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pdf

年第 期现代大学教育学术争鸣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学一般项目“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背景下学生评价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探索”，项目编号：；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学一般项目“美国高等教育自愿问责制度研究”，项目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郭芳芳（），女，山西沁水人，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从事学生评价、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等研究；太原，。柳亮（），男，湖北武汉人，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烟台，。：。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郭芳芳柳亮摘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和本土改革的强烈诉求，但是，何谓“一流”，学界依然存在争议。“一流”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文化性和价值导向性的特点，大学的“一流”取向与特定时期的大学理念及其思想表征的质量话语相互关联。基于对西方学者观点的系统考察，“一流”的大学理念核心由“理性”转向“文化”再转向“卓越”，与之相对的大学质量话语也呈现出由教授自治的内控转向国家干预的监督再转向市场竞争的提升的流变轨迹。为应对时代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面向未来的“一流”大学应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秉持生态发展理念，体现多元协同的质量治理话语。这为超越“一流”的西方维度，推进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发展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关键词：理性自由；文化自主；卓越适切；生态责任；质量内控；质量监督；质量提升；质量治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现代大学的建立与发展都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弗莱克斯纳（）在 年曾言：“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一样，不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社会总体组织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现代大学在与外部环境协调的过程中，“一流正在迅速成为大学的口号”。“一流意味着飞跃，大学将 一流确立为中心理念，认为通过这个理念，大学就能得到外部世界的理解。”“谁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学，每个国家都觉得不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在这样的时代和国际背景下，年 月，国务院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年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并于同年 月，公布了首批“双一流”建设名单。年 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又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同年 月，公布了第二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和给予公开警示（含撤销）的首轮建设学科名单。虽然建设一流大学成为国际共识与政策行动，但是，何谓“一流”依然在学界存在争议。雷丁斯（）指出：“现代话语中的一流完全没有内在的意义，更准确地说，没有所指。”目前，学生类型、毕业率、教师队伍、论文数量、资金、声望等已被认为是“一流”的通用等级标准。但是，一方面，衡量这些因素各自的占比、等级存在任意性；另一方面，这种对质量评价的量化指标具有不可靠性。什么是好学生、好老师？好大学一定是最富有的？图书量与知识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大多是不能产生认知确定性答案的哲学问题。事实上，现代大学的特征就是在不同阶段都有一个可作为其所指、目的和各种活动之意义的“一流”理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质量话语体系。话语中的新词汇和新意义可以开启新的思想时代。作为一个普适性的概念，质量话语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质量话语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不是历史的偶然，郭芳芳柳亮：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而是各种历史条件耦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本研究尝试对不同历史阶段西方学者对现代大学理念及其对应的“一流”的价值取向和质量话语的解读进行文本分析，重新审视现代大学理念及其质量话语的历史流变，并在此基础上探寻面向未来变革的“一流”之现代意义。因为描述大学理念的词语及其对应意义的流变，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大学“一流”价值取向和大学质量话语从相对模糊和内隐的学术声望逐渐转向相对清晰和外显的社会贡献的过程。它体现了大学的祛魅化，即“一流”褪去质量的神秘不可言说性和质量话语的道德感召色彩，逐渐浮现出质量的普遍性、实用性、标准化和质量话语的现实性、工具性、功利性等特点。一、作为自由精神的“一流”现代大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开始从外在的神正论转向内在的对理性的追求，强调作为精神自由的“一流”和教授自治的质量内控话语。（一）理性理念的肇兴与扩散：对神正论的超越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强调一切事物需用理性判断而不是外在权威。它瓦解了基于超验正义的神权政治对世俗的绝对统治，促进了大学对理性的思考。作为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康德（）指出：“人们按照自律，即自由地做出判断的能力称为理性，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和获得真理。”因此，他首次设想出被理性所指引的大学，即大学就是由学术共同体构成的追求真理的场所，不承担外部赋予它的其他职能。大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具有思辨能力、自由、广博的理性人。康德将现代大学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赋予现代大学以理性理念 。纽曼（）在倡导理性大学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其内涵，明确了自由精神的“一流”价值取向。纽曼处于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的时代，工业革命推动“新大学运动”的出现，“新大学”强调回应社会需求，与工业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但是，英国传统精英大学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坚持大学应开展自由教育和理性培育。纽曼对大学理念论述的逻辑起点正是建立在坚持大学教育应回归传统、回归理性自由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培育理性和自由精神进而获取真理的场所。大学教育的真正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或理智。理性作为世界上真正有影响作用的动因需要在大学中探索。他进一步提出 ：我们要使人性变得完美，就要为人性添加一些超越自身的东西，并指引它瞄准比自身更高的目标。虽然有用的东西带来收益，但是自由的东西才是可以享受的。因此，只有通过实施自由教育才可以有效地增加学生辨别真理的能力，且只有在自由教育中通过学习各门相互联系的学科知识，才能促进学生心智的发展和理智的培育，培养出兼具高雅情操、纯粹理性和自由精神的绅士。在此理念下，纽曼认为大学就是一个通过自由教育追求真理、培育理性的地方。（二）教授自治与质量内控话语的制度化在这种追求自由精神的“一流”价值取向下，大学的质量话语体现出自治内控的制度化特征。康德认为 ：教授作为这些（神、法、医、哲）专业的受托人，一同构成一种自治的学术共同体 大学。只有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才能有助于智力的训练和真理的探索与掌握。大学中的教授拥有全部管理权限，校长的功能是纯学科性质的，即完全站在理性的立场对院系间的冲突给以裁决。康德强调要通过教育艺术培养自由的人。这种教育艺术体现出人基于理性有目的地和自由地思考与行动 。传承大学理性理念的纽曼认为，大学应强调其自身的功能，理想的大学是自主自治的，要培养主体理性的自由精神，实现人的自由个性 。其质量评价标准要基于人格养成的智识标准。因为自由教育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以心智训练、理智发展和性格修养为目标 。总体上，理性理念下的大学质量话语强调自治内控，具体表现形式是基于学科内部的教授治校和治学。学生可以自由地学习纯粹的知识，培养理性思维的习惯。教授亦将精力用于追求真理、传播理性、培养理性人的自由精神等领域。大学无需向外郭芳芳柳亮：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界负责，外界也不应干预大学的内部事务。政府可以为大学提供一定的物质资助，但应尊重、信任并保护大学的自治。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的理性理念逐渐被文化理念取代。大学作为知识和理性传播的场所，通过自由教育培养绅士和全人的功能变得不再重要；追求理性和自由精神的价值取向在大学逐渐变得模糊。同时，自治内控的质量话语也逐渐出现教授放弃教学、学院纪律应付差事、大学办学封闭化和僵化等现象，由此导致大学质量的信任危机。因此，大学的“一流”价值取向和质量话语也不得不进行调整。二、作为精神贵族的“一流”像理性一样，文化对大学起着特定的整合作用，大学系缚于民族国家，强调作为精神贵族的“一流”和国家有限干预的质量保障话语的合法化。（一）文化理念的确立与发展：对民族国家的呼应“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城邦的历史，中世纪是普世世界国家的历史，近代历史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在近代之前，罗马教皇凌驾于城邦之上，之后形成基督教的统治结构，它将整个欧洲社会联合成一个政治体系。但是，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动摇了基于基督教形成的联合政治体系，形成基于不同文化下的民族国家。这种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变，影响认知结构的变化，进而引出新的话语和文化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大学加速了这一进程的演变。有学者认为 ：基于民族国家的大学在建立民族特征的自主文化根基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认知结构的改变，引出新的文化模式，引发机构的革新，进而产生了精神贵族的文化大学模式。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认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是柏林大学建立的首要认知和意识形态。这不仅明确了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意味着认知结构的变革，科学研究成为探求真理、生产高深知识的合法途径。大学不仅仅是一个保存、传递高深知识的地方，更是一个创造高深知识的场所。在提高学生修养方面，洪堡强调实施基于新人文主义精神贵族的教养教育。这意味着大学要基于学生自我修养的提高来实现民族国家文化自主性格的塑造和精神力量的培养。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成为洪堡及其德国大学的辩护者与颂扬者。他认为有必要重申老的大学基本理念，科学应以民族和国家为前提。在他看来，民族国家中的大学已经发生了文化和认知结构的改变。大学是将有志于学术的精神贵族汇聚一堂进行科学研究、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场所。雅斯贝尔斯认为 ：精神贵族的意思是每个人对自己严格要求，并非表示高过他人和要求他人。大学里每一位教授及学生的基本意识是，他要努力工作好像被召唤去做最伟大的事业一样，但另一方面则始终承受着不知自己能否成功的压力。因此最好的态度是以这种想法来反省自己，严以律己，同时也不必过分期待得到外界的承认。这样，大学教育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仅能促进教师和学生间的灵魂交流，更能帮助学生塑造个性和建构他们完整的精神贵族世界。大学的核心职责是作为文化自主和自我修养精神贵族的守门人。“作为大学理念的文化主义者”，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样捍卫大学的文化理念。发展至 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所蕴含的丰富人性被过度追求理性过滤掉了，人与世界变得更为狭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海德格尔把大学看作是传统的心声和民族共同体认知结构的保护者。他认为，大学首先要具备保护大学本质即获取理性和探索真理的意识，并培养能独立走在科学最前沿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认知能力的人。其次，在大学教育中要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强调科学研究在德国大学中无可替代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大学文化精神贵族理念的前提是科学研究。最后，大学应承担起复兴德国民族命运的责任。大学本质的意志是作为德国民族历史的精神使命的科学意志。德国大学正是这样的高校，它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科学原初和完全的本质是由民族的知识、国家命运的知识和精神使命的知识共同构成。郭芳芳柳亮：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二）国家有限干预与质量保障话语的合法化在这种追求文化精神贵族的“一流”价值取向下，大学质量话语出现了国家有限干预的发展特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质量保障话语的合法化。洪堡认为，大学本身就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大学教育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成为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一种重要手段，故而国家有权对大学事务的管理进行监督。有学者提出 ：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而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进而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其成效远非政府的近前部署所能意料。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不能影响大学内部探究高深知识的学术自由，政府可以在保证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对大学事务进行适当管理。雅思贝尔斯进一步指出，大学的生存要归功于社会，要仰仗政治的关照。但是，国家与大学之间订立的“文化契约”也意味着，如果国家对大学提出什么非分要求的话，大学也有义务义正词严地拒绝，并且要把拒绝的学术原则缕述清楚。因为只有大学方面对自身理想的这种表述才能使得国家逐步了解其精神状况，从而采取适当的行动。雅思贝尔斯特别强调在大学的势力范围之内，除了不可穷尽的真理之外，不尊崇任何权威。真正的教育总是要靠那些通过不断自我教育从而不断超越的教育家才能实现。教育绝不能按人为控制的计划加以实行。海德格尔认为德国大学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发现真理和捍卫理性，还掺杂着守护民族国家命运的政治目的。这使得大学在掺杂政治目的的同时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督。总体上，在文化大学理念下，“一流”的价值取向是学生通过与同伴和教授的双向交流成长为自主的学术贵族，提高其在未知世界自由探索知识、捍卫真理的能力，并将自己同民族使命联结在一起。教授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促进学生自由的发展和完美人性的塑造，为民族命运培养未来的精神贵族。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政治化进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事业以及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关键因素，其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国家需要和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标准 。就狭义而言，政治化意味着大学内外的各种群体，均可以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形式参与高等教育决策。这体现了高等教育卷入社会事务以及社会涉入高等教育的一种双向渗透的过程与状态。一方面，政府不断通过使用行政权力合法地干预大学事务，大学质量及其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政府用来管理高等院校的一种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大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行业形成联盟，对社会做出越来越多的反应。曾经是自由理性和民族文化标志的传统大学开始向公司性质的现代大学转变。三、作为绩效优先的“一流”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经济导致的跨国公司的兴起，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变弱。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作为绩效优先的“一流”和市场竞争的质量提升话语的外在化。（一）卓越理念的崛起与蔓延：对大学组织的再造大学不得不策略性地回应全球竞争。排行榜，尤其是全球排行榜成为衡量大学竞争力的主要路径，基于绩效优先的卓越理念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被认可 。到目前为止，已有 多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出台了建设一流大学的卓越政策。但是，追求绩效卓越的“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大学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大学失去了理性和文化理念时期的灵魂，还意味着现在大学需要重新发现自己是否有“脑子和身躯”。世纪后期，美国的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大学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愈发紧密，大学借助生产知识的功能活跃在国际交流和市场竞争之中。克尔（）是最早认识到现代大学理念又处于转折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现代美国大学既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而是世界上的一种新型组织 巨型大学。巨型大学正被号召教育数量空前的学生以满足政府、社会、企业等的用人需求。科学研究在巨型大学活动中占据绝对主导位置。教师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科学研究领域，从忠于大学转变为忠于给其提供基金的资助者；学生虽然发现自己被一套非人格化的规章笼罩郭芳芳柳亮：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着，但是，选修制和消费者的身份让他们有机会帮助大学决定发展的领域和学科。雷丁斯与克尔一样将大学看作是世界上的一种新型组织，并指出它不再是民族文化理念的生产者、保护者和传播者，而是一个官僚系统。根据他的观点，思想活动及其所激活的文化正在被对市场声誉的追求及其绩效优先所替代。大学的性质不再是理性的或文化的，而是具有跨国公司的性质。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大学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机构，甚至类似于公司、企业。大学像企业一样追求绩效优先的卓越。换言之，“一流”的实质就是根据自由选择、顾客导向等市场竞争的原则来改造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不断提升大学的运行效率和消费者满意度，它凸显了绩效指标的适切性及其组合形成的排名制度的重要性。（二）市场竞争与质量提升话语的外在化在教育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盛行之际，教育成为世界范围内新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全球范围内的大学排名大行其道。阿特巴赫（）认为：“建设一流意味着大学要适应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但是，阿特巴赫也指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弊端：过分强调一流大学的建设可能会危害到具体大学的学术生态，导致整个大学学术系统的同质化。因为，一方面，建设一流大学可能会将精力和资源从更为重要的事情中转移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带来危机；另一方面，与“一流”相对应的层次是全球，这必然要求大学与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机构竞争，这样就很难顾及国家和区域层次的发展需求。因此，大学和国家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前需要审慎地评估自己的需求、资源和长远的发展目标。无论怎样，基于绩效优先的“一流”标志着大学对自身命运的控制大大削弱，更加关注资源的获取和绩效排名的结果。在克尔看来，巨型大学这个名字就是某种基于效率应用标准的绩效。它不再是一个“有机体”，增加或者减少部分对整体没有影响；它更多的是一种由行政规章联结在一起的以金钱为动力的机制。这意味着：管理者会结合市场导向，缩减难以表示绩效优先的学科；校长作为调节者更多地在校外乞求财富，更多治理权流入非学术的权威之手；被称为学科专家的教授为保障科学研究的进行，会努力争取各种资助、出版机会以及服务买主；被称为消费者的学生拥有更多管理学校的权力，可他们的影响一般是降低而非提高学术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质量事务的管理权力进一步外移，市场借助在稀缺资源方面占据的优势产生更为明显的驱动作用。大学亦主动制定符合市场竞争的基于绩效排名质量提升的话语体系。综上，随着卓越理念的发展，大学逐渐变为一个被资本所影响、以计算绩效排名为手段、基于效率应用提升质量的系统。大学的管理人员转移精力关注排名，市场渗透限制了高等教育非市场功能的发挥，对真理的追求让位于对收入的贪求。另外，目前大多数国家制定的卓越政策只是针对少数研究型大学。这样的政策溢出效应不仅不能提高整个民族国家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质量，还通过强化竞争而非合作的方式降低系统的整体效能和效率。实际上，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应仅仅以拥有众多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大学为标志，而是应该构建一个多样使命、定位明确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机构网络，以满足不同个体、社群和国家的全面需求。这种需求的多样性也反映了经济体的活力和社会的健康状况。四、作为生态责任的“一流”本研究追溯了大学理念及其质量话语传递出的价值转变。现代大学最初以理性理念为核心，抵抗外在的神正论，是一个可以在知识学科中自由追求真理的社会场所，强调作为自由精神的教授自治的质量内控“一流”话语。从 世纪末到 世纪中期，大学与民族国家建立起新的契约关系，在知识民族化的环境中发展，以文化理念为核心，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强调作为精神贵族的国家干预的质量监督“一流”话语。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知识、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大学从企业的卓越理念中找到替代民族文化的着眼点，用商品形式规范知识生产，形成了强调作为绩效优先的市场竞争的质量提升“一流”话语。但是，正如学者的批评所言，作为绩效优先的“一流”措辞存在泛化和盲目的巨大风险。基于计算绩效排名的质量话语会造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潜在破坏。尽管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已经失落的理性和文化时代，但是，进一步明确“一流”当下和未来的本质，直面问题与不足，调和大学内外部主体间的关系是必郭芳芳柳亮：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须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支撑一种大学系统的终极理念更多地来自未知而非已知。（一）大学理念的“生态”意蕴：对大学使命的新诠释早在 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我们已经跨越“后现代”进入了“超现代”，这是一个流变的世界，是一个全球知识经济与学习经济的世界。其中，知识资本是核心。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就是在这样一种知识全球本土化情境中构建了“知识生产模式 和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强调当今的大学不再是社会活动边缘的象牙塔，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本子系统，与产业、政府、社会和自然环境等资本子系统一起构建了复杂的五螺旋系统，共同关注社会与自然的协同演进，勾画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大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知识生产模式 和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逻辑源点。大学要努力寻求各种创新方式，整合不同的知识生产与应用，进而鼓励多样性与异质性，与产业、政府、社会和自然环境协同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这样大学中的所有学科，尤其是那些能够融合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和超学科，才能对提升未来的创新能力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领域不仅能够推动创新，还能够为解决当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生态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更为强调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那么，巴尼特（）则更为强调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每一所大学都应承担的社会生态责任。巴尼特大学理念的理论传统源自德国和英国，并借鉴当代学者在哲学层面探讨的生态学和当代哲学家关于批判理论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讨论，结合当今大学所处的独特封闭与开放空间，总结了目前大学遭遇的认知和社会两方面的双重削弱：一方面大学已经丧失了对知识和理性的保障，另一方面大学也不再是社会上被清晰合法界定的有价值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巴尼特提出了大学的生态理念，他强调：大学内部的科研、教学、课程、学生及其学习等应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紧密联结；知识、学习、经济、文化、人、社会以及自然环境与大学一起，构成了大学的深层生态学。因为这 项生态系统内在地嵌入于大学之中，所以每一所大学都能发现其潜在的生态发展机会。同时，这种潜在的机会只有当大学本着生态精神和智慧心无旁骛地参与时才能被发现。生态大学本质上就是伦理大学，需要想象和勇气，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批判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有机结合。生态大学应承担起如下正义职责：创造更公平的经济环境，创建更开放的思想交流平台，让文化更富有生命力，让学习体验更具解放性，让社会制度更为有效，将人视为目的而非消费者，形塑一种指向生命价值、以人为本的科学体系和一种为地球上所有生命提供更多可能性的自然环境。巴尼特指出，生态大学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是一个乌托邦，但却是一个可行的乌托邦。（二）多元协同创新与质量治理话语的一体化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的“一流”取向和质量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发生改变。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倡导在大学内部和高等教育系统内外实施质量治理。即通过强调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的潜在认知结构、认知基础和认知范式，将目前泛化的质量保障、提升和管理聚焦到质量自身，进而提升大学和其他类型高等教育的适应性与创造性，进一步支持知识生产、应用与创新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其中，治理强调的是在去权威的情境中相互依赖、持续互动地制定并执行决策的过程网络。当今，高等教育治理的本质应将“科学是一种公共产品”和“科学是一个网络”以及“学生是正在成长着的成年人”作为有机体，协同创新和演进，建立和推广高等教育机构间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生态发展网络，强调自我导向与自我组织的能力，明确地聚焦于联合问题的识别与解决，组织学习和传播前沿知识，采取能凸显柔性、分散领导力的团队合作模式。通过审视质量的潜在生态认知结构，治理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就有其内在的合法性。高等教育创造、生产、应用和传播知识的质量的具体维度包括“质量、效能和效率、适切性，生存力与可持续性”。其中，质量强调学术卓越和问题解决；效能和效率强调科学研究的高深和前沿；适切性一方面强调与高等教育组织内在逻辑的适切性，另一方面强调与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应用目的的生态适切性；生存力与可持续性指未来的组织与制度环境的生态发展特征。基于大学理念的充分性标准，即制度适应性、能力与机遇的契合性和限制性、时效性、地区性、特殊性、普遍性、应激性、福祉性、批判性与可行性，巴尼特指郭芳芳柳亮：何谓“一流”：西方学者视阈下大学质量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出生态大学理念可以处理真实性与责任性之间的张力，建构以自身主体为中心的联结大学 项生态系统的关联网络，以社会责任实现大学与现有生态系统的共同利益。总体上，治理无论是作为概念上的还是实践中的大学质量话语体系，本质上是生态、开放和责任的代名词。但是，如果大学以及其置身其中的世界对未来没有充分的想象，那么就会出现巴尼特所言的“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认知混淆”。这种想象一方面源自对过去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源自对现实的知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自然环境，特别是对人文和人性的理解。考虑到历史传统的继承性和未来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大学应在传承理性与文化理念的基础上，切实将高深知识和学习体验作为其核心，与产业、政府、社会以及自然环境协同演进，建构包容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开展松散耦合共同体的质量治理。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在未知世界中一往无前地应变、反思与担当，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困境，并推动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系统向全新的发展阶段或形态跃迁。一流大学建设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和本土改革的强烈诉求，但是，何谓“一流”，学界依然存在争议。“一流”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文化性和价值导向性的特点，大学的“一流”取向与特定时期的大学理念及其思想表征的质量话语相互关联。基于对西方学者观点的系统考察，“一流”的大学理念核心由“理性”转向“文化”再转向“卓越”并可能达至“生态”，与之相对的大学质量话语也呈现出由教授自治的内控转向国家干预的监督再转向市场竞争的提升，进而达致松散耦合协同治理的流变轨迹。从现实的大学实践议程来看，基于历史演进视角分析的理性、文化、卓越与生态大学理念及其相对应的质量话语和质量评价，并非绝对的界限分明，而是包含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大学、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正如布鲁贝克（）所言：“我不相信会有一种可以通过共同捍卫其纯洁性而永世可靠的、单一的、不变的、理想的大学理念。”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一流”价值取向与质量话语也应该从大学教育实践出发整合并体现传统精英气质和现代卓越应用的两幅面孔，产生有思想的行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应对时代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面向未来的“一流”大学应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秉持生态发展理念，体现多元治理的质量话语。当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框架下，高等教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本研究既契合了西方学者对于大学质量多元协同治理的话语转向，也体现了鲜明的公共政策驱动与高校能力本位相互结合的本土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一流”大学的学理比较分析，有助于为超越“一流”的西方维度，推进建构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发展模式提供空间与可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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