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pdf

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韩建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摘 要：胡华是中共党史领域的开拓者。他在大量党史研究中，形成丰富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他深刻阐述党史人物撰述的重要意义；倡导独到的编纂方法：将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党史人物撰述中，充分利用档案和回忆录，用精审的态度和开创性的方法对待纷繁复杂的材料，对党史人物进行恰当评价。他注意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结合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党史人物光辉形象的树立，为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增光添彩。关键词：胡华 党史人物 撰写者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对于毛泽东历史地位正确评价的论述。这个决议引起了党史专家的高度关注，以至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谈到毛泽东历史地位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 文化大革命 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 195 页）“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 299 页）这些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也为（转下页注）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出现了一个重新正确评价党史人物的高潮。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付诸实践的。他用了八年多的时间主持编写了 中共党史人物传，“这部大型丛书是党史上众多的英雄群体塑像，是以人物传记形式书写的一部中共党史”，对学界的党史人物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 忠诚于党的撰史动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没有倾向性。一个阶级写东西总有它的倾向性。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个气派多么大。所以，我们写东西总要照顾这个伟大的理想和党所努力的方向。”胡华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熟稔于心，在组织编纂多卷本 中共党史人物传 的时候，出自对党的忠诚，始终将党的要求作为自己的实践指南，很好完成了党交给自己的历史使命。（一）解放思想的必然需要“总的说，解放思想问题，宣传上我们要注意政策，但中心我们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换一句话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讲真话，写真党史，这才是真正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在胡华看来，要对党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就必须打破林彪、“四人帮”集团所人为设立的评价党史人物的禁区。他概述了评价党史人物的历程：1936 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实际上已经对怎样客观评价党史人物作出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也延续了这种评价倾向，此时的主流是好的。但是自从“普列汉513（接上页注）之后的党史人物评价确立了全面的、发展的、有效的指导性方针。“决议树立了一个正确评价革命领袖人物的典范。”（邵华泽：正确评价革命领袖人物的典范，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 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 163 页）戴知贤：胡华传，载 胡华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 13 页。李维汉同志谈陕甘宁边区党史的几个问题，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党史资料通讯 1981 年合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 187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 225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诺夫事件”之后，国内客观评价党史人物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度出现了形而上学评价党史人物为主流的局面，这种评价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文革”之后，思想界再次活跃起来，这时候已经有了重评党史人物的声音。胡华认为，在林彪、“四人帮”集团已经被粉碎的背景下，打破以往禁区，解放思想，客观评价党史人物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可以说，胡华编写 中共党史人物传 实际上是肃清余毒、解放思想的现实需要，他通过对党史人物传的撰写，来为革命先烈恢复名誉，树碑立传，因而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二）树立榜样的现实动力“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613中央编译局在注解普列汉诺夫时，提到了他前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期成了取消派。1970 年 3 月，“中央文革小组”借题发挥，认为这种评价是吹捧叛徒的行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事件”。在此期间，客观评价陈独秀和李大钊历史地位的作者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认为他们是分庭抗礼，弱化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甚至出现了把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地位降低和拿走李大钊牺牲的绞刑架的事情。其实，毛泽东曾经说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二人的党内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美 斯诺录，汪衡译 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第 37 页）鉴于 毛泽东自传 是经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本人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文献，其史料价值很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曾影响过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李维汉也讲过：“西行漫记 中讲毛主席受了陈独秀、李大钊的重要影响，他讲的那个影响，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果把那个时候的陈独秀否定了，那我们党七年中的领袖是个坏人，我们党岂不成了糊涂党了？选那么一个人作党的总书记，岂不是糊涂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资料通讯 1981 年合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 168 页）龚育之也就此问题发表过看法：“犯过错误、有过争议的人物写不写？重要的、影响大的还是要写。已经出版的党史人物传中，就有陈独秀。陈算不算 党史人物，是有过争议的，他后来被开除出党了嘛。但开除出党，不等于从历史上把他抹去，他如果在历史上有地位，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把陈独秀列入党史人物，这带了一个好头。其实，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党史人物传执行了毛的这个指示。”（龚育之党史论集 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第 818 页）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胡华认为写作 中共党史人物传 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使人民从正面人物前进的步伐中，得到榜样的力量，学习他们高尚的革命品德。从反面人物的演变过程中，得到堕落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正因为有教育人民的普及性需要，所以此书写作的范围也比较广泛，既包括全党和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地区性的革命领袖。他强调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其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根据中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全国有姓名可查的烈士和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士，总数有三百七十多万人。其中：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战场上牺牲的有七十六万余人，烈士中共产党员占了将近二分之一，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在刑场上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数达一百万人。”胡华认为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将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和光荣精神发扬光大，以此激励后人，不断奋发向上。这同时也是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榜样教育、气节教育、品德教育，帮助当代和后代学习和继承党的英烈们的光辉榜样和崇高品德”。撰写者通过立传的形式，表彰英雄先烈的光辉事迹，宣传他们的模范言行，发扬他们的英勇精神，培养起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教育后世子孙的大事，也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为党史人物立传是有重大意义的：“恢复这些老革命家的历史真面目，发扬光大他们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才能更好地恢复我党光荣战斗的历史形象，更有效地帮助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心。我们要用杰出的党史人物的传记，如实地宣扬我党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用活生生的激动人心的榜样，充实党史教学的内容，用榜样的力量，感染后人，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有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胡华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他们为当时的中国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不仅有用于当时，而且他们的崇高革命品质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楷模，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品质是民族历史优秀品质的713毛泽东：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载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第 43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38 页。参见 全国革命烈士统计数字，载 革命人物，1986 年第 S3 期。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56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65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集中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今人学习这些革命家的事迹和思想，同时也是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生动具体内容。“我们写革命前辈的牺牲奋斗的传记，既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前人，更是为了教育后人，给后人以怎样做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活的榜样。”他指出，在面对祖国多灾多难的历史时刻，在面对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时刻前，革命前辈并没有丝毫犹豫，他们置自己的个人幸福和生命于不顾，在艰苦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着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革命事业。这些人就是民族的脊梁，今人应为他们立传，应该将这些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流传于后世。这种事迹和精神的流传能够激励后人，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为解放中国，建立新中国付出过的牺牲和代价，使后人时刻牢记革命前辈，不忘初心，才能更好地热爱党和国家，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继而为党和国家不懈奋斗。“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这种榜样力量的学习不是虚无缥缈的学习，而是一种有着科学方法的脚踏实地的学习。胡华认为人们首先需要学习为了革命和信念自我牺牲的勇气。继承英勇先烈们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共产主义的浩然之气长存于人世之间。与此同时，还要通过阅读先烈们的传记，了解英雄是怎样学习、怎样追求真理，继而怎样确立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通过他们工作、战斗、面对困难的过程，以及对待党和人民、敌人的不同态度，来观摩他们伟大品格的养成经历。在胡华看来，正是他们的自觉性和模范作风，才开创了共产主义道德新风尚，而这恰恰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好教材。正是将这些经过历史考验的革命前辈的崇高道德作风作为榜样进行现实教育，才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此种优良品格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三）描绘党的历史的生动画卷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古代史学中的人物传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胡华指出，人物传记是历史学一种重要的体裁，党史人物传记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只能大概描绘出党的历史发展的大势和重要党史人物的重要活动，对于其他的历史事件、党史人物813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72 页。胡乔木传 编写组编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第 294 页。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和重要党史活动中的其他人物都需要依赖党史人物传记的形式予以了解。他认为：“通过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党的历史，比较生动具体地反映出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党的活动，勾画出了许多地区党的发展史。”他强调了党的历史本来就是党史人物活动历史的基本观点：党史人物在党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历史的生动性也全部依靠着这些鲜活的党史人物来进行塑造，这其实就是对党的历史进行丰富的过程。“我们读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者的发展道路。他们生于清末乱世，感叹于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从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出发，接受康、梁变法维新思想，转变到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从辛亥革命后想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资本主义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人一度热心于研究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论、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很快又发现这些空想方案行不通，终于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走上了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道路。”胡华认为，撰写者在党史人物撰写过程中可以了解革命先辈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进而摸清其思想发展的规律，明确中国革命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这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走向革命的胜利，其他的道路都走不通。探索中国革命的特色之路，也是革命先辈们所做出的创举。胡华认为通过党史人物传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党的发展史的脉络，也可以了解到工运史、农运史、妇运史、青运史的许多具体情况。这就说明，党史人物撰述实际上已经为党史、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具体来说，就是党史中的人物思想、活动和关系，这些史料非常珍贵，即在一般性的编年史著里面是很难找寻的。二 独到的编撰思想“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913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73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73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面对纷繁复杂的党史人物资料，胡华有着独特的编撰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以往的党史人物传的写法，使得胡华主持编撰的 中共党史人物传 别具一格，引领了党史人物编撰的潮流。（一）原始察终的通贯考察“怎样写革命人物的发展过程。就是要如实写出党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发展过程，不要把党史人物写成天生的圣哲。”正是在这样的撰述宗旨指导下，胡华指出撰写党史人物应该从其家庭环境的角度出发，联系其思想发展历程中受影响的因素，用最终呈现出的初期性格特点为依据来撰写党史人物的青少年时期。撰写者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来进行撰写，因为人的思想都是会变的，一个人往往会受到周边人和事的影响，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具体受到了什么因素影响，这些都应该是撰写者首先需要交代清楚的。“一般说，一个历史人物，在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他的特点和个性。革命人物有共性，有个性，共性就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比如说，老一辈革命家一般都经历过从爱国思想出发，发展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然后转变到信仰共产主义。有些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还接受过改良主义思想，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立宪救国等等思想，有的则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等思想，最后，转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写共性，写一般的发展规律，特别要注意写出人物的个性，也就是特殊性，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物的印象。”胡华指出，撰写者写一位党史人物应该首先从写党史人物的青少年时期的内容开始，因为这一时期是党史人物思想和性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社会背景、家乡环境、家族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简写，最能体现其性格特征方面的重要故事则可以详写。胡华强调撰写者不可任意拔高和肆意神话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的历史，应该以能写出他在这一时期所体现出的优良品质为最终目的。撰写者在进行党史人物传记的撰写时，由于是以写人为中心展开的，那么按编年写作传主的一生，在胡华看来是符合写作范式的。他认为撰写02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17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85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86 页。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者要在人物传记中随时体现出时间概念，比如传主出生、入党和逝世的时间都要写明年、月、日，不是特别清晰的，要写明季节，也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但是年份必须写清楚，而且要以公历纪年，尽量不使用次年和翌年的这种写法，以免造成纪年的混乱。撰写者在搜集传主材料时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用阴历、干支、清朝和民国纪年。胡华认为这种情况要一律换算成公历纪年，以使纪年在传记中得到统一。这就为党史人物传撰写者的时间写作提供了具体而微的方法。在胡华看来，党史人物传除了时间上要做到原始察终，地点上也要有准确的交待。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有传主活动地点，除了著名的都会外，都要写明省名、县名，再写村名。比如说，传主从上海到了七里坪，或者说到了长冲村，这七里坪、长冲村在哪里呢，也许你作者知道，但是一般读者就不知道。就应该写明是湖北黄安的七里坪，或长冲村。有些战争时的小地名，地图上也没有，你还应该说明在什么县的什么方位。比如说在瑞金县城北边的大柏地，在兴国县城北边的老营盘等等。写传记的作者，要查地图，弄清地理位置，也要向读者交待清楚事情发生的地点。”胡华认为很多文学作品的传记中往往会采取追叙和倒叙的手法，分主题穿插时间进行撰写，与此相对的是党史人物传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撰写党史人物的，这是二者的一个重要不同点。（二）主次分明的撰述风格胡华认为，无论是纪念前人，还是树立榜样，抑或是教育后人，撰写者在撰述党史人物传记之前就必须有明确的撰述目的。这就要求撰写者在撰述的具体过程中要贯彻这一目的：不需要有闻必录、全文照录、千人一面，而要突出每一位传主的特征，不要使读者读后如同读流水账和简历表，这样会造成对每一位党史人物的印象都不深刻。这就要求撰写者在撰述特色上要下功夫。胡华认为，撰写者可以吸收司马迁的 史记 写历史人物的特色，使得写党史人物也具有相应特点，这个特点需要从党史人物传谋篇布局的角度着眼进行考量。胡华指出撰写者在党史人物撰写中应该具体注意以下问题：对于党史人物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和次要事迹的问题，首先需要分清主次；其次要着力叙述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有意义的事迹，对次要事迹要尽量少用笔123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86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墨。最忌讳平铺直叙的写法，这会把主要事迹湮没在次要事迹之中，造成主次不分的情况。胡华在此用了三个对比来具体说明这一问题：撰写者在党史人物一生事迹的选择上，参加革命重大斗争的时刻是其主要方面，应该着重写，平时日常生活应该简写；党史人物参加革命后的时期事迹应该着重写，参加革命前的青少年时期应该简写；党史人物的革命活动应该着重写，耳熟能详的历史背景方面应该简写。党史人物的“功与过”是撰写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怎样写这两方面的问题成为体现胡华撰述党史人物核心思想的关键所在。对于功绩，胡华认为：“对革命家的功绩，要用事实来说话，就是要把人物奋斗的事迹说清楚，要把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恰当的交待。这样，也就说清了人物的功绩。”具体在撰述中的做法应该是：撰写者应该详写传主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事情、最出彩的事情、最悲壮和最感人的事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场面。“同时，写作者在叙述传主的功绩时，不要仅仅用许多形容词、赞叹语来赞美，而对传主的活动，反而写得空空洞洞。我们要做到传主有多少功绩，就用事实说多少功绩。不要浮夸，也不要缩小，更不能虚构事实。另外，有些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瞿秋白，既是革命家，又是文学家、理论家。有的人则既是革命家，又有某方面的职业专长，比如说，又是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医生等。”胡华指出正因为是写党史人物，所以撰写者更要着重从传主所从事的党的活动和革命活动方面来写，其他方面的贡献和成就与之相比要退居次席，因此不能在传记中进行过多的展示。历史时期方面，撰写者要着重写党史人物在革命时期和重大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相反的，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日常工作要少着笔墨。对于过失，胡华认为：“我们要写明人物重要过失的事实，分析过失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指出教训，使读者看了党史人物的传记，从前人的失误中，也能得到有益的教训。”撰写者写党史人物尽管应该多从正面进行发掘，但是有的时候传主难免有过失和失误之处，这些问题尽管是枝节，但是不能采取一味回避的态度。当然撰写者也不是对每件事情都需要进行记录，生活中的小是小非可以一笔带过，但是一些重要问题上面的过失，应该采取如实的态度进行分析，主要是指出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这是223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87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87 页。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为了向世人说明出现错误的全过程，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后人重蹈覆辙。“例如对李立三、瞿秋白，他们发生过路线上的错误，那就要写上他们的错误发生的过程，造成的危害，也要指出他们不是野心家，他们主观上是要革命的，他们在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导致了路线上的错误，同时，他们对错误是有自我批评的。又如夏曦、邓发，他们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党内危害很大，受害者的家属对他们也很愤恨，那么，就要写出他们的错误和危害，不能回避。但是从他们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来看，他们还是革命人物，是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夏曦，错误很严重，但是许多老同志还是说他是 两头好，中间坏。中间一段错误很大，做了坏事，但还承认他前期是革命的，最后是长征中为革命工作而牺牲的。”胡华认为，评价党史人物过失问题的标准之一是其能否保住晚节。如果这位党史人物晚节不错，尽管他在革命道路上犯过错误，也可以说明这个人本质是好的。比如，瞿秋白曾坚决拒绝敌人劝降，最后英勇就义，这样的人可以为后人提供启示和教益，并不妨碍成为后人敬仰的榜样。如果这位革命人物晚节不保，尽管他在革命道路上做出过功绩，也很难将其列为正面人物。比如，王明和林彪晚年都做过叛党叛国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人不能成为后世学习的正面例子。因为这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的问题。“对于人物一生的功过是非，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前人满怀对真理的追求精神，在黑暗中摸索，很不容易，要尊敬这些先驱者。开创性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科学的恰当的评价。我们既然是写流芳百世的杰出的党史人物的传记，那么，对他们的过失应该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写，不宜写得过细，不能求全责备，苛求于前人。”这是胡华对党史人物传主次问题中关于功过写作的说明，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针对党史人物的正确的评价方法，是“知其然，然后知其所以然”的科学态度。（三）恰如其分的撰史语言“准确，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里，用准确的文字来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生动就更不容易，需要对表述的对323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87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78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象有更深的理解，也需要作者更有才华。”在胡华看来，传记文章特别要突出准确，切忌语言使用错误，这就要求撰写者记述传主的语言要更加谨慎。比如，有些撰写者论述传主于 1924 年之前已经信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主义”一词是 1924 年列宁逝世后由斯大林提出来的。1922 年之前也没有“苏联”的这种称谓，当时只有“苏俄”，这些内容出现在党史人物传中都是不准确的。胡华认为像这种说法应该在写作之前由撰写者加以考证，不然会违反了常识和真实，降低了作品的质量。胡华既反对撰写者写党史人物传时进行夸张的艺术加工，同时也不支持另一种枯燥和呆板的写法，他认为撰写者在符合准确性的原则下还是可以对华丽场面、人物性格和形象进行刻画和描述。他认为撰写者经过努力可以做到“信、达、雅”的程度，其中最难达到的是“雅”，这是指文章的文采，文字表述生动活泼。他还举了 史记 的例子来勉励撰写者，他认为 史记 篇章的生动是作者对文章严格要求和刻苦加工的结果，鲁迅也曾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撰写者要想做到“信、达、雅”，就要敢于对稿件进行删改，对不适当的字词进行改正，对不适当的句子要理顺，对文句重复、同义反复，非本人事的枝蔓部分要祛除。他认为改的原则能够做到党史人物有血有肉，也就是有一定的生动性就可以了，“传文，何者留，何者去，要慎重”。三 实事求是的撰史原则“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直书”原则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胡华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结合实际，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撰史原则。他曾阐明了自己的这种撰史旨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做到 是则是，非则非，直书独论。既不虚美拔高，也不文过饰非。”这反映了自“四人帮”垮台，特别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党中央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为我国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营造出了一种宽松的时代氛围，揭开了党史人物研究的新篇章。42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20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98 页。（唐）刘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 140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37 页。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一）知人论世的评价立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胡华认为撰写者写党史人物，不仅要写出传主行为的演变过程，也要写出其思想的发展过程。因此，胡华提出在所写的人物传记中，“要注意写明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适当地写明传主在当时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并努力从中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在他看来，这就是评价党史人物首先需要做到的一点，因为思想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撰写者也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具体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其中根本问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核心问题还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既是立场观点问题，也是根本原则问题。例如，杨度从筹安会六君子讲起，后来受到胡鄂公的影响，思想转变了，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胡华评价杨度本来是走上了错路的道路，后来回头参加革命并最终成了坚决的革命者。再如，陈独秀早年为党建立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如何演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党史人物会有起伏的发展过程，所以撰写者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党史人物进行解读，这才是知人论世的评价方法。从上述一正一反的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知人论世的评价方法在具体撰述中表现为：读者实事求是地在党史人物每个人生阶段上，去理解其行为背后的思想原因。（二）精益求精的撰写态度“从内容的准确性，到文字的加工，都必须反复推敲，十分严肃，力求准确无误。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不能有虚构，不能凭想象。引文和材料来源必须一一注明。评论要公正。”为了避免主观随意性这一情况的出现，撰写者就要发挥出民主集中制的优势，通过集体审稿进行集体把关，同时还要进一步对文稿进行核验，以免产生责任事故，对于自己所写523列宁选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512 页。毛泽东文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400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37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44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党史人物要把握住功和过两部分的论述，既不能过分夸大，也不能随意缩小，用科学态度撰写每位传主独特的精神风貌，这是党史人物传这一工作的应有之义。每个人在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斗争环境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特点，胡华提出，撰写者要重视人物的特点，分析人物特点，并且能够写出人物特点，也是对前述功过主次问题的补充。撰写者要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去客观评价党史人物，做到尊重历史，也就是书中所出现的所有时间、地名、人物和事件都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应该考证史料，力求准确，拿不准的可以采用“阙疑”的办法。胡华在 祝贺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 的讲话中就此说道：“我们必须言之有据，传记上的每句话，都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基本观点。”除了传主自己所写的资料外，别人给这位党史人物所写的回忆录、悼词、纪念文章和评论文章，在胡华看来也都属于党史人物传可以使用的材料范围。他进一步指出，写一篇党史人物的传记可能需要访问二三十人，甚至六七十人。既要把这些采访者所提供的材料详加比对，找出其异同之处，还需要再次核对档案文献，力求所述尽有所凭。作为 中共党史人物传 的主编，胡华还举例说明具有严格写作态度的做法：“为了弄清萧楚女的出身、学历，作者辗转找到了萧楚女的姐姐。为了弄清邓恩铭的身世、民族，作者三次到贵州荔波县邓恩铭的家乡调査。为了写梁柏台烈士传，作者走访了烈士家乡五位八九十岁高龄的知情老人，先后去五十三个单位查阅档案资料，行程两万多公里，两次去江西，走访了十五位曾在中央苏区政府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和老区群众。写 江竹筠传 的作者，是当年领导过江姐的川东特委书记卢光特同志，他以垂暮之年、抱病之身，多次到川东调查，数易寒暑，终于写出了翔实的 江竹筠传。又如何叔衡、段德昌等传，以可靠的资料内容改正了 辞海 中有关条目的错误。”胡华认为，以前对党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但是经过此次写作之后，不仅确定了党史人物的生平经历，而且起到了填补史实空白的作用，撰写者对材料上的精益求精，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完善提供了保障。623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49 页。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82 页。胡华的党史人物撰述思想（三）重视回忆录和档案的作用“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革命英雄的斗争史，以及革命战争、革命运动、革命工作的历史，写成不事夸张的回忆录发表或保存，对于教育后代和研究历史，都是必要的。”胡华建议撰写者在写烈士材料的时候，要多访问相关的历史人物，要重视回忆录的作用。作为党史工作者来说，这同时也是一项神圣的任务，把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留下，来教育下一代，培养他们的爱国热情。“我们收集材料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导。要做到两条，一条是客观，一条是真实。客观，就是不要主观猜测、主观臆断；真实，就是既成的事实，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回忆录要多对所写人物的亲友和知情人进行访问，撰写者只靠回忆录来写党史人物是不够的，因为回忆的出入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大，记错时间和人物的情况比较多。因为有不准确的弊端，所以胡华要求撰写者要对相关材料进行严格的考证和核实，对于难以定论之处，在传记的注释处采取“存疑”的方法处理。他还要求撰写者对于引文、对话和史实都要在每页脚注中标明材料来源，在传记的最后注明主要的资料来源以及访问过何人。通过上述对材料搜集及写作的操作方法，可知胡华对党史人物回忆录的重视程度。胡华认为撰写者还需要尽可能去查阅所写人物的档案材料，最好是履历表、自传、日记、书信、回忆录、著作等。有鉴于此，他建议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和纪念馆要对党史工作者做到资料的部分开放。比如，遵义会议究竟开了几天的问题。有的人说是从六号开到八号，有的人说是从八号开到十几号，还有的人说开了一个星期。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问题。比较确定的是十八个人，也有说是二三十个人的。再如，李德在会议上的表现。根据警卫员陈昌奉说他在会议上大吵大闹，翻译官伍修权说他几乎没说过话，这一点也在李德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胡华总结道，准确而又具体地对遵义会议撰写是存在困难的，关键问题在于没有看到遵义会议的会议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档案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也需要党组织支持并解决。丢失的档案有很多已经影印出来了，编大部头的党史材料的中7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第 508 页。李维汉口述，章祖蓉、夏燕月整理 李维汉同志谈党史资料的搜集工作，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党史研究资料 第 1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 10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间也有很多的档案材料。胡华指出正是因为有了档案材料后，写的东西也就有根据了，在提高史料真实性的道路上也就更进了一步，当然撰写者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他认为作为党史人物传必须是信史，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党史人物直接相关的简历、自传和小传进行考证，向党史人物相关的亲友和战友进行求证。他建议直接到党史人物的出生地、斗争地和牺牲地做实地调查，如发现调查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的材料有出入的地方，更应详加考订。“写党史人物传是非常严肃的工作，不能带主观随意性，拿那些一鳞半爪的东西。凭想象推理，随意渲染而写成的传记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要谨防把一些道听途说的神话故事般的材料，未经核实研究就写到传记中去，造成以讹传讹或张冠李戴。还要注意除材料来源中的偏见和成见。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对前人负责，对后代负责。”胡华在党史人物撰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他的相关理论和修史实践的研究和梳理，可以厘清其党史人物撰述思想内容，丰富对胡华思想的认识，对于推进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从理论层面回击当前存在的贬低党史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行为。胡华不仅在党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在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党史教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无愧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的称号。823胡华文集 第 5 卷，第 277 页。袁宝华：在胡华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载陈威、杨凤城主编 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第 5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