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应对“生态—生物—生命”危机的学科范式_彭兆荣.pdf

-1-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他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中国采取有力政策行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提高社会参与和公众意识1。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2022年12月15日，习近平以视频的方式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3毫无疑义，当前“生态生物生命”危机问题已成为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学科研究也相向而动。然而，从当下的学科形制看，越来越细化的学科难以完成整体性、整合性要求极高的研究任务。原因是，这些危机的出现是“生态生物生命”整体关系断裂造成彭兆荣（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摘要：“生态生物生命”危机问题是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面对“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联合国及世界各国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学科研究也相向而动，拯救“生态生物生命”成为人类头等重大事务。然而，在现行的学科体制、形制里，越来越细化的学科无力承担起这一研究的使命，由于危机是“生态生物生命”的整体性关系链断裂造成的，因此需要有整体性、整合性研究的学科参与，博物学这一既旧且新的学科也将呼之欲出。博物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知识形制，都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伴随着人类在历史中对“生态生物生命”的认识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发展过程。从学科角度看，今天的一些重要学科，比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基因学等都与之存在着“亲缘”关系。如果说博物学与今天那些绝大多数学科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博物学研究侧重于“整体”，其他学科研究趋向于“具体”。由于博物学对象的繁杂多样、形态各异，分类成了至为重要的思维认知方式与工具。人类正是通过博物学的分类形制越来越深入地了解真实的生物种类，也更充分地认识了人类自己。人类作为自然物种中的“类”，与博物学存在着亲缘关系，虽然从学科范式来看，博物学与人类学在学科范畴各有研究归属，泾渭分明，但是二者属于同根的不同分支，二者的产生在历史语境、学科背景、学理依据等方面都过从甚密；同时，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中的“类”，同样表现出相应的“博物性”。关键词：博物学；进化论；生态；生物；生命；认知分类；人类学中图分类号：N91；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22）12-0001-07博物学：应对“生态生物生命”危机的学科范式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22.12.001收稿日期：2022-12-05作者简介：彭兆荣（1956），男，江西泰和人，博士，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专题研究博物学】2022年第12期（总第330期）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No.12.2022（Cumulatively,No.330）-2-的；对学科研究而言，过于细化的学科难以承担研究任务，而博物学这一曾经的“百科全书式”学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呼唤博物学“复出”也是当今学科形制中的重要事件。一、博物学：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制博物学作为一门探究自然物种与生命现象的独特学科，将“探索自然中的不争事实”作为学科使命4。在博物学视野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平等的，相互成为一种自然生命关系共同体，也是物种生命进化的杰作。重要的是，虽然不同的物种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生命长短各不相同，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每一个物种都是“生命大厦”的共建者。比如那些微生物的“劳工力量”虽然十分弱小，完全不足以造就它们自己，但是当我们在追溯生命的源头时，却能激发出一种惊奇感5：即便是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在许多情况下，既可以“建设”一个巨大的世界，也可以“摧毁”它。值得特别提示的是，在探索物种的生命过程中，博物学与人类学在学科上并行。前者侧重于物种的演化，后者关注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历史上的第一学派“进化学派”正是采借于博物学的“进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既旧且新。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世界各国各地自古就有博物学，因为自然生态就是博物关系形态，世界历史也就是博物的，生命现象更是博物的。“博物”本身包含着对万物的观察、思考、记录和研究的过程。剑桥大学科学史专家弗仁茨在古代博物学中提出西方古代的博物学是对历史（historiae）的收集与呈现6。由此可知，从学科谱系看，西方的博物学最早是以“历史”的方式讲述世间万物。公元1世纪，对博物学至关重要的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博物志里专门列有药用植物8卷（全书37卷），记录药用植物1000种。这也成为博物学“自然志”的创始。“naturehistory”作为“博物学”的原文，正是老普林尼的博物志的书名，这体现了他对“博物学”的理解关于自然物的包罗万象的研究。“志”（history）则强调“描述”在理解自然中的重要地位。他的定义为此后两千年欧洲语言中“博物学”的含义奠定了基础7。顺便辨析，西方的博物学naturehistory侧重的是“自然史”，而我国古代的博物学在知识体制上与之并不完全相同，形制上侧重于“天文地文人文”的集合。现代西方博物学成为一门形制独特、影响深远的学科与以下几个历史背景有关：其一，随着人类对自然探秘的进展，特别是“地理大发现（AgeofExploration）”的到来，人类对“生态生物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在知识层面出现了重大改变，科学知识在人类的生命和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三，技术对自然状态的改变越来越引起注意和重视。比如18世纪末人类对运河的改造在地质上的影响，类似的人类行为对地表的干涉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8。其四，交通设备与实用工具水平的提升。交通的改善使野外工作者对世界的观察由原来的乘坐马车变成了乘坐火车出行9。不少博物学家也借助现代的旅行方式开展和推进他们的博物学研究。欧洲的博物学之所以在18世纪、19世纪如此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社会组织工作的蓬勃兴起。特别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具有专科性的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在此前早就有了相关的协会，而且有规格较高的协会，比如皇家协会（RoyalSociety），但与博物学有关的协会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世纪前后兴起的“田野俱乐部”10。在1860年前后，田野俱乐部已蔚为风潮，并与以往那些庞大规模的协会交融，创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协会形式：他们开“百科全书式”是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出现的一种超越单一学科的综合研究倾向和研究范式，因起源于狄德罗主编的 百科全书而得名。著名学者包括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孟德斯鸠、魁奈、杜尔哥、伏尔泰、卢梭、布封等。他们除有相关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外，学术研究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超越某一学科藩篱的限制，根据社会所需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比如卢梭的研究领域宽广，既整合又具体，难以用某一个具体的专业学科定位之，却是社会极其需要的。“百科全书式（派）”也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整合学科的历史范式笔者。博物学：应对“生态生物生命”危机的学科范式/彭兆荣-3-展规模更大的、远程的田野活动11。随着历史的步伐，博物学这一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囊括性的学科在历史的延伸中也注定其分化的命运，特别是随着19世纪分析的严格化，博物学也逐渐分化，影响力渐趋消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大自然为保护对象的研究协会、机构才又以一种新的面目复苏12。博物学除纯粹的学科意义外，其中的科学原理也与欧洲传统宗教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构成了博物学谱系中“特殊的一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学与欧洲传统宗教的分道扬镳与1859年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中的进化理论有关。在1859年至1872年间，物种起源 总共出版了6版13。“进化论”将整个学术世界拉进了一个长久以来人们担心的漩涡之中。不过，从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这并不是第一次，此前宗教与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之间的斗争已经拉开了神学与进化理论之间较量的大幕：“我们现在正要研究的进化学说虽然起源于天文学，但它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具有更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它得同那些比用来反对哥白尼体系胜利的天文学还更顽固的神学偏见作斗争。”14也就是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进化思想与宗教的冲突是历史的必然。可想而知，在“人是上帝创造的”的具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博物学“人是猴子进化来的”的结论宛如惊人霹雷，二者的冲突也成了那一时代的重大事件。事实上，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是固然的15。在此之前，英国博物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获得广泛追随者的传统，达尔文正是此项传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正是因为在博物学掀起了一场重大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学科、知识、宗教之间产生了分裂。一些宗教激进主义者对达尔文进化论展开了攻势。与此同时，另一些科学家站到进化论一边。赫胥尼便是杰出代表16。在西方学术史上，赫胥尼是达尔文坚实的拥护者17。事实上，当时不少博物学家拥有双重身份，两种信仰相互纠结。例如，林奈是著名博物学家的同时还是牧师。难怪当时他的同事风趣地说：“上帝创造，林奈整理。”18不过，需略加说明的是，在西方的认知价值与教育体系里，神学不同于宗教。“theology”一词从词源上说，是一门学科，即关于神的学问。在博物学兴盛的时代，欧洲的自然神学与博物学常常捆绑在一起。自然神学作为神学中一种重要的研究进路，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探讨，而非信仰19。有学者试图对二者进行调和，比如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在他的经典著作神学政治学中指出圣经如果不能与历史相吻合，便不能信其为真。他主张要以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希伯来文化。他批驳了神学家们对圣经的歪曲。恩格斯对他的这种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哲学的最高光荣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都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20在斯宾诺莎看来，“上帝”不是别的，就是“自然”21。他说：“说万物遵从自然规律而发生，和说万物被上帝的天命所规定是一件事情。因为自然的力量与上帝的力量是一回事。”22概而言之，博物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知识形制，都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伴随着人类在历史中对“生态生物生命”的认识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发展过程。从学科角度看，今天的一些重要学科，比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基因学等都与之存在着“亲缘”关系。如果说博物学与今天那些绝大多数学科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博物学研究侧重于“整体”，其他学科研究趋向于“具体”。二、博物学分类体系众所周知，人类认知世界所遵循的是分类形制，分类也是文明形态的重要依据。作为人类的认知产物，知识的专门化成了学科的基本特征，而知识的专门化建立在分类之上。其实，“学科”也是建立在“分类”的认知基础之上。“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23从近代学科的发展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No.12.2022（Cumulatively,No.330）-4-来看，博物学的分类不啻为重要的代表。近代西方博物学的开拓者有两个代表性人物：布封和林奈。他们都是18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学术界对二人的评价是：布封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之间最重要的人24，而林奈因开创了“分类体系”（历史上称之为“林奈体系”）而影响后世。上述因素使得博物学在历史的变迁中越来越清晰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定制。至19世纪末，博物学开始有了明确的内涵，成为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三科的合称。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将自然界划分为三界：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林奈所确立的科学的动植物分类系统为世界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