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志愿组织基于社会资本的...策略——以上海K捡跑团为例_黄旭东.pdf

166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2 年第 3 期草根志愿组织基于社会资本的 自主性获得策略以上海 K 捡跑团为例 黄旭东*摘 要：提高草根志愿组织的自主性对于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运用个案研究法，从组织运作、组织地域、组织领域三个维度对上海的草根志愿组织 K 捡跑团进行分析，总结出该类草根志愿组织独特的生存策略：利用社会网络、规范与信任等社会资本来获取资源，并由此发展巩固组织的自主性。草根志愿组织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身份合法性局限、正式规范缺失、资源不稳定等问题。而适当改善登记流程、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社会组织规范管理、依托区域化党建构成社会组织网络，是草根社会组织部分发展问题可能的解决途径。关键词：草根志愿组织 自主性 社会资本 资源 草根社会组织引 言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志愿服务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者简介 黄旭东，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167草根志愿组织基于社会资本的自主性获得策略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政策的鼓励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据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1）显示，2020 年我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发展新阶段，由重数量发展越来越转向重质量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 894162 个。在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态势中，志愿服务组织的表现尤为亮眼。2021 年 5 月印发的“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促进志愿服务从注重数量提升阶段向高质量服务供给阶段转型。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 年志愿者总量 2.31 亿人，其中有 8649 万名活跃志愿者通过 79 万家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间 37.19 亿小时，贡献人工成本价值 1620 亿元，志愿服务组织比 2019 年增加 9.36 万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志愿服务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它们不仅可以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还能促进社会的协调整合与治理创新，并对政策的制定、执行有一定影响。而发挥上述功能的前提，是志愿服务组织有一定的自主性。目前，国家对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组织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准入限制与双重管理政策。一方面，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组织部分位于民政部门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制下，自主性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一些自下而上成立的草根社会组织由于不满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注册要求而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为独立法人，只能以其他形式存在，如挂靠在企业或者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名义下开展活动。与具备较强官方背景的志愿服务组织相比，草根志愿组织只是名义上挂靠于企业、社会组织等，实际上其运作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本文的草根志愿组织主要指的是以开展志愿服务为主要运动方式，自下而上发起并未能在民政部门注册、具有社会合法性但不具备法律合法性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上述草根志愿组织在我国数量众多，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鉴于此，研究草根志愿组织的自主性不仅能促进志愿服务体系的完善，还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自主性发168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2 年第 3 期展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对健全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草根志愿组织如何运用社会资本以发展社会组织自主性？首先，草根志愿组织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有哪些？呈现出哪些与一般社会组织不同的特点？此外，草根志愿组织如何运用社会资本汲取资源以发展组织自主性？一般的社会组织应该如何借鉴此策略？为将上述问题具体化，本文将以上海的草根志愿组织 K 捡跑团为例，详细阐述草根志愿组织利用社会资本发展组织自主性的行为策略，为其他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发展提供借鉴。一、文献综述（一）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以往研究多使用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来解释政社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问题。公民社会论者研究强调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以及对抗国家权力的能力（Allport，1993）。此视角的贡献在于重点关注正在兴起的中国草根社会组织，该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不符合我国社会与国家紧密结合、互相作用的状态，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的政社关系。鉴于此，学者们转向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作为利益代表的功能性单位在被国家授予合法性后所具有的垄断性（顾昕、王旭，2005）。法团主义选择的分析对象往往是工会、妇联等官办社团，而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更多的民办社会组织则缺少关注。在西方理论的运用明显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探索本土的社会组织自主性理论。一部分学者主要从制度性视角研究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控以及社会组织在制度话语下的自主性状况：一方面，根据相关政策文件，从单向角度对现有管理模式进行梳理，如强调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的“分类控制体系”，以及地方政府在吸纳能力、管理制度化水平提升背景下实行的“嵌入型监管”改革实践等（康晓光、韩恒，2005；169草根志愿组织基于社会资本的自主性获得策略 刘鹏，2011）。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根据政策实际运作情况从国家主导角度深挖潜藏的运作机制，关注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的不同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结合社会组织“依附式自主”的特征，评估该环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机制（王诗宗、宋程成，2013；黄晓春，2015）。上述研究描摹了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组织发展背景，分析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措施，以及社会组织在该背景下发展的自主性困境，但相对忽视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定义也较为模糊。部分研究则克服制度主义视角的局限性，聚焦于社会组织的能动性生存策略展开分析。首先，已有文献研究了社会组织在既有的“条、块、党群部门”“选择性支持”等制度环境下发展的复合型组织结构、跨界资源汲取能力，以及“去政治的自主性”等生存策略（唐文玉、马西恒，2011；黄晓春等，2014）。其次，现有文献还研究了社会组织利用我国社会环境崇尚国家权威、人情关系发达等特点，达到发展自主性、合法性以及影响政府决策等多重目的的策略（赵秀梅，2004）。除了对正式社会组织的分析，还有一系列对草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分析。其中既有消极的自主性策略，典型的如社会组织为规避风险而采取与政府部门“不合作”的策略（何艳玲等，2009）；又有在合法性缺失与资源约束背景下的积极策略，如通过构建组织活动的道义正当性，以及与政府建立非正式关系等方式弥补合法性缺陷，通过对官方组织的“同构、寄生、挂靠”等方式来获得资源等策略（胡科、虞重干，2012；乔运鸿、龚志文，2017）。在对社会组织的能动性生存策略展开分析的同时，学者们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对社会组织自主性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定义。唐文玉等人在朱莉费希尔七个方面自主性要素的基础上，将社会组织自主性评价标准阐发为自主性的组织承诺、分散性的资金来源、广泛性的社会基础、知识性的组织能力、相互性的资源依赖 5 个方面（唐文玉、马西恒，2011）。徐家良（2012）简化了唐文玉的自主性概念，认为社会组织自主性有组织机构、组织资源与组织行动三个层面。王诗宗和宋程成（2013）认为，自主性是一个具体的、内向的、与微观层面联系的概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衡量，“组织170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2 年第 3 期自主性，意味着组织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来行事，其目标设定及自身运作过程中的决策方式都是自行确定的”。黄晓春和嵇欣（2014）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这个抽象概念具体化为活动领域、活动地域、运作过程三个范畴。林磊（2018）则从组织资源、组织管理、组织服务方式三个方面分析“在地内生性”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高低。在上述文献中，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定义集中在内部治理、组织资源、活动领域、活动地域，以及抵御外部干扰能力等方面。在将理论与案例结合分析时，笔者发现，社会组织自主性实际上建立在既有制度基础上，并且与其所能获取的资源息息相关，制度与资源二者不是作为衡量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标准，而是作为影响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因素出现。由于草根社会组织受现有制度话语体系影响相对较小，本文主要分析资源对其自主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源不足困境的情况下，能克服资源困境的社会组织无疑可以获得更强的自主性（徐家良，2012）。此外，笔者也发现，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草根志愿组织在资源汲取等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第一，依靠自下而上的方式，游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策略来进行资源汲取（陈天祥，2011；孙莉莉，2012）。第二，重视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依托组织成员的社会网络获取信息与资源（陈天祥等，2011；刘素素等，2019）。综上，草根志愿组织的特殊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其草根性，这意味着处于远离权力中心的基层地位，与官方的社会组织相比，该类组织受行政体系影响更小，接受的政府资源也较少，多扎根于社会且采取自下而上的资源汲取方式；另一方面是其志愿性，这意味着组织内部成员为了公益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因此组织有着较高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并且在崇高价值观的引领下，组织成员会自发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为组织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其人力资源的扩张速度与扩张范围都是其他社会组织难以比拟的。（二）帕特南的社会信任帕特南将社会资本运用在民主治理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不是个体所171草根志愿组织基于社会资本的自主性获得策略 拥有的资源，而是社会整体所拥有的财富，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帕特南，2001）。本文认同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观点，将由社会网络、规范、信任等组成的社会资本视为个体以及集体行动者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为处在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促进个体发展、集体中个体间的合作与集体目标的达成。在社会资本的三个主要维度中，首先，社会网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由于主体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姜振华，2008）。同时，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的载体，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间生成、流动，并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行为主体摄取、动员，转化为可使用的社会资本。其次，规范与社会网络相联系，是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福山，2002）。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等人认为，规范的功能为“具体规定何种行动是需要和被禁止的，或者被允许的和被授权制裁的（当规则不被遵守时）”（Ostrom，1990）。综上，本文认为规范既包括正式的规章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风俗习惯、价值理念、激励体系等，能对主体的行动产生影响，促进主体之间的合作。最后，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帕特南认为“信任意味着对独立行动者之行为有预测”（帕特南，2001）。在此基础上，祖克尔（Zucker）将信任分为三类：基于特征的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trust）、基于过程的信任（process-basedtrust），以及基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ly-basedtrust）。基于特征的信任，与主体的特征相关，具有相似特征的主体之间更容易产生信任关系；基于过程的信任，意为将以往的社会或经济交换的具体经历作为未来参照的预期，相当于对个体或组织“声誉”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与社会制度以及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的文化规范相关，包括非正式的习俗、契约、道德与正式的社会制度规章等（Zucker，1986）。在布迪厄的概念中，社会资本具有高度能产性，能通过“象征性建构”进行自我再生产（Bourdieu，1986）。帕特南也认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172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2 年第 3 期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积性”（帕特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