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_陶廷昌.pdf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5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陶廷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摘要立足于当代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现实，安德烈高兹在吸纳萨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生态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态危机理论。在高兹看来，引发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安排。经济理性、异化消费、劳动分工以及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值”的理念、方法和工具，高兹正是从这四个维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全景式生态批判。高兹深刻的理论洞见对当代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的认识及化解对策思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今世界亟需在未来社会的前景预设上致力于推进生产力的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有机融合，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关键词安德烈高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经济理性；异化消费；劳动分工；科学技术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3980.2023.01.001文章编号10053980（2023）01000507_在众多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最为全面且尖锐。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在实践进路上创设一个生态社会主义。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在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地基上，栩栩如生地为世人呈现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生态社会主义。尽管高兹晚期所有著作都悲观预言世界发展态势，但其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来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观照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极为尖锐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因此，深度解读和把握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透析其关于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深刻洞见，对于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及化解模式的探索都具有重大启迪意义。本文拟从经济理性、异化消费、劳动分工及科学技术四个维度考察高兹对资本主义展开的全景式生态批判。一、“经济理性”批判及当代经济发展省思“经济理性”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之中，其涵义是：具有理性利己之心_收稿日期：2022-12-05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BKS134）。长江论坛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78 期6的经济人互相竞争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发展，既增加了充足的社会财富又提高了整体社会福利。高兹对此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表述，他认为：经济理性源于“计算与核算”，它在驱动市场运转的那一瞬间起就开始运演。“计算与核算”由于经济理性的支配而仅把单位产品所内蕴的劳动量作为关注点，从而忽视了“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1(第109页)。基于此，高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本质内涵就是把其终极目标界定为利润实现的最大化，将取代一切价值的金钱看作“资产阶级唯一的衡量尺度”1(第3页)。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内蕴的经济理性是反生态的，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而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传承发挥。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应该表征为和谐相处的状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关系就变成对立和冲突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成为“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第714 页）。在此规律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就成为引发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致力于攫取高额利润，资本家总是利用科学技术盲目开采自然资源，将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置之度外。其后果就是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遭受生态危机的严重报复和惩罚。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破解生态危机并促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根本途径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语境下，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才是等价的。因而，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第120 页）。正是基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高兹认为，内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利润挂帅”原则是攫取自然资源、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他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一方面造就了一种作为机械化成果的关系，即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同时“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这种劳动组织不但使劳动也使劳动者失去了一切人性味”1(第20 页)。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这种单向度，即致力于“赚钱”的追求，使它坚决消除及荡平所有与其不相符的价值和行为，导致了一种极为严重后果：除了金钱关系、暴力关系以及“工具关系之外什么也没有”1(第19 页)。这样，在经济理性的钳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度地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同时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凭借自身经济与技术的巨大优势把工业生产废品嫁接到发展中国家和次发达地区，从而加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进行掠夺，最终引发全球性环境退化与生态危机。高兹沿着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路径，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支配下的生产也就是破坏。因此，从本质上审视，“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生态危机”4(第107 页)。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其生态批判已透抵经济理性批判内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实质。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给当代社会以重大拷问：如何扬弃“经济理性”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延拓，当今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较之以前任何时代都要紧密，逐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第 286页)。在这个“共同体”中，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它们互相借鉴、共存发展，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当代资本主义的持存必然凸显“经济理性”，因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铁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引导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从总体上“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第36 页)。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生产力推动机制，是促进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吸收并充分利用的，但是，其反生态属性等负面因素又是必须予以抵制和消除的。高兹曾对经济理性作出社会性质界定：倘若一个社会以资本增值为核心，其社会关系由经济理性主导，同时社会个人的生活、活动以及价值等级和文化由经济理性和资本增值塑造，则此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反，如果在此社会中，资本的经济理性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不起主要作用从而只发挥次要作用，也就是说，“经济理性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不过是和其他活动同等重要的活动，就是社会主义的”4(第49 页)。这就深刻表明，“经济理性”本身是中性概念，既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持存，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运演，区别的关键在于把“经济理性”摆在什么位置上。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摆在金字塔顶尖，而社会主义则将经济理性置于与其他领域同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7等重要的地位。于是，问题就转变为如何科学对待“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当代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置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其发展是为资本增值而发展，因而其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严重的自然资源匮乏从而最终引发环境退化、生态危机问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决不能掉入否定经济理性的理论陷阱”7，而是要努力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统一，既发挥“经济理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又遵循“生态理性”原则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即推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5（第246页）。二、“异化消费”洞察与当代消费模式构建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提出来的“异化消费”思想主要策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较为集中地对异化消费作出界说，他认为，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以异化方式持存的，并从中提出了“消费异化”观点。在单向度的人一文中，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需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而是一种虚假的需求，资本家利用各种宣传媒介把人们基本生活的真实需求之外的虚假需求渗透于消费群体，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其目的是延扩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在马尔库塞看来，虚假需要是资本主义运用外在支配力量强迫人们进行过度消费，不论个人与这些需要多么相一致并从这些需要中得到多大的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8（第6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是人们以一种非自主性选择的消费来实现自己满足感的，因此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是“那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需要”8（第6页）。高兹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异化消费批判理论对异化消费的根源及其后果作出了全面的阐释。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异化消费主要根源于其秉持的“经济理性”，在经济理性的统治下，人们失去了一切自由活动的可能性，无法摆脱被消费机器奴役的命运。经济理性为资本增值而存在，它的重大功能就是把一切关系都聚焦在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这一唯一的动机上。也就是说，经济理性把“消费”嵌入全社会并使之成为中心，让所有群体在所有领域都紧紧围绕着这一中心旋转。高兹指出，经济理性主张“消费越多越好”的原则，从而把“利润尺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在此标准下，评价个人及其“生活品质”的问题不再依据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1(第113 页)。这就深刻表明，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判断人们幸福与否、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拥有多少财富以及消费掉多少财富。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这种评判标尺，在高兹看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紧张对立，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因而消费仍然被统摄在生产之下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如广告、包装、样式翻新等）制造“虚假需要”从而促使全社会成员都致力于不断扩大消费、过渡消费，其背后的目标仍然是为化解无限生产规模与庞大商品堆积之间的矛盾。高兹认为，“异化消费”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攫取从而最终引发生态系统的分崩离析。消费缘起于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需要是一种“虚假需要”，是人为造成的需要而非人们的实际需要。为了满足“虚假需要”，消费变成虚假的需要，也就是“异化消费”。在高兹看来，“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的深层逻辑是经济理性的运转。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自然资源被资本家展开最大限度的控制，进行最大限度的增加投资，以使自己长期霸居世界市场“金字塔”顶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所关注的是以最低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商品），而不是考量怎样借助于调节生产与人的生活相适应、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9（第5页）。这就深刻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驱使，“降低成本”以产出最大限度“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就会置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于不顾，而不断进行超越实际需求过度生产，无休止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把一切自然资源都转变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然后又不断加强对于商品的消费力度与范围。其后果就是撕裂生态系统平衡性，最终引发生态危机。可见，高兹关于异化消费的阐释对时弊的揭示是一针见血的，深刻揭示了异化消费的资本主义根源及其造成的严重生态后果。在问题化解模式构建上，高兹提出克服异化消费的生态途径，即“少但更好”的消费模式。在高兹看长江论坛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78 期8来，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对商品消费的最大量需要，实际上能够借助于供应数量更少、更好、更耐用的产品而得到满足。除此之外，这种需要也能够借助于更轻松、更乐观的生活方式而减少。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消费得比现在少而生活工作得比现在好，只要通过变换一种消费方式就可以实现。“于是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