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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金融互联网时代下我国消费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福州庄越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消费既是压舱石又是发动机。自我国经济步人“新常态”以来,GDP保持中高速增长状态,消费已取代投资,成为“三驾马车”的主体。消费金融结合“消费”与“金融”,有助于实现消费市场的多元化,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消费金融在我国市场总额中已经占据了近八成,其中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更是逐年大幅度攀升,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成熟与普及以及消费金融行业的迅猛发展,两者将进一步地深度融合,从而在推动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刺激和拉动内需以及支持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当前,学术界对于消费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探究已较为完备,但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于理论层面的阐述分析,鲜少有文章以互联网时代为背景,采用定量方法对其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消费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作出计量分析,并从多个层面不同视角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也对已有文献研究形成有益补充。一、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现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消费金融作为消费型经济的新业态,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3年以来,我国国民整体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原有的消费金融市场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电商平台等非金融机构借助科技创新开展消费金融业务,迅速抢占市场;各商业银行也纷纷将传统业务与互联网科技相结合进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形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新型发展模式。从2 0 14年到2 0 2 1年,我国消金渗透率从11.2%快速增长到了2 9.8%,已经逼近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狭义消费信贷线上化渗透率从0.4%提升到了6 9.4%,可以说,我国消费金融行业完成了线上化的初步转型与升级。从总体上看,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增速趋缓但规模仍将持续扩大,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风险管控不到位以及业务发展模式单一、金融产品严重同质化等,从而导致了消费金融市场的低效率现象出现。二、研究设计(一)理论基础及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住户消费信贷余额(CCL),是反映国内居民消费信贷需求的重要指标。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住户消费信贷余额是指银行、消金公司、小贷及各类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提供的包含了住房贷款在内的消费信贷余额。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住户人民币消费信贷余额持续增长,2 0 2 1年年末增至54.8 万亿元,较2 0 2 0 年相比增加5.3万亿元,国内消费者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消费金融市场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研究,选取广义住户消费信贷余额作为消费金融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衡量互联网时代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规模水平。2.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产着消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根本原因。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以来,保持中高速增长,2 0 2 1年增长8.4%,社会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使国内市场消费升级与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的消费观念随之转变,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巨大。基于经济动因考虑,本文选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一定时期内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金融市场潜力。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消费金融作为我国金融创新领域的衍生产物,其发展程度与所处经济金融环境高度相关。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高为消费金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和稳定的资金支持,能够直接促进消费金融的良好发展(裴璇,2 0 16)。因此选取金融资产规模(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测度一定时期内区域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居民生活状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消费者会根据自已的财富和一生的收人情况,平滑其生命周期内的消费以使得总效用最大化”。当居民的生活条件改善,预期收人水平提高,居民会对未来生活持有较好的预期,逐渐接受“超前消130企业与金融费、信用消费”的理念,利用信贷方式增加当前阶段的消费支出。考虑社会动因,本文以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反映一定时期内各地区国民生活水平。金融监管力度。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消费金融的参与主体、发展模式较传统消费金融相比更为复杂和广泛,整体监管难度大。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模式的不断出现,导致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往往落后于新发展模式的诞生(宋金恢等,2 0 2 2),且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过度创新、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过度信贷等问题,给相关行业带来风险累积与传导效应(程雪军,2022),对消费金融市场的有序、良性发展构成了一定威胁。基于此,本文以各地区财政金融监管支出与金融业增加值之比构建金融监管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反映一定时期内各地区消费金融发展的监管环境。互联网普及程度。进人“互联网+”时代,借助于高速、高效的科技渠道,传统消费金融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冯科等,2 0 16)。科技赋能成为行业共识,推动着消费金融行业的转型升级(文巧甜,2 0 19)。具体而言,互联网等金融科技的应用促使消费信贷的审核和审批实现线上、实时、自动化和高效率,风险管理实现数据化、智能化和精准化,并且可使消费金融服务低成本、高效率地延伸到长尾人群,低风险地覆盖广大中低收人群体(邵腾伟等,2 0 17),更加具有普惠性。基于科技动因考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在其中发挥着中间媒介的作用,促进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故本文选择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作为解释变量,反映一定时期内我国各地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消费金融是为满足居民对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而提供的一种金融服务,通俗来说就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因此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与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黄勇,2 0 14)。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惠及全体国民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居民很难从“量人为出”转为“提前消费”,因而成为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姜妙,2 0 19)。基于政治动因,本文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一定时期内我国各地区消费金融发展外部环境中的社会保障水平。(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可靠性,本文所选样本为国内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 0 2 1)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 0 2 1,主要使用2 0 2 0 年的截面统计数据。(三)模型构建为了对互联网时代影响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基于以上相关理论分析,本文以上述变量构建经典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三、实证分析1.描述性分析。通过统计可知,2020年我国国内住户消费信贷余额的取值在50 2.5 6 6 8 9 8.1之间,平均值为146 30.35,说明各省份地区消费金融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且东部沿海地区的消费金融发展水平普遍高于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发展上的不平衡性,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金融市场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区域协调度有待提高;同时各个解释变量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2.相关性分析。在对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之前,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变量的相关性加以验证。从解释变量与住户信贷余额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人、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等解释变量与住户消费信贷余额的相关性较高,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表明以上变量是影响消费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剩余变量与住户消费信贷余额的相关性较低,说明其对消费金融发展的直接影响十分有限。3.模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运用stata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估计。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R=0.9182,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而且F=44.90,P=0.00000.05,可以得到回归方程拒绝零假设,回归模型通过了F检验,说明在整体上六个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逐步回归结果。由于解释变量中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与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间的相关性也较高,为了尽量避免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保证模型的可靠性,接下来运用逐步回归法确定方程。逐步回归法的基本思想是确定基本模型,逐步增加其他变量并进行F检验和t检验,确保每次引人新的变量之前回归方程中只包含显著性变量,以保证最后所得到的解释变量集是最优的。结果发现,区域经济金融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金融监管指标引起多重共线性,应予以剔除。4.模型检验。经济意义检验: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每提高1个单位,住户消费信贷余额就会分别提高0.1622516、5.152 7 0 2;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住户消费贷款余额就会降低8.8 152 9 1。统计检验:根据回归结果,可决系数R=0.9168,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0.9076,两者都接近1,表明模型对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住户消费信贷余额的变化9 1.6 8%可由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和社131企业与金融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变化来解释;F检验中,F统计量的观测值为99.21,伴随概率p值为0.0 0 0 0,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显著成立,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在变量的T检验中,预期的6 个影响因素有3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为-10 32 6.6 7,回归系数分别是0.1622516、5.152 7 0 2、-8.8 152 9 1,经T检验,所有统计量的p值全部小于0.05,可以认为均有显著性意义。异方差性检验:根据怀特(White)的异方差性检验可得,由于P值为0.1382,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不能拒绝原假设,模型中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异方差,故认为逐步回归得到的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性。上述模型检验结果表明逐步回归得到了最优多元线性回归模型。5.回归结果分析。研究结论:互联网时代对我国消费金融发展起正向作用的因素主要是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经济对于传统经济领域的渗透逐步增强,成为消费金融的主要平台,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同时,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为消费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外部环境,能够直接带动行业的提升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增加,对消费金融的发展带来了负效应,即两者的发展并未表现出同步性,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究其原因,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机制并不健全,保障层次较低,而住房、医疗、教育等居民生命周期中的刚性支出成本在不断加大,消费者受传统保守消费观念的影响,进行长期大量的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四、对策与建议文章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通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化程度等六个变量,对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和社会保障水平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影响消费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为促进我国消费金融行业持续稳健发展,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一)大力发展宏观经济,改善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居民追求更高消费水平的前提和保证。自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消费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现阶段,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与能力。宏观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人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能够创造优质的经济金融环境,培育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为资金供给机构提供更多的信贷资本金;另一方面能作用于需求端,减少不确定性、改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提振居民的消费信心,使其逐渐接受超前消费、信用消费的社会观念,合理地运用金融杠杆来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政府要继续以发展作为首要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提高城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提高中等收人群体的比重,并进行消费领域的政策创新,让大多数国民具有不断扩大消费的经济能力。(二)加强金融科技创新,助推消费金融转型发展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科技的支持。在过去,只有资信情况较好的客户才能向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申请办理消费贷款,且贷款人工审批慢、成本高,效率和安全问题难以兼顾。金融科技的革新与进步,不仅使得行业参与率不断上升,还实现了消费金融“贷前”、“贷中”、“贷后”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推动了业务的线上化转型。同时,网络化使得消费金融的辐射范围更加广泛,能够有效缓解农村金融“借款难、借款贵”的困境,进一步开发农村潜在市场。面向未来,国家应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城乡信息化服务建设,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消费金融公司进行科技创新,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以财政支出支持技术研发、广泛吸纳数字型人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的消费金融领域的投资力度,鼓励行业间进行合作与交流,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数字经济与消费金融行业结合形成新型金融生态圈;同时完善社会个人征信体系,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避免因信用问题而产生金融风暴。(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传统消费观念转变在居民收人水平持续稳定增长、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的情况下,目前我国的储蓄率达到了近50%的高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侧面体现出我国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现实,是国内消费金融行业发展遇到的一大瓶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成惠及全体国民的养老、教育、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进而减少储蓄、刺激消费,成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重中之重。政府应持续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人力度,加快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改善民生,积极采取措施引导国民的消费行为,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升级,从而实现消费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