因素孤立地抽象出来,然后将一切存在还原为一种普遍和不变的本质”。但这一哲学思潮很快就遭遇了自身的逻辑危机，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对形而上学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非一无所有？”在古希腊人看来，“一无所有”是极其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存在不再是一切的前提。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无所有”，即“非存在”，“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非存在”就是“存在”得以显现以及被言说的前提。比如，巴门尼德正是通过引人“无”的概念，才得以证明存在不能不存在（是不是非是）。而一旦引入“非存在”,形而上学就将走向其理论逻辑的终结。在商戈令看来，非存在就恰恰代表了那些非实体和无本质的现象，比如场所、组成（组织）、秩序、关系等与实体既可以相关也可以不相关的因素，即“间性”。这正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根本：关注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和衰亡而非其先验本质。从柏拉图到德勒兹，“间性”的真正内涵被逐渐发掘。柏拉图将“间性”解释为介于“理念”和感性事物之间的“第三者”。在他看来，水、火、土等不稳定元素需要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接受者，且无法被人们感知和思考：“我们可以恰当地把接受者比作母亲，把理念比作父亲，把由这两者产生的感性世界比作孩子。”很显然，柏拉图这里的比喻并不恰当，因为母亲并非稳定不变的接受者，她会给孩子不断地提供养分，即便在孩子出生之后也不会中止对孩子的滋养和培育。换言之，柏拉图眼中的“间性”只是没有生命的“容器”。而直到现代间性论者如德勒兹等人重新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间性”才摆脱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或者说德勒兹等人通过再阐释“间性”这一概念而重新回到了作为“间性论者”的柏拉图。怀特海和德勒兹都用“筛子”的隐喻阐述了“间性”的生成性,认为“间性就是一个起筛滤作用的间性机器，兼有接受和创造两方面的功能”。其中“接受”是“容器”的表征，而“创造”才是间性论本质之体现。因此，“间性”是变化在其中得以进行的东西,是永恒存在的住所，是宇宙产生的母体环境一一是生成、发展、包涵、容纳、不确定的“间性”。但遗憾的是，柏拉图并没有继续发掘“间性”概念中隐藏着的潜力，以至于主客体二元论的观点不断发展，从而带来了现代性危机。主客二元论通常被解释为西方文明的特质，洛根在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中指出：“拼音文字对巴比伦、希伯来和希腊社会产生影响，有助于营造抽象和理性思维的环境条件，为典章化法律、203间性论视域下的数字人文一神教、抽象科学和演绎逻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站在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正是字母表的发明使得本体论在西方古典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以至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不断拉开了主体和客体的距离，直到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爆发。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危机的不断上演，以及电气、电子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本体论的统治被逐步消解，主体性哲学的自身逻辑开始走向终结。胡塞尔在推出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现象学的还原”原则之时将一切客观事物“悬置”起来，导致“我”取消了一切他人的存在。但是，一旦我们把他人的存在视为可有可无，便无法把眼前的世界视为一种由所有人共有而非个体私有的世界,悖论便产生了。由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不得不从自我走向他人，从“我”走向“我们”，从而奠定了西方哲学间性转向的基础。此外，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运动、变化的状态考察事物的辩证法思想，也扬弃了抽象思辨、远离具体实践的哲学路径。尼采则通过推崇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而反对基督教对道德标准的设定，进一步反对追本和抽象,指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自在之物”，从而颠覆了形而上学传统遵循的逻辑性、体系性；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引人“此在”（Dasein）的概念来解释“存在”。“此在”指“人在这里或那里的存在”，“此在”在世界之中得以展开自身，与世界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在世存在”，是与天、地、人、神四元的共在。这种具有浓厚间性色彩的哲学论断,标志着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超越和反思，启发了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对“主体间性”的进一步思考。不难看出，本体论哲学从内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间性论复兴与生成。相较于本体论将万事万物归结为一元的、绝对的、抽象的存在,间性论将目光投射到实体所存在的多元整体中，关注事物生成的条件、发展的过程、存在的状态和未来的可能，关注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对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间性”这一概念对于重新搭建新时代的“哲学大厦”而言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可以说，在西方理性文化中，本体论似乎一开始就是第一位的，间性不过是本体论逻辑所不能之时的一种自救，但后续对于间性论的重新发掘使这一逻辑范式发生了改变。这一逻辑与人们对媒介的认识过程十分类似，人们对媒介的认知也经历了从信息的传播节点到生成整个世界的“居间者”的转变，数字技术便是后者的集中体现。因此,间性论这一横跨形而上学的视角为我们理解数字人文的创造性本质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间性论哲学与数字技术的内在关联在间性论复兴的过程中，信息环境变革与数字技术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逐渐体现出“媒介即居间”这一隐性观点。在传播学诞生之初，由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是最通用的研究范式，也代表了彼时学者对传播的普遍认识，即信息从传播者经由传播媒介抵达受众并产生一定效果。在现在看来，这样的线性模式和真正的传播相距甚远，它将传播理解为信息在不同节点中的传递。但人类传播“不是使用定型语言、形式化语言进行交流，而是使用情境性语言的原创交流”，认知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状态,更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拉斯韦尔所奠基的传播学范式不仅忽视了处于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也忽视了媒介所蕴藏的“生成世界”的巨大潜力。不过，在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世界格局之下，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就是现代性不断展开的结果，其背后所体现的就是主客体距离被不断放大以及工具理性极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以至传播学在彼时和控制论、结构功能主义等范式相向而行。在这一范式下，媒介就只是一个信息转运的机构，是主体与客体产生联系的中介，除此之外，媒介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并不构成主客体连接与转换的动因，也未进人间性论的范畴。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其作为媒介而带来的主体性危机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现实体验,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学界开始重新理解媒介的概念内涵，为其赋予了更多间性论的哲学意义。这一思潮的起点是麦克卢汉，他在电视时代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媒介”的巨大能量。在麦克卢汉的口中，“媒介”一词可以和“背景”“环境”相等同,都表现为“一种形式因,具有塑造效能,能给事物赋形”。?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还将媒介的生成性问题呈现在我们面204粤海2 0 2 3.4前,即“通过人的转化,媒介具有了一种行动力，不仅成为人们感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前提，而且成了活生生的力量漩涡，”。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麦克卢汉的论述隐藏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即“作为居间的媒介”，这意味着媒介不仅是一个容器，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关系和行动可以不断在其中生成。在这一意义上，数字技术即具有了“间性”的特征。首先，数字技术即居间这一论断可以从其底层技术逻辑中窥得一二。本质上，数字技术是以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的技术，即通过二进制代码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相连接，将具体的现实世界转化为“0”和“1”组成的代码。二进制算术的创造者、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发现，如果将阴交看作“0”，把阳交看作“1”，那么易经“六十四卦图”中的六交排列恰好是从0 到6 3的二进制数字。由此，他猜测中国古代先贤已经掌握了二进制算术，伏羲的创世说和基督教的创世说在本质上都说明了世界一切从“0”和“1”而来，从阴和阳而来。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意味着“0”和“1”是世界的确定本源，如果做此理解便意味着又回到了形而上学的传统；相反,这体现的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即意味着世界源于对立面关系的运动与转化。具体而言，在计算机中“0”和“1”代表着电路的开和关、电极的正与负；在哲学中则代表着世界的“空”和“有”、“虚无”与“存在”，“0”是“1”产生的根基，“虚无”是“存在”的前提，两者之间相互转化、依存和包含生成了整个世界。其次，从结果而言，数字技术塑造了间性的信息环境，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即居间。如媒介环境学派所言,任何一种信息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引发社会的巨大变化：语言使得人类和其他动物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文字使得信息传播从此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印刷术的强复制能力奠定了近代文明的基础；电报、电视、电影等模拟电子技术塑造了第一套体外化声音和影像信息系统，直观再现了人类的感性经验；数字技术的发展则意味着人类从此一跃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参与式、对话式、游牧式的间性行为方式和碎片化、差异化、去中心化的间性社会结构由此诞生。最后，从语言逻辑来看，数字技术所代表的是一种异于字母文字的图像语言，能够绕开抽象观念的中介而呈现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数字技术的“视觉”隐喻再次论证了其居间本质。语言与哲学密不可分，前者不仅为不同主体所共享，同时塑造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模式，是主体间性的集中体现。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指向同一性的命名哲学，排斥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从拼音文字的语法逻辑和西方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色彩中可见一斑。这也是间性思维在中国绵延不绝的原因不同于拼音文字，汉字是一种象形和表意文字。在这个意义上，间性论的复兴也可以视为数字技术影响下的西方文明的“汉化”，即，数字技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图像文化，抑或一种具身的“体验文化”。尚杰指出，传统哲学是语言的哲学，它从语义而非视觉的角度思考意义；相反，图形的意义是显露的，其意义多于语音和文字，也无法纳人语义。换言之，图像无法停留在抽象的观念之中,而是在生活世界积极地显现,从而表现出极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所指,其意义只能在场景中通过主体的“观看”行为被确定。汉字便是这样一种图像文字。同样,数字技术也是这样一种视觉技术，它决定了数字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是生成的、间性的。更进一步说,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观看”的视觉技术，更是一种“参与”的交往技术，它的开放性和强交互性使得一切关系和意义都得以在其中生成并转变,其进发出的无限创造力成了数字人文的坚实基础。由此可见，以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尽管从表面看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但其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却扬弃了理性主义背后的主客体二元论，走向了一种间性哲学。在这种间性论哲学与数字技术共通互融的前提下,关于间性论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成为可能。延森将数字技术理解为一种“元技术”,这一元技术通过将一切数字化并实现不同传播方式之间的融合，“在元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的特征”。这说明数字技术之下的传播是一种重新拉近主客体距离，生成于主客体关系之中的传播，从而更加符合传播的原始状态，麦克卢汉将205间性论视域下的数字人文其称为“再部落化”。在这一意义上，数字人文也就不再是将数字化的人文学科视为研究对象的一种方法论，而表现出研究者和人文学科一一乃至其他主体一一在数字技术所编织的传播网络中共生的间性论本质。但遗憾的是，面对数字人文可能的间性论本质，学界很少对其展开学理化的思考与论述,更多只是以应用性为主导,将其视为一种研究范式和工具，从而再次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人文与技术的关系。当然，不少学者认识到数字技术对社会逻辑、个人思维方式及主客体关系的重塑，但又常常陷入传统人文被数字技术所绑架的担忧，开始关注计算性思维和人文哲学思想性的平衡性问题,从而又将二者对立起来,未能将间性论坚持到底。间性论下的数字人文及其本质特征数字人文（digitalhumanities）正是数字技术与人文科学领域交叉碰撞进发的耀眼火花。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数字人文的概念最早是从文学和语言学中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发展而来的。19 49 年,耶稣会牧师和哲学教授布萨（Ro b e r to Bu s a）利用IBM计算机编制了一份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词汇索引，并以此对其作品进行了分析,由此开启了人文计算的先河。随着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人文计算的对象从文本逐步扩展到图像、声音、网页等多媒体和超文本，从文学和语言学领域延伸到历史、音乐、艺术等各个领域。许多学者开始用含义更加丰富的“数字人文”取代原本的“人文计算”概念。2 0 0 4年，数字人文指南问世，成为最早系统研究数字人文的著作；2 0 0 9年，该概念被王晓光等引入中国，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逐渐得到人文学界的认可。尽管数字人文已经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和学术界的广泛使用,但到底什么是数字人文,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定义。有研究者将其视为狭义的方法工具，也有研究者将其视为宽泛的范式理念和实践做法。数字人文科学季刊（DigitalHu-manitiesQuarterly）的创刊词指出，数字人文是一个混合领域，跨越了学科界限，也打破了理论与实践、技术实施与学术反思之间的传统壁垒。概念的模糊导致了“数字人文”领域的包罗万象：无论是数字图书馆、人文数据库的建设，还是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抑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都可以被纳人数字人文这一伞式概念下。朱本军、聂华等人在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中将“数字人文”归纳为人文数据库或数据集的建设、人文数字工具的开发使用、创新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人文领域的创造性破坏与建设等四个层面。尽管外延极为丰富，但若从内涵层面思考“数字人文”，其本质亦十分清晰。正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情报学院院长约翰安迪沃斯（John Andyworthy）所言，数字人文的一端是高效的计算，另一端是人文沟通。一言以蔽之，数字人文的本质就是将现代数字技术在传统人文学科的跨界应用，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在工具层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数字人文研究都离不开数字技术对传统人文项目的再造与重塑。无论从前身“人文计算”而言，还是从当下发展来看，数字人文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人文社科的交叉为核心。因此，归根结底，数字技术是数字人文最核心的本质。如何实现对数字人文的深层理解？间性论为此提供了方法和可能。在当代社会，数字技术逐步主宰世界，“理性的、因果的和定义式的思维将让位于关系性和概率性的思想场域”，人们有望复兴间性思维，间性论也将会颠覆和吸纳本体论。间性论将间性作为存在基础和前提，是把世界视为一个不断生成和变化的连续整体，并肯定多元、差异、互在和共生，为人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范式。在这一意义上，数字人文承诺可以在知识是离散、不完整且固定的背景下，将我们从受时间限制的线性媒介中解放出来。而这正和间性论哲学肯定差异和关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这一意义上，数字人文得以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与理论和实践的壁垒，包容、重塑与再构一切存在之物。因此，本文提出从间性论的角度切人考察数字人文的视角，并对其本质性特征做如下概括。在间性论互在共生的视角下，数字人文对现实的再造体现了其生成性本质。数字人文的生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再造现实的强大能力。从各类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数字化转206粤海2 0 2 3.4型,到中国知网（CNKI）、中华经典古籍库等数据库的数字化建设，再到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巴黎圣母院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它们均被吸纳进数字人文的“间性”，实现重塑与再构。当所有信息乃至人本身拥有了可以无限复制、实时共享、远程访问的“数字李生体”后，虚拟就比现实更真实，现实反而可以被视为对虚拟的模仿和复制。例如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合作推出的大型国际研究项目“威尼斯时光机”，通过将威尼斯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文献档案数字化，再现了威尼斯千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发展，构建了跨越数千年的欧洲历史地图，可为公众提供基于4D模拟甚至是虚拟现实的威尼斯历史回顾展示。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历史的模拟和复制，超越了现实的时间和空间，创造出一个比真实更加连续、完整、生动的威尼斯历史，也改变了人们感知人类文化的模式。第二是重组组织中各主体关系的能力。数字化将全球的人文生产领域变成一个畅通无阻的空间，实现间性的连接和组合，进而优化资源的分配、释放社会的创造力、促进要素的流动。例如用户自生产内容（UGC）不仅释放了数以亿计的信息源，还实现了用户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分享，关联数据服务（LOD)技术可以通过开放数据接口来支持在web上调用数据，在数据资源方面实现跨机构的共建共享、跨网络的开放互联和跨领域的知识融通，以及跨时空的版本迭代。在“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中，政府、机构、学者、当地志愿者以一种“特许的”运作模式聚合在一切,共同参与到围绕特定城市的综合项目中。除了威尼斯之外,阿姆斯特丹、巴黎、耶路撒冷、布达佩斯、雷根斯堡、纽伦堡、德累斯顿、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那不勒斯、乌特勒支、林堡等城市都已经陆续开展了“地方时光机”项目，创建了一个动态发展、相互协作的城市网络平台。在间性论兼容表征的视角下，数字人文对信息组织方式的改造体现了其图像性本质。图像性是对拼音文字文化的一种超越，前文将其总结为现代文化的“汉化”，即从确定性的逻辑走向生成、转化和开放的逻辑。在数字时代，世界被把握成一幅由各种碎片和碎片间隙组成的镶嵌画。长久以来，人们进行查阅和搜索的最小单位一直是单篇的文献或书籍，数字化打破了原本看似完整的文献,将碎片和断裂的知识单元，包括词语、句子、时间、地点、主题、关键词、人物、事件等都可以被用于独立搜索、聚类、统计和分析。信息、数据成了一个个相互连接的节点。节点中的间隙也意味着拥有一种无限延伸、无限细化、无限生长的可能性。这一对信息的节点式重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范式，理性因果和定义式的思维将让位于关系性和概率性的思想场域。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认为，大数据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来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例如，关联数据技术能够通过可链接的URL让机器读懂知识，将零散的数据进行组织，建立数据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数据关系网。知识图谱技术则在关联数据的基础上，使用RDF三元组合模型来表达“实体一属性”和属性值，并支持机器语义描述，以便进一步知识挖掘、知识建模和知识计算等。基于此，研究者可以实现对文本的共现分析、关联关系分析、内容分析、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社会关系分析，发现事物之间的复杂关联。在间性论多元差异的视角下，数字人文对于节点的普遍运用体现了其开放性本质。数字人文的开放性体现在对不同身份人员的召唤，也体现在对所有潜在数据的召唤。信息交汇的节点和节点之间可以不断加人新的节点，也可以不断改变节点的连接方式和组织形式，让信息“活”起来了。如果说数字人文中信息的拆解是一种“化整为零”,那么其对信息的整合则是一种“计零为整”。“万物都处于流变之中”，“唯有变化之恒常”，不再是一种哲学角度的思考和判断,而是每个人真真切切的日常体验。其次，数字人文的开放性使得人和组织也成为整个网络中的节点之一。传播不再是单向的一对多,也不再拥有明确和唯一的中心，每个节点都同时是信息的搜集者、制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节点的间隙捕获受众的注意力，也邀约受众的参与。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中依据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度、信息接受者想象力的发挥程度，以及人们在信息接收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将媒介划分为冷媒介与热媒介：冷媒介意味着“低清晰度”和高参与度；热媒介意味着“高清晰度”和低参与度。这种划分在数字技术时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数字媒介无疑207间性论视域下的数字人文是一种“高清晰度”的热媒介，但又兼具冷媒介动员多种感官和受众参与度高的特性。在数字技术制造过程中,在节点与节点之间的间隙中，人们拥有巨大的创造空间，可以参加到数据采集、处理、呈现和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并成为数字人文意义网络的节点之一。在上述三种本质性特征中，生成性本质具有优先性。生成与孕育是“间性”概念的核心隐喻，在这一意义上，生成性本质表现为一种关系本体论，如德勒兹言：“事件产生于混沌，产生于处于混沌状态的多（multiplicity），条件是要有一种筛子介人。”这里的“筛子”（screen）是间性的对等词之一。其中混沌状态就体现为一种主客体关系。因此,将生成性理解为数字人文的第一本质,是数字人文能够被理解为间性媒介技术的前提。余论：间性论视角下数字人文的互在共生本文从间性论的视角理解数字人文技术,阐释了数字人文的生成性、图像性和开放性本质，这也更好地阐释在间性论的视角下数字人文的本质。过去对于数字人文的理解大体上呈现为工具性的两面：要么是主体操纵客体；要么是客体威胁主体。这两种讨论都将数字和人文对立起来，简单地将数字化等同于人文研究的新形式，其与过去人文研究的差异被把握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研究者未能意识到数字技术对本体论的再造，也就未能触及数字人文的间性论本质。数字技术重塑社会逻辑和思维模式是能被人们直观感受到的事实经验，而建立一种“数字一人文”的关系结构是深入理解数字时代的关键。作为方法论，数字人文使得我们能够获得以往人文学科无法获得的分析手段，寻找到事物之间的复杂关联。而间性论视角下呈现出的数字人文的生成性、图像性和开放性本质则展现了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联系之间的共生关系。换言之，数字人文的生成性使得其能够吸纳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关系变化,从而展现其图像性和开放性；同样，只有当数字人文展现其图像性和开放性时，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才得以在其中生成。存在即互在,互在即共生,如黄蜂和兰花、手指与键盘,互在共生是自然的法则，也是社会的法则。本体论将存在看作一种独立的理念，间性论则重视存在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差异、相互演进的关系，把世界看作一个关联网络。数字人文则是这种理念的具体践行，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对现实的再现。一旦我们接受了互在共生的间性理念，就会发现完全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激进的技术决定论者都是对现实的远离。人与技术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人操控技术或者技术驯化人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协同、相互塑造和相互适应的共生关系，如古尔汗所说，人类在心灵和身体上都早已非常技术化了。数字与人文亦是如此一一既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交叉产物，也是一个共同进化的整体，抑或说，人文向来都是技术化的，而数字技术只是让这一本质性特征出场而已。白参见谷学强媒介化时代的数字人文研究：脉络谱系、理论内涵与研究范式，新闻界2 0 2 1年第1期。张先广、杜丹：对数字技术的间性论思考，哲学分析2019年第3期。商戈令：间性论撮要，哲学分析2 0 15年第6 期。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 页。商戈令：图像、丛生与间性一一探源中国哲学的新路径，文史哲2 0 17 年第3期。Plato,Plato:Complete Work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1255.张先广：德勒兹与廓落，中国图书评论2 0 2 0 年第11期。参见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12 年，第53一8 9页。参见张再林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人文杂志2 0 0 0 年第4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参见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 0 0 7 年，第166167 页。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 8 7 年,第16 一17 页。参见张先广、麦文隽主持人序：间性研究一一阈限时空中的探险，东方丛刊2 0 19年第2 期。吴锋：发达国家“算法新闻”的理论缘起、最新进展及行业影响，编辑之友2 0 18 年第5期。贾向桐：当代人工智能中计算主义面临的双重反驳一一兼评认知计算主义发展的前景与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 0 19年第1期。张先广、胡菊兰：后历史时期间性的复归，中国图书评208學海2 0 2 3.4论2 0 2 1年第8 期。胡翼青、谌知翼：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作为世界的媒介，新闻记者2 0 2 2 年第10 期。莱布尼茨：论单纯使用0 与1的二进制算术兼论二进制用途以及伏羲所使用的古代中国符号的意义，李文潮译注，中国科技史料2 0 0 2 年第1期。孙小礼：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个误传与他对中国易图的解释和猜想，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2 期。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3年，第8 3页。参见尚杰从语言的边界到显露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19年，第7 4页。Julie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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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technology-humanities binary paradigm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blurring ofthe concept of digital humanities,so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new theoretical angle of entry to explainthe esse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Intersexuality theory is a philosophical trend opposite tometaphysics,focusing on change,process,connection,state and other elements,which wasproposed by Professors Shang Ge-ling and Zhang Xian-guang of Grand Valley University.The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intersexuality perspective expounds a new philosophy of themedium-the medium as interstitial,which means that the medium is a container for the continuous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s and actions.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new understanding ofdigital huma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titialism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elucidating thenature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elucidate the generative,pictorialand open nature of digital humanities.Key words:interalogy;media;digital humanity;digital technology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