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判断《直隶河渠书》案观点献疑.pdf

27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胡适判断直隶河渠书案观点献疑宋开金（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 6 6 5 90）摘要：胡适对于嘉庆年间发起的直隶河渠书案用力甚勤，撰文论述了公案的核心问题一畿辅安澜志与直隶河渠书的关系问题。他提供了两组论据证明畿辅安澜志与赵一清、戴震二人以及直隶河渠书观点之不同，进而得出两书并无关系的结论。但由于撰文时未能见到直隶河渠书，一方面，他不能发现两书虽观点不同却存在一定联系的现象，即畿辅安澜志的某些观点实际上是针对直隶河渠书而发，可谓“见其异而不见其所以异”；另一方面，也不能发现畿辅安澜志直接承袭直隶河渠书的内容，可谓“只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此外，他也没有认识到畿辅安澜志的主要作者王锟对于直隶河道事宜会有其自身见解的可能性。通过比勘可知，两书存在直接关系，这也足以反证胡适的观点不能成立。关键词：胡适；直隶河渠书；畿辅安澜志；水经注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2-1 2 1 7(2 0 2 3)0 4-0 0 2 7-1 1收稿日期：2 0 2 3-0 5-3 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 7 CZS002）：戴震藏直隶河渠书稿研究。作者简介：宋开金（1 98 5-），男，山东青岛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直隶河渠书（简称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一部河渠志，记载了直隶及周边地区河道、水利等事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由于书稿难见，学界对其关注和利用较少。段玉裁于嘉庆年间发起直隶河渠书案，因其与赵一清、戴震水经注相袭案（简称水经注案）关系密切，是以引起较大关注。胡适对此案用力甚勤，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对于公案的核心问题一页一一畿辅安澜志（简称安澜志）与河渠书的关系的判断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就胡适关于此案的观点加以述论并提出疑问，在此基础上就两书关系作进一步探讨。一、胡适之前学者的比勘情况直隶河渠书由方观承主持编纂，先后延请赵一清、戴震等知名学者参与。乾隆三十三年（1 7 6 8）方观承去世，编纂中，戴震离开保定时带走了自己的工作本。戴震去世后，遗书存曲阜孔继涵家。嘉庆十三年（1 8 0 8），捐职通判王履泰进献畿辅安澜志，获嘉庆帝赞赏，“着武英殿用聚珍版排印，以备陈设颁赏。王履泰着发往直隶，以通判即补”。此事为戴震嗣子戴中孚得知，携书稿赴京申辩未果，遂赴苏州找到段玉裁，段氏了解原委后，致信方观承之子、时任闽浙总督的方维甸，请其奏明真相，并刊印直隶河渠书，但后来不了了之。判断一书是否窃他书，一个重要工作是将两书比勘。畿辅安澜志刊印时，戴中孚与段玉裁婿、军机章京龚丽正曾携河渠书稿“往刻板处略观”，“知其悉用原书，妄为删并，略增乾隆戊子以后事实，改百二卷为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后”。段玉裁在得到畿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0 年，第5 8 2 页。关于直隶河渠书的编纂以及直隶河渠书案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文：清代民国时期学者对案的参与一一兼论 案与 案之关系，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0 年0 4 期；胡适与 案，中国地方志2 0 2 0 年0 4 期，兹不赞述。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见经韵楼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7 年，第1 7 6 页。28安澜志后，也做过比勘工作，得出“知其确为窃取戴书，而删繁就简，不学无术，所为顿失庐山真面”的结论。缪荃孙于光绪十年（1 8 8 4）购得直隶河渠书，从三十一年（1 90 5）五月起，开始对其进行校勘，直到次年闰四月。在校书的同时，缪氏还将书稿与安澜志进行比对，后撰成戴氏直隶河渠书跋，谓：“安澜志于故道每阑入正流，凡水以下均不先提后叙，删去夹注及颠倒处极多，而尚未敢臆补。”其在艺风堂藏书记中也说：“后吴江王履泰窃此书进呈，易名畿辅安澜志。然履泰不学无术，删繁就简，全去夹注，遂令考订不明，不如原稿完善多矣。”但是，以上诸人的比勘过程并没有保存记录下来，加上直隶河渠书稿难以觅得，使其他参与公案的学者无法就此作出判断。二、胡适判断河渠书案的两组论据及其存在的疑问胡适于1 94 8 年撰成试判断 直隶河渠书与 的案子一文，得出安澜志并未抄袭河渠书的结论，其论据有二：“第一，安澜志里有些见解是和赵一清、戴震都根本不同的。第安澜志和方观承直隶河渠书也不相同。”兹分述其观点，并提出笔者的疑问。（一）关于安澜志的见解与赵、戴不同赵一清、戴震均参与编纂河渠书，胡适认为，若安澜志的观点与赵、戴两家观点不同，则可证明两书并无关系。循此思路，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论证。例1：安澜志漳河卷上：水经注有陈水，无凍水。许氏说文有凍水，然云入河，不云入漳。水经注：“漳水又东，陈水注之。水出发鸠山，东泾余吾县故城南，又东，泾屯留县故城北，又东流注于漳。故许慎日水（出）发鸠山，入关，从水，章声也。”谨案水经注于陈水引许慎，以为“入关”，则山水河诸水或即陈水，未可知耳。胡适认为“这两段最可以表示安澜志的作者自有他的主张，与赵、戴都完全不同”。一方面，赵、戴两公均主张水经注漳水中的“陈水”当作“凍水”，即说文的“凍水”，而安澜志则遵从旧本，明谓“有陈水，无凍水”；另一方面，引说文一句，旧本水经注皆作“水出发鸠山，入关，从水，章声也”，赵一清水经注释根据说文改作“水出发鸠山，入河，从水，东声也”，戴震则认为说文也有误，改作“水出发鸠山，入漳，从水，东声也”。而安澜志则依从旧本作“入关”，“从水章声”，对此，胡适认为“他在这里明是自作聪明，实在显出他的无知与糊涂。许慎此条若真是从水章声”，则是漳水了”，“陈字如何会从水章声呢？”并进而认为“单就这个陈水问题来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固执的人，抓住一本旧刻本水经注，全不管当时学者如何说法。他的见解完全和赵一清不同，也完全和戴震不同。”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见经韵楼集卷7，第1 7 8 页。缪荃孙：戴氏直隶河渠书跋，见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1，南京：凤凰出版社，2 0 1 3 年，第3 8 6 页。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见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目录1，第4 7 页。胡适：试判断 与 的案子，见胡适全集第1 5 卷，第4 5 2 页。笔者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缺少直接证据，这些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猜测。在该部分，笔者试图提供胡适判断错误的“可能性”，而在下一部分提供证据证明安澜志与河渠书存在直接关系，以此反证胡适判断之错误，使“可能性”转化为“确定性”。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凡例，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四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 0 0 1年，第3 2 7 页。胡适：试判断 与 的案子，见胡适全集第1 5 卷，第4 5 3 页。29胡适指出的不同是客观事实。查河渠书也作“凍水”，与赵、戴二人观点相同。但是，安澜志若未见到河渠书，则直引水经注“漳水又东，陈水入之”即可，何以谓“水经注有陈水，无水”，并进一步解释“说文有凍水，然云入河，不云入漳”？其前文并未列举当时学者作“水”的观点，而此处突?地指出“水经注有陈水，无凍水”，似正是针对河渠书的观点而发。而且，不止这一处。安澜志漳河卷上又作：谨案：地形志之蓝水即水经注滥水，绛与滥自是二水，或作一水，且以为绛水即水经注水，皆非也。后文又记：谨案：水经注陈水、绛水虽云出发鸠山，然一泾屯留故城南，一泾屯留故城北，明是二水，则以陈水为即绛水，而以“陈”为传刻之误，其说固有所难通也。而河渠书漳水一作：按：盘秀岭盖当谷远县与长子接境之地，今人呼此水为蓝水，考之地形志正相符。水经注作“滥”字，音微异耳。今所呼绛水，即水经注之凍水，二水同出盘秀岭，一为蓝水，一为凍水，盖后人以绎之名被之。魏书地形志记：“寄氏县有盘秀岭，蓝水出其南，北流合浊漳。”河渠书以“蓝水”之今名与文献记载互证，确定地形志所记即此，又据音韵确定此水即水经注之“滥水”，这一点安澜志与之观点相同。河渠书谓“今所呼绛水，即水经注之沛水”，又谓“一为蓝水，一为凍水，盖后人以绎之名被之”，是说今人将蓝水、凍水（绛水）同呼为绛水，实际上绛水仅指凍水（蓝水）一水。而安澜志“终与滥自是二水，或作一水，且以为绛水即水经注凍水”的质疑，似正是对此观点而发。例2：水经注易水篇有一段颇难标点的文字：故地理志日故安县阎乡易水所出至范阳入水阙驱亦言是关又日水合渠许慎日水入深深渠二号即巨马之异名然二易俱出一乡同入水南北易至涿郡范阳县会北又并乱流入涞胡适指出，赵一清水经注释将“水入深深渠”六字看作是丽道元所引许慎说文的话，并作按语：“今本说文云水东入漆沫，误也。巨马水注云巨马河即渠水，可知善长所见之书尚未讹传也。”又在水经注笔刊误中认为“深深渠”是水名，与济水之源源水、泗水之涓涓水、获水之净净沟类似，“是其名例矣”。而戴震所校殿本不认今本说文的“入漆沫”，也不认水经注的“入深深渠”，将其改作：“又日水合渠。许慎日“水入涞”。涞、渠二号，即巨马之异名。”并作说明：案：巨马河注云“即涞水也”，又云“亦日渠水”，故此言渠二号即巨马之异名。原本及近刻两“涞”字并讹作“深”，而说文“入涞”，今各本又讹作“入漆沫”，皆辗转误。而安澜志易水卷上作“故地理志日水合渠许慎日水入深深渠二号即巨马之异名”，可见作者赞同“许慎日水入深深渠”的观点，但后文又作按语：水经注许慎日水入深（深）渠。今刻说文云“水出涿郡故安，东入漆（沫）”。明朱谋璋筹水经注云“古作入沫。疑当作速，说文可据。吴本改作涞。”考涞水、定兴两县无漆水，亦无沫与沫。吴本是也。朱据古本订世刻之讹，而所据者又为讹本。盖不求其水之合，而好为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漳河卷上，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四册，第3 2 7 页。赵一清撰，戴震删订：直隶河渠书一，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 98 7年，第2 90 页。30异说，则古本反不若改本之近理也。这里又不认“入深（深）渠”，而要依从吴本改作“入涞”。对此，胡适认为，“他在上页用入渠”的读法，而在下一页又改用入涞的读法，这不是他一面从赵说，一面又用戴说。这只可表示好像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赵说与戴说！更表示他的糊涂了。”胡适以水经注为突破口，通过比较，得出安澜志与赵、戴两家见解之不同，这一思路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其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安澜志的观点与河渠书的观点有无关系。河渠书在“丽道元所引说文”句之前，还有一段文字：按：说文“漆”字误，当作“涞”。明朱谋埠筹水经注引古本作“入沫”云，“疑此沫字当作“沫，说文可据”。今说文具在，何曾是“沛”字？且易州涞水、定兴二县之界无漆水，亦无“沫”与“速水”，惟易水东南流入涞，则与今水道相合。通过比对可以看出，这段文字与安澜志的按语极为相似：第一，河渠书明确指出说文应作“入涞”，安澜志也肯定了“吴本改作涞”，认为“吴本是也”，两书观点一致。第二，河渠书与安澜志同引明朱谋璋水经注，无论是书名格式（均作“明朱谋璋笔水经注”）还是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者，河渠书少引“吴本改作涞”五字。第三，河渠书“且易州涞水、定兴二县之界无漆水，亦无沫与沫水”句，与安澜志“考涞水、定兴两县无漆水，亦无沫与沛”在观点与表述上基本一致。以上是胡适所举第一组证据。他准确地指出了安澜志与赵、戴两公观点的不同，但由于未见到河渠书，因此不能发现这种不同正是安澜志针对河渠书的观点而发的可能性。而一旦有确切证据证明两书存在直接联系，则这种可能性便会转化为确定性。（二）关于安澜志与河渠书之不同胡适撰文时虽未见到河渠书，但并不妨碍他利用史籍记载来考证安澜志与河渠书的不同。方观承去世后，好友袁枚为其所作神道碑中言：“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水经注滏水之非缺，汉书注水之非增，皆勤学经生所不及也。”此外，段玉裁曾记戴本唐河中有赵一清卢奴水考一篇。胡适根据以上记载，提出以“看看安澜志有没有这三项内容”，即“辨明水经注滏水之非缺”，汉书注水之非增”与赵一清的为卢奴水考，来判断两书之关系。1.关于“水经注滏水之非缺”唐六典谓“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而至清代，“仅一百一十六水”。为了补足水经注，清代学者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赵一清，通过广辑郦，增补了十余水，补滏水便是其中之一，列于浊漳之后。而戴震所校殿本无专门滏水篇，只是在案校中将太平御览所引水经注文辑出，其自刻本在此基础上又增四十余字。可见，水经有无滏水篇是赵、戴两家学术观点的一大不同。据此查安澜志，其滏阳河有按语谓：“水经滏水篇已亡，而漳水篇中又不及于滏。”这里既认为水经确有滏水篇，但已亡；又认为浊漳水篇中并未言及滏水，和赵、戴二公的见解都不同。胡适因此认为“王履泰的安澜志是和方观承的书稿没有沿袭关系的”。而我们查河渠书滏水，也有一段按语：或疑水经有滏水篇，恐未必然。古时滏水源近流短，水经注附附见于浊漳篇中，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易水卷上，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六册，第1 0 页。胡适：试判断 与 的案子，见胡适全集第1 5 卷，第4 5 3 页，第4 6 0 页。赵一清撰，戴震删订：直隶河渠书四，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1 8 4 6 页。李林南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 992 年，第2 2 6 页。水经注释提要，见纪的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五七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8 3 年，第2 页。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滏阳河，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六册，第2 4 4 页。31其文云“漳水又北，滏水入焉”，以下不记滏之源流，太平御览诸书所引水经注，当属此处脱文。今本“滏水入焉”句，“滏”讹作“溢”，古今地志无所谓“溢水”者，其为转写之失无疑。这段按语认为：第一，水经注无滏水篇；第二，滏水见于浊漳篇，旧本“溢水入焉”当作“滏水入焉”，太平御览所引文在此句之下。这些观点与戴震完全一致，可以断定为其所作。所以，袁枚所记河渠书“辨明水经注滏水之非缺”，实际是就赵本而言，并非戴本。那么，安澜志的观点与河渠书正好相反，是否说明两者并无关系？由于安澜志未就此做更多说明，我们无从作出直接的判断。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例子来说明两书可能存在关系。如水经注浊漳水有一段文字：牛首水出邯郸县西堵山，东流分为二水，洪双逝，澄映两川，其水东入邯郸城，其水又东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东澄而为诸沁水东南涓注拘涧水】又东入白渠。又东，故渎出焉，一水东为泽渚，曲梁县之鸡泽也。【】所引乃水经注旧本中的文字，赵一清水经注释作“又东，澄而为渚沁水，东南流注拘涧水”，戴震所校殿本作“又东，澄而为渚，水东南流，注拘涧水”，并有小字案校“近刻讹作“沁水东南涓”。河渠书也引用了水经注的这段文字，并作按语云：水经注云：“又东，澄而为渚”，与下文“一水东为泽渚”义同，其下文当云“渚水东南流，注拘涧水”，如滤水篇云“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数里”是也。“渚”作“沁”，后人遂连上读之，以渚沁为牛首水之异名，又分堵山所出为渚水，马服冈所出为沁水，皆缘水经注误本傅会。这段按语的观点与戴震所校殿本完全一致，而与赵一清水经注释不同，可知出自戴震之手。而安澜志也有一段按语：或以为“沁”字疑即“渚”字，则是“（又）东，澄而为渚”，与“东为泽渚”义同，以其为渚，即以渚名之，以为渚沁水者非也。乃纪要明其为实有渚、沁二水，则又何以不以沁为牛首水，而必属之渚耶？诸志亦知其说之难通，故仍以渚沁水混称，似水经注原文如是也。这段按语显然是针对戴震的观点而发。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西河一名渚沁水，水经注：牛首水出邯郸县西堵山，东流分为二水又东历邯郸阜，又东流出城，合成一川，又东，澄而为渚沁水，东南流注拘涧水，又东入于白渠。，今城南五里有渚河，城西半里有沁河，水经注所云牛首水自堵山东流分为二河者，合流为西河。”顾氏认为，牛首水出堵山后分为渚河和沁河，后又合成一水，是为沁水。安澜志货赞同这一观点，而反对戴震的校勘成果。2.关于“汉书注水之非增”汉书地理志于渔阳郡白檀县下有注云：“水出北蛮夷。”而水经注中无水，但在水中记：水又东出峡，入安州界，东南流，泾渔阳白檀县故城。地理志日“水出县北蛮中”，汉景帝诏李广日“将军其帅师东辕，弹节白檀”者也。胡适认为，这里水经注所引地理志“水出县北蛮中”一句，就是汉书地理志的“水出北蛮夷”。赵一清水经注释直接将“水”改成了“水”：水又东出峡，入安州界，东南流，泾渔阳白檀县故城。地理志日“泣水一清按：今本汉书亦作乍“”。然注不别出“水”，是当即“水”矣。此六朝以前本之讹误也。出北蛮夷赵一清撰，戴震删订：直隶河渠书二，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4 0 页，第6 4 8-6 4 9页。郦道元撰，戴震校：水经注卷十，清乾隆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1 3 页a面，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滏阳河，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六册，第2 4 5 页。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奥纪要卷十五北直六，北京：中华书局，2 0 0 5 年，第6 8 7 页。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 96 4 年，第1 6 2 4 页。32中”，汉景帝诏李广日“将军其帅师东，弹节白檀”者也。胡适认为，赵氏所引“地理志日水出北蛮夷中”，乃是其误记，“一切古本水经注皆作水”。但是显然，赵一清认为汉书注中的“水”就是水经注中的“水”。袁枚所言“辨明汉书注水之非增”，指的正是此处，乃谓汉书注中的“水”不是别有一水。而戴震所校殿本于“水出县北蛮中”下有案校“汉志白檀县作水”，胡适认为，“在这一点上，赵戴两公都主张汉书地理志的水就是水经注的水”。而安澜志滦河“绝无一字提到汉书地理志水出北蛮夷”一句话”，“也许王履泰本来就没有得到方观承的书稿，所以竟不觉得这里有个汉书地理志的水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胡适以河渠书有而安澜志无的内容为依据来判断两书关系，也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两书的规模是差别较大的。赵本河渠书在一百三十卷左右，戴本在一百卷左右，而安澜志只有五十六卷，假设安澜志抄袭了河渠书，则有近一半的内容为其所删弃，以此作为两书并无关系的论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戴本滦河未成，有数页资料性文字，且从字迹看，乃是出自多人之手，颇为杂乱，所以我们无法据此与安澜志进行比勘。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安澜志滦河全然没有采用乾隆滦河水源考证的成果，这与其因“我皇上时巡津甸，阅视河堤，名日安澜”，就将书名改为畿辅安澜志的逢迎做法大相径庭。乾隆曾“命向导大臣努三挚方观承所遣同知黄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滦河水源考证就是利用此次考察成果撰成，这是乾嘉时期关于滦河源流的最权威的官方文献。戴本有“戊子，余应方制台之请，寓保定莲花池园内。适河间同知黄君寻滦河源至。方公以图示余，录其所实历及今地名如此”的题记，乃是黄立隆考察滦河源归，方观承将考察结果交给戴震，显然是为了让其利用最新成果重新编纂滦河。而安澜志滦河与滦河水源考证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地名的汉译几乎全然不同。如“巴颜屯图古尔山”，安澜志作“巴延屯多固尔”；“讷克里和洛”，安澜志作“诺克尔活络”；“茂罕和硕”，安澜志作“冒海河朔”；“察汗鄂博”，安澜志作“察汗峨博”，等等。从当时蒙古语汉译的惯例看，要发音相近，用不同汉字表示本无可厚非。但是，熟悉满、蒙、汉语的乾隆在滦河水源考证开篇有这样一段话：然以汉文训蒙古语，未如同文韵统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类，穿凿更甚。蒙古语谓堆砌石以表祭处为鄂博，方观承乃书作峨戟，且引郑氏及诗，大雅之言证为戟，祭行路神之义，凿而谬矣。曾为鄂博说，以正其误。他如“们绰克”之为“们催”，“达巴罕”之为“大坝”，类此者不可枚举，难以一一为之辨订也。“鄂博”，即今天所言之“敖包”，其读音与“峨戟”相近，译成汉语，原无不可。但从乾隆的语气看，他不是纠正“引郑氏及诗大雅之言证为戟”，对方观承将“鄂博”译为“峨鞍”亦是不满。他命人考察滦河源流，目的就是要“二千余里之滦河，曲折分合，尽得其实，因详注其地名及诸水之汇流”，既要明晰滦河之源流，又要从地名学上对所经地、所注河加以规范。而安澜志的地名全然与之不同，正说明其利用的是旧资料一一很可能就是直隶总督署里留下的、在御制文章问世之前编纂的赵本河渠书。据段玉裁给方维甸的信中记载，赵本滦河应有六卷。赵氏在离开保定时带走了一部稿本，这应是他的工作本，他是受聘编书，因此直隶总督署内必然留有清本，其滦河部分也应有六卷。（三）关于赵一清卢奴水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卷十四，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五七五册，第2 5 8 页。胡适：试判断 与 的案子，见胡适全集第1 5 卷，第4 6 3 页，第4 6 3页，第4 6 3 页。弘历：御制滦河水源考证，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五七三册，第3 页，第3 页。赵一清撰，戴震删订：直隶河渠书八，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3 91 9页。段玉裁：与方葆岩，见经韵楼集卷七，第1 7 7 页。33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记：“戴书唐河卷一中有云：杭人赵一清补注水经，于地理学甚核，尝游定州，为定州牧姚立德作卢奴水考，并附于右下。”胡适此时虽未见到河渠书，但通过东潜文稿得见卢奴水考原文，其大旨谓卢奴水即今定州城西北十余里之“黑龙泉”，水经注载：“地理志日卢水出北平，疑为疏阔余按卢奴城内西北隅有水，渊而不流，南北一百步，东西百余步，水色正黑，俗名日黑水池。或云水黑日卢，不流日奴，故藉水取名矣。”赵一清根据这段记载，反对读史方舆纪要引舆地志所言“卢奴城北临水，南面狐水”的观点，认为“浣水即唐河，狐河即天井泽，又名天井淀以图志考之，直是今州治形势，而非卢奴道元北魏人，中山宜所周历。即城内有泉一语推之，则卢奴城在今州治之西北，隔越唐河，较舆地志“北临浣水之文相左。胡适谓“安澜志唐河卷上有卢奴水专条，没有一字提起赵一清的卢奴水考，但引定州志以卢奴水谓即黑龙泉，盖因黑水日卢，遂以黑龙泉附会之耳”，认为卢奴水即黑龙泉的说法为附会之言。安澜志认为，“昔之定州即今之定州”，而昔之定州在浣水之南，即是卢奴县之故城。水经注谓“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兴三年改日定州，治水南卢奴县之故城”。又引读史方舆纪要所引奥地志“卢奴城北临浣水，南面河”，以为“与郦注定州治水南之文合”。胡适指出，安澜志的见解正与赵一清相反。赵不信舆地志“卢奴城北临寇水”之说，而安澜志信任此说；赵谓古卢奴城在今定州西北，中间隔水，而安澜志谓古卢奴城即今之定州；赵主张卢奴水即定州西北十余里的黑龙泉，而安澜志不信此说，因此“可以推测安澜志和方观承的直隶河渠书没有关系”。?然而，若以以上不同反证，何以安澜志对于卢奴水与卢奴故城的考证皆能与赵氏之观点一一对应？安澜志在按语最后言：“古水之不可考者多矣，正不必强为之解也。”我们仔细玩味这句话，显然是有一个欲考古水并强为之解的对象。但安澜志前文并未记述其他学者的观点，那么，这句按语又是对谁而发呢？综上，胡适通过两组证据考证了安澜志与赵、戴二公及河渠书之不同，但我们以河渠书原文与安澜志比勘，又能发现这些不同似乎正是安澜志针对河渠书而发。当然，若以此为据，显然尚不足以推翻胡适的结论。而若能提供两书有直接关系的确凿证据，则足以证明胡适的判断是错误的。三、安澜志与河渠书有关的证据判断两书之关系，最直接的办法是将两书比对。在胡适之前，有多人做过这个工作。一是嘉庆十四年（1 8 0 9）冬，戴中孚与段玉裁婿、军机章京龚丽正曾携戴本“往刻板处略观”，得出“知其悉用原书，妄为删并，略增乾隆戊子以后事实，改百二卷为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后”的结论。二是安澜志刻成后，十六年正月，李尧栋自北京带回一部交段玉裁，段氏翻阅后，得出“知其确为窃取戴书，而删繁就简，不学无术，所为顿失庐山真面”的判断。三是缪荃孙，光绪十年（1 8 8 4）孔府藏书散出，戴本河渠书稿为缪氏购得，“藏之筐中二十年”。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从三十一年五月起，缪荃孙开始校河渠书，直到次年闰四月。在校书的同时，缪氏还将书稿与安澜志做了比勘。在校定书稿之后，缪荃孙撰写了戴氏直隶河渠书跋，谓：“安澜志于故道每阑入正流，凡水以下均不先提后叙，删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见经韵楼集卷七，第1 7 9页，第1 7 8 页。胡适：试判断 与 的案子，见胡适全集第十五卷，第4 6 5 页。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唐河卷上，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四册，第1 99页。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见经韵楼集卷七，第1 7 6 页。缪荃孙：戴氏直隶河渠书，见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 0 1 3 年，第3 8 5 页。34去夹注及颠倒处极多，而尚未敢补。”其在艺风堂藏书记里也说：“后吴江王履泰窃此书进呈，易名畿辅安澜志。然履泰不学无术，删繁就简，全去夹注，遂令考订不明，不如原稿完善多矣”。可见，缪荃孙也认为安澜志抄袭了河渠书。胡适在未见到河渠书的情况下，通过安澜志与文献记载得出两书之不同，体现了其独到的考证功夫。然而，以此断定安澜志与河渠书没有关系，似嫌草率。笔者拟提供三条证据证明安澜志与河渠书有关：第一，河渠书所引特殊文献亦为安澜志所引；第二，河渠书中的按语体现在安澜志中；第三，河渠书中的错误亦见于安澜志中。第一，河渠书所引特殊文献亦为安澜志所引。戴震生平著述中，有水地记一部，是其地理学代表作，惜未能成书，仅存国图三卷本、江苏南通图书馆六卷本两种初稿本，孔继涵抄一卷定本，以及北大图书馆藏残卷。而河渠书所引文献中，有水地记图注一部，凡三处，一在滏水，一在大陆泽，一在溥沱水，其内容多为辨明诸河发源、流经地、与它河关系等。笔者认为，水地记图注也是戴震所作。除了书名与水地记相近外，一方面，此书见于河渠书戴震删改稿中，不见于其他篇目。另一方面，此书又见于戴震参与编纂的乾隆汾州府志和乾隆汾阳县志中，除此之外，未见于戴震以前的文献记载。特别是乾隆汾州府志卷一所引一处文字，与孔继涵所抄水地记一卷定本中的文字基本相同，由此可以断定，水地记图注也是戴震所作。据孔继涵记载，他见到水地记定本一卷是在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前五日，而见到初稿是在“二十余年前”，而戴震参编河渠书是在三十三年，也就是说，水地记图注要晚于初稿本、早于定本，是水地记的一个过程稿。水地记未能成书，因此不曾出版。而安澜志大陆泽卷上却大段引用了水地记图注中的文字：水地记图注：清、淇、荡、以北，漳为大；漳之北，淳沱之南，今之川流滏为大，于古则寝为大。考之汉志，漳至阜城入大河，白渠水、寝水皆出武安，白渠至列人入漳，（寝）至东昌入淳沱。列人今肥乡境，东昌今武邑境，阜城与武邑接界，而武邑在西，阜城在东，是寝水东北注，行于白渠之北、漳水之西，泉（水）出武安，流漳水西，贯大陆泽达沱者，舍洺水固无他水矣。参考汉志及（许叔重）说文解字，渴水出襄国西山，至任入寝，而襄国又有溉水、蓼水、冯水，中邱逢山长谷有渚水，皆入渴。襄国今邢台境，中邱今内邱境，渴水今俗呼野河，下游兼沙河，水即狼沟河，蓼水即达泉（活）河，冯水今俗呼白马河，渚水即沙沟水。水经注（有）浊漳篇有“隅醴通为衡漳（津）”之语，醴即邢台之七里河，泾南和之北者，山海经“敦与之山水出于其阳水出于其阴”，水即龙（腾）水，今俗呼小马河，二源，远在渚水之西，渚水出其东，行于二水间，今并入大陆泽。而汉时递相灌输以入于寝，以地里（望）考之，南自漳水以次而北，日滏水，日白渠水，日寝水，日渴水，日水，日醴水，日蓼水，日冯水，日水，日渚水，又北则入宁晋泊之浜水。今滏水所经，邯郸之东南境则绝白渠而北，邯郸之东北境以往，则由洺水故道而微有迁徙，洺水盖改流而北，非复昔时缠络也。这段文字与河渠书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寝至东昌”，安澜志脱“寝”字；“泉出武安”，河渠书作“水出武安”；“许叔重说文解字”，安澜志脱“许叔重”三字；“达泉河”，河渠书作“达活河”；“水经注有浊漳篇”，安澜志衍“有”字；“隅醴通为衡漳”，河渠书作“隅醴通为衡津”；“龙骧水”，河渠书作“龙腾水”；“地里”，河渠书作“地望”缪茶孙：戴氏直隶河渠书跋，见缪荃孙全集诗文一，第3 8 6 页。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见缪荃孙全集目录一，第4 7 页。水地记初稿说明水地记说明，见戴震撰，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四册，黄山书社，2 0 1 0 年，第7 5、4 2 1 页。孔继涵：水地记抄本序，见戴震全书（修订本）第七册，第2 6 4 页。【清】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大陆泽卷上，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六册，页1 5 5。35此外，河渠书随文有小字夹注，安澜志也悉数删除。水地记未能成书，有戴震数位友人曾有部分抄本，且安澜志所引的这段文字并不见于现存水地记诸抄本中，也不见于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中，显然是来自直隶总督署内的戴本河渠书。第二，河渠书中的很多按语体现在安澜志中。记河道之书，一河之源流、迁变、堤防、官守等为客观事实，故不排除不同书籍记述近似的情况。然而，书中之按语多为作者自身之观点，不同书籍，观点或有相近，但观点相近且文字亦同者，则不免令人怀疑两书之关系。河渠书与安澜志中此类现象颇多，我们试举一例（见下表）。表1河渠书与安澜志部分按语比对表河渠书安澜志2按：自来言桑干河源者，元史河渠志惟云卢沟源出谨案：桑干河，元史云出代地，河防志云出大同代地，或以为出大同府桑干山河防志，或以为出马邑桑干山，今水经云马邑县洪涛山，潞水客谭（谈）县洪涛山今水经，又或以为发源于浑源州璐水客谈以为发源浑源州，其说不一。其说不一。桑干山，古无是名，盖即洪涛山也，俗又谓之雷山，在马桑干山，古无是名，盖即洪涛山，此桑干河重源再见者也。邑县西北十里，此桑干河重源再见者也。其发源处当以水经注元和志为据，故明史河其发源处要当以水经注元和志为据，明史河渠志从之，吴文恪公道南亦云卢沟河出太原天池，伏流，渠志从之，吴道南集亦云卢沟河出太原天池，流。则前贤早见及此矣。又山海经“天池之山，绳水出焉，潜于其下”，与今伏流之说相符，岂桑干河古名绳水乎？其水与太原汾水同据山海经则桑干亦名绳水，而潜状之说无异。又据水出管山，水经：“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岑山”，经注，汾水亦出管山，盖同源而异流，桑干独沭也。郦道元注：“十三州志日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岑之异名也。”汾水不闻有伏流之说，则绳水之为桑干无疑。这是两书桑干河篇记桑干河发源地后的一段按语。从比勘可见，两书在核心观点、所引文献、文字表述等方面均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安澜志作了部分删减，将小字夹注提入正文，删除地名俗名、位置等信息，并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部分表述作了改动，这与段玉裁、缪荃孙等人的记载正相符合。第三，河渠书中的错误亦见于安澜志中。如桑干河流域诸水中，有一条丁零川，河渠书记：方舆纪要：“安寨城在保安州西北。唐志安寨军在蔚之东、州之西是也。宋白日：“幽州丁零川西南有安寨军。3而安澜志作：谨案：方舆纪要：“安寨城在保安州西。宋白日：幽州丁零川西南有安寨军查读史方舆纪要原文，此处实作：“安塞城，在州西北。唐志安塞军在蔚州之东、州之西”是也。宋祁日：幽州丁零川西南有安塞军。，”“在州西北”，原文无“保安”二字，河渠书编纂者为使信息完整，加此二字，却为安澜志承袭；安澜志无“北”字，当为抄写时脱漏。“安塞城”，河渠书误抄作“安寨城”；“宋祁”，河渠书误抄作“宋白”，这两处引文错误，也都为安澜志所承袭。以上三例，足以证明安澜志与河渠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即安澜志编纂时必然见过河渠书，并利用了其中的资料。反过来，这也足以证明胡适关于安澜志与河渠书毫无关系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清赵一清撰，戴震删订：直隶河渠书六，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三十一，第2 4 8 0-2 4 8 1 页。【清】王履泰纂：畿辅安澜志桑干河卷一，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四册，第1 4 4 页。赵一清撰，戴震删订：直隶河渠书六，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三十一，第2 6 6 7-2 6 6 8 页。王履泰纂：辅安澜志桑千河，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四四册，第1 6 8 页。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七北直八，第7 8 6 页。36四、胡适判断错误的原因胡适判断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撰文时并未见到河渠书稿，是以未能就两书加以比勘。试判断 与 的案子一文撰成于1 94 8 年8 月，而到9月，胡适才通过夏鼎从南京中央图书馆借得河渠书稿。他“费了五六晚之力”，列出了详目，分析、考证了各册内容，得出“止有前面四册二十六卷可以断定是戴氏最后改定本的清钞本”的结论，明确了稿本的卷数，指出河渠书的“著作人与编纂人是那位在直隶省内办了几十年河工的方观承自己”，这对于澄清河渠书的官书性质，平息学界秤击戴震美赵一清草创之功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胡适也明确说“我很婉惜我不曾有时间用这些稿本来比勘嘉庆年间出现的王履泰的畿辅安澜志。我盼望将来有人能补做这件比勘的工作”。实际上，前文已述，在胡适之前，已有多人就两书做过比勘，不过戴中孚、段玉裁等人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比勘未必十分详细。缪荃孙用了近一年时间整理、校定河渠书，又用安澜志补足河渠书，其比勘应更为详细，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可信，但其比勘过程未能形成文字留存下来，是以胡适并不相信他的结论。胡适在未见河渠书的前提下，提供了两组证据居一一安澜志与赵、戴两公观点不同，与河渠书也不同，这些不同是客观事实。但是，这两组证据并不能成为两书毫无关系的充分条件。一方面，与段、缪等人见其同而不见其异相反，胡适发现了两书的差异，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差异与河渠书原文之间的联系，即安澜志的不同观点正是针对河渠书中的观点而发，可谓“见其异而不见其所以异”；另一方面，他没有看到安澜志直接承袭河渠书的内容，是以得出两书无关的结论，可谓“见其异而未见其同”。此外，胡适也没有注意到安澜志的作者在利用河渠书时也会有自身见解。一般认为，安澜志的作者是王履泰，他是一名试用通判，似乎既无学识也无阅历来编纂这样一部学术性与实用性兼备的大书，是以段玉裁讥讽道“窃谓履泰何物，乃敢删定通儒之书”，胡适也认为王履泰“大概是个有点干才的小吏，未必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而笔者查阅文献发现，安澜志实际上主要是由履泰之父王锟纂成。王锟字振伯，一字云峰，为乾隆四十三年（1 7 7 8）进士（戴衢亨榜）。五十五年二月，大名府知府朱澜因办案不利被革职，“其所遗大名府知府员缺着王锟补授”。五十六年，调守保定。次年，“署清河通永永定河道”。史籍记载，“其官直隶时，编辑畿辅安澜志六函。十三年九月，议叙通判子履泰于回銮途次恭呈御览”吴江县续志记：“畿辅安澜志，王锦撰。”同治苏州府志艺文记“王锟畿辅安澜志。”江震人物续志也记：“王锟辑畿辅安澜志六函，于直隶河道原委辩证明晰，并将古今修防事实详悉登载，子履泰献于朝，仁宗嘉美，命武英殿用聚珍版排印，以备颁赏。”可见，安澜志的编纂工作在王锟居直隶时就已经进行。安澜志凡例中言“是志自经始以夏：夏鼎日记卷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1 年，第2 0 3 页。胡适：记中央图书馆藏的 稿本二十六册，见胡适全集第1 6 卷，第3 8-4 9页。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见经韵楼集卷七，第1 7 6 页。胡适：试判断 与畿辅安澜志 的案子，见胡适全集第十五卷，第4 5 9页。王先谦辑：东华续录之乾隆一百十一，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第1 2 页a面，爱如生中国古籍基本库收录。阁登云修，周之祯纂：同里志卷十一仕宦，清嘉庆十七年刻本，第2 2 页a面，爱如生中国古籍基本库收录。阎登云修，周之祯纂：同里志卷十一仕宦，第2 2 页a面。金福曾修，熊其英纂：吴江县续志卷三十四艺文，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二十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 991 年，第5 3 0 页。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八艺文，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十册，第5 5 9页。赵兰佩纂：江震人物续志卷一名宦，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二十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 0 0 8 年，第4 6-4 9页。37山阳责任编辑迄削稿，历十有余年”，王履泰进书是在嘉庆十三年，以“十余年”倒推，与乾隆五十五年王锟任大名府知府、五十七年任永定河道的时间正相吻合。王锟死于嘉庆四年，而安澜志所记修治史实至嘉庆十三年，即在王锟死后，王履泰又有增补。可见，所谓安澜志的“成书”，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功，乃是王锟、王履泰父子相继为之的结果。王锟是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