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言行：反“四过”之苦心孤诣_李浩.pdf

（承上页）人口是经济的慢变量，其效果一般会过很长的潜伏期。而一旦发现人口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晚期。劳动和资本的分析框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工具来预测人口变动的趋势并及早提出对应的政策。如果没有合适的分析框架，现实人口政策对资本爆炸反应非常慢。新的分析框架显示，中国从几千年的资本不足，突然变为资本大国，发生在短短几年之中，资本快变量使得人口也突然成为一个快变量。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口政策必须急速掉头。任何低估和延误都可能给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这个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如果现在打压“土地财政”的一系列操作真的获得“成功”，房地产市场崩盘将会导致中国资本的急剧萎缩，其严重程度远大于苏联当年撤资。房价暴跌不仅不会解决住房难的问题，而是会导致比“三年自然灾害”更严重的人口“减记”。责任编辑：文爱平【开栏语】回望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思城市规划工作的内在本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9ZDA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52178028）；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项目编号：UDC2021010121）曹言行：反“四过”之苦心孤诣李浩专栏题：规划70年李浩城市规划博士，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题为城市建设必须符合节约原则的社论，明确指出“在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中，存在着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等现象”“在旧城市的改建、扩建中，许多地方存在着求新过急的现象”。以此为标志，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四过”运动。所谓“四过”，即社论中所指“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和“求新过急”等现象，其重要提出者之一，即时任国家建委党组成员、城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不论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城市规划史或中国城市规划史而言，曹言行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曹言行（1909年2月-1984年4月），山东招远人。1933年进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方局交通，参加过“一 二 九”学生运动。1937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党中央社会部工作，后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副处长1、八路军延安总司令部高参室高级参议，晋绥边区七分区专署专员、地委委员，绥蒙区党委国军部副部长等。在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工作期间，曹言行“同国民党反动派和阎锡山反共投降阴谋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勉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布“定都北平”的决策后，中共中央驻地即由河北西柏坡迁至北平香山，首都规划问题随即出现。北平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日成立北平市建设局，曹言行于当月被任命为局长。当时北平市规划曾有“中央党政军中心安排在靠近旧城西郊的设想，公主坟以西为新市区”，为了建设新市区，中直修建办事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特别成立了新市区工程处，“开始时新市区工程处受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办处双重领导。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每星期二、四、六来处办公，当时从社会上公开招收工程技术人员均由曹局长审定”。曹言行主持北平市建设局工作期间，对首都规划工作极为重视，如在1949年5月8日曾组织召开都市计划座谈会，与会专家就如何把北平变成生产城市、西郊新市区建设、城门交通和城区分区制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上提议成立首都规划的研究机构。会后经紧张筹备，于1949年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北平都委会”）的成立大会。北平都委会是挂靠在北平市建设局下的一个议事性机构，成立初期主任委员由市长担任（1949年先后为叶剑英和聂荣臻），副主任委员为曹言行，华南圭、林是镇和梁思成等为常务委员（图1）。168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为了推动首都规划工作的开展，曹言行在梁思成等的帮助下，“从全国各大城市邀聘了许多有城市建设经验的技术人员”。著名规划专家陈占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49年10月底来京的。1949年11月11日，曹言行和赵鹏飞（建设局副局长）联名向市领导递交报告，提请任命陈占祥为企划处处长（图2）。在首都规划工作中，曹言行“一开始就大胆放手使用从旧社会来的科技人员”“他信任他们，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但对他们的工作要求却很严格。在各项工程方面，他重视质量、重视节约，当他们在工作上偶失误时，他总是批评、帮助，并鼓励他们改进工作，而他自己则承担失误的责任”。据当事人回忆：“他的这些好作风，影响和教育了我们这些刚从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人员，奠定了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1949年9月16日至11月28日，苏联市政专家团应邀对北京进行技术援助。期间于11月14日举行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专题报告会，中国专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就首都行政机关建设地点与苏联专家产生了不同意见，进行了争论。会后，巴兰尼克夫进一步整理出书面建议 北京市将来发展计画的问题。根据市领导指示，“曹言行、赵鹏飞召集北京市主要的建筑人员、市政负责同志共30人召开座谈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示赞成苏联专家的意见”2。后又经过有关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反复研究，1949年12月19日，曹言行和赵鹏飞联名提出 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画的意见（图3），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的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的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聂荣臻市长看了他们的报告之后，于1950年1月初召开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会上一致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会后北京市领导将有关意见向中央呈报。“一九五年二月，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市以北京旧城为中心逐步扩建的方针”。图3 曹言行和赵鹏飞联名所写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画的意见（1949年12月19日）图2 曹言行和赵鹏飞关于拟聘陈占祥为北京市建设局企划处处长向北京市领导的请示报告（1949年11月11日）图1 1949年10月时北京都委会的委员名单（右，部分）及当月新增加委员名单（左，部分）北京规划建设 169OBSERVATION 观察1949年底前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主要有两个背景：一是梁思成先生曾于1949年9月19日致信聂荣臻市长，郑重建议赋予北京都委会以实权；二是苏联市政专家曾对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业务工作（包括机构设置）提出一系列建议。经过这次机构调整，北京都委会从北京市建设局划出，并将其规划管理职能转入，从而成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一个独立组成部门。1950年2月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新的都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主任委员聂荣臻，副主任委员张友渔、梁思成”。由于聂、张两位市领导工作极其繁忙，在都委会日常工作中梁思成先生开始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北京都委会改组过程中，曹言行于1950年1月改任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后不再兼任都委会副主任。在担任建设局和卫生工程局局长期间，曹言行主持完成了大量市政卫生工作。“一九四九年的北京是一座破残不堪的城市”“为了迎接新中国开国大典，曹言行同志发动和依靠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整修了天安门广场和干道，修建了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电动旗杆。接着他又投入疏浚三海、什刹海、陶然亭、龙潭湖等的紧张战斗，奇迹般地改变了城市的面貌”，龙须沟污水治理工程就是当时的一个代表性项目，“这些虽然是城市改建中的一些初步设施，但在当时是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大事，它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1953年7月，在首都北京大规模城市建设活动已经开始，亟需城市总体规划调控的紧迫形势下，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其直接领导的畅观楼规划小组，小组最高负责人为市委秘书长郑天翔，曹言行与赵鹏飞和佟铮为领导小组成员，再次深度介入到首都规划工作之中。当时，由于郑天翔刚从包头调京工作不久，较为熟悉首都规划情况的曹言行等的加入，对畅观楼小组的规划工作是有力的支撑。畅观楼小组在苏联专家巴拉金（图4、图5）的指导和帮助下，于1953年11月完成 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共北京市委于1953年12月9日将规划成果向中央呈报，此即首都北京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在参加畅观楼小组规划工作的后期，曹言行于1953年10月改调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工作，任城市建设计划局局长。履新之初，曹言行的一个重要举动是于1954年3月2日起草出 关于建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应成立城市规划设计院、上下水道设计院和城市勘察测量队的报告，该报告经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批示同意，由计委办公厅以通知形式批转给建工部筹划（图6）。曹言行之所以建议成立国家城市规划设计机构，显然是对首都北京因缺乏规划设计机构而造成城市规划工作极为被动的情况早就深有体会，改调国家计委工作后又面临同样问题。他的这一建议报告，对1954年10月18日中央城市设计院（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身）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调任国家计委新岗位后，曹言行主要负责城市规划政策研究和规划审批等工作，1954年度的具体任务之一是根据中央批示，代表国家计委对北京市上报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进行审查。由此，曹言行从北京第一版总规的主要参与人员，转变为主要审查人员。由于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在首都规划问题上持有一些不同意见，刚从北京市调国家计委工作的曹言行“夹”在中间，颇显为难。1954年11月初，我国新成立了一个中央部门国家建设委员会（简称“国家建委”），原国家计委城建局的有关职能和人员转隶国家建委，曹言行改任国家建委党组成员、城市建设局局长。当时他还曾兼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3、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调国家建委工作时，全国各地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规划建设正在大规模推进之中，由国家建委城建局主导的城市规划审批工作异常忙碌。在曹言行的具体组织下，经过对各地上报的规划成果进行连续数月的集中审查，国家建委于1954年12月率先批准了西安、兰州和洛阳三市的初步规划及北京市的近期建设规划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1954-1957年），1955年又批准了成都、大同、郝家川（白银）、湛江、株洲和哈尔滨等市的初步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非常紧张，为了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最需要的领域，先后开展过多次增产节约运动。1955年增产节约运动的重点在建筑领域，以批判“大屋顶”为代表，主要纠正了民用建筑造价过高的突出问题。到1957年，增产节约运动的重点转向城市建设领域，城市规划工作因此成为运动焦点所在，这就出现了反“四过”运动。对于1957年的反“四过”运动，城市规划工作者持各不相同的观点。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冤案：“反 四过 是错误的”“四过 是不存在的”4；“我觉得这是冤案”5；“规划人员认为板子打错了屁股”“实际上 四过 基本上规划人员都不认同，只不过这是从上面下来的，就只好接受”6。同时，也有一些专家持不同看法：“当初反 四过，我们应该检查自己工作里有什么问题，替罪羊 的说法不合适规划人员的工作难道就那么完美无缺吗？缺点问题，能都怪领导吗？工作不能那样做”7。还有专家认为，“四过 实际是我们规划最主要的内容，也可以以它来衡量规划工作，究竟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8。专题研究表明，1957年反“四过”批判对象的实际指向是相当广泛的，整个基本建设领域都在受批判之列，并非专门针对城市规划工作；就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一些“四过”现象而论，其成因也在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管理、政策等因素，并非城市规划工作所造成，但是，反“四过”运动所提出的一些整改措施却主要指向城市规划工作。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位，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唯一依据”，对城市建设工作具有导向性作用，一旦城市建设活动出了问题，城市规划工作自然难辞其咎。“过犹不及”，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普通哲学命题，不论什么内容，只要过头，必然不对。因此，反对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170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