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阅尽五千年__税说流淌三千里——浅谈襄阳税史_惠敏.pdf

46古今中外税汤汤三千里汉江，延绵着不朽的中华文明。作为汉水文化核心区的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历来为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汉水流域十分重要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襄阳成为历史上的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汉水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区域。随着凤凰咀遗址的发掘，襄阳的城市发展史从距今 2800 年推进到了 5000 年前。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作为税务人，梳理挖掘以汉水为依托的襄阳税史别具意义。历史上，襄阳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税赋史的深度“参与者”，也是承担国家税赋任务的重点区域。不论税赋制度如何变化，我们总能在中国税赋史中，寻找到襄阳若隐若现的身影。襄阳是税制改革的“试验田”早在周朝，襄阳就成为了税赋史上的“明星”。诗经 大雅 崧高 中记载“维申及甫 维周之翰四国于蕃 四方于宣”，其中的“甫”指的就是仲山甫，他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虽家世显赫，但本人却是一介平民。早年务农经商，在农人和工商业者中都有很高威望。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 年），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类似于后世的宰相），他的封地就是今天的襄阳樊城，从此以樊为姓，为樊姓始祖，所以又叫“樊仲山甫”。他可谓是古代鼎鼎大名的“税制专家”，其主要功绩就是他以其封地襄阳为“实验田”，沧桑阅尽五千年沧桑阅尽五千年 税说流淌三千里税说流淌三千里浅谈襄阳税史浅谈襄阳税史惠敏寇斯祺古今中外税47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废除“公田制”和“力役地租”，推行“私田制”和“什一而税”。其中，原本的“公田制”由来已久，夏朝授予每户田 50 亩，以其中 5 亩作为税负，且按若干年平均产量作为纳税的计数标准，殷商时期，以630亩作为一井，分为9区，每区70亩，中为公田，其余8区每家耕种一区。周文王所定井田制，方一里为一井，一井有田 900 亩，中画井字，界为 9 区，每区田 100 亩，井字之中 100 亩为公田，其余 8 区为授田，分给 8家，公田之中20亩为庐舍（8家住所之地），余80亩共同耕种，收获按每家10亩平分后归其私，但每家按10亩田的收获作为税负，故对每家来说实际税负相当于公田10 亩的收获。不论政策怎么变化，“公田制”基本是将村庄附近的田地划分成若干块，再按照面积比例将其中的几块化为公田，粮食收获后需要将公田的产出上缴给国家。但由于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没有人身权利，产出的粮食也不归耕种的农民，所以农民种田没有积极性，导致粮食减产、土地抛荒，国家税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仲山甫所推行的“私田制”和“什一而税”，相当于是政府承认了农民私自开荒后获得土地的合法性，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所有土地统一按照收获的10%征收税赋，此举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一举扭转“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国语 周语中）的局面，成就了周宣王时期的繁荣景象，史称“宣王中兴”。襄阳是先进税制的“开创者”公元前886年，第六代楚君熊渠在襄阳即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扩张的需要，楚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原始的赋税制度贡赋制。贡赋，即“贡献”与“军赋”，前者指奉上各种实物财产，后者则指各种劳役、兵役。早期的贡赋制度，使得楚国国君能够通过役使各层级的宗族，把国家力量集中起来，与周边的其他诸侯国和蛮夷部落形成了强烈的文明代差，接连攻占了庸、鄂等小国，占据了肥沃的江汉平原。由于楚国快速扩张，楚国境内出现了大量不属于大宗族的土地，根据 左传 庄公十八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尹之”的意思是使谁作为县尹，说明作为春秋时期较早实行郡县制的国家，楚国在公元前 7 世纪早期就已经有了成型的郡县制。楚国在攻打下来的富庶地区设县置尹，相当于直辖税源地，以行政力量直接管辖地方。由此，底层百姓生产生活所产生的财富，自然也能够被国君以赋税、劳役的形式直接征收，避免了大宗族这层“中间商”的剥削，让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起社会财富。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48 年）记其事曰:“楚蒍掩为司马.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猪、盯原防、牧限皋、井衍沃、量入修赋。”所谓的“量入修赋”，即通过测量全国山川、树林、农田的土地质量，按土地产出物的等级作为计税依据，直接向普通百姓统一征收实物税款和劳役兵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了根据计税依据征收赋税的财税制度，也就是“县赋制”，这种领先时代的赋税改革，使楚国国力一度“兵震天下，威服诸侯”。襄阳走出减税降费的“探索者”汉朝时，从襄阳走出的皇帝刘秀，倡行“柔治天下”的执政理念。重视税赋，运用税收杠杆推动施政纲领的落实，是光武帝刘秀的成功探索。当时的汉光武帝，通过“减税降赋”等办法，减轻人民负担，是当时极为先进的税赋制度。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 上记载“（建武六年）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表明即使战争年代，国家急需财政补充时，光武帝仍下令实行“三十税一”。这一仁政措施，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后汉书 光武帝纪 记48古今中外税载：建武十五年（公元 39 年），刘秀“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依照核实的田亩和人户数量，征交田税和口赋（人头税），保护了自耕农的土地权益，同时公平了税赋负担。同时，刘秀慎用减税，对不合理的地方减税要求予以驳斥，而对真正遭灾的地方“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温暖和争取了民心，实现了社会公平。种种先进的税赋制度，都从更高层次上鼓励了生产，更长远地增加了国家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为“光武中兴”打下了坚实基础。襄阳是“茶税入市”的“承担地”我国是茶的故乡，早在商代就开始栽种茶树，襄阳更是有着3000多年的茶叶种植历史，是人类活动中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地区之一。据茶叶加工的最早文字 广雅 一书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中的“荆、巴间”就是现在襄阳南漳、保康、谷城一带。此时茶叶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作物，为襄阳地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新五代史 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不仅如此，当时的襄阳还是“万里茶道”陆路起点,茶叶贸易水路陆路的集散中心，襄阳附近的吕安驿、汉江驿、潼口驿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唐朝时规定，凡出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茶商往来要道，收运销税，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公元907-930 年在位）鼓励民间种茶；民茶由官府抑价收购后，或运至黄河以北交换战马，或招徕各地商人来楚购茶，“官征茶税每年茶利收入，以百万计。”到了宋代，因为京湖战区主力移驻襄阳，湖广总领所一年需要960万贯军费，户部的常赋（即中央预算）只能提供 500 万贯，不足的部分都是通过茶盐引和榷货（即茶盐专项税收）填补。南宋名臣李曾伯在上奏中提到：“乃若上流茶税，往年籍以通融，贴助岁收甚夥，自臣到任，归之国用。今江州分司岁收未暇计，先来鄂、岳两场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余万，通而计之，何翅几千万。是皆向来总所所有也，今无是矣。”“制、总两司岁仰茶利以佐军费，总所约收数百万，制司亦收数十万。”由此可知，原来的湖广总领所仅仅一年的茶利都有数百万贯，加上盐利，基本可以满足京湖战区的军费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茶税较于之前更为复杂、严密、完善和合理：实行定额货币税制，宋代茶商贩销茶，须先到京师榷货物处申请，由榷务开给引、凭，又称“税引”，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纳税申报表和相关凭证，茶商可以凭此到山场提货并缴税。若超过规定纳税时限就须交纳罚款，这是目前我局发现较早的“税收滞纳金”雏形。从历史上来看，自唐德宗建中元年始征茶税，到2006年茶叶随着废止 农业税条例 成为免税产品。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或张或驰，或得或失，使茶税一度超过盐税成为封建王朝税古今中外税49收第一大来源，不可否认的是，襄阳的茶叶、茶税都为当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襄阳点燃“红色税收”的“星星火”1929年至1930年，相继爆发了蒋桂、蒋冯、中原大战，驻防鄂北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调集中原等战场。其间，枣阳各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和鄂北特委领导下，掀起了新一轮革命高潮。1930 年 7 月，在襄东农民运动指挥部的基础上，襄阳县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襄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当时，襄阳县苏维埃政府辖4个区，20多个乡（主要在今襄州、枣阳、宜城一带）。在辖区内早早燃起了红色政权独特税制的星火，在艰苦战斗中，打击了反动势力，唤醒了民众，滋养了红色武装，是红色税制的一次重大实践，也为后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在财税经济政策上，襄阳县苏区政权出现了有别于国民政府的红色特色税制：一是减租拦稞。县苏维埃成立前后，土豪劣绅和部分中小地主逃亡外地。在未实行土改之前，县苏维埃即实行了“减租拦稞”的政策。对一般中小地主，租稞减为百分之四十，以维持生活为限，对逃亡地主实行“拦稞”。将其租稞上交区、乡苏维埃公有，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二是征收土地税。1931年春季，苏区进行土地改革。夏季，开始征收土地税。夏粮，上等田按亩产八斗（二百斤）计税，税率百分之十；秋粮，上等田接亩产一石七斗（三百五十斤）计税，税率百分之十。烈军属和在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员的土地，均由代耕队代耕，土地税照征。土地所征税款，由乡苏维埃政府保管，主要支付过往的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经费。三是征收关卡税。县苏维埃政府在襄南二区沿江的王集、官庄设了两处航行税卡，规定凡是国民党军用船只和资本家的商船一律没收，一般民用商船，按百分之二十的税率报税通过。不少商船通过航运税卡时，雇请国民党军队押运护送以期偷逃税款，而苏区则派出当地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拦河阻击，武装护税。1931年11月，襄南二区赤卫队截获国民党五十一师一只装载军用医药的木船，将其全部没收，上交“边革”红军医院。税卡还把缴获的军用服装和布匹，送往“边革”被服厂以充军用。相对于国民政府各类苛捐杂税，襄阳红色政权的税收政策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沧桑阅尽五千年，税说流淌三千里。在襄阳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发生过太多太多的“税事”，有太多太多的“税史”仍需我们探索、求证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