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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国发院-政策简报第一百零三期:当前世界形势演变若干特点与前瞻-2021.1-32页 2 人大 国发院 政策 简报 一百 零三期 当前 世界 形势 演变 若干 特点 前瞻 2021.1 32
2021 年 1 月 第 2 期 总第 103 期 当前世界形势演变若干特点与前瞻当前世界形势演变若干特点与前瞻 岳晓勇 李巍 人大国发院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中国人民大学集全校之力重点打造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现任理事长为学校党委书记靳诺教授,院长兼首席专家为校长刘伟教授。2015年人大国发院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并入选全球智库百强,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一。人大国发院积极打造“小平台、大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新、高产出”的高端智库平台,围绕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域,汇聚全校一流学科优质资源,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人大国发院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引领者”为目标,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坚守国家战略,秉承时代使命,致力于建设成为“最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智库”。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楼 网站:http:/NADS 作者简介 岳晓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世情研究中心主任。岳晓勇博士曾任外交部政研室副主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中国驻美国使馆政治处主任和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等职,并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国、哈希姆约旦王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大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宁夏)外事顾问。岳晓勇博士长期从事外交实践、中国外交政策调研和国际关系及中国对外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及国际战略问题等。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秘书长,担任外交评论 国际政治科学和国际展望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外交、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曾先后在康奈尔大学、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等机构担任访问学者。著有 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年)、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2015年)、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2010年)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 当代亚太等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媒体热线:张雯婷;办公电话:010-62625159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主编:刘青 编辑部主任:邹静娴 本期责编:邹静娴 张雯婷 摘摘 要要 全球形势与力量关系结构在疫情冲击下演变加速。在这一演变中大国关系变化最为显眼,而中美关系的变化最为突出,促使百年变局深入发展,牵动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化,传统大国与新兴力量的竞争与合作需要同步发展。要注意变中有不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没变;中国抓好重要机遇期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没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与逆全球化势力混杂,加上西方制度、政策与自负心态的调整焦虑综合症,加大了冲击国际社会稳定与合作的力度;全球跨国公域性问题如气候环境、公共卫生以及战略与区域安全和治理困境更突出,影响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科技竞争更为激烈。这使得世界多极化的量变积累的势头进一步增强,但基本结构没有完全质变:国际安全战略格局变化较缓,基本维持核战略平衡下的美国独大,中俄美三角影响增大;政治格局变化更快,新兴力量崛起;经济格局变化最快,中美欧鼎力势成。国际治理短缺,美国进入“拜登时代”,发出了团结修复和理性对话的信号,但特朗普时期影响依然存在,美国国际“信誉”受损,加强维护美世界主导地位,视中俄为主要对手,世界形势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保持崛起势头,虽具有制度、市场、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独特优势;但也面临更多对标新的国际规制升级、大国关系调整和国际竞争的正面压力。我国要继续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内外战略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性实现外部环境的护利化危避害,加 强底线思维,强化国家安全、发展和舆论三大领域统筹,确保不发生影响国家现代化征程的内外系统性风险;突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合作共赢理念,深化与各大国际力量合作,实现中美建设性对话,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强化公共外交,促进双边、区域和全球自由化进程,加强塑造 3+1 经济格局,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和进博会,强化国际伙伴关系网,全方位打造新阶段中国外交升级版。1 一一、世界形势和力量结构变化世界形势和力量结构变化的的主要趋向主要趋向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形势与力量关系结构演变加速。其变化至少受六大因素影响:疫情与世界性衰退给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方式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以及巨大不确定性,全球化的逆反与推进力量交织对冲、美欧亚等发达地区内部民粹、贫富差距、种族、移民、政治认同和体制一系列积弊矛盾综合发酵、中国等新兴力量在困难和挑战中进一步崛起、国际治理调整中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较量发展、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其根本是世界各大力量内涵与外延实力的变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这一演变中大国关系变化最为瞩目,其这一演变中大国关系变化最为瞩目,其中的中美关系变化最为突出,牵动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化,竞争中的中美关系变化最为突出,牵动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化,竞争与合作与合作同步发展,百年变局持续深化。要注意变中有不变,世界和平与发展同步发展,百年变局持续深化。要注意变中有不变,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潮没变;中国对世界抓好重要机遇期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主潮没变;中国对世界抓好重要机遇期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没变;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与逆全球化势力混杂,针没变;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与逆全球化势力混杂,加上西方制度、政策与自负心态的调整焦虑综合症,冲击国际关系稳加上西方制度、政策与自负心态的调整焦虑综合症,冲击国际关系稳定与合作;全球跨国公域性问题如气候环境、公共卫生以及战略与区定与合作;全球跨国公域性问题如气候环境、公共卫生以及战略与区域安全和治理困境更突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科技竞争更为激烈,域安全和治理困境更突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科技竞争更为激烈,国际力量能力出现新的消长与分布,治理严重缺项。国际力量能力出现新的消长与分布,治理严重缺项。这种形势给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带来希望,也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成为疫情下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新兴力量进一步崛起,有利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的新时期。各国对加强团结合作的认识更为深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 2 更多认同1。要看到,变化层次也不尽一样,国际安全战略格局变化相国际安全战略格局变化相对缓慢,基本维持冷战后美俄核战略平衡下的美国综合实力独大,围对缓慢,基本维持冷战后美俄核战略平衡下的美国综合实力独大,围绕防扩散、应对传统非传统威胁和新的战略安全保障能力高地的争夺绕防扩散、应对传统非传统威胁和新的战略安全保障能力高地的争夺与合作需要同步发展;政治格局变化相与合作需要同步发展;政治格局变化相对更快,维系五常框架,中俄对更快,维系五常框架,中俄美三角影响增大,新兴力量发展,美中俄欧日以及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美三角影响增大,新兴力量发展,美中俄欧日以及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新兴发展成员等的关系出现调整;经济格局变化最快最大,多极化的新兴发展成员等的关系出现调整;经济格局变化最快最大,多极化更加显性,中美欧鼎力之势基本成形。美国影响力特别是世界领导的更加显性,中美欧鼎力之势基本成形。美国影响力特别是世界领导的“信誉”受损,全球化逆变因素增多,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增加。“信誉”受损,全球化逆变因素增多,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增加。在在这一大势这一大势中中,以下趋向尤值得注意:,以下趋向尤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焦虑”和国际战略与内外政策“调整一是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焦虑”和国际战略与内外政策“调整焦虑”综合症发展。焦虑”综合症发展。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进入拜登时期。特朗普时期一些势力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实施一系列激烈打压,在国际上也造成混乱;美国自身受疫情、经济衰退和乱政冲击,内外调整牵动一大片,各国普遍不满。美新政府上台突出团结、回归、对话与理性,强调盟友合作,总统就职第一天连发包括重返气候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十七道行政命令,以示兑现竞选承诺、缓解国际政治紧张和拆除特朗普乱政,拟在国会提出 1.9 万亿新开支计划,突出抗疫和恢复经济。其更长期如何做,还要观察。元月 6 日国会山遭到暴力冲击,民主党以涉嫌“煽动叛乱”发起历史上首次对在任总统的二度弹劾,而特朗普拒不参加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国内政治分裂深刻,执政之路不 1 参见王毅:“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 2020 年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接受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访”,2021 年 1 月 2 日,外交部官网, 会平坦。美国新政府在姿态上强调要重视国际对话,回归多边主义,战略上由奥巴马政府肇始的调整方向以及对华战略转向,“竞争对手”和“竞争合作”的政策思维框架基本成形。中美关系的变化正成为影响未来世界局势和秩序演变的突出议题。二是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对中俄等国政策的调整,牵动世界一大二是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对中俄等国政策的调整,牵动世界一大片。片。欧亚等地区不少国家是美国的安全和防务盟友或制度相近,受美政策调整或全球逆变影响,也不同程度调整对外姿态甚至关系布局。多数国家希望维护自主和独立,普遍主张多边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这种大调整不同程度反映在国际安全、政治、贸易投资、人文以及国内产业布局各个层面,有的国家在美压力下立场和做法出现摇摆,有的观望。欧盟以及以金砖国家和 G20 发展中成员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继续发展,成为影响全球形势和议事日程的重要力量。三是全球化逆变下国际治理挑战突显。三是全球化逆变下国际治理挑战突显。全球性、非地缘性和人类共同性挑战进一步发展,地缘经济问题重新突出。疫情大流行、移民和难民泛滥、气候环境恶化、传统非传统安全交织以及贫富差距和发展鸿沟拉大等问题更加紧迫摆上国际社会议事日程,呼唤和平发展和平等合作,也加剧生存竞争,还导致西方各种新老保守和激进思潮泛滥,政治集团进一步裂变;生存与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安全感下降,国际治理短板和缺项不断显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发展利益被进一步忽视。看好中国发展并希望共同用好合作机遇的国家仍是多数。四是全球经济仍然蕴藏着自由开放合作的内在力量。四是全球经济仍然蕴藏着自由开放合作的内在力量。虽然美国保 4 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但近年来,许多国家仍希望推进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投资,经济产业合作并迈出重大步子,比如日欧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英国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CPTPP签署并生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ECP)正式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IA)完成谈判。这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各主要力量思考全球经济秩序升级都提供重要动力和规制参照系。值得提及的是,世界力量对比,主要是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对美世界力量对比,主要是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对美国与欧盟迅速接近并有超越之势,其他新兴大国也有追赶态势;美国国与欧盟迅速接近并有超越之势,其他新兴大国也有追赶态势;美国对欧日的优势并未减少,而是有增加;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总量不对欧日的优势并未减少,而是有增加;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情况下,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率保持在断增加情况下,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率保持在 21%到到 25%之间,之间,呈增势;国家财富总量明显增长,在疫情之前达呈增势;国家财富总量明显增长,在疫情之前达 88 万亿美元以上,万亿美元以上,约约 15 年前的年前的 2 倍,是第二富裕国家的倍,是第二富裕国家的 4 倍。美国国内的不满有政策、倍。美国国内的不满有政策、人口和制度性问题,但很重要的是财富与机会的分配,贫富差距拉得人口和制度性问题,但很重要的是财富与机会的分配,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全球化的好处多为新兴大资本和华尔街的富人拿走,促使利益太大;全球化的好处多为新兴大资本和华尔街的富人拿走,促使利益阶层严重分化,矛盾激化,无望蔓延,阶层严重分化,矛盾激化,无望蔓延,争夺生存与发展机会,成为国争夺生存与发展机会,成为国内政治变化的主线内政治变化的主线2。纵观之,中国仍然处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种机遇的国际政这种机遇的国际政经基础,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基础,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2000 年到年到 2020 年战略机遇期年战略机遇期有共同点,也有不重要不同之处。共同点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有共同点,也有不重要不同之处。共同点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世界战略安全力量基本平衡以及要求各国保持和平发展趋势的普展、世界战略安全力量基本平衡以及要求各国保持和平发展趋势的普 2参见钟舒婷等译,(美)伯尼桑德斯著:我们的革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2018 年,第 179 至 182页。Bernard Sanders,Our Revolution,St.Martins Press,2016.5 遍呼声都仍然存在;主要大国并不面临紧迫全面大战危险;和平发展遍呼声都仍然存在;主要大国并不面临紧迫全面大战危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国际社会普遍要求。新的挑战仍然很大,我国有大量国合作共赢仍是国际社会普遍要求。新的挑战仍然很大,我国有大量国内发展和民生问题要解决,对外需要积累经验和资源,可见未来主要内发展和民生问题要解决,对外需要积累经验和资源,可见未来主要精力仍将在国内。精力仍将在国内。不同点是:我国国际地位和不同点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以及东亚地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以及东亚地区成为美国战略关注重点,我国发展的风险和机会同步增大,如何用区成为美国战略关注重点,我国发展的风险和机会同步增大,如何用好外部机遇与资源本身的挑战增多;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实力和主动好外部机遇与资源本身的挑战增多;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实力和主动创造机遇能力也在上升,对我国在国际上行动和治理能力要求空前和创造机遇能力也在上升,对我国在国际上行动和治理能力要求空前和快速提高。快速提高。国际舆论认为世界正出现“领导力空档期”,我国如何掌握内外两个大局投入的平衡,也有新的挑战。作为居二望一的世界第作为居二望一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机遇更多要靠中国与世界伙伴与友邦的共创共护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机遇更多要靠中国与世界伙伴与友邦的共创共护共享、甚至通过与对手竞争合作去争取。这是改革开放和中国近代以共享、甚至通过与对手竞争合作去争取。这是改革开放和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是大变局里最需要深化认识和把握的战略性问题来从没有过的情况,是大变局里最需要深化认识和把握的战略性问题。我国外部环境变化主要趋向是:(一)美国对国际局势主导性影响不可忽视,新兴力量上升(一)美国对国际局势主导性影响不可忽视,新兴力量上升和多极化的影响权重也明显增加和多极化的影响权重也明显增加 一方面,美国受疫情和经济衰退打击,长期积累社会矛盾综合发作:国内政治分裂和对立加剧,种族矛盾恶化,贫富收入差别拉大,中产阶层压缩,内外政策面临深刻调整,国际影响力受到削弱。另一方面,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是最大的,将竭力维系其世界地位。这都会在对华关系上继续反映出来并影响其他国家,特别是盟国。近些年来美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手的意识增强,全球战略重点更多转向印太,6 加强制造中国威胁论,诋毁中国的制度、政策和成就,在中美关系方面明显升高了压力。然而中美关系的多面性、既有巨大合作机会又有竞争还有差异和文化不同的基本生态,使中美关系与冷战以及近现代国际社会的传统大国关系都有许多不同,很多方面没有可比性。中国一贯自强厚德,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长期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国际社会主持正义,讲究公正平等与共赢,得到广泛赞誉和支持。中国市场吸引力巨大,世界伙伴关系建设不断发展,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牵制作用增长;我国强调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做促进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秩序建设者、维护者,坚持在此基础上与各国一起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新的安全观、合作观和义利观,各国携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对新形势下如何正确推进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都产生很积极的影响。这也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大国关系的变化和世界形势的发展。近些年特别是大选年来美国国内政策辩论表明,其对华高压和消极调整,主因在于当政者及其代表的势力从国内政治需要,对中国认识严重走偏,不顾事实刻意树敌,制造中国威胁叙事。其中有面对中国兴旺而产生的政策调整焦虑、长期形成的族群优越、傲慢心态,冷战以来以“胜利者”自居的自负心态,不愿看到和解决自身的问题,在疫情和经济衰退面前,欲把美自身失误和社会矛盾向国外推卸责任;一些产业资本通过代理人借“国家安全”搞保护主义。深层次上在西 7 方“丛林法则”和“生存竞争”观念影响下,以零和眼光看待新兴力量和中国的兴盛,要维护赢者通吃、支配世界的“霸权超额利润”,甚至把对华关系“国内政治化”,对理性主张打棍子、戴帽子,在国际舞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给国际正常交往与合作产生很消极影响。(二)一些国家与中国关系发展中的合作需要和消极杂音交(二)一些国家与中国关系发展中的合作需要和消极杂音交织,发展合织,发展合作仍是主流作仍是主流 欧盟仍是国际事务和世界格局变化中重要的一极。欧洲近些年接连面对英国脱欧和疫情困境,挑战不少;既希望维持与美国大西洋联盟,寻求在地区和全球既得利益,又希望发展欧洲自主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对美国特朗普势力对欧洲的打压很反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发展。2020 年以来中欧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推进抗疫纾困合作,亮点很多,同时也有一些势力突出双方分歧,干涉中国内政,理应受到批评;但发展合作的主流明显,双方按期实现结束投资协定谈判,这给中欧排除干扰,保持和加强合作增加了信心。中欧领导人 2020 年底视频对话中,中方表示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应当积极作为,做世界和平进步的合作建设者。欧方强调,投资协定结束谈判再次向世界表明,尽管欧中存在一些分歧,但都愿加强对话深化合作,支持多边主义,一个强有力的欧中关系有益于解决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3。双方关系发展互有需要,有基础,也会保持基本稳定。3 参见报道,“习近平同德国、法国、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2020 年 12 月 30 日,外交部官网 (三)传统安全问题继续影响全球稳定和发展,非传统安全(三)传统安全问题继续影响全球稳定和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明显增大问题影响明显增大 不少地区例如西亚、北非和中亚,仍然受到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在民族、宗教、领土等历史遗留与新产生的冲突上纠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继续面对贫困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气候环境、新能源和公共卫生等新领域为中心的新的科技创新革命和产业竞争,正从结构上冲击现有国际格局与安全、政治与经济秩序,影响国际多边日程,也影响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发展;发达地区在科技与产业创新上,是否出现近期还是中长期突破,形成独占的科技高地或游戏玩法改变者,不确定性和紧迫性交织,竞争激烈化。从全球公共福祉和共同挑战所涉义务责任角度,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将长期纠缠国际社会,成为发展中国家也关注的重要问题,气候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突显,既将是着眼消除其危害的全球性的突出共同挑战,也正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及新产能的带动的出现,带来的竞争合作。(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影响继续上升(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影响继续上升 受疫情冲击,国际社会相互团结互助需要和一些国家自顾倾向同时发展,各国对今后自身产业和对外经济关系如何调整和布局,加强了新的思考,中国对外贸易在疫情背景下不仅围绕抗疫领域,其他许多产业和需求领域也都逆势增长,既表明各国与中国合作需要继续扩大,也证明中国自身产业发展的内在潜力。俄国的地区和世界影响力继续发展,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也在上升,中俄关系已经并将继 9 续得到强化。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调整,加强在新兴国家中扩大影响。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中小国家总体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应继续是我国要扩大重视的国际合作力量。其多数将继续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愿意在美国挑起的所谓大国竞争中做选择。二二、全球经济版图出现“美欧中加日本”新格局全球经济版图出现“美欧中加日本”新格局 世界多极化发展中,作为基础的经济力量结构,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的“3+1”经济体格局趋于明朗。美欧中三方在经济规模上已几成鼎立之势。2019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 GDP 占全球比重里,美国占比 24%,维系老大地位;欧盟占比约为 18%,依然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中国赶超势头不减,占比 16%,未来 2-3 年里有望超越欧盟,10-15 年里可望超过美国。中美欧合占世界经济比重 58%,任何一方都难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排开他方。这个格局中,美国在继续推进其新的贸易规则全球布局和战略调配政策架构。欧洲加强融合欧盟,促进规制建设,开拓全球。中国进入发展的新阶段,稳中求进地以双循环战略为框架,集中精力抓高质量发展,扩大和深化全方位的开放,拓展与发展中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三方构成世界经济主干,日本弱一些,但加强了政策运作,在东亚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规制优势,其灵活发展同三方联系取得成效。第一,第一,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显示灵活,转而促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搁置其关于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严苛条款,体现出主动性和牵 10 引力,这将影响未来国际自贸谈判进程“CPTPP+”方式,英国已表示愿意加入。第二,第二,日欧签署经济伙伴协议,意味着日欧的市场与规则全面对接,扩大了双方的影响力。第三,第三,日本对促成 RCEP 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 年以来,日本加强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担任“桥梁”,在 RCEP 谈判最后阶段发挥引领作用。从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起,以 TPP、RCEP 和中日韩自贸区三大 FTA 为支柱的亚太自由贸易格局开始新的变化。日本的这些变化,中国市场与发展现实和潜在机会,以及积极的周边外交,都在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 RCEP 谈判的结束、TPP 出现向 CPTPP 转变的趋向和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亚太地区 FTA 竞争形势趋于缓和。2009-2016 年,TPP 与 RCEP 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对贸易伙伴的争取”和“贸易规则的较量”两个方面:TPP 主导国对于韩国等潜在伙伴加紧拉拢,而RCEP 与中日韩自贸区努力维持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以抗衡 TPP 对区域内伙伴国的分化。美国原本是亚太 FTA 竞争棋局里的主角,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改变了形势。与 2017 年以前的情况不同,当前CPTPP 有关设想与 RCEP、中日韩自贸区在制定规则方面不存在激烈的较量:CPTPP 与 TPP 更高的自由化要求是不一样的;RCEP 在自由化水平较低,更注意符合实际和渐进性;中日韩自贸区在规制和标准上对 RCEP 有补充作用。三大 FTA 在争取伙伴国方面的冲突有所弱化。在美国退出亚太FTA 竞争后,日本坚持作为三大 FTA 共有成员国的位置,泰国、印 11 度尼西亚为代表的 RCEP 成员国,以及作为 RCEP 与中日韩自贸区共同成员的中国和韩国都对加入 CPTPP 持态积极,这都明显减少三大FTA 之间的竞争因素。从 CPTPP、RCEP 和中日韩自贸区的成员结构和权力分布来看,日本在亚太自贸格局中的地位得到增强。日本是唯一同为三大 FTA 成员的国家,它在主导成立 CPTPP 同时,对 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并不排斥。近期英日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启动,英方再次宣布计划加入 CPTPP,日本支持。国际经济体系呈现出“3+1”的全新格局,对进入 2021 年以后未来的世界范围里区域性、全球性经济多边规则发展有重要先导性影响,构成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外部环境一个较有利的态势,也有助于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战略运筹中,把大国关系与大周边两大考虑进一步有机联接起来。三三、大国关系中的美欧中经济鼎立格局影响增大大国关系中的美欧中经济鼎立格局影响增大 随着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调整,美国会推进“团结盟友”以加强应对“中国竞争”。以美俄核战略安全架构为重心的世界核战略平衡继续维持,美新政府表示“俄罗斯是威胁”。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加强,中俄战略合作着眼未来,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加强,中俄战略合作着眼未来,关注维护世界和平和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关注维护世界和平和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这些年来特朗普势力加强推动形成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没有上限。这些年来特朗普势力加强推动形成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的印太联合,在国际上继续搞集团政治和单边主义,给欧亚以利亚等的印太联合,在国际上继续搞集团政治和单边主义,给欧亚以至全球形势增加了动荡和复杂性。新形势下的中俄美三角仍将基本保至全球形势增加了动荡和复杂性。新形势下的中俄美三角仍将基本保持传统框架,在世界力量结构中发挥战略性作用,同时中美欧三方关持传统框架,在世界力量结构中发挥战略性作用,同时中美欧三方关系的战略和国际政治经济影响都有进一步的突显。系的战略和国际政治经济影响都有进一步的突显。12 首先,这一三角关系经济架构已比较成型。首先,这一三角关系经济架构已比较成型。经济权重上,美欧中三方各自的经济体量巨大,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三方互有合作需要,又相互自主。经贸互动上,三大经济体贸易量、投资存量以及流量都很大,相互依存度和互补性高,竞争性也在增加。政策目标上,逐步国际化的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正在形成竞争关系,客观上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美国对华发动关税和科技战,美欧收紧对华投资;美欧经济关系也出现裂痕;任何一方政策变化都将对美欧中三角造成冲击。全球力量关系看,三方都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和号召力。任何重大全球性提议,没有三方共同支持将很难成功。第二,三大力量关系不平衡。第二,三大力量关系不平衡。中美欧在具体贸易、投资、金融领域中的三角关系存在样式差异。在贸易领域,三方流量相当,相互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投资领域,美欧之间的流量远超中欧和中美,美欧经济治理体制同质性更强,投资互信深厚;在金融领域,人民币在国际流通范围、开放程度等方面同美元和欧元仍有巨大差距,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仍然难以动摇。第三,共同利益与分歧交织。第三,共同利益与分歧交织。美欧相互为最重要安全盟国,制度相通,同时利益和需要有差异,国际政治诉求上,双方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明显。欧洲和欧盟长期以来明确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单边主义,强调借重多方力量,看重中国市场与发展机遇。中国与欧盟关系近些年持续发展,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加强合作。同时双方存在制度文化差异,经济竞争面增大,今后关系发展将以合作为主,前景良好,但合作竞争交织。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中欧关系新发展的又一例 13 证,也对中美欧关系有重要影响。在 2012 年中欧商讨双边投资协定时,美欧和中美也分别在进行投资和贸易谈判的互动。虽然德国力挺在奥巴马卸任前达成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关系协定(TTIP),但美欧内部的反对声音和双方在应对风险和管理市场的制度差异使得TTIP 谈判自 2016 年起逐渐搁浅,特朗普的上台继续搁置这一谈判。中国一直以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发展平等互利的中欧关系,得到欧盟正面回应,双方都为自身赢得主动。中欧双方从全局高度处置投资协定的谈判,共同排除障碍,领先于欧美和中美,实现了中欧握手,历史性地改变了中美欧三边传统互动方式。同时在三方关系发展中,矛盾和差异依然存在并也在演化,需要有效应对。美国新政府 2021 年上台,已表示要强化盟友关系,甚至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双方是否在关税减让、经济制裁、WTO 等多边机制改革问题上对华施压,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入对外关系,搞强权政治和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在国际社会制造中国威胁论和国际社会分裂,是值得注意的。英国脱欧也将继续冲击欧洲联合进程,增加了欧盟对外关系的不确定性。目前英与欧盟虽然在 2020 年底达成过渡期后的贸易等安排的协议,但双方关系完全理顺还需较长时间,其对欧盟发展的信心、心理和经济综合性打击都将成为影响欧盟发展的长期问题;英国能否以全球其他合作进行脱欧替代,有待观察,其对外贸易谈判地位减弱是肯定的。东盟已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 2021 年这一趋向还会加强。德国作为欧盟领导者的角色和意识都更突显,这在 14 2020 年后期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表现突出,今后这一趋向还会发展。欧盟南部和中东部成员在加强思考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借重欧盟内外积极因素应对疫情冲击下的挑战和发展,欧盟内部关系面临新的变化。另外,欧洲的安全和发展焦虑仍在发展。欧盟舆论对中欧关系发展中,在科技和产业发展、特别是高新科技和产业领域的竞争性以及所谓安全保障等问题的消极议论增多,这有外部强权政治的干扰,也有欧洲自身变化因素。近些年中欧贸易量不断增加而欧盟成员内部贸易量下降,欧盟成员发展差距有所扩大,疫情下区内发展不平衡问题将更突出,对外保持主义和民粹势力可能张大。近期欧盟及成员陆续出台外资安全审查法案和政策,抬高了中国资本流入欧洲的门槛。根据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的统计,2019 年中企在欧洲并购金额仅为205.3 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 57.1%。中国国企在欧直接投资比例下滑,2019 年在欧洲投资比例已降至 11%。中国对欧投资布局也有变化,一些企业感到政策风险增加,在英、法、德等的投资大幅下降,在北欧投资比重上升。欧洲在华的产业撤离问题也值得注意。疫情影响下,全球总需求收缩,产业链和价值链面临冲击,供给侧出现巨大改变。欧洲“去工业化”产业布局中产品研发能力低、吸引高薪技术投资的能力弱等缺陷暴露无遗,这些都源自欧洲长期以来过度强调市场导向、反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刺激。欧洲意识到,强大的工业能力对于欧盟经济持续增长和保持国际地位至关重要,部分欧洲国家正酝酿以财政补贴加强支 15 持制造业回归,纠正“去工业化”的不良后果,加强产业链的自主能力。欧洲“再工业化”进程将加速,这对中欧关系势必也会产生影响。面对变化,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清晰的:希望中欧始终把握合作的主流。2021 年是中国和欧盟建交 46 周年,双方长期关系发展显示,虽然国际风云变幻,但都能够保持合作的主导面。近些年更是展现出与进俱进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今后关系的发展也将是战略伙伴而不是制度性对手。中方近来的官方表态已强调,双方应加强共同推动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信心。中国政府和舆论总体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洲自主发展,乐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以平等共赢合作,促进欧盟自身的发展建设。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政府也愿与欧盟一起,促进团结,而不是服务于集团政治,超越差异,促进共同发展。在经贸和投资领域,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仍需要欧盟各成员国审批后才正式签署生效。中方在双边对话中公开表示愿同欧盟积极促进协定的落地,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气候环境和公共卫生等更广泛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综合来看,中美欧三角在世界力量关系结构变化中的影响在增大。中国和新兴力量的崛起,加大美国和欧洲国家一些势力的“发展焦虑”和“国际战略调整焦虑”。国际环境变化也使欧洲更关注安全和全局稳定问题,欧美的考虑不尽一样,美国谋求更低成本的修护其世界主导地位;欧盟加紧促进内部团结,维系作为世界一极的发展势头。各 16 方因素来看,欧洲无论欧盟内外,从生存和发展着眼,都更重视中国的巨大发展价值、全球力量平衡作用和多边秩序主张,中欧没有直接地缘利害矛盾,双方合作的需要将继续发展,其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也将进一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预料,只要中欧双方都秉持相互尊重,不以牺牲第三国利益来发展其他双边关系,对国际格局稳定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大势,就将继续产生总体正面的影响。四四、美国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有限回调美国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有限回调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带领美国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维护美国世界主导地位,发出和缓、回调和理性信号,强调促进国际对话、把美国放回谈判桌首位、加强盟友和伙伴合作、回归多边主义和全球议题的合作等。国际舆论多认为这是积极的趋向,美新政府能兑现多少以及如何去做,国际社会也在观察4。拜登政府推动国家修复与重振的基础并不好,国内政治高度分裂,财政困难,社会矛盾发展,在国际上的信誉也受到其单边主义的很大破坏,恢复需要时间。第一,美国产业、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分化很严重。第一,美国产业、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分化很严重。在地域上,五大湖区域的衰败将成为美国经济地理的长期趋势。美国经济重心除了东北部的纽约、新泽西州和波士顿等尚保持竞争力之外,其他地区产业正加速向南部和加州一带转移。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中产阶层萎缩。这成为民粹和保护主义崛起的温床。第二,“大融炉”作用大幅减弱。第二,“大融炉”作用大幅减弱。激进自由势力持续推进社会多 4 参见 英英 经济学家杂志 2020 年 10 月 3-9 日期封面专文,第 16 到 19 页;“The Pragmatist-Briefing,Joe Bidens economic plans”,The Economist,Oct.3rd,2020,p6-19.17 元和开放,与传统保守力量对立加重,相当多中层和温和自由派也产生不满。激进势力在一些地方形成新的政治正确和舆论叙事,包括社会平等形式化,强调要有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数量体现;社会自由化,推动性别就业任职和待遇形式上的绝对平等,与欧洲同类政治力量相呼应,热衷一些边缘性现象出现走入社会主流的“轰动突破”,例如同性恋人士担任高级官员和地方首长,进入企业界高层、联邦议员甚至国家元首。这一趋势也正促使美传统保守力量以宗教、肤色和身份认同等加速聚集,越来越大地冲击美国生活方式中的“大融炉”文化与实践。第三,社会保障网弱化和向上流动板结。第三,社会保障网弱化和向上流动板结。社会领域建设长期缺少新的建设和改善,造成社会保障和安全感弱化,焦躁情绪弥漫。教育和医疗制度积弊多,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总财富最多,人均收入居前列,但普惠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最差,高等教育和医疗费用最高的国家。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的医疗和医保改革都不成功,特朗普更是直接摧毁现有医疗卫生改革,力保美放任型自由市场经济和低成本、隐形低工资社会结构的制度基础与理念。这成为以桑德斯、沃伦为代表的美国新社会主义、进步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第四,社会严重分裂。第四,社会严重分裂。特朗普势力的当选实际上是继佩罗第三势力和茶党兴起的延续,是社会分化分裂和矛盾深化的产物,今后出现新的民粹政治人物上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今后的选举中出现更为激烈的政治大战。地域上美国的政治版图也在变化。例如,以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为代表的铁锈地带在 2020 年民主党 18 胜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后也会产生重要政策影响。这股力量支持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这个地带广义上包括了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印第安纳、威斯康星、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艾奥瓦等州,其中选举人团票较多的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俄亥俄、密歇根四州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主要会涉及贸易、产业、环境气候、能源和人权政策,政策分野不再局限传统大或小政府、多或少收税等问题,而是有更多交织,保守中有自由趋向,自由中有保守要求,对传统上比较宽松的移民、贸易等都将更加收紧,策略有所不同;对价值观问题的共识较强;在美国际义务和领导作用问题上要求减少成本。经济诉求上,铁锈州支持更好的福利和对富人增税,加强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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