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协商民主这篇大文章_贺俊春.pdf

做好协商民主这篇大文章贺俊春汪根木（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湖北武汉 ）摘要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造。作为一种独特的、独到的、独有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凝聚人心和共识、汇聚力量和智慧的巨大作用。新时代，需要深入认识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深刻理解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系统把握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进一步增强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做好协商民主这篇大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地凝心聚力。关键词 协商民主文化根基独特优势发展历程建设成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而“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新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作出了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协商民主建设，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以及一些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续部署推进各领域民主政治实践的同时，将协商民主确定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着力重点，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出台多部法规文件、作出详细规划部署，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商民主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对协商民主建设作出的部署安排。一、深入认识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但在西方国家向全世界大肆推广、移植竞争型选举民主的大环境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让协商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答案首先要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为现代协商民主思统战理论与实践 年第期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贺俊春，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汪根木，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民族中学教师。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一）“惟天为大、天下为公”的为政理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政治理想。尚书 和 左传 中早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记载。战国时，孔子曾感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若“天下为家”，则“谋用是作，兵由此起”，凸显他对公天下的倡导和对家天下、私天下的忧虑。除儒家外，墨家、法家、道家都相继提出“举公义，辟私怨”“无私”“背私”“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使各种思想流派达成了高度共识。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更是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世纪末 世纪初，晚清思想家康有为直接勾画出了一个“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公天下”理想社会。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为政理想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为政者和知识分子，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内核：包括协商在内的一起政治活动，都要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为政原则“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指和谐、和睦、和平；合，指合作、联合、融合。“和合”思想既强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认为万事万物多元发展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否则“同则不继”，又强调“和实生物”“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追求“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并将其引申到治国上，为政就要善于整合不同的因素，结成动态的和谐统一整体，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将“人和”视为关键，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要重视群体合作，主张“和则一，一则多力”。“和合”思想中尊重差异、倡导多元一体，注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沟通与互补的精神内核，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即“求同存异”，以实现“一致性与 多样 性的统一”。（三）“兼听则明、兼容并蓄”的为政智慧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特别强调为政者在决策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认为施政应“言能听、道乃进”，能“集众思，广忠益”，甚至要求纳谏应“谋及庶人”。所以，孟子认为在诸如提拔人才、逐除奸佞、决狱用刑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征求国人而非仅仅是诸大夫的意见。魏征回答唐太宗“何为明君暗君”的问题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兼听则明”。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议事传统，如最高层级的“朝议”，每当有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决策，君主都要通过集议、廷议等方式征询文武百官的意见；如从周朝的“保氏”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开始设置专职专业的议事机构和职位，以“谏议”的方式发表对朝政的意见。兼听纳下、兼容并蓄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传统，保证下情上达、汇集合理意见、促进科学决策、补正政策失误，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参考。年第期统战理论与实践（四）“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为政方向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商周时期盘庚的“重我民”、周公的“用康保民”，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到汉唐以来的民本思想，“民”一直是理想的为政和施政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反映出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推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再到明末清初时黄宗羲提出“君客民主”说、顾炎武提出“分权众治”说，不仅把民本思想推向高峰，同时也反映出从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民主思想转变的趋势，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方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协商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基因，对现代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内涵原则、方法形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既传承了传统协商文化的精华，又实现了对传统协商文化的超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二、深刻理解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与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相比，中国的协商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民主能有效避免西方周期性选举民主的“民主休眠”弊端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作主。真正的民主制度中，人民的范围不应有肤色、学识、贫富等个人条件的限定，作主的领域也不应有层级、领域、时空等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从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到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就基本上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行发展的民主政治架构。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的人民政协成立 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民主不应该有休眠期”的观点，在 年考察上海虹桥人大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时首次提出“全过程的民主”概念，再到 年 中国的民主 白皮书进一步明确“全方位、全覆盖、全链条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人民民主理论在新时代实现了一次全面升华。中国公民既可以参加各种选举，也可以通过各种提案、议案、信息，或者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甚至是市长热线、信访等途径和方式，对党和政府决策提出意见建议，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协商民主的全面实施有效地避免了周期性、阶段性的选举民主带来的“民主休眠”弊端。反观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在大肆宣扬的选举民主中成为选举游戏“跑龙套”的“临时演员”，只能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和每两年一次的议员选举中出出场、凑凑热闹，一人一票、选个开心。在实际政治统战理论与实践 年第期生活中，以上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大量的中产阶级）对政策制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老百姓的民主权利绝大多数时候处于制度化的休眠状态，林肯推崇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理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使各种资源迅速向极少数人集中。有数据显示，年中期选举竞选资金的 以上由占美国总 人 口 的 富豪 贡 献，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政治极化带来贫富失衡、治理失灵，多数统治已经演变成富豪的金钱统治，普通民众逐渐“用脚投票”，对美式民主显示出极度的不信任。数据显示，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不正常，另外 的人选择了不太良好，仅 的美国人一直或多数时候都信任联邦政府。（二）基于合作基础上的协商民主能有效避免西方过度竞争的选举民主带来的“社会撕裂”弊端中国的协商建立在协商主体的合作关系基础上，与西方的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竞争甚至是敌对关系截然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民主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社会和谐还是社会撕裂？在中国，不论哪一种协商渠道、哪一个协商主体，合作是前提，和谐是目标。年新冠疫情突袭武汉，一方面，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强领导，从全面封控、免费救治，到人力支援、物资保障，再到病毒分析、疫苗研发等，各种应对措施迅速全面铺开；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围绕疫情，通过各种制度化渠道为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各民主党派。有数据统计，疫情期间，湖北省各民主党派共撰写建言献策信息 篇，其中有 余篇上报中央统战部和省委省政府，这包括民革湖北省委会通过政党协商“直通车”渠道提出的“中西医并重进行防治”的建议。月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政党协商座谈会，专题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疫情防控的意见建议。这些建议为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取得武汉保卫战阶段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样的急难险重任务中，没有看到推诿扯皮，没有趁机互相攻击、相互指责谩骂，只有万众一心，共同抗击疫情，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政党协商建立在合作、和谐的政党关系基础上。此外，通过人大、政协、政府、基层等多种渠道开展的协商活动，都以各协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美国国会早期经常上演“全武行”，从辱骂、拳击到刀刺、枪杀，从单挑到群殴，不同派别和政党之间的武斗经常发生。年月，数千美国民众冲击国会大厦，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把美国国会再次推上暴力的新高度。不仅是美国，其他众多实行竞争型政党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的国家同样如此。年月，韩国在野党议员，为了阻止议会表决相关法案，与执政党议员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双方近 名议员卷入冲突中；年 月，一名英国议员因不满法案修改，抢夺具有荣誉象征的“女王权杖”。本应是和平理性协商、科学民主决策的国会或议会，为什么会成为武力的“角斗场”？建立在竞争型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基础上的协商，也解决不了竞争型选举民主过度竞争的危机，最终 年第期统战理论与实践只能以社会撕裂收场。（三）基于商量的协商能有效避免西方以选举为基础的妥协式协商带来的“久拖不决”“治理失灵”弊端对西方民主的批评，除了社会撕裂之外，还在于重大决策上的久拖不决和反复无常，进而影响公共治理，造成治理失灵。有数据统计，年到 年 年间，美国联邦政府曾关门 次，差不多每年关门一 次。最 近 也 是 最 长 的 一 次 发 生 于 年特朗普执政一周年之际，因为国会部分议员反对特朗普修建墨西哥墙的议案，导致联邦政府关门 天，万雇员受影响，损失超 亿美元。除此之外，医保法案、禁枪法案、堕胎法案、气候应对法案、疫情纾困法案等等，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在美国国会也是争论不休、反反复复。因为西方的协商就是基于不同利益的谈判和基于不同实力的妥协。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常无法达成政治共识，从而导致久拖不决。那么协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只有这种基于不同利益的谈判或基于不同实力的妥协才是真正的协商？也许中国给世界贡献了另一个答案：协商是基于人类、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个基本共识、通过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互相商量，最终达成科学决策共识的过程。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