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中文摘要）-2019.1-40页.pdf

摘要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2018年11月About MGICopyright McKinsey&Company 2018版权所有 麦肯锡公司，2018年从1990年创办以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一直致力于深刻理解全球经济的演变。作为麦肯锡公司旗下的商业和经济研究智库，MGI希望为企业、政府、社会领袖提供各种事实和洞见，使之可以据此制定管理决策和政策决策。MGI的研究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结合起来，借助商业领袖的洞见来部署经济分析工具。我们“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法论会对微观经济的行业趋势展开调查，从而更好地理解影响企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广泛宏观经济力量。MGI的深度报告覆盖了20多个经济体和30多个行业。当前的研究集中于六大主题：生产率和增长、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全球金融市场的演化、科技和创新的经济影响以及城镇化。最近的报告评估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收入不均、生产力难题、解决两性不平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全球竞争新时代、中国创新以及数字和金融全球化。MGI由麦肯锡的三位高级合伙人领导：Jacques Bughin、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和James Manyika。Manyika还担任MGI院长。Michael Chui、Susan Lund、Anu Madgavkar、Jan Mischke、Sree Ramaswamy和Jaana Remes是MGI合伙人，Mekala Krishnan和成政珉（Jeongmin Seong）是MGI高级研究员。项目团队由MGI合伙人和一组高级研究员领导，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麦肯锡办公室的咨询师。这些团队会充分利用由合伙人以及行业和管理专家组成的麦肯锡全球网络。MGI委员会为MGI的研究提供建议和和想法，委员会的成员也会参与MGI的研究。MGI委员会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多样化的行业背景，他们包括Andrs Cadena、Sandrine Devillard、Tarek Elmasry、Katy George、Rajat Gupta、Eric Hazan、Eric Labaye、Acha Leke、Scott Nyquist、Gary Pinkus、Sven Smit、Oliver Tonby和Eckart Windhagen。另外还有一些顶尖经济学家担任MGI的研究顾问，其中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MGI的研究资金均来自麦肯锡合伙人，不接受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欲了解关于MGI的更多信息并下载报告，请访问 Anu Madgavkar|孟买成政珉|上海 James Manyika|旧金山 Kevin Sneader|香港 Oliver Tonby|新加坡 Andrs Cadena|波哥大Rajat Gupta|孟买 Acha Leke|约翰内斯堡Hayoung Kim|华盛顿特区Shishir Gupta|德里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2018年11月简述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新兴经济体是全球的增长引擎，但每个经济体的具体表现却千差万别。我们在这项研究中找出了那些经历了强劲而持续增长的经济体，重点关注它们在经济政策上的选择，以及推动其增长的大企业所做的贡献这是一项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我们由此得出以下重要发现：我们研究的71个新兴经济体有18个都超过全球基准和同类经济体，其人均GDP在过去50年平均每年增长3.5%，或者过去20年平均每年增长5%。其中既有中国和马来西亚这种长期成功的典范，也有印度和越南这种最近实现高增长的经济体，还有埃塞俄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不太引人关注的领跑者。自1990年以来，这18个经济体已经让10亿人脱离赤贫仅中国就达到7.3亿人还在1995至2016年创造了44%的新兴市场消费增长。领跑者在公有和私有领域都制定了旨在提高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长计划。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资本积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包括（有时采取的）强制储蓄。它们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也很深入。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往往都会通过投资构建竞争力，而且对监管实验保持灵活而开放的态度，它们也愿意对全球各地的宏观经济措施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当地的环境。最关键的在于，它们的竞争政策为提高生产率、增加投资和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创造了动力。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对这些领跑的经济体形成了促进。平均而言，领跑者经济体中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公司数量达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两倍。这些企业相对于GDP的收入从1995年至1999年的22%，增加到2011至2016年的64%，增幅接近两倍。同期对GDP增加值的贡献也从11%增加到27%，达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些公司通过投资资产、研发和职业培训提高了生产率，对小公司形成了溢出效应。结果，大公司反过来借助小企业通过供应链生态系统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获益。竞争和对私营领域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是这些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关键特征，表现最好的公司会在本土市场面临激烈的竞争。在经济利润创造能力处于前五分之一的公司中，只有不到一半（45%）能够将这一地位保持10年时间，而高收入经济体的这一比例达到62%。成功后获得的回报也更高：在领跑全球的经济体中排名前10%的公司，夺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比率达到发达经济体中同类企业的4倍多。这种充满竞争的本土环境孕育了有创新能力的全球化企业，它们给股东带来的整体回报较高收入经济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至10个百分点。它们的营收有56%来自新产品和新服务，较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个百分点，优先考虑海外增长的比例也高出27个百分点。如果其他所有新兴经济体都能获得跟领跑全球的经济体相同的成功，到2030年就可以给全球经济带来11万亿美元的贡献，增幅大约为10%，相当于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自动化和贸易模式的转变以及其他全球趋势都带来了新的机遇。服务业（传统的就业引擎）和制造业（可以对其他领域的需求和生产力形成刺激）都有广泛的增长前景。尽管有迹象表明，去工业化比预期时间更早到来，但我们估计，一些新兴经济体到2030年最多可以将其制造业就业比例提高4个百分点，并将该领域占GDP的比例最多提高3个百分点。成功或失败都是在地区层面驱动的，与其他方式相比，新兴经济体历史上更具有地区共性。尽管如此，每个地区都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也都有实现更好结果的潜力。孟加拉国、玻利维亚、菲律宾、卢旺达和斯里兰卡等经济体自2011年以来的人均GDP增长都超过3.5%。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大公司的增长都可以提升这些经济体及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使之跻身未来的领跑者之列。7311990201316815865生产率收入需求人均GDP持续高速增长生产率 促进竞争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收入 年度工资增长加快 3至5个百分点 新兴经济体的消费 阶层扩大约60%需求 2016年约30%的全球商品贸易 年度消费增长加快3个百分点 全球连接性排名靠前领跑者的经验在我们研究的71个经济体中，有18个实现了快速而持续的增长711近期领跑者20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5.0%长期领跑者50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5%领跑经济体在20年时间内让10亿人摆脱赤贫，占总数的95%摆脱赤贫的人口，单位：百万人领跑者的大公司：推动领跑者发展的两项因素在10年内被挤出这一行列，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只有38%55%55%的公司达到某一经济规模的公司数量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2倍2x2x大企业数量可以帮助所有新兴经济体实现更强劲增长的三大全球趋势科技快速进步自动化可以将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0.8%至1.2%城镇化消费增加到2025年，440个城市的消费阶层可能占到几乎全球一半的GDP增长南南贸易增长1995至2016年，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增长11倍数量更多竞争更激烈超过高收入经济体的竞争对手5.0%3.5%中国大陆印度非领跑者其他领跑者32%速度更快的决策者投资决策速度快出40%给股东的总回报高出更高的回报27%激进的增长者把进军海外新市场作为重点的比例高出8%更大胆的创新者通过新产品获得的销售额多出和极具竞争力的大公司促增长的政策计划支持资本积累并确保稳定的措施帮助其创造了促增长计划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印度哈萨克斯坦老挝缅甸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泰国注：MGI网站和MGI报告中的地图仅供参考。这些地图中的边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信息并不表示麦肯锡对任何领土的法律身份做出判断，也不表示麦肯锡背书或接受这些边界。iv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印度一家电子工厂的员工手上的海娜手绘 Dinodia Photos/Alamy Stock Photo摘要过去半个世纪，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这些经济体几乎占到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还贡献了过去15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消费。但“新兴经济体”这个包罗万象的词汇却有一定的误导作用，因为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差异极大。有的经济体已经真正“兴起”，实现了强劲而持续的长期增长，使得这些领导者缩小了 与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而其他经济体仍然“有待兴起”，有的增长强度和稳定度不及领导者，有的则仍然落后。在本报告中，我们关注了71个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经济表现，从中找出领跑者并确定了它们领跑全球的方法和原因。我们把重点放在推动其实现不俗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同时研究了 大企业在推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的突出、但却未获充分认可的角色。这些公司在蓬勃发展但却往往竞争激烈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脱颖而出，逐渐成长为强大的全球竞争者。如果能有更多的经济体从领跑者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并付诸实践，然后利用不断变化的全球趋势（包括技术的快速变化），那么，各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机会将大幅增加而在领导力争夺战中脱颖而出的顶尖企业则会处在这一增长的最前沿。最近发生在多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动荡对一些投资者的信心构成考验。在本报告中，我们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待发展中经济体，回顾它们过去几十年的真实表现，并对它们在2030年可能达到的状态进行展望。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功进行量化：在我们研究的71个经济体中，有18个表现超过同类经济体和全球基准我们以1965年为起点，分析了71个经济体近50年来的人均GDP增长情况（请参见附文1“我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类”）。我们将其中18个经济体定义为领跑者，占比约四分之一。有7个经济体在整整50年内的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达到或超过3.5%。这个阈值是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经济体在50年时间内，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所需的平均增长速度1。这一增速较美国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快1.6个百分点。这7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1 世界银行按照收入水平把全世界的经济体分成四组：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我们为长期领跑者设定的增长阈值是3.5%，这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在50年的时间内跻身中高收入经济体所需的年均增长率。单就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增长阈值是4.3%；单就中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增长阈值是2.8%。The Data Blog，New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2016-2017，世界银行数据团队撰写的博文，2016年7月1日，blogs.worldbank.org。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摘要虽然这些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已经被外界广泛研究（包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内），但它们的规模和速度依然举世瞩目。我们的分析发现，第二组包含的11个近期领跑者不太受人关注，在地理位置上更加分散，跨越多个地区和收入水平。这些经济体在1996至2016年的20年间实际人均GDP年均增幅至少为5%。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这足以使之上升一个收入水平而且比美国的人均GDP增长高出3.5个百分点2。这11个经济体是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印度、哈萨克斯坦、老挝、缅甸、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图表E1）。2 我们为近期领跑者设定的增长率阈值为5.0%。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必须在20年的时间内实现5.4%的年均增速，才能上升一个收入层次。3.7%的增速可以从低收入上升为中低收入，7.1%可以从中低收入上升为中高收入。同上。附文1.我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类为了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列出世界银行追踪的218个经济体，然后从中剔除2016年人口不足500万的99个经济体，之后又剔除了28个数据不足的经济体，以及20个高收入经济体1。在剩余的71个样本中，我们找出18个领跑者：50年的长期领跑者（它们截至2016年占据24%的全球人口和18%的全球GDP）和近期领跑者（它们截至2016年占据22%的全球人口，但仅占4%的全球GDP）。在我们研究的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中，人均GDP相对于美国都实现增长，但幅度或连贯性不及领跑者。虽然这些中等经济体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但实际表现却千差万别。有的经济体最近急速增长（例如孟加拉国和加纳），有的经济体的增长更加连贯（例如保加利亚，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还有的经济体则极不稳定（包括阿根廷和肯尼亚）。有的新兴经济体表现欠佳，在1965至2016年间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有所下滑。这些经济体包括黎巴嫩、俄罗斯、南非、乌克兰、委内瑞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在我们研究的50年时间跨度内，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几个经济指标缺乏可靠的数据。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使用时间跨度最长的可靠数据，然后在文本和表格中标注对应的时间框架。我们对所有经济体的指标进行简单平均，避免掩盖规模较小经济体的增长。我们的分析采用的数据一直覆盖到2016年。为了让分析保持一致性，我们并没有纳入更近的数据。1 我们在新兴经济体的分析中包含了希腊、葡萄牙和韩国，因为世界银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将其归为高收入经济体。我们还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包含进来，它们在1987年才被归入高收入经济体。请参见技术附录了解详细信息。3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这18个经济体不仅展现出非凡的平均经济表现，还证明了自身的连贯性，在过去50年和20年间分别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超过基准增长率。巴西、加纳和波兰等其他经济体虽然也经历了强劲的增长期，但却并没有达到标准，原因是它们在繁荣过后出现大幅下滑。图表E2显示了我们对71个新兴经济体的归类，而且针对领跑者和其他筛选出来的经济体，着重强调了它们在我们所考量的一系列经济表现维度上取得的进步3。整体来看，我们没有发现太多证据支持“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认为，依靠低工资和采用高收入经济体的技术实现增长的经济体，等到其步入更加繁荣的阶段，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可能会丧失竞争优势4。3 MGI之前进行的研究显示，女性的经济参与度和地位提升可以大幅推升GDP，新兴经济体同样如此。在这份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在经济表现指标中明确包含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参数，因为女性的劳动参与度很大程度上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文化障碍以及在如何管理无偿照料工作方面的家庭偏好。因此，在很多新兴经济体，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因素（例如家庭收入和城镇化）与两性平等的进步程度之间存在微妙关系。请参见 The power of parity: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in Asia Pacific，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6月；The power of parity:How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can add$12 trillion to global growth，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9月。4 例如，可以参见Shekhar Aiyar等人所著的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WP/13/71，2013年3月，imf.org；Pierre-Richard Agnor 和Otaviano Canuto合著的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6210号，2012年9月；以及David Bulman、Maya Eden和Ha Nguyen合著的 Transitioning from low-income growth to high-income growth:Is there a middle-income trap?，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17年1月，22卷,1号，5-28页。图表E1领跑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远超其他新兴经济体原型复合年增长率，19652016年百分比 GDP，2016年2 百分比 人口，2016年2 百分比 3.942.0591.71654.77.313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1 使用人均GDP(2010年不变美元)并按照简单平均数计算。2 剔除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3%和全球人口的9%。注：由于进行四舍五入，所以加总后可能不等于100%。人均GDP1指数：100=19651,5001,0002,5003,0005002,00003,5004,0002000958520161090051965807570中国大陆长期领跑者(不计中国)近期领跑者高收入经济体非领跑者ES and report221331619OutperformersESmc 08294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摘要图表E2高收入经济体2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挪威 沙特阿拉伯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阿联酋 英国 美国18个新兴经济体保持长期的人均GDP增长，领跑同类经济体N=91个经济体1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123456注：MGI网站和MGI 报告中的地图仅供参考。这些地图中的边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信息并不表示麦肯锡对任何领土的法律身份做出判断，也不表示麦肯锡背书 或接受这些边界。长期领跑者319652016年的增速始终跑赢美国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韩国 泰国近期领跑者419962016年的增速始终跑赢美国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柬埔寨 埃塞俄比亚 印度 哈萨克斯坦 老挝 缅甸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中速经济体5没有相对变化：19652016年相对于美国没有提升或提升不连贯最近加速者 孟加拉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加纳 莫桑比克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卢旺达 斯里兰卡持续增长者 保加利亚 智利 哥伦比亚 捷克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匈牙利 摩洛哥 尼泊尔 巴基斯坦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共和国 坦桑尼亚 土耳其 乌干达不稳定增长者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巴西 希腊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伊朗 约旦 肯尼亚 墨西哥 尼日利亚 巴拉圭落后者6增长落后：19652016年的增速慢于美国 玻利维亚 喀麦隆 科特迪瓦 萨尔瓦多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黎巴嫩 尼加拉瓜 俄罗斯 塞内加尔 南非 乌克兰 委内瑞拉 赞比亚 津巴布韦ES and report我们没有包含2016年人口少于500万的经济体，以及可用数据有限的经济体。本报告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是指198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或超过6,000美元的经济体，世界银行从那一年开始首次按照收入等级划分不同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例外，由于它们在报告分析期内增速很高，所以被我们的报告归入领跑者行列。长期领跑者的阈值是人均GDP复合年增长率达到3.5%，这也是低收入(4.3%)和中低收入(2.8%)经济体在50年时间内达到中高收入层次的平均增长率。近期领跑者的阈值是复合年增长率达到5%，这是因为低收入(3.7%)和中低收入(7.1%)经济体要在20年时间内上升一个收入层次(从低收入上升到中低收入，或者从中低收入上升到中高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要达到5.4%。中速经济体1965-201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阈值在0.95%至3.5%之间，这些经济体没有达到其他群体的标准。最近加速者在2006-2016年间的人均GDP增长超过长期领跑者(复合年增长率大于3.6%)。持续增长者在1965-2016年间的人均GDP持续增长(尽管缓慢)，变动系数较低。不稳定增长者在1965-2016年间至少在一个十年期内出现人均GDP退步和/或变动系数较高。变动系数等于1965-2016年间的年度增长标准差除以年度增长的简单平均数。落后者的阈值是在1965-2016年间人均GDP复合年增长率小于0.95%，不到美国同期增长率的50%。5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领跑者总计让接近10亿人摆脱赤贫状态，有助于实现这一关键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5。事实上，这些经济体的日益繁荣不仅降低了贫困率，还催生了一批全新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在1990至2013年间（这是可以获取全面数据的最近年份），这71个新兴经济体的赤贫人口总数从17亿减少到5.8亿。领跑者大约为这项变化贡献了95%。全世界目前只有不到11%的人口还处于赤贫状态，低于1990年的35%6。中国和印度处于领导地位，大约让9亿人摆脱赤贫（两国分别约为7.3亿和1.7亿），印度尼西亚也让大约8000万人摆脱赤贫状态（图表E3）7。与此同时，这些经济体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进入我们所谓的“消费阶层”这些人的收入足以使之成为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者8。从全球来看，这些高度城镇化的消费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我们估计，全球440座城市到2025年可能占到全世界一半的GDP增长，主要源自消费阶层的开支增加9。领跑者几乎占到所有新兴经济体过去20年家庭支出增长的一半。5 世界银行定义的赤贫标准是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6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Taking on inequality，世界银行，2016年。7 Atla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No poverty，世界银行，2018年，datatopics.worldbank.org/sdgatlas。8 我们定义的消费阶层或消费者是指年收入超过3,600美元或者每天10美元的人群（使用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2005年不变美元）。请参见 Urban world: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2年6月，McK。9 同上。图表E3领跑者帮助约11亿人脱离赤贫，将家庭消费增加约3.2万亿美元脱离赤贫的人口，19902013年1单位：百万人1,057651581687311,12365非领跑者总计其他领跑者印度中国大陆ES and report家庭消费支出变化，19952016年单位：十亿美元经济体数量1110246583,1583,9751,2021,0269313,9757,133占总数百分比1 指的是个人日均收入不足1.9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5年美元)，N=63个经济体。2 数据不可用的领跑者：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数据不可用的非领跑者：安哥拉、科特迪瓦、加纳、尼泊尔、委内瑞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注：由于进行四舍五入，所以加总后可能不等于100%。资料来源：PovcalNet，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94644566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摘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动荡时期（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周期），尽管一些历史上取得非凡表现的经济体（包括新加坡）经历了增速放缓，但部分领跑者还是在2011至2016年间实现3.5%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与此同时，其他很多经济体经历了急剧增长，包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加纳、波兰、菲律宾、卢旺达和斯里兰卡。虽然并非全部经济体都出台了促增长的政策，但其中的确有一些经济体也通过促增长政策，加强了经济基本面。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通过政府政策建立了一个立足于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长周期 虽然18个领跑者千差万别，收入层次、规模、所在地区（不包括拉美、中东和北非）和要素禀赋各不相同，但我们的分析认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们都处在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共同增长的促增长周期中。竞争政策是这些基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可以推动生产率增长，还有助于培育那些能够为GDP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大企业。为了支持资本积累和确保稳定而制定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促增长计划促增长周期首先从提升生产率开始，通过积累资本和技术来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可以促进就业增加、工资提高，从而，让更多人成为中产阶级，反过来支持更高的消费和储蓄。企业利润增加，政府也获得更多税收，因而可以用于改善重要基础设施。工资增长可以转换成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个人储蓄其中一些是通过从工资中强制扣减退休金来实现的以及投资和家庭消费。除此之外，通过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便可提升整体的商品需求。我们研究中的领跑者在多数指标中都脱颖而出，但未来发展潜力及机会仍然存在。对于所有领跑的经济体而言，GDP的高速增长都源自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力供给的增加10。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指的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更好地管理来高效地使用各种资源，这其实都是由资本积累和收入增长促成（图表E4）11。10 在1964至2014年的50年间，G-19国家和尼日利亚的劳动力总量翻了一番，为这些经济体贡献了 大约48%的GDP增长，而生产率的提升则贡献了52%。随着许多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速放缓或下滑，未来的GDP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生产率提升。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见 Global growth:Can productivity save the day in an aging world?，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1月，McK。11 Robert E.Hall和Charles I.Jones合著的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年2月，114卷，1号，83-116页。7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事实上，领跑者过去30年的GDP增长有超过三分之二都源于跟工业化相关的生产率快速提升：年均生产率提升4.1%，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仅为0.8%12。这种快速发展最初通过创造财富和提振需求推动促增长周期，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在我们样本中的7个长期领跑者中，其资本积累通过较高的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来实现在1990至2016年期间每年平均贡献大约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在11个短期领跑者中，资本积累在1995至2016年期间每年贡献大约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投资在长期领跑者的GDP中平均占比为30%，在近期领跑者的GDP中平均占比为20%，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高出3至13个百分点。按照本土储蓄在GDP中的占比计算，领跑经济体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高出10至30个百分点。12 我们使用麦肯锡公司专有的全球增长模型来模拟生产率提升所产生的影响。欲了解该模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Luis Enriquez、Sven Smit和Jonathan Ablett合著的 Shifting tides:Global economic scenarios for 201525，麦肯锡，2015年9月，McK。图表E4GDP增长分解对真实GDP增长的贡献，19902016(%)1N=83个经济体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成为领跑经济体的重要经济增长动力3.74.35.13.82.31.71.7近期领跑者(不计印度)长期领跑者(不计中国)中国大陆落后者印度中速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0.14.30.61.50.1-1.0-0.20.20.20.30.60.40.30.40.70.70.80.80.81.00.4差异化因素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2劳动质量贡献3劳动质量贡献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资料来源：Economics Analytics Platform；世界银行；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1 对同一组中的各个经济体，以及同一个经济体的各个年份计算简单平均数。近期领跑者的年份是1995-2016年。2 长期领跑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所以较慢，部分源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另外，长期领跑者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可能较低，是因为这些 经济体在1990年之前就开始加速增长。例如，从1965到1990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平均产出增长估计为2.39%，资本贡献为4.27%，而总产出年均增长 为8.78%(Nirvikar、Singh和Hung Trieu，1996年)。3 构建劳动质量贡献数据时，使用的是按照教育程度划分的就业和薪酬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多个来源，包括欧盟统计局、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和针对 各个经济体的KLEMS(资本、劳动、能源、材料和服务)数据库。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摘要领跑者可以利用更高的国内储蓄，其中一些是政府运作的养老金储蓄计划所要求的，例如新加坡公积金（CPF）制度；还有一些则是在政府发展的强大金融机构和便利的数字银行服务的鼓励下实现的13。较高的国内储蓄促成了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更多投资。领跑者还吸引了最大比例的外商投资，在2000至2016年，新兴市场的外商投资总额约9000亿美元，其中领跑者所占的外商投资总额占近七成14。对近期领跑者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在1995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贡献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贡献很有限，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长期领跑者的全要素生产率造成影响。但在受到那场危机影响较小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至2016年间每年贡献4.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15。18个领跑者的强劲生产率增长转化成了非凡的收入增长。7个长期领跑者的工资和福利在1980至2014年平均每年增长4.6%。作为领头羊，中国在此期间的收入每年增长8.6%。在近期领跑的经济体中，真实工资和福利在1995至2014年期间每年增长6.0%。这大约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3倍。18个领跑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带来的家庭消费支出增速，大约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快3个百分点。这些经济体的另外一项基本特征是，它们有能力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来适应国内的实际情况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此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即便是在经历全球动荡时也不例外。例如，政府快速采取行动，确保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动荡时期快速恢复过来。2013年，当各国央行解除量化宽松的预期，从而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出现所谓的“缩减恐慌”时，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几个经济体实施了货币、财政和汇率稳定措施来缓冲市场压力。领跑者与外国市场联系更紧密，使之得以挖掘全球需求领跑经济体受益于其通过出口市场挖掘全球需求增长的能力，使之获得了更大的规模经济16。这种更高的出口导向体现在MGI的“连接指数”（Connectedness Index）中。该指数评估了各个经济体通过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程度17。13 What is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新加坡人力部，mom.gov.sg。14 PitchBook Deal Analytics.15 Nirvikar Singh和Hung Trieu合著的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South Korea,and Taiwan，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工作论文，1996年7月。16 Jonathan Anderson所著的 How to think about emerging markets(2018 edition），Emerging Advisors Group，2018年4月24日。17 MGI的连接指数对各个经济体在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中的参与度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指数考虑了一个经济体的每项流动与其自身的GDP或人口的相对规模（流动强度），及其在每个全球流动项目总量中的份额。Digital globalization: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3月，McK。9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1980年，领跑者在全球各类商品、服务和金融的流入和流出中占比为7%或更低。到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9%或更高。最大的增长来自商品贸易。领跑的经济体到2016年占据近30%的全球份额中国占据13个百分点1980年仅为1%。事实上，共有7个领跑者在连接性上跻身全球前30，包括新加坡（2）、中国大陆（9）、韩国（15）、马来西亚（20）、泰国（21）、越南（26）和印度（30）。竞争政策为生产率增长创造动力很多领跑全球的经济体意识到有竞争力的私有公司的重要性，还培育了适宜投资和竞争的环境，甚至为提高生产率出台 了 一些刺激政策。它们并没有挑选优胜领域，也没有在各个领域内挑选优胜公司，而是集中精力提高生产率，在各个领域内促进竞争。结果，大公司占比更高的领域实现了 更快的增长，生产率的增幅也更大，员工薪水更高，还实现了 更多的投资。在一些（而非所有）经济体，政府通过对新兴行业的全行业支持帮助其培养出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些政策包括低息贷款、优惠汇率、降低税率和研发补贴。然而，随着这些行业越来越有竞争力，保护措施也逐渐解除，限制市场的失真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举措会附带一些条件，以此鼓励企业提高生产率。例如，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进口政策严格限制战略领域之外的商品进口，施加高额关税，但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转向更加开放（但仍未完全开放）的机制18。以外商投资企业（FIE）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者，也成为政府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一种方式。例如，中国就使用了 合资模式和对FIE有利的FDI政策（包括优惠待遇）。本地企业可以受益于这些外国公司的技术溢出，而FIE则可以帮助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19。例如，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它们为中国贡献了 大约一半的出口20。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请参见附文2，“领跑全球的经济体受益于政府效能的提升”）。政府还跟私有经济合作，共同在多个行业创造解决方案，包括基础设施、科技和金融服务。例如，越南就很快从没有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了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大举流入。中国允许在不同城市和不同省份之间展开竞争，还允许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互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也纳入其中。18 Kwan S.Kim所著的 The Korean miracle（19621980）revisited:Myths and realities i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Kellogg Institute工作论文第166号，1991年11月。19 John Van Reenan和Linda Yueh合著的 Why has China grown so fast?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s，牛津大学经济学系，工作论文，2012年1月。2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China story，世界银行，2010年7月16日。1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摘要高生产率企业扮演的角色是领跑经济体的关键增长特征发展经济学家过去几十年广泛记录了推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各种政策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