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_左玉河.pdf

2023 年第 1 期史学史研究No 1，2023总 189 期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Serial No 189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100101)摘要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关键词民国时期史学理论本土化科学化方法热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23)01-0046-10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学科及学术体系是清末民初从西方引入的。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着力译介西方史学理论，到尝试创建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民国学者在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构建了以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及科学性，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一、从译介西学到发掘传统:民国史学理论演进的本土化趋向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体系的过程。清末民初，西方史学被视为塑造中国现代史学的样板被加以介绍，出现了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热潮。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史学界更加重视介绍欧美史学思想，西方近64收稿日期20221224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1AZS001)阶段性成果。代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著作陆续翻译到中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 1924 年版)，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 1926年版)，美国亨利的历史教学法(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美国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英国弗林特的 历史哲学概论(郭斌佳译，新月书店 1928年版)，美国绍特韦尔的 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法国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美国班兹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西洋史学进化概论(雷震译，北平文化学社 1932 年版)和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法国瑟诺波司的 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大东书局1930 年版)，英国司各脱的 史学概论(余楠秋、谢德风译，民智书局 1933 年版)和史学与史学问题(翁之达译，开明书局 1934 年版)，弗领的 历史方法概论(薛澄清译，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及 历史研究法(李树峻译，北平立达书局 1933 年版)，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德国伯伦汉 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等。在这些翻译著作中，影响最大者当数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 史学原论 和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 。史学原论 主要阐释了从搜集与考证资料，综合史实直至落笔成书时所必须遵循的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伯伦汉的 史学方法论 主要论述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方法论、史料及其考证、历史的综合和编纂等。这两部著作，是民国史家不断征引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权威之作，是民国多数史家编撰“史学概论”的底本。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及其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后，中国学者为了教学和研究需要，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底本，编撰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史学理论教材或著作。这些著作难免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很多教材就是对西方相关史学著作的抄录和改写，但随着对西方译著作理解的加深，民国学者综合多部西方史学著作而加以编撰，陆续撰写出比较系统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西方翻译过来的史学理论著作逐渐被改编并重新编撰成各种类型的“史学概论”新著，标志着西方史学理论逐渐中国化(本土化)。从平行移植到本土化撰述，是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趋向。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首先，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和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清末从日本传入新史学著作之初，中国学者便开始撰写史学理论文章，如梁启超的新史学、汪荣宝的 史学概论、邓实的 史学通论、吴渊民的 史学通义、马叙伦的史学总论、王葆心的史学研究法 等，这些论著多依据西方史学理论，尝试建立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论述内容涉及史学的定义、目的、意义、方法及其他学科关联等。“五四”以后，中国史家在介绍翻译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认知，开始撰写并出版中国学者自己所理解的史学理论教材或著作。中国史学界尽管从清末就开始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学科，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则是“五四”以后逐渐构建起来的。到 20 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体系基本建构起来。其标志为:一是讨论史学理论问题的论文增多，许多史学著作设有专谈理论问题的章节、绪论或引言，从不同视角阐述史学理论问题，如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 等。二是各种类型的 史学概论 类著作的陆续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讨论史学理论的著作多达 30 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 年)，梁启超的 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年)、历史统计法(1922 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讲于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5 月，1933 年出版)，杨鸿烈的史地新论(1924 年)和史学通论(193974史学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参见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余伟译 史学原论，大象出版社 2010 年版。参见伯伦汉著，陈韬译，胡昌智、李孝迁整理 史学方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年)，朱谦之的 历史哲学(1926 年)，何炳松的 历史研究法(1927 年)和 通史新义(1930 年)、卢绍稷的 史学概要(1930 年)、吴贯因的史之梯(一名史学概论，1930 年)、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 年)、胡哲敷的 史学概论(1935 年)、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 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 年)、陆懋德的 史学方法大纲(1945 年)、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1945 年)等。这些史学理论著作，尽管是在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基础上编撰的带有概论性的教材(读物)，内容比较肤浅，但这些史学理论著作展示了“五四”以后中国学者对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初步思考，展现了中国史学界尝试构建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成果。民国史家仿照西方史学理论体系，逐渐建构了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著作，论述范围大致包括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编撰学等方面。这些方面，大体构成了民国时期本土化史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如蒙思明将史学理论等同于“史学方法”，内容涉及史料搜集考订的方法、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刘国钧将史学理论称为“广义的历史哲学”，内容包括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和史学方法四个方面。本体论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史实的解说，如历史的本质如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史实发展的历程如何?史实变动的力量从何而来等。价值论注意的问题，一是寻求过去的事迹对于人们今天的关系;二是在过去事实中寻求若干定律以为人们今后行动的依据;三是就过去的事件或人物的行为，予以道德或伦理的意义，作为后人行动的标准。历史知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历史的知识如何可能，历史知识如何可以正确。史学方法讨论的问题，则包括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撰写史书的方法。民国时期史学本体论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历史及史学的定义、性质、结构和分类;二是史学与他学科关系;三是史料的内容、分类及其搜集鉴别考证问题。史学认识论讨论的问题则包括:一是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二是历史有无规律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三是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等。史学编撰论则主要讨论史学叙述及著作撰写体例问题。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民国时期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其次，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注意发掘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资源，以现代眼光对其加以整理和阐释，是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特征。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及相关史学理论影响，但中国毕竟有着两千多年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史学理论资源，故民国史家在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之同时，也注意发掘、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及其理论资源。关注并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资源，是民国史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等人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发掘和阐释，即为典型例证。何炳松推颂鲁滨逊的新史学，但并未摒弃中国传统史学。何炳松潜心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并撰写了 读章学诚 文史通义 札记 章学诚史学管窥 增补章实斋年谱序 等文，认为以章氏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与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在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是相通的，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相互比照的，故尝试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结合起来，以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何炳松传承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并尝试建构现代史学理论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其所作历史研究法 中。该书在译介伯伦汉和郎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方法论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史家和经典史著的相关理论，详列中国史法之各类史著并予以高度评价，盛赞章学诚为“中国史学界唯一天才”，其史学方法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之最高水平。正因如此，何氏的历史研究法 被84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蒙思明:史学方法的任务 ，华文月刊 第 2 卷第 1 期，1943 年 1 月。刘国钧:历史哲学之需要 ，斯文 半月刊第 1 卷第 12 期，1941 年 8 月。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1 页。民国学界称颂为:“立说宗实斋而以 新史学 之说融会贯通之”。何炳松以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新史学方法论，既吸收了兰克学派及鲁滨逊新史学的史学方法，又发掘并传承了章学诚等人的史学理论，成为民国时期融合中西史学理论资源之典范。民国时期编撰的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往往是在挖掘和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基础上构思而成的，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民国史学所强调的新史学方法，往往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特别是乾嘉考据方法)基础上，吸取西方现代史学方法而形成的。民国史家不仅继续使用辨伪、校勘等传统的史学方法，而且在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形成一些新法则和新程式，如梁启超的“辨伪书十二条公例”，陈垣的“校法四则”，等等。柳诒徵、刘咸炘等老派学人，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为主，部分接纳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逐渐创建了新的史学理论;胡适、何炳松等新派学者，对刘知幾、崔述等传统史家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