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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行动研究：从概念认识到伦理反思文/王怡（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摘要 作为一种强调参与和协作的研究范式，参与式行动研究在社区发展理论的丰富和社会工作实践的提升方面意义越来越大。对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历史溯源、概念定义，以及其背后蕴含的哲学逻辑进行系统性梳理和阐释，亟待引起学术界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深入讨论参与式行动研究中参与因素和行动因素的区别与联系，反思知识产生过程中“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探讨研究者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挑战，尤其强调平等、理解、尊重等核心价值的重要地位，并对未来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更好地应用参与式行动研究范式提出了建议。关键词 参与式行动研究 知识与权力 研究伦理作者简介 王怡，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区发展、青年参与、权力理论、参与式行动研究。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7672（2022）06-0065-10一、引言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action research）是一种强调参与和协作的研究方法，同时是一种教育的手段和行动的方式。因为与社区发展实践紧密相关，参与式行动研究有时也被称作“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research）”。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一些与某些特定话题利益相关的个人或社区群体不再完全是被动的研究对象。他们有机会更直接地参与到对议题的研究和讨论之中，甚至担任主要领导角色，为该领域新知识的生产作出重要贡献，为解决该领域的实际 Banks S.，Armstrong A.and et al.，“Everyday Ethics in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Contemporary SocialScience，Vol.8，No.3，2013，pp.263-277.0652021 年第 3 期第 36 卷总第 166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2022 年第 6 期第 37 卷总第 175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问题创造积极改变的机会。参与式行动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被动的研究对象成为能动的主体和推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主要力量，而不再作为“他者”被排除在研究的核心过程之外；第二，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创造和使用知识提供了一个更民主的模式，其研究本身被视为实现“赋权”的过程；第三，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各个研究阶段都具有强烈的协作色彩，涉及大量讨论与合作；第四，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理想结果是将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实际操作层面的行动，从而促进相关议题得以完善。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被应用于实践并引发了理论探讨。在发展学研究中，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齐顾波和徐秀丽曾提出，“行动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构建一套全新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体系”；香港理工大学的古学斌通过讨论行动研究和社会工作实践的关系，认为行动研究是最体现社会工作性格的研究方法。另有一些国内的学者将参与式行动研究应用于民族话语研究、灾后重建行动、公益慈善等领域。这些研究为理解参与式行动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视角，但其中也存在几个可能被忽略的问题，包括：参与式行动研究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理解参与式行动研究中的参与因素和行动因素？行动研究和参与式行动研究之间的联系和差别是什么？将参与式行动研究应用于社区发展实践有哪些挑战和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参与式行动研究，更全面地展现这种新研究范式的哲学逻辑及其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念，从而促进未来中国在社区发展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其理论创新发展积累更多来自中国的经验。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概念与历史追溯关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起源有不同版本的说法，通常认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 勒温（KurtLew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 年）最先提出了“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概念，用来形容一 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农村观察 2008 年第 1 期。古学斌：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托玛索 泼罗瓦朵：西北走廊发展中的主体性与话语分析兼论人类学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实践价值，西北民族研究 2017 年第 4 期。帅满：云村震后重建的参与式行动研究，生态经济评论 2018 年第 1 期。古学斌、齐华栋、Lena Dominelli：空间正义与绿色社会工作介入：四川雅安灾后参与式社区设计的行动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20 年第 19 辑。王名、邢宇宙：公益慈善领域的行动研究探索以“菁华助成 美丽乡村”项目设计为例，中国非营利评论2016 年第 1 期。Lewin K.，“Action 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1，No.2，1946，pp.34-36.社会工作 实践智慧、实践知识与社会工作理论（二）066 Kindon S.，Pain R.and Kesby M.，“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Origins，Approaches and Methods，”in ParticipatoryAction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Connecting People，Participation and Place，Kindon S.，Pain R.and KesbyM.（eds），New York：Routledge，2008，pp.9-18.古学斌：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Freire P.，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Harmondworth：Pebguin，1972.Smith L.T.，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2nd Edition），Australia：Otago UniversityPress，2002，pp.1-19.种研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术理论通过实践行动的介入得到发展验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实现一致性。古学斌指出，勒温的“行动研究”范式主要强调行动和研究的结合，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在重复循环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不断互动、时刻反思。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 弗莱雷（Paulo Freire）在勒温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基于社区的研究方式，以此支持人们更民主地参与到知识的生产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教育的手段，弗莱雷尤其关注和强调研究中参与者意识觉醒（conscientization）的过程。他希望这种研究能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到自我所受的种种外在因素影响，以此为催化，不断提高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弗莱雷指出，对相对弱势群体来说，为打破不平等的社会格局，他们尤其需要在文化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从根本上理解社会权力，认识到自己也可以拥有改变的力量。弗莱雷的思想被视为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教育方法，尤其在当时南美被殖民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方法被作为反抗殖民统治压迫的重要手段。同时期，参与式行动研究在非洲、印度和南美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玛利亚丽莎斯旺茨（Marja-Liisa Swantz）在对坦桑尼亚的研究中，将当地社区成员的经验和知识与社区发展项目实践相结合，首次使用了“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research）这一术语来形容她在当地的研究；印度学者拉杰 坦登（Rajesh Tandon）首次使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一词；奥兰多 福斯 波达（OrlandoFals-Borda）和其合作者在哥伦比亚进行的一项学术项目中创新了研究步骤，通过研究推动当地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他们将其称为“参与式行动研究”。这些背景被视为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第一次浪潮。20 世纪 80 年代迎来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第二次浪潮。越来越多学者将这种研究范式应用于社区发展和国际发展领域，并以此为契机深刻反思了传统学术中的研究关系。比如，美国学者帕奇希娅 马奎尔（Patricia Maguire）将参与式行动研究与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到90 年代，参与式的批判研究尤其得到少数民族群体、机构的青睐，新西兰学者琳达 图伊瓦 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在对于毛利人的部落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反思。她在 DecolonizingMethodology 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研究 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词语之一”。0672021 年第 3 期第 36 卷总第 166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2022 年第 6 期第 37 卷总第 175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参与式行动研究发展至今，行动研究、参与式行动研究以及“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是用来形容这种新兴研究范式最常见的几个术语，但对其定义仍没有完全确切的定论。在此，笔者引用华兹华斯（Wadsworth）在 1998 年提出的解释：“参与式行动研究本质上是为改变某些事物而对它们进行的研究。从概念上来看，参与、行动 和 研究 的因素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参与式行动研究最前沿的发展实践中，这几个因素间的边界和区别已逐渐变得模糊并非一定要先有参与，然后进行研究，最后做出行动。参与式行动研究包含了无数个细小的循环，在“行动理解行动改进行动”的循环中，无时不刻反映着参与的因素，而改变并不一定在 最后 发生，它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学者或将参与式研究和行动研究进行区分，认为参与式研究主要强调学习的过程，以教育的手段提高公民叙事和话语权力，而行动研究侧重于社会行动、政策改革及其他可能改变社会系统的实践。在不少行动研究中，被研究对象不直接参与完整的研究过程，研究者主要在乎最终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可行的实践结果。相应地，对于参与式行动研究范式整体的理解也主要侧重于行动研究的定义，认为行动研究是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创新研究方式。而华兹华斯的解释指出了参与式行动研究中“参与”与“行动”这两个因素之间深刻的区别和联系。行动和改变并非只能通过实际可见的结果体现出来，并非仅当一项改进的政策出台或一个社区问题被切实解决后，才能认为发生了改变。在参与式行动研究整个过程中，参与者身上潜移默化发生着的、不同层面的意识觉醒，也是极其重要和极具价值的行动和改变。“参与”和“行动”在研究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华兹华斯所指的“参与”和“行动”间的边界消失。三、参与式行动研究背后的世界观在去除边界之后，“参与”和“行动”继而在“研究”中得到体现，并彰显出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参与式行动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认识世界、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paradigm）。这种范式基于以下几个核心的哲学认识。第一，从本体论上看，参与式行动研究相信社会现实由集体现实（collective reality）构成。人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有能力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造。从认识论上看，参与式行动研究基于一种激进的（radical）、广阔的（extended）观念，相信知识是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中由集体所创造的，不同群体通过日常生活经验赋予了知识的多样性。这挑战了传统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对世界的认识（详见表 1）。参与式行动研究不仅质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和唯一真理，且认为光靠主观去理解和解释世界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不断实践和行动下，积极的改变才会发生。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可 Wadsworth Y.，“What Is Par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