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为什么这样红.pdf

特稿红安为什么这样红红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湖1北红安原名黄安，是一片浸染了革命烈士鲜血的红土地。1 9 5 2 年,黄安县正式改名为红安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命名褒奖的革命老区县。随着红色资源的不断发掘，“红色的黄安，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全国著名革命老区，中国第一将军县”等红色印记，也先后被深镌在红安的红色名片之上。红安为什么这样红？这是多年来到红安革命纪念地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一、董必武在红安精心播撒革命火种：红安之红的重要基础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湖北革命的播火人。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他对故乡红安革命运动的兴起极为重视，精心谋划、精心组织，为红安播撒了三把火种，使红安成为大别山地区星火燎原最早、最旺的一个县。因此,黄麻起义的参加者、1954年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李先念同志，在红安考察时深情地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1.播撒组织火种1923年冬，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亲自组建了党的黄安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安最早的中共组织，是后来在斗争中发展建立起来的中共黄安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区乡村组织系统的总源头。工作组最初的几位成员都是在武汉中学读书的红安籍青年学子，是董必武、陈潭秋的学生，此前都由董必武、陈潭秋培养考察并介绍入党。工作组成立不久，董必武便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将工作组2023年第7 期总第6 9 5 期学习月州派回红安，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从此，党的组织就在红安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2.播撒信仰火种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董必武通过武汉中学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启黄中学等学校的红安籍学生，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向导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刊物介绍到红安。不久，在董必武的倡导下,红安先后创办了黄安青年黄安通俗旬刊等革命刊物，旨在结合红安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识。1 9 2 2 年至1 9 2 3 年间，董必武还先后3 次回乡，亲自深入城镇乡村，向农民、手工业工人和青年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信仰的种子在红安人民的心中、脑中发芽,随着革命斗争的开展，红安人民由最开始懂得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信服和真诚信仰，进而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激励着红安人民在革命的征程中一往无前、不懈奋斗。3.播撒人才火种革命需要人才、需要骨干，人才和骨干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革命力量的象征。董必武利用在武汉中学教国文课和先后在两湖师范任教务主任，在省立第一师范、湖北女子师范、启黄中学兼课的有利条件，在青年学生中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革命骨干。这些学生利用寒暑假回到红安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时了解农民疾苦、倾听农民呼声。毕业后，董必武报请中共武昌区委批准，把他们又派回红安，主要负责发展党团员、组织农民协会。他们中的每位成员都是一颗革命的火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这颗火种照亮了一片乡村，在革命斗特稿A争的风雨中造就出新的革命人才、新的革命骨干。而这些人才和骨干又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继续播撒火种，并向所在地周围乡村辐射，形成滚雪球式的发展。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茶的红安农民运动，就是以这种方式组织发动起来的。二、党在红安的领导坚强有力：红安之红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包括中共黄麻特委、鄂东特委、鄂东北特委、鄂豫边特委、鄂东北道委、黄安中心县委等在内的党在红安的各级领导机关，团结带领全县全区人民，在革命的征途中走在大别山的前列，展示出极强的领导力。1.善于以初心凝聚民心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谋翻身解放、谋幸福，民心就是人民群众之心声。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党的主张和行为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初心赢得民心，以初心凝聚民心。黄麻起义期间，由中共湖北省委在七里坪组建的中共黄麻特委，在组织发动农民暴动的过程中，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把“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作为特委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在七里坪地区广泛宣传，同时向农民群众郑重承诺：暴动胜利后给大家分配土地。暴动之前，黄麻特委还组织黄安县委和七里区委、紫云区委工作人员到工作基础较好的乡村搞试点，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在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广大农民心目中，土地就是命根子，拥有属于自已的土地是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素以勤劳朴实勇敢著称的七里坪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政党、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人民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分到土地后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发自内心地呼喊“共产党万岁”，甚至把共产党比作救苦救难的菩萨。共产党帮助他们实现了千百年来未曾实现的拥有土地的梦想，他们感悟到共产党的初心、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也看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希望。因此，在七里坪地区，人们对党的号召一呼百应，拥军参战的热潮不断涌现，他们自觉行动起来，拿起各种武器为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而战，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和新建的革命根据地而战。这里的民心始终向着党，向着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2.敢于以革命发展革命当革命道路进人曲折低洼之处、革命运动处于波折低潮之时，革命斗争该何去何从？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共黄安县委和党在红安的各级领导机关不是惊慌失措、灰心丧气、排迥观望，而是冷静分析、沉着应对、积极展望，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提出以革命发展革命的思路和方针，破解前进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革命发展革命的思路和方针，最初是1 9 2 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黄安县委在重组时提出的。当时，国民党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农会，勒令共产党停止在农村中的一切活动。同时，还发出通缉令，通缉捉拿黄安9 2 名共产党员，其中第一名是董必武，黄安县委委员也都在被通缉的名单中。在白色恐怖下，混人革命队伍中的一些投机分子有的叛变投敌，有的自动脱党，黄安县委中也有个别动摇分子借故打听消息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艰难曲折的红安革命走到了十字路口，不足半岁的黄安县委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块择。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黄安县委常委郑位三勇于担当、挺身而出，立即召集在七里坪地区坚持斗争的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郑行瑞等党员领导骨干开会研究，决定重组黄安县委，并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以七里坪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新县委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工作思路和斗争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新县委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牢牢掌握农民武装，继续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党团组织，坚持武装斗争，不仅胜利渡过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的生死之关，而且为即将举行的黄麻起义准备了大批革命骨干和武装力量。在之后的战斗岁月里，特别是在3 年游击战争中和中原突围之后至刘邓大军南下进人大别山之前的学习月州2 0 2 3 年第7 期总第6 9 5 期特E稿几个时间段里，由于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红安及周边地区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包括黄安县委在内的党在红安的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敌情、我情，不断调整对敌斗争策略，但在总体思路上仍然一如既往，始终坚持以革命发展革命的方针。最终，这些困难和问题都迎刃而解，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牺牲了9 名县委书记和7 名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初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口号的几名新县委成员，除代理县委书记郑位三多次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外，县委委员吴焕先、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王秀松、潘忠汝、陈定侯、程翰香、戴季伦和候补委员吴先筹均先后牺牲。三、革命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红安之红的重要因素毛主席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敢担当。”红安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胸怀天下，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人伟大奋斗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安籍知识分子从数量上看在大别山地区并不占优势，不及鄂东的黄冈、麻城和豫东南的光山、商城，与皖西的六安差距更大，但却是觉醒较早、选择跟党走，并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人数最多的革命群体。1 9 2 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有中共党员5 8 名，其中红安籍党员有3人（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同时也都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据郑位三、戴季英回忆，黄麻起义前后，红安籍知识分子总数约1 1 0 0 人，其中有2 6 0 多人先后加人中国共产党，3 0 0 多人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具有更高更广阔的思想境界、更远大更宏伟的奋斗目标、更执着更坚毅的意志品质。他们忠诚担当，是革命的先锋和勇士，在党领导的红安革命斗争尤其是早期斗争中2023年第7 期总第6 9 5 期学习月州积极作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8年至1 9 6 0 年，郑位三同志在北京和武汉多次接受湖北省地方党史调查组的访问，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红安、麻城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当年革命斗争能不能搞起来，关键是这个地方是否发动了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要发动农民非要共产党不可，但还要有个条件，那就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知识分子在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1.模范带头作用红安革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中小地主或破落地主家庭，其中很多是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萧楚女的学生。这些知识分子们公开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破家革命、带头革命，站在革命的最前列，用行为感动了包括曾是自己家佃户、雇农在内的当地广大农民。如毕业于麻城蚕业学校的吴焕先带头在家乡紫云区箭厂河乡搞农运，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当着全村人的面烧了自家的田约和账簿，将与自家订有契约的佃户、雇农等所欠的债务全部免除，还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建农民协会，并在其父亲、大哥、二哥、小弟、大嫂及中的侄子被敌人杀害后继续“办党”（当时当地群众语言，指建党、发展组织），创办革命红学，受到当地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当年的四角曹门村农民吴先恩说：“吴焕先喝了那么多的墨水，不到外面去升官发财，天天和我们种田佬滚在一起，深更半夜办党，打土豪劣绅，为穷人撑腰壮胆，还分财产给我们。他敢干，我们还怕什么！”在吴焕先的影响和带动下，箭河乡的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年轻力壮者主动报名加人他和吴先筹等创办的三堂革命红学。农民吴先恩也成为革命红学中的一员，后来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并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 9 5 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从武汉中学毕业回乡的青年学生赵赐吾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他动员母亲和妹妹搬进一间破柴房，自己也住进柴房里，决心和穷人一样，过着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生活。他在自家的房门贴上封条，将地租契约当众烧掉，并宣布：“我赵赐吾家的所有田地、房屋、财产一切都交给农会，分给穷特稿A人，农民群众债务全部免除！”在赵赐吾的带动下，许多农民加入由他任大队长的东岳庙农民义勇队，参加了红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知识分子破家革命、带头革命绝非是一时之意气，而是革命理想信念使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已的宝贵生命，用忠诚担当书写了自已短暂而又不朽的青春年华。据统计，到新中国成立时，红安全县革命知识分子幸存者不足2 0 人。这种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模范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红安革命运动的勃兴。刚开始革命时，许多人在观望；知识分子带头闹起来，原来沉闷的局面被打破了。那些观望的人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他们在亲眼看到青年学生和教书先生胆子突然变得那么大，不要钱不要命地干之后，自己也跟着干起来。2.桥梁纽带作用这种作用在农民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成为湖北全省县以下声势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革命运动。红安当时的农民运动以农协组织健全、农民发动广泛、斗争成果显著而走在鄂东北乃至湖北全省的前列，这得益于中共黄安党团特支（1 9 2 7 年3 月扩建为中共黄安地方委员会，4 月改为黄安县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国共合作的政治氛围，更得益于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作为。这种作为主要体现在他们与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出色地成为党联系农民群众、发动领导农民运动的桥梁和纽带。在党的组织尚未发展到乡村之际，中共黄安党团特支为了尽快将农民群众发动起来，首先将革命知识分子分派到全县1 0 个区、2 1 0 个乡创办平民学校，再以学校为基地发动领导农民运动。这些知识分子没有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他们联络各方，先后创办了8 0 0 多所初级小学，包括原有的几所高等小学和近3 0 0 所初级小学在内。截至1 9 2 7 年春，红安全县共有小学1 1 0 0 多所，在校学生5 万余人，还创办了数百所农民夜校。革命知识分子经过考试按规定走完教师“检定”程序，以合格的身份成为乡村小学教师。他们白天在小学教书，夜晚则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或深入到最贫困的农民家中，与农民促膝交谈，启发农民革命；或在农民夜校兼课，唤醒群众，动员农民加人农民协会，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打倒土豪劣绅。夜校没有现成的教材，他们就把自已从武汉等地带回的革命书刊上的文章摘录下来，结合农民群众深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封建思想束缚的现实，编成通俗易懂的“三字经”、歌谣、鼓词或顺口溜，教农民读背传唱，使农民在夜校既可学到文化知识，又能懂得革命是穷人唯一的出路等道理。当时的乡村小学一般设于当地的祠堂公屋，乡村农民协会也设在祠堂公屋里，因此学校成为乡村农民运动的指挥中心，教书先生即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党联系农民群众、发动和组织领导乡村农民运动的特殊桥梁和纽带，成为各乡村的农运领袖。由于他们的积极作为，至1 9 2 7年5 月，全县1 0 个区、2 1 0 个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5.6 万余人。3.领导骨干作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骨干始终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和主心骨，事关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红安革命知识分子走上县区乡的党政军领导岗位，并有许多人进入领导机构任职或在人民军队中担任师级以上军政领导职务。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已的智慧和力量，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安之所以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发生了黄麻起义这个惊天动地之举。而黄麻起义的爆发绝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与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作为和领导骨干作用息息相关。从大革命失败到黄麻特委决定举行黄麻起义之前，党在红安先后作出了几个重要决定，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重组黄安县委，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斗争方针。没有新的县委和新县委提出的这个方针，就不可能有红安的“九月暴动”。没有“九月暴动”的尝试及所准备的基层干部队伍，举行黄麻起义的可能性也会大打折扣，即使举行，也难以旗开得胜，而当初作出这个重要决定的就是一批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员领导骨干。到黄学习月州2 0 2 3 年第7 期总第6 9 5 期特E稿麻起义之时，设于七里坪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黄麻特委的书记、委员和担负指挥职责的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及其成员，全部都是革命知识分子。“九月暴动”后重组的黄安县委委员除田开寿、程昭续为农民干部外，其他均为革命知识分子。直至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由于工作需要，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农干部越来越多地走上党政军领导岗位，革命知识分子在领导骨干中的占比亦相应减少，但他们仍然是根据地干部队伍中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四、人民军队的扶持帮助：红安之红的有利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安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和重要基地，除了1 9 4 6 年6 月中原突围之后至刘邓大军南下到达大别山之前这个特殊时段外，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人民军队的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这为红安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及持续进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组织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如1 9 2 9 年春，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两个大队由红安北部向西活动，在拔除地主围寨、消灭“清乡团”和民团之后，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发动群众、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很快打开了红安仙居、二程、高桥、八里等区的革命局面。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大军也曾多次组织工作队，帮助红安县委恢复和发展地方工作，重建解放区。2.作战消灭敌人，将白区变为红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安县城和八里湾等集镇，就是在红军的帮助下，以作战的方式将白区变为红区的。红军经常到红安，不仅直接对红安革命斗争给予扶持帮助，同时还极大地提振了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助推了广大人民群众拥军参战的热潮。全民族抗战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亦是如此，如果没有人民军队的作战帮助与鼓励支持，红安革命根据地不可能众山红遍，最多也只能2023年第7 期总第6 9 5 期学习月州是个支离破碎的局面。3.人才支援，枪弹补给红安革命基地开辟创建之初，在人才、枪支等方面曾得到红军部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当时，红军队伍力量并不大，尤其面临人才紧缺的困境，但当地方工作特别需要之时，红军仍鼎力相助，将部队优秀人才调到地方工作。例如，1 9 2 9 年秋，中共鄂东北特委为了开辟红安南部地区工作，派黄安县委委员、组织部长甘济时以工委主任（又称书记）的身份去开展工作，甘济时提出要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当助手。经特委推荐，红十一军三十一师政治部同意将该师第五大队的副班长李先念调到工委工作。李先念是红安南乡高桥区人，当过木匠，曾任乡农协常委、党支部书记、区委交通员和游击队长，对红安南部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思路清晰、办事干练，甘济时对他很满意。在工委的领导下，红安南部地区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李先念功不可没。不久，李先念先后挑起了高桥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区委书记的重担，并参与创建陂安南县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陂安南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和陂安南县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干部培训方面，红军创办的随营学校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主要是培训红军军政干部，但每期都安排有一定名额，用于培训红安等县地方革命武装指挥人才。地方赤卫队、游击队、守备队、红色补充军、赤卫军等革命武装的枪弹，主要是靠自己打胜仗从敌人手中缴获，同时也得到了红军源源不断的支援。（执笔人：彭希林、辛向阳）责任编辑/周吟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