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故事的新闻：观念、实践与数字化_常江.pdf

162023年第1期 总第201期新闻大学JOURNALISM RESEARCH本期专题作为故事的新闻作者简介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雅韵，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后。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20&ZD318）和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作为故事的新闻：观念、实践与数字化常江王雅韵（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摘 要】文章从主流新闻认识论中“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的关系出发，探讨“故事化”作为一种生产理念和实践模式在新闻业的演进中扮演的角色。文章认为，新闻的故事化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涵：讲故事是信息和价值传递的一般性实践；新闻生产的基本目标是与受众（用户）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新闻业应当致力于形成一种介入性的专业文化。通过对“新新闻主义”与“非虚构”潮流的回顾，文章进一步阐述故事化在其作为另类新闻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新闻业应对行业危机的变革性力量的历史逻辑，进而提出数字时代的到来决定了故事化将成为新闻生产的主流趋势。【关键词】新闻叙事；故事化；数字新闻；新新闻主义；非虚构【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主持人语：在现代新闻生产的发展历程中，“故事模式”及其实践始终与主流的“信息模式”如影随形。以“讲故事”为内核的新闻生产实践既造就了一种新闻文体风格，也促使新闻学研究者跳出正统的信息论框架，从“情感连接”的角度思考新闻联系大众、建构社会现实的方式。近年来，在数字新闻学体系下出现了复兴新闻叙事理论的潮流，其倡导者主张重新评估长期被主流新闻学理论视为异端的“故事化新闻”“文学化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对新闻通过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实践与社会进行连接的机制进行重新审视，以期探寻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维系自身文化属性的路径。本专题的两篇文章分别对新闻故事化的观念源流和当代实践做出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并期望为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提供参考。主持人：常 江DOI:10.20050/ki.xwdx.2023.01.00117一、引言：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故事的新闻新闻的本质（essence）到底是什么？无论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都无法回避这一核心问题。新闻学理论对于新闻的不同定义即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 传 统 新 闻 认 识 论 中，新 闻 常 被 视 为 一 种 有 着 特 殊 形 式 和 功 能 的 信 息（information）新闻的核心价值就体现在它向新闻受众告知（inform）有关这个媒介化的世界的种种情况，令其得以理性地把握这一世界（Harcup&ONeill，2017）。基于这一认识，在经典新闻学体系中，新闻被界定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1943）、“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徐宝璜，1919）、“就某一事实向公众发出的信号”（Lippmann，1922：358）等，盖因“告知”的核心价值就体现在忠于事实、立场客观。尽管中西方新闻理论有不同的传统和话语形式，但“作为信息的新闻”显然是两者共享的论点，因为这是在观念上明确新闻具有认知权威性（cognitive authority）的最直接的方式（Carlson，2017：8-9）。然而在新闻认识论发展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与“信息观”并行却往往被边缘化甚至遮蔽的观念，那就是“作为故事的新闻”。这一论断最早由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中系统阐述。在书中，舒德森通过对19世纪末美国两张重要的报纸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d）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分析，将新闻的风格（style）区分为“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两类：前者致力于以严肃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关于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的知识；而后者则期望娱乐大众，注重对城市生活、犯罪新闻和丑闻的揭露（Schudson，1978：90-95）。在客观性原则被欧美新闻业确立为专业主义核心原则之前，故事模式其实具有充分的实践合法性且更受欢迎；而在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主义被意识形态化以后，信息模式逐渐被新闻机构建制化，故事模式反而成为“潜流”。因此，“信息模式优于故事模式”的观念是新闻业出于捍卫其认识论权威的目的而进行的自觉的话语生产的结果，而非“本应如此”。于是我们看到，在20世纪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中，“信息模式”成为主流，而“故事模式”往往是为业界所戒慎和批评的对象。总体而言，“作为故事的新闻”作为一种观念为主流新闻史所记录，却始终未曾成为“主流”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讲故事”的话语似乎默许了新闻机构与新闻记者突破客观性法则，以主观化甚至文学化的方式报道新闻（Bird&Dardenne，1990）；另一方面则缘于学界长期以来对于新闻成为娱乐化、煽情化和情感控制工具的警惕（Khne&Schemer，2015）。从新闻学理论的角度看，将“信息告知”和“讲故事”对立起来并抑制后者的发展，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它理所当然地将“手段合法性”置于“结果正当性”之上，却无法提供“信息/告知”作为一种手段的合法性在经验领域的来源，因而18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的、精英主义的预设。然而，整个现代新闻业的合法性却根植于它“理应”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果，那就是塑造一个更加透明、晓畅（make-sense）和平等的文化生态显然没有充分的经验依据让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一使命仅能通过“信息模式”完成。正如有学者所反问的那样（Neveu，2017）：难道讲故事就不能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吗？难道新闻业一定要画地为牢，通过把纽约客、“扒粪运动”和新闻博客的精彩实践排除在外来彰显自己的纯粹性？这种反思是很有价值的，因其质疑“理所当然”背后的话语结构，致力于走出理论的舒适区。不过，“作为故事的新闻”的话语从未消失过，而是通过持续性的“另类媒体实践”实现了与时俱进，并在数字新闻浪潮中迎来了质的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显然加强了对“故事模式”进行重新评估的紧迫性，因为已有大量经验研究表明，数字新闻在形式和风格上更加注重与受众（用户）建立情感连接，并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化和关系化特征（常江，2022；田浩，2022；Goutier et al.，2021；Jones，2017），而这些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化解释框架。随着数字媒体生态下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获得极大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甚至成为活跃的新闻生产主体（徐笛等，2022），“故事模式”中所蕴含的动员效能和情感动力也相应地获得了更显著的阐释价值。概言之，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作为故事的新闻”仅仅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新闻风格存在，那么对数字新闻业来说“讲故事”或将成为新闻生产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和新闻与用户建立关系的一般路径。基于此，本项研究得以展开。本文期望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作为故事的新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第二，在新闻业发展的脉络中，上述观念是通过哪些代表性的媒体实践得以延续和演化的？第三，在数字时代，“故事化”同时作为一种观念和实践，对于新闻学理论的构建有什么启发？二、新闻故事化的基本观念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两个概念的差异：作为故事的新闻和叙事新闻（narrative journalism）。叙事新闻是新闻的一种类型（genre），这种类型强调报道的引人入胜，它对将文学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持更宽容的态度，却并不否认传统客观报道的正统性与合法性（Krieken&Sanders,2021）。而“作为故事的新闻”，即本文论述的对象，则是一种以讲故事（storytelling）为核心实践要素的新闻生产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包括客观报道在内的所有类型的新闻文体的本质都是故事，并不断反思经典新闻学理论对这一事实的回避（Roeh，1989）。事实上，很多学者有意识地选择不对上述两者做出清晰区分，这或许是因为以它们为代表的理论话语尽管概念范畴不尽相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那就是为新闻业提供一种应对其所面对的一系列危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系其权威性与公共信任的“替代性方案”关于新闻业的未来19的一种理论想象（Neveu，2014）。为便于论述，本文也沿袭这一传统，以“新闻故事化”作为指涉这一“状况”的术语。作为一种观念，新闻故事化有三方面的内涵。第一，讲故事是信息和价值传递的一般性实践。这一观念折射出现代新闻业从文学传统脱胎而来的“基因”，其历史其实比“作为信息的新闻”更悠久早在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法则诞生之前，新闻机构和记者就已经习惯于以“故事”来指涉新闻事件及其被报道的方式，而且这种习惯作为新闻从业者长期的集体心理结构存在（Barkin，1984），以至于有学者用“日常的新闻，永恒的故事”（daily news，eternal stories）来形容这一状况（Lule，2001：1-14）。这种心理结构在某些特定类型新闻（如突发新闻、灾难新闻、战争新闻）的生产中，时常有限度地超越专业主义和机构规范而成为主导性的实践模式（Knightley，2002），这印证了客观性法则的“非自然性”（unnaturalness）及其与新闻报道活动的某些天性之间存在的持续张力。自然，随着客观性法则在全行业确立，讲故事的冲动在不同的生产环节被专业规范所制衡，学界和评论界形成了将“故事”等同于“通俗”（tabloid）并与“品质”（quality）对立的批评话语（Bird，1990），主流新闻机构据此建立起一种认知秩序并相应地确立自身在人类信息生活中的权威。而与此同时，也有为数甚众的实践者主张“讲故事”才是新闻业应对技术环境变化的挑战、维系其文化政治重要性的关键所在：以“故事”为内核组织新闻叙事并不必然意味着品质低下和耸人听闻，好故事在传递信息和价值观方面所具有的潜能可以超越传统客观报道，因此新闻业必须破除将“故事”与“信息”、“真实”与“感染力”对立起来的僵化思维（Kormelink&Meijer，2015）。“故事模式”在新闻史上最激进的派别莫过于从18世纪即已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巅峰的“文学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运动，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代表“报告文学”（Hartsock，1998；刘勇，2017）。第二，新闻生产的基本目标是与受众（用户）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一观念是在新闻故事化的支持者为自己的生产实践找寻合法性依据的过程中出现并成熟的。他们认为，通过讲故事的实践，新闻得以与受众（用户）建立更加亲密的情感连接，唤起受众（用户）对新闻内容更深层次的情感卷入，进而赢得其支持和忠诚。概言之，“讲故事”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正当的新闻生产实践，是因为它体现了新闻业“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以及遵循这一原则给新闻业带来的经济与文化收益。“读者中心”的逻辑在新闻业近年来持续面临影响力下滑和青年订户流失的危机中得到了全面的强化“故事化”被阐释为新闻业化解危机、维系生存的攸关之举（Zerba，2008）。在学理层面，对新闻故事化的关注被凯伦沃尔-乔根森（Karin Wahl-Jorgensen）等学者视为新闻学的情感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情感在新闻经验的形成中扮演着奠基性（且被长期忽视）的角色，因此哪怕是传统意义上的“硬新闻”也须拥有“让自己的故事与20读者的体验更加相关”的素质，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Wahl-Jorgensen，2020）；而“共情”也将成为评判记者职业素养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其决定了记者建立、维系和塑造社会关系的能力（Glck，2017）。而这一观念的另一重意涵，则是传统新闻生产者对自身在信息生态中的角色的调整：以读者为中心意味着对“按需生产”模式的采纳，或至少要在通行的新闻价值标准和用户需求之间寻求更侧重于后者的平衡点。这样一来，新闻机构的“告知”功能及其附带的精英主义自我认知将受到极大削弱，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