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难忘“少年狂”——从怀旧散文看台静农晚年心境_沈庆利.pdf

同时代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 2023 年第 1 期最是难忘“少年狂”从怀旧散文看台静农晚年心境沈庆利叶枝梅内容提要台静农一生经历了从激情燃烧的乡土文学家、慷慨高昂的青年“斗士”，到浸润于古典文学、传统艺术的学问家及外圆内方之儒雅学者的人格转型。其内心深处的两个自我面向 “斗士”与“文士”之间，长期处于紧张对立且彼消此长的复杂态势。他的思想文章多有“激变”，“艺术的趣味”尤其对“古趣”的执著却始终如一。透过台先生晚年的几篇怀旧散文可知，记忆的长河在“大浪淘沙”之后，积聚下来的主要是那些极具私人性的笃厚人情。而台氏青年时期与鲁迅、陈独秀、胡适、溥心畬等“新旧左右”各派文人名士的交往，则生动展现出那个时代不同文人群体之间超越意识形态、文化立场的张力空间。关键词台静农;怀旧散文;北平忆旧;鲁迅;陈独秀台静农(19021990)长达 88 年的人生历程可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02 至1922 年春从家乡安徽霍邱至汉口的少年求学时期，1922 至 1935 年间的“北京时期”，1935至1946 年间，可称之为辗转于厦门青岛重庆等地的“战乱时期”，以及 1946 直至 1990年去世长达44 年的“台北时期”。其中“北京时期”堪称他生命中最有活力的“燃情岁月”，“台北时期”则看似他处于人生高位的“安定”或“安稳”时期。台静农曾将自己位于台北龙坡里九邻的台大宿舍书斋，取名为寓意明显的“歇脚庵”，想不到这一“歇”就达半个多世纪。当一个人不得不“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时候，应该是有着太多悲苦无奈的。年轻时期的台静农经历丰富且跌宕起伏。及至晚年，他则感愧自己“窝居一地过着教书匠生活”，时间一长便“僵化了”，以至于连对过去回忆的兴致都没有了。这当然近乎托辞，或许在他看来很多私密性经验已“不足为外人道也”，于是才有了“连对过去回忆的兴致都没有了”的说法。然而面对怀旧与思乡的“蛊惑”，台先生有时也会“按捺不住”，以文字回忆起一些恍若隔世却又历历在目的“青春往事”，因而 龙坡杂文 等系列怀旧、怀人散文得以问世。对于众多读者而言，这些可圈可点、文笔老道的小品文字已然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本文试图以“阅读札记”的形式浅谈对其部分怀旧散文的阅读体会，并借此管窥台先生“烈士暮年”般的独特心境。一、追怀鲁迅:“点滴”文字，情深依旧青年时期与鲁迅的交往，几乎可以说确立了台静农一生上下求索的“精神至高点”。台静农曾被认为是鲁迅的“嫡传弟子”，其小说创作更深受鲁迅影响。两人最初结缘于1925 年4月27 日，经由张目寒介绍认识，从此成为至交。台静农经常向鲁迅请教，鲁迅也非常高兴地指导和鼓舞他的创作。在鲁迅创办的文学团体“未名社”中，台静农是重要成员。鲁迅在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时，特意收入台82DOI:10.15945/11-2722/i.2023.01.002静农的 天二哥 红灯 新坟 蚯蚓们 等四篇，是当时入选该卷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鲁迅还在“导言”中称台静农的小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足见鲁迅对他的厚爱与重视。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更是频繁，两人彼此相惜，甚至相互倾诉心中的不愉快。自1925 年第一次见到鲁迅直到鲁迅去世的11 年间，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期间台静农致鲁迅信件达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则是69 封，目前收入 鲁迅书信集 的尚有 43 封。两人几乎可称之为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当年鲁迅与顾颉刚等人产生不快，便给台静农写信倾诉，他是除许广平及当事人孙伏园、章廷谦等人之外鲁迅唯一的倾诉对象。1929 年5 月鲁迅回到北京，多次与台静农会面，其中一次还谈到深夜;1932 年鲁迅由上海回到北京探访母亲时，在北京五所高校分别发表了演讲，即为著名的“北平五讲”，台静农始终伴随左右。鲁迅回到上海后，即写信告知平安抵达上海并感激静农在北京的陪伴。直到鲁迅1936 年10 月15 日逝世前三日，鲁迅还写信告知沪上文坛丑态。在台静农与鲁迅的交往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刘半农一道试图将鲁迅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事。当时瑞典考古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任教于北大，准备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古调查，与中国同行一起组织了一个“西北科学考察团”。刘半农恰好是考察团的北京理事会负责人，在与赫定接触并谈及诺贝尔文学奖项中“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时，刘半农认为可推荐鲁迅为诺奖候选人。1927 年9 月中旬，刘半农在北京中山公园同台静农一起参加魏建功的订婚宴，把准备推荐鲁迅为诺奖候选人及其与鲁迅沟通一事，托付给台静农。台氏即写信与鲁迅联系，却被对方坚决回绝。于是“二农”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事告吹。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的 1989年，台静农在台湾接受采访时提起此事，表示刘半农因怕碰钉子，故将联系之事交由他办理。虽然“诺奖”推荐之事没成功，但台静农与鲁迅之间的密切关系却被传为佳话。然而流离至台湾的台静农在后半人生中却鲜少再提及鲁迅，目前保留下来的只有个别通过回忆他人而稍稍涉及鲁迅的文字。写于 1948 年的追思 是痛怀许寿裳遇害之作，文中除了开篇提及他与许寿裳第一次相见是在鲁迅家中，以及结尾处特意强调许寿裳一生与章太炎、蔡孑民、鲁迅三先生关系最深，而“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之外，再无关于鲁迅的记述。1948年的台北正是风雨飘摇、“天旋地转”的特殊时期，几乎人人风声鹤唳，台静农能写出并公开发表悼念老友许寿裳的文章已属不易，岂可再强求他过多言及鲁迅以至于引火烧身?此后便是白色恐怖的阴云长期笼罩于台湾，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及左翼作家都被列为“禁忌”，台静农只能被迫与鲁迅等“故人”尽量撇开关系以自保。直至台湾社会早已“解禁”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才在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1990)等文中，通过回忆常维钧和鲁迅的交往，再次彰显了这位文化伟人的亲切形象。晚年台静农对“北大常维钧”津津乐道的，乃是维钧对鲁迅的推崇和追随。常维钧 1918 年读了新青年 杂志上的 狂人日记 之后，便同刘半农一起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拜会鲁迅先生，两人一见如故。1920 年秋鲁迅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常维钧特意从法文系跑到国学门“自动的来充先生的助教”，“鲁迅先生在北大教授四年，维钧也随侍了四年，同学中确信没有第二人像他这样的。”?11后来常维钧同葛孚英女士结婚时，鲁迅亲自到常家送了一部太平乐府 作为贺礼，“此书是元代乐府词汇编，足见鲁迅先生送这一书的含意。据说维钧夫妇对于这一纪念品，历经动乱，直保存到他们夫妇逝世。”?12此外维钧受鲁迅的指导翻译日文与法文文学作品，于编辑整理材92料和收集歌谣诸方面均受益匪浅。台静农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和盘托出，字里行间隐含的对鲁迅的崇敬之情已跃然于纸上。不过与早年台静农跟鲁迅的“过从甚密”相比，台氏晚年对鲁迅的回忆不能不说过于“稀少”了些，究竟是他情到至深处反而要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达至一种“大音希声”的境界，还是他与鲁迅先生的往事虽已然不便言说?笔者不得而知。但诸多珍贵历史细节由此沉入史海，却实在令人痛惜。纵观台静农一生，从怀抱启蒙理想的乡土文学家到沉浸于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学问家，从激情燃烧的“斗士”到士大夫遗绪愈来愈明显的“文化绅士”，他的这一转型更像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两个自我面向 “斗士”与“文士”彼此争斗和消长的结果。最终他那传统儒家色彩强烈的中正敦厚、外圆内方之“文士”面向，彻底“征服”了不无狂狷鲁莽的“斗士”冲动，他本人则以一位醉心于学问和书法刻印的儒雅稳重的学者而面世。然而台静农的这一人生转型并非完全没有痛苦和压抑，其社会角色的转变也并非没有付出任何代价。李敖就曾批台静农后半生在台北“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尤其到了晚年，实在是“逃得很无聊很无耻”?13。李敖无论为人处事还是著述行文都显刻薄刁钻，常常故作惊人之语自不足为论;相对而言，孙郁认为台静农一生“忧世很深”，对于社会人生有许多苦楚体验，尤其是他后来的“埋入古董，精研旧学”，“并非如外人以为的那么悠然自得，其间的苦楚，是很深、很深的。”?14更像是知人论世的宽厚之论。晚年台静农刻意把自己“身不由己”的苦楚悲哀深埋心底，即使不得不提及曾经的“导师”鲁迅，也只是“点到为止”，不想给世人留下太多“话柄”，在笔者看来乃是“情理”之中再理智不过、当然也是“迫不得已”的抉择。二、遥寄“仲老”:忘年知交，醉酒当歌赴台后的台静农长期任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众所周知台大中文系集结了众多汉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高手”，而且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台静农能“稳坐”中文系主任这把“交椅”长达二十年，不可不谓之“高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青年时期，台静农就已展现其广结善缘、善于沟通和平衡各种人事关系的非凡能力。他不仅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挚友同声相和、互相砥砺，更善于向前辈学者和师友虚心请教，以至于从蔡元培、鲁迅、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五四文化先驱，到陈垣、沈兼士、老舍、张大千等学界、文艺界精英、新文学大师等等，甚至当时尚未完全“崭露头角”、比他小十几岁的启功，都曾与他交往甚密。这简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文化界一个“奇迹”般的现象。但若就此判定台静农是一个八面玲珑的“社交界明星”，或善于投机钻营、通过结交权贵“名流”以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势利之徒”，在笔者看来乃是对他最大的误解。他的交友和处世始终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爱好与道德信念基础之上，并受旧式文人出于学识见解、人品境界等方面的仰慕与“声气相投”而形成的交游、交流和交友之文化遗风的深刻影响;而台静农本人那谦恭友善、朴实敦厚的处事风格，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品格气质，当然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时期的他虽曾数次陷入牢狱之灾，最终都在师友同人的帮助下“有惊无险”，不能不说是他“得道多助”的结果;中年之后的台静农可谓“顺风顺水”，当然也与此紧密相关。1935 年台静农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还是胡适向厦大推荐的。台静农南下之前曾致函鲁迅告知自己欲赴厦大应聘之事，鲁迅即回复称:“既已答应，姑且去试试。”?15可见当时的鲁迅与胡适虽“交恶”多年，却丝毫没有影响台静农对两位师长的尊敬及其与他们的密切交往，他们都不认为台静农“行走”于胡适和鲁迅之对立“阵营”之间而有任何不妥。胡适与鲁迅虽有政治立场、文化及文学观念的差异，尤其鲁迅对胡适颇多讥讽，03但并未形成今天的人们所想象的泾渭分明的不同“流派”，更没有完全分属所谓势不两立的两个意识形态“阵营”。而纵观民国时期文人群体或“小团体”的形成与往来，除了志向情趣、审美追求等因素以外，乡情乡谊、故知交情以及“师从门派”才是决定文人之间“亲疏远近”的关键要素，很多时候它们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政治立场、文化观念的差异。一个颇值得关注的“旁证”是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的遭遇。晚年台静农曾回忆道:“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刘师培)，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修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16身处清末民初的刘师培在政界上同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袁世凯等都有较深的交往，在学术界同章太炎并称为“二叔”?17，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其学术研究与教学成绩影响了当时的学人并惠及后世。刘师培与章太炎、孙中山在日本时就是旧识。陈独秀同章太炎、蔡元培一样很重视刘师培博古通今的渊博学问。刘师培后来跟从清末大臣托忒克端方，疏远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还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革命运动而被革命党成立的新政权四川资州政府抓获并拘留。陈独秀、蔡元培、章太炎获知后积极设法营救，后由孙中山把他保释出来。刘师培出狱后，在四川成都讲授国学，同谢无量等人成立四川国学会;1913 年投阎锡山门下，1915年拥护袁世凯称帝(这同陈独秀、蔡元培的政治倾向相左)。1916 年袁世凯倒台后，刘师培避居天津，陈独秀不计前嫌即刻前去探望。这便有了台静农回忆陈独秀把刘师培请进北大的那一幕。我们从中看到的，除了陈独秀等文化先驱们的胸襟宽广和对刘师培才学的爱惜之外，应该还有传统文人那种挥之不去的敦厚宽容、念及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