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军用”问题刍议_魏雪涛.pdf

Vol.37 No.1Feb.2023第 37 卷第 1期2023 年 2 月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北魏“军用”问题刍议魏雪涛，李德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摘要：“军用”问题是南北朝史学的传统问题，北魏“军用”研究的核心是揭示北魏军事物资的供给、补给对国家社会形成了何种影响。在平城时期，尚未摆脱部落国家形态的北魏，其“军用”呈现出义务性和原始性，“军用”以调役和抄掠形式促进了国家的张大。到了洛阳时期，孝文帝官制改革使得“军用”形态迅速改变，“军用”开始走向农业化和职官化，形成以汉士族为主导的“军用”结构，从而能够提供“殷广”的“军用”物资，极大地提高了北魏的“军用”效率。关键词：平城；军用；孝文帝改革中图分类号：K23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3.01.015收稿日期：2022-10-23作者简介：魏雪涛（1991-），吉林长春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史；李德山（1964-），吉林长春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史。文章编号：1674-0882（2023）01-0071-06北朝史籍中经常出现“军用”一词，例如 魏书列传第七上 载“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1（P445-451）魏书 列传第九下 载“谨奉粟九千斛、绢六百匹、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1（P584）北周书 列传第二十九 载“监督粮储，军用不匮”。2（P1701-1710）南朝史籍也是如此，宋书列传第二十四 载“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3（P1701-1710）南齐书列传第七“建元初，狡虏游魂，军用殷广”。4（P479-487）可见“军用”问题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史家共用的史学词汇，说明是传统的史学问题。“军用”主要指军用物资，包括“绢”为代表的的纺织物，1（P584）“弓干利铁”为代表的军械，3（P661-663）“粮储”为代表的食物，2（P1701-1710）等等诸类不胜枚举。从当今的学术成果来看，知网中没有这一问题的成果，以往的北魏史研究也轻视北魏军事补给问题，没有出现专门的研究成果，仅在军事学的 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中出现过。所以探讨“军用”形态对北魏国家的影响，以及北魏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反作用于“军用”形态，揭示“军用”形态在北魏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有细微的意义。一、张大国家的代北“军用”形态当世之人总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粮草补给的“军用”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北魏的“军用”不仅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与否，“军用”的具体形态和丰盈与否，更决定了乌丸化的北魏平城统治集团是否能延续统治。代北时期，北魏国家形态仍然处于“六部”1（P2973-2974）“南北二部”1（P2973-2974）的部落社会时期，存在大量的外围部落，形成了国家社会的松散化趋势，也叫做乌丸化趋势。而代北的“军用”的义务性、原始性形态能够适应这一国家社会环境，形成了自给、调役、抄掠的“军用”形式，能够满足了北魏的军事诉求，可以消除北魏国家社会的乌丸化问题，推动了北魏张大国家的历史作用。同时代北“军用”原始性形态的抄掠形式，造成了严重的鲜汉政治隔阂和南北对立，并且随着孝文帝改革进行，代北“军用”义务性形态逐渐显现出负面影响。（一）代北“军用”自给性促进了北魏军事发展代北“军用”形态的具体形式，可以从北朝长诗中得到启示，“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5（P241）说的就是花木兰从征准备“军用”的场景，这种场面化的艺术写照，是北朝时期悠久弥远的尚武传统所致。由于北方的环境恶劣，诸部争夺草原繁复，形成了随时作战的尚武风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敕勒歌 就是这种风尚的文学表达，5（P241）可见“军用”事务已完全融入到北人生活中。木兰辞 就是还原了代北部民准备“军用”生活的文献证据。鲜卑甚至在准备“军用”中，甚至要亲手制造 71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军械，“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6（P836-833）这是北方民族悠的久传统。匈奴人“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7（P3745-3750）乌桓人“俗善骑射”。8（P2982）代北“军用”的义务性还衍生出征调牧畜和劳役征发两种形式，部民要承担“军用”劳动制造义务，这里总称为调役。劳役征发，如北魏太武帝延和元年七月，北魏进攻冯燕，征发密云丁零部落劳役，运送攻城器械前往和龙；1（P81）另有世祖太武帝远征赫连昌时，帝姓十室的达奚部制造攻城器械。1（P697-698）征调牧畜，如明元帝泰常六年（422 年）为南征进行了两次征调牧畜，第一次于泰常六年二月征调部民戎马，1（P20-21）第二次于泰常六年三月乙亥征调六部民牧畜，北人家产按每一百只羊计算，就要征调戎马一匹。1（P61）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年）准备征伐柔然，五月征调牛补给于北塞，1（P52-53）同一时期，北魏还征调驴为北伐柔然做准备。代北“军用”义务性不仅仅是尚武风尚的产物，也是部族社会环境下的产物。由于内部的诸方部落成员较少且经济薄弱，“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6（P836-833）国家机器又职能简陋且制度粗糙，“有未备者，随而置之”，1（P2971-2976）国家很难调动大规模的军事物资供给。加上北方环境物质贫乏，“军用”极大地减轻了部落国家的财政负担，使拓跋继团可以较为自由地展开军事行动，推动了北魏王朝的军事扩张。代北“军用”的义务性调役具有消耗外围部落的重要职能，巩固了北魏对部落集团的统治。由于平城政权的统治基石是诸方部落，分为内围部落和外围部落，其中外围部落为了延存而自愿加入拓跋部族，魏人“总谓之乌丸”。1（P1643）国家系统由各级酋长组成，大体为“八部大夫”1（P2971-2976）“六部大人”1（P2971-2976）“四部大人”“南北大人”1（P2971-2976）“酋长”1（P1643）“渠长”1（P2971-2976）“渠帅”1（P81），外围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1（P2971-2976）导致北魏国家、民族两个层次产生“乌丸化”，国家为不同自治的部落粗糙联结，简单使用鲜卑民族的称谓为国号，单一血缘民族走向成分复杂且认同较低的部落联盟，北魏从民族意识到政治向心力等多方面走向松散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北魏开国的第一年，登国元年（386年）八月就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政变危机，拓跋本部得宗室成员联接最大的外围部落铁弗匈奴进行叛乱，使得国家、民族层次“乌丸化”的危害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政权以义务性调役为形式，进行对外围部落的消耗，巩固对国家的统治。北魏进攻冯燕征发密云丁零部落劳役；1（P81）孝文帝南征时期征调高车，目的就是消耗松散而不服从号令的外围势力。（二）代北“军用”的原始性促进了国家张大 代北“军用”形态上不仅包括义务质，同时也带有原始性抄掠，这惯承北方民族的古老传统。两汉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9（P2879-2882）又有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8（P2982）抄掠是北方民族悠久存在的风尚与风俗。抄掠虽然在中原人看来是不知廉耻的表现，司马迁语之为“苟利所在,不知礼义”，9（P2882-2882）汉人语之为“天性轻黠”，6（P836-833）但却是北人生存和致富的重要手段，也利于北魏的军事行动。北方寒冷，生产困难，抄掠是部民取得生存物质的重要手段，“如有执获，夺为己富”，1（P1539）推动了鲜卑部民参战热情，促进了军事扩张的个体动力。不仅北魏部民喜爱抄掠，北魏国家机器也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在战争中进行抄掠，以作原始性的“军用”积累，极大地带动了北魏版图的张大，这本身和孙子的战争思想是一致的，“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在道武帝时期，一次大规模劫掠之后的三年内，拓跋部落政权就会发动新的军事扩张。登国元年五月北魏打击库莫奚获杂畜十余万，1（P20-21）导致登国二年五月北魏兼并刘显部，1（P21-23）进而又一次抄掠，随后登国三年十二月辛卯北魏打击解如部，1（P22-24）又尽略畜产而还。这三次大规模抄掠，为随后三年内的六场战争奠定了“军用”资本，登国五年四月打击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1（P20-21）登国五年七月打击铁弗匈奴刘卫辰部；1（P23）登国五年九月壬申打击纥奚部；1（P22）登国六年三月北魏打击黜弗部。1（P23）登国六年七月到十一月魏人彻底消灭刘卫辰部，牛马羊共计四百三十万头，1（P23）此役又为随后三年中的四场战争奠定“军用”。北朝登国六年、东晋太元十六年正月打击贺染干部；1（P24）登国八年八月到天赐五年北魏兼并薛干部；1（P24）登国八年三月北魏打击侯吕邻部；1（P24）登国八年五月进行魏燕战争。1（P25）天兴二年（399年）灭燕结束，1（P34-36）所获“军用”又资助了天兴五年五月的魏秦战争。1（P40）太武帝时期的劫掠作用更大，原始性更强，最终形成以战养战的“军用”机制，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太武帝始光三年正月发动魏夏战争，1（P71-72）神麚三年（430年）十二月基本亡夏，魏人所得无数，为亡冯战争积攒了大量“军用”。同年神麚三年的第二年延和元年六月，魏人发动亡冯的战争，1（P75-78）又斩获无数，继续积累扩张的物质资本；延和元年后的第三年太 722023年延三年十一月，北魏征服亲近夏国的西域势力，1（P87-88）控制西域东部。太延五年北魏灭凉，1（P89-90)收其“仓库珍宝不可称计”，魏人所得又一次丰巨“军用”资本，致使第二年太平真君元年四月北魏进攻秃发鲜卑，1（P93）此后四年逐渐控制河套走廊。太平真君十一年，南北爆发元嘉之役，1（P104-105）北人“掠民户”无算，随后于第二年正平元年再次出兵河南。1（P105）道武帝时代，魏人征服一部落之抄掠，往往是兼并另一部落之凭资；而太武帝则为灭一国之抄掠，却是为灭另一国之凭资，甚至以抄掠养战，与南朝角力长江南北，最终形成了南北而立的对峙局面，大大加快了南北朝的兼并趋势。同时“军用”抄掠促进了代北部落集团的团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社会乌丸化问题。北魏每逢大战部落渠帅皆领重兵，一旦战争获胜，部落渠帅就必然受到赃物赏赐，从而推动政治上的团结。道武帝登国六年十一月灭刘卫辰部，以所掠物资“班赐大臣各有差”，其中伊谓就当在其中，1（P24）伊谓为伊娄部渠帅，伊娄部为帝姓十室；明元帝泰常八年十一月，北魏以赃物赏赐南征刘宋大臣，1（P65-69）其中就包括长孙嵩，1（P65-69）长孙嵩为拓拔部渠帅，拓拔部为帝姓十室；太武帝时期，延和元年八月辛巳北魏拔取冯燕四镇用赃物“班赐将士各有差”，1（P81）其中就包括奚斤，1（P80）奚斤为达奚氏部众，达奚氏亦为帝姓十室；太延五年十月攻凉以战利品“班赐将士各有差”，1（P89-90）其中就包括穆罴、1（P89-90）源贺、1（P89-90)奚眷，1（P89-90）奚眷与奚斤一样为达奚氏部众，源贺为丘穆陵氏，不属于帝姓十室，源贺为秃发部大人，属降魏部落；正平元年正月丙戌朔北魏分赏所掠南朝人生，“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1（P105）其中就包括长孙真，1（P105)长孙真所部与长孙嵩同。（三）代北“军用”形态的负面影响虽然“军用”的原始性特征对北魏的军事扩张和国家统一趋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北魏“军用”抄掠是强盗行为，并具有反伦理因素，受到了中原士大夫的蔑视与愤恨，大大增加了鲜汉民族的政治隔阂。晋太元二十一年六月，北魏皇始元年六月，北魏进攻慕容燕中山，时魏军缺粮，北魏道武帝道武帝准备强征中山民粮，而引起了汉臣崔逞的不屑，崔逞建议采摘桑椹可以代替粮食，并说古时传说猫头鹰吃桑椹而改变叫声，诗经 中就说到此事。1（P757-760）可见北魏立国之初，北人抄掠就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反感，但是随着北军的抄掠行为愈演愈烈，崔逞也于天兴初年被借故处死，增加了鲜汉的心理鸿沟。这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