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与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_安格尔.pdf

Vol.44 No.1Jan.2023第 44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赤 峰 学 院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一、草原丝绸之路历史脉络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述的历史中，已有对欧亚草原通路及其贸易活动的简要记载。这条通道西起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中间经过伏尔加河、乌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草原相通。由于历史上政权变动、民族冲突等原因，我国境内的草原丝绸之路在各朝代的范围及路径并不相同，诸多学者对于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具体路线尚未形成共识。关于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时间，卢明辉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从前匈奴时代延续至清代1。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林干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与游牧民族西迁时的路线有关2。苏赫、田广林在考察辽代交通时，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大致路线是越过大兴安岭，经阴山向西过天山进入欧亚草原3。杜晓勤综合多位学者观点，认为草原丝绸之路在史前就已存在，辽元时期进入鼎盛阶段4，而草原丝绸之路主要路线是从中原内地出发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然后穿过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到达东欧地区，最后直达地中海北岸。文章以此为依据，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大致分为以下阶段：（一）萌芽阶段史前至秦汉时期大量考古学、地理学以及历史学研究证明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不论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窑文化”的石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文化”出土的“中华第一龙”，还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器，都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晚期陶器中大多带有动物纹饰，表明当时的经济生产以畜牧业为主。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共生互补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便利频繁，这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基础。穆天子传中穆天子西征“自山西南部向西经阿尔泰山，过阴山山脉去往斋桑泊附近”5，可能是利用草原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设置云中郡。云中郡东可达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向西可至咸阳，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也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统一六国之后，修建从陕西云阳到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了秦朝中央和边疆的联系。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表明草原丝绸之路以长城沿边为走向发展起来。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墓葬中的收稿日期：2022-08-19作者简介：安格尔（1999-），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2021级民族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何生海（1969-），男，汉族，甘肃天水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及内蒙古的实践路径研究（21VMZ003）草原丝绸之路与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安格尔，何生海（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摘要：探寻内蒙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廓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脉络。以草原丝绸之路为切入点，文章梳理了中原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历程，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民族交融，具体表现为语言互通、经济互补、文化融合等。挖掘这些素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为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1-0034-0534-DOI:10.13398/ki.issn1673-2596.2023.01.016丝织品可以证明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从漠北单于庭，经杭爱山、阿尔泰山，向西南至塔城，再进入中原地区6。太平御览卷九一引盐铁论记载：“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骡驴馲駞，可使衔尾入塞。”这说明丝绸、布匹等是汉与匈奴贸易的主要货物。据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南匈奴归附汉朝后，汉朝屡次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赐匈奴“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后汉书 南匈奴传亦载“易牛马万余头”。可见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易规模庞大。（二）发展阶段魏晋至隋唐时期魏晋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是中原地区通往罗马的主要通道。十六国春秋记载的“是时西胡致金壶瓶二枚”，就是经草原丝绸之路从罗马传入中原地区。之后，草原丝绸之路继续向东延伸，从平成至辽东地区，演变成贯通东西的交通干道。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畅通推动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往来。北魏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97个西域地区建立了通使关系7。隋唐于大漠专门开辟“参天可汗道”，由丰州通往回纥牙帐，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唐朝与边疆联系的重要交通干道，沿途设驿站六十八所，商队往来不绝，每队达“数千百人”8。回纥人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频繁活动衍生了“回鹘路”，其同样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原地区中受降城出发，可达贝加尔湖畔、阿尔泰山以西、斋桑泊以北和室韦等地，最后抵达回纥。武周圣历初年（698），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中原运往突厥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千件，铁4万斤9。“安史之乱”后，因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10。“回鹘路”成为唐朝通往中亚、西亚的唯一陆路通道。自此唐朝与回纥的关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如史书记载：“八年七月给回纥市马绢七万匹”，“宪宗元和十年八月，以绢十万匹偿回纥之马直”，其交易额常常是马数万匹，绢数十万匹11。回纥商人将从中原地区买来的丝绸贩运到西方，通过这种转手贸易获得巨额利润，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大规模的货物流动使草原丝绸之路越来越繁荣。（三）鼎盛阶段辽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在辽元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公元10世纪辽政权以内蒙古地区为基本统治重心，通过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利用，完全统一了中国北方。辽代草原丝绸之路发展出南线和北线。南线自漠北南下，经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行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进而到达辽中京（今赤峰市）和辽南京（今北京市）。北线自上京经防州、维州（均在今乌兰巴托）西行至回纥。澶渊之盟使草原丝绸之路兴盛起来。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宋朝输送大量农产品、丝绸、茶叶等，而辽主要以牲畜、皮货为主，河北榷场每年“博买契丹羊数万”12，民间每年私自贸易的茶叶可达数十万斤13，双方的经济互补使来往贸易迅速繁荣起来，榷场的年贸易额高达一百五十万14。草原丝绸之路日渐繁盛，渤海、室韦、奚、阻卜、女真、回纥等游牧民族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辽贸易，如回纥经由草原丝绸之路来与辽贸易，据不完全统计有64次，一次人数可达四百余人15。同时，辽十分重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管控，在草原丝绸之路沿线设立如回鹘营等专门的互市场所与接待机构16，还设置西南路招讨司来控制西夏，以确保草原丝绸之路的安全稳定。辽政权的经营使草原丝绸之路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元代的草原丝绸之路覆盖范围更加广阔。元史地理志载“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林、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由官方维护17，全国有驿站1519处，站车4000余辆18，远通至中亚、西亚以及东欧，东起额尔古纳河，经贝加尔湖西行叶尼塞河，跨乌拉尔河、伏尔加河至黑河和地中海北岸。为了便于通达军情政令和经济文化交流，草原丝绸之路向南延伸连接上都、大都，进而与中原地区相通。大一统带来了和平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交通系统，使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加密切。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各国的传教士、商队来往频繁，佛教、伊斯兰教等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元大都成为国际大都市，据道园学古录记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在额济纳旗黑城遗址中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集宁路发现的大量中原名窑瓷器和四万余枚铜钱等足以说明当时的贸易兴盛。空前大一统的元帝国，将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以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衰落阶段明朝明朝统治者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控制着蒙古族等民族，双方之间的战争冲突不断，致使草原丝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35-绸之路逐渐衰落。明中期，双方一度中断了正常的贸易往来。俺答汗经过40年的努力，终于使右翼蒙古和明朝建立了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通贡互市关系，“茶马互市”成为经常性的贸易活动。嘉靖三十年（1551）在大同镇宪堡开马市，马市进行了四日，共交换马匹二千七百八十余匹。宣府马市开设于新开口堡，开市后共易马二千余匹19。明隆庆五年(1571)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初开市仅马匹一项交易达二万七千多匹，此后六十余年间马市交易达三百多万20。此后的互市贸易往来，不仅市口固定，还组织官兵守市，调集商贾，筹备物资等21。虽然互市贸易得到官方认可，但与草原腹地的经济往来依然受阻，草原丝绸之路的范围远不及元朝。至明后期，为了边防安危，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几近断绝，草原丝绸之路逐渐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五）蜕变阶段清朝草原丝绸之路在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朝前期严格限制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康熙年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中俄茶叶之路得到官方认可，这条草原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延续了两百多年。茶商们自福建武夷山起，经过江西、山西、河北张家口等地，进入内蒙古诸省然后向北通往蒙古和俄罗斯恰克图、莫斯科等地，进行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仅1849年经内蒙古输出砖茶4607768磅，1850年为3631132磅，1852年升至4638060磅22。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吸引了晋商，如归化城最大的商号大盛魁，经营的商品主要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等。还设立了专门负责砖茶贸易的“三玉川”茶庄。茶庄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俄国进行交易，年贸易额达到1000万两白银23。经由草原丝绸之路，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冲破清朝的重重禁令，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经济门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繁荣。二、草原丝绸之路促进民族交融（一）语言互通语言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语言的接触与交流是双向的，为了经商和沟通的需要，汉人主动学习蒙古语，而其他民族也主动学习汉语。元代大都、上都基本上都是蒙汉杂居，汉人逐渐通晓蒙古语。太宗五年（1232）开始在燕京设立国子学，令蒙古子弟学习汉语，直至宪宗时期国子学为元朝培养了不少蒙汉兼通的翻译人才24。明清之际，大盛魁等一些大商号还将年轻的学徒送往归化、库伦等地，专门学习蒙古语和俄语，由此培养了很多精通蒙古语和俄语的人才。语言互通也体现在文学艺术上，如木兰辞中夹杂着少数民族语言（如可汗）和汉语（如天子），是一首能够反映北方民族特点的汉文诗歌。各民族之间语言互通，交流更加方便。彼此之间的语言也互相借鉴，例如汉语中的“胡同”“驿站”等词就来源于蒙古语，汉语中的“博士”借入蒙古语，读bagshi，意为“老师”，又反借给汉语变成“把式”，“夫人”借入蒙古语，读ujin，反借给汉语变成“兀真”25。蒙古族的一些人名也借用了汉语，如“金莲”“富贵”“开花”等26。语言互通有助于各民族对彼此文化的认可，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加深各民族间的友谊，有利于文化认同的形成。（二）城镇化发展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带动了作为中间地带的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沿线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内蒙古地区的大部分边境城镇都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这些边境城镇储存并销售从中原地区输入的丝绸、茶叶、棉布、瓷器、药材等。例如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库伦、张家口、包头、海拉尔等地作为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