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调查研究失能与矫正：基于问责与避责的逻辑诠释.pdf

书书书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省法学会研究基地、广东省重点智库及华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 年度项目“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方辉（），男，湖南邵东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胡映佳（），女，湖南湘潭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年 月第 期（总第 期）学习论坛 基层调查研究失能与矫正：基于问责与避责的逻辑诠释郑方辉，胡映佳（、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 大兴调研之风是党的制胜法宝和优良传统。近些年来，部分基层调研失能主要表现为内容失真、信息失全、产出失效和活动失控，调研失能将误导治理决策、增加行政成本、损害政府形象。在压力型体制中，服务于决策的基层调研同样遵循问责与避责的行政逻辑，权责配置失衡和监督机制失灵成为调研失能的主因：其一，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难以匹配基层的实际情况，信息沟通表现为单向性，上一级在调研中关注的是下级履责效率，强化其过程控制，并作为自身的避责工具；其二，纵向单维监控下的基层，通常以迎检方式应对上一级调研，理性选择避责策略，以降低治理风险的外溢概率。矫正基层调研失能，对基层中的上一级而言，主要是营造说真话、做实事的政治氛围，建立容错纠错通道，增强调研的独立性和靶向性；对下一级而言，应强化责任担当和久久为功的为官意识，同时促成调研主体多元性，以外部主体调研来检验和倒逼内部调研效能提升。关键词 调查研究；失能；避责行为；行政问责；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调查研究（以下简称调研）被视为管理决策的前置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传承了治国理政的管治智慧和历史经验。年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在我国行政体制中，“基层”组织一般指县、镇（乡、街）党政组织（泛指其他财政供养机构），延伸至居委会或村委会。基层调研通常指权力层次较高的组织对基层组织的调研，是体制内部调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自上而下的管理属性。从历史经验来看，对基层的调研在政治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特殊作用。一、问题与文献（一）问题的提出调研有广泛的内涵。卡尔波普尔（）认为，研究过程由发现问题开始 。但一段时间以来，基于内外环境变化，针对基层的调研频度不断增加、形式日趋多样、要求层层加码，但效果却备受诟病，一些地方或部门出现调研失真、失全、失效、失控，让群众失望的现象。从功能及预期目的实现来看，实质上即是调研“失能”，“到基层调研”甚至等同于“问责基层”，并成为形式主义泛滥、官僚主义盛行，甚至滋生腐败的催化剂和护身符。体制内部的调研活动，上级调研主体居于主动地位，并赋予对下级的问责（）权力。基层是行政组织末端，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作为被调研对象，基于避责（）的理性及心态，其往往以迎检、迎考的心态和方式对待上级调研。由此，上下级围绕信息及政绩博弈，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形成固化的调研“脚本”，包括调研方式、路线、材料呈现及“风险应对防范”等。进一步而言，问责与避责的行为逻辑驱使关联主体关注责任和风险外移及程序的合规性，而非实际效果及群众的感受。本文尝试对这种现象做出诠释，在透视体制内部自上而下面向基层调研失能的表象和外部性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成因及矫正路径。问责与避责是组织管理的一般逻辑，基层调研失能实际上也是基层权责关系和资源配置的失衡，它涉及地方官员政绩驱动机制、避责约束机制和问责促进机制等核心要件。（二）文献简析调研旨在厘清事物发展规律，为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依据。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形式，调研是发掘体制弊端、指导制度创新的关键步骤 。审视历史，基层调研作为执政党的恒定政治行为模式和重要的治理工具，其政治功能可归纳为政治沟通、政策推进、自我纠偏和政治象征，能有效促进政策落实 。党的“自我纠偏能力”往往与基层调研息息相关 。基层调研失能的成因复杂，从微观视角来看，有学者认为，原因主要是基层调研未形成常态化机制，未能准确把握基层事务的特点及发展规律，重视程度弱、调研能力低、调研动力不足等 。“不愿调研”和“不善调研”具有典型性，涉及态度和能力。所谓“不愿调研”，主要指为避免主动问责和承担责任，调研主体将调研简单化、形式化和流程化，缺乏问题意识和效果要求。而“不善调研”的根源在于缺少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针对性不足，调研结果以偏概全，浅薄失真 。从宏观视角来看，有学者划分了调研失能的类型、现实困境及主要成因等，并提出责任超载、问责“模糊化”等概念 。叶娟丽等认为，乡镇政府利用问责“模糊化”和“弱者的武器”等手段，规避基层调研中潜在的政治责任 。政治锦标赛导致基层往往因为政绩避免在基层调研中透露现实矛盾 。此外，面对不断叠增的行政压力，为向下传导压力而开展应付式调查研究，目的只是为了达到显性绩效和表达政治站位 。权力制约监督以更具体的形式被重新表述即为问责 。有学者将基层负担和避责视为普遍性的公共性困境 。田先红认为，刚性问责压力与复杂基层社会之间难以兼容，倒逼基层干部采取避责措施以应对上级问责压力 。当前，职责同构的纵向府际关系格局使公共部门几乎都有职责类同的下级，调研成为“理想、体面”的监控手段，下级则会选择性变通应对 。朱光磊等提出，权力链条将不同层级官员捆绑，造就自下而上的责任格局，形成了下级官员在调研中不敢争取和辩护的避责局面 。同时，基层干部的避责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掣肘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带来形式主义加剧、干部权威流失等困境 。应该说，基层调研失能的成因有迹可循，也成为近年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但如何理性探讨基层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在调研中所遵循的制度逻辑和行为逻辑，促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制度效能落地见效，既是历史性老问题，又成为全新的时代议题。二、概念及分析框架基层调研失能的成因有迹可循，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体制、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从不同维度加以解构。以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的逻辑诠释基层调研失能及其成因内置了特别条件，因为调研并非决策，更不等同于奖惩。但在压力型体制中，自上而下面对基层的调研直接或间接兼具决策及奖惩的功能，从而为分析调研失能的成因提供了新的视域。问责（）是民主治理的标志，建立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也是驱使官员对其行为负责的重要制度保障。针对公共行政领域，问责是指获得授权的代理方个人或机构有责任就其所涉及的工作绩效向委托方做出回答。年，在 公共行政实用辞典 一书中，美国学者杰伊 沙夫学习论坛 年第 期里茨（）将行政问责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官员应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 。之后，肯特韦弗（）等学者尝试将应对责罚行为的避责（）概念引入公共行政视域。避责即是规避责任，通常是指官员针对已有或潜在的负面事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依据问责主体的差异，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 。本文讨论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作为加强内部管理、实现组织目标的有效手段，同体问责具有垂直性、强制性和制度性。问责与避责现实关系复杂，涉及众多因素。借鉴胡德、詹宁斯和科普兰（，）提出的决策树分析模型 ，将问责与避责关系置于动态选择中，从权责关系及问责避责的行为逻辑透析基层调研失能，我们可将其表象、影响（负的外部性）、成因和矫正置于四维分析框架中。失能的表象多层多样，但不外乎失真、失全、失效、失控，结果是让群众失望；失能的负面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主要指向误导科学决策、降低治理效能，加大基层负荷、增加行政成本，损害政府形象、消耗政治信任。本质上，体制内部针对末端的调研失能源于权责边界模糊、权力配置失衡，同时，对上负责体制、官本位文化及技术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失衡的巨大惯性（见图 ）。图 基层调查研究失能分析框架三、基层调查研究失能的表象及影响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型体制中，愈到基层，各种压力愈大，矛盾愈突出。调研失能既受偶然的非常态因素左右，更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倾向。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内容失真、信息失全、产出失效和活动失控，并对基层治理产生消极影响。（一）基层调查研究失能表象失能即失去部分或全部预设的功能，包括效能和效果。基层调查研究失能的表象多样，并在特定时空及场景中出现新的形态，但一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内容失真。获取真实情况是调查研究的意义所在。所谓真实，核心指向调研收集的基础信息符合或贴近实际，在调研基础上做出的决策部署科学、合理与可行。在理论上，管理的层级原则和功能发挥要求上级掌握下级的评价权、监督权和奖惩权，决定下级的工作绩效。在此种格局下，面对上级的调研，下级存在诸多环境约束条件，“不敢说”和“不能说”成为理性选择。换言之，下级存在“报喜”的冲动和“报忧”的顾虑，信息失真具有自动倾向。放大成绩、忽略或隐瞒不足成为基层调研出现的较普遍的现象。二是信息失全。主要指调查内容及所获信息不全面，或者是点上属实面上失真，以偏概全。历史经验教训反复表明，“蜻蜓点水式”调研、“运动式”调研和检查考评式调研等必然导致调研内容片面，以偏好“要材料”。针对基层的调研，一方面，上级总是提前下发调研方案，下级往往按要求“沙盘推演”，模拟、排练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向上汇报的往往是被精心筛选过的信息，上级看到的也是经过彩排的“样板”；另一方面，在“集聚效应”影响下，一些基层集中资源打造盆景式、常态性的调研亮点，展现“最好的一面”。如此，调研异化为“调演”，并模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无法呈现整体状态。三是产出失效。主要指调研的有效性不足，效果甚至为负。失效是调研失能的核心体现，常见的表象是为调研而调研，或者是“调”而不“研”、“研”而不“用”、“用”而无“效”。基层调研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矛盾、取得实效。以“运动式”调研为例，“运动”往往和“应急”密切关联，是一种非常态的、不可持续的策略性安排，通常是不惜代价追求产出。显然，这类调研针对特殊情况，内置诸多限制性条件，其方式不可推广、效果不可持续。由于基层的客观条件限制，在缺失有效监督约束基层调查研究失能与矫正：基于问责与避责的逻辑诠释的环境中，“旋风式”“运动式”调研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重形式、轻效果，不仅无法解决社会性问题，反而引起群众怨声载道。四是活动失控。主要指基层调研形式化，过多过繁，呈现无序状态。近年，一些地方基层调研名目繁多、重复扎堆、五花八门、兴师动众，重过程、讲形式、轻实效，将行政目标所衍生压力层层向下传导，并作为向上避责的“武器”，进而扰乱了基层正常工作节奏和秩序，加重基层负荷。例如，媒体公开浙江某镇一天最多接待四五个批次的调研组，由于处处要求“留痕”，凡调研必看台账，不得不安排两名专职人员“专心”做台账，各种佐证材料叠加超过 米高，弄得办公室“台账如山，加班如常”；湖南某镇一年内用于脱贫攻坚调研、检查、考核购买的纸张和油墨费高达 万余元，远高于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的费用，显然本末倒置。由于基层对于上级调研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一些基层调研趋于失控状态。（二）基层调查研究失能影响首先，误导科学决策，降低治理效能。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基层调研的避责逻辑导致“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和不作为”，加剧了决策偏差和社会风险的传导。调研失能必然导致决策偏差。信息作为行政决策的基石，影响甚至决定决策的科学程度。失能的调研信息，意味着将决策构建于失真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偏差和变形。如河南某市对黄河水资源利用盲目自信，在“走马观花”式调研后决定实施人工造湖、开发河廊旅游，结果事与愿违，造成污染。此外，决策偏差激化社会矛盾，给基层治理带来潜在风险。如山西某县基于“旋风式”生态承载能力调研报告，两年之间先后出台鼓励农民养羊和“禁羊”的政策，农民无所适从，损失惨重。其次，加大基层负荷，增加行政成本。任何失能、低效的政府行为均会对行政成本造成负担 。失能调研总是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忽略对目标科学性、可行性研判，以及完成目标任务所需的投入，因为政府的垄断性、非市场性和非营利性决定其投入和产出的软约束，政府组织客观上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 。同时，调研失能意味着基层负荷增加，基层为应付上级调研必然转移负荷，并淡化对行政成本的控制。此外，失效的调研本身增加行政成本，却降低行政效率。在我国过高的行政成本中，用于调查研究支出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再次，损害政府形象，消耗政治信任。政府形象指向政府履职行为、过程和结果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指标。失能的基层调研往往脱离群众和实际情况，片面强化上级权威和“官员形象”，对标各种流程和内部规则，忽略公共服务感知绩效，间接地损害政府形象。不仅如此，过于频繁和偏重问责的基层调研，场面宏大，报告“厚重”，但对策空泛，不解决具体问题和矛盾、不提升基层工作效能、不检验事前的各种承诺、不回应群众关切和诉求，从而触动并放大群众的负面情绪，耗散群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拉低政府公信力。四、基层调查研究失能的成因逻辑从内控及政绩考评视角来看，府际内部存在“指导执行”和“履责问责”关系，上级对下级具有法定和刚性的约束力。基层作为责任承担方和调研表达方，其“对上负责”的履责动机与向上求助的平衡难以把握，形成调研失能。同时，上下级组织结构职责同构性为失能提供结构背景 ，并在由压力型体制所诱发的基层权责失衡中形塑下级应对上级调研策略的生成逻辑。围绕政绩锦标赛，下级通过调研机会可向上级及公众显示自身“政绩”等。这些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依据，但进一步深究却欠缺深度说服力。从问责与避责的管理逻辑出发，问责与避责处于共存状态，在内涵上是一对孪生概念。置于现实场景中，在我国纵向府际结构中，自上而下问责和自下而上避责始终成为权责博弈的主线，基层调研失能折射了权责关系的错位和失衡。（一）自上而下问责逻辑行政问责中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性质有别。针对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基层调研失能的成因，指向权力配置、回应缺失和联合避责。一是权力配置。现代政府制度由法律和行政程序的规章制度构成，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学习论坛 年第 期间的问责关系自然涵盖了强制性执行的含义，形成权力配置格局。一方面，管理者以强化问责策略确保责任落实，依据韦伯的个人负责制原则，落实责任主体法定责任。由于上级掌握监督权、评价权和奖惩权，纵向性权威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绩效，上级始终居于问责关系的主导地位。在这种行政体制下，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为避免治理风险的外溢性，对于上级调研，下级的汇报内容和信息往往仅限于成绩，从而导致调研失真、失全。另一方面，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事业观、权力观、政绩观偏差错位，固化自身的角色，将纵向行政权力配置简单延伸至基层调研，铸成管理主义的行政问责格局。以问责的态度开展基层调研，主导者只问责不自省，只调查不研究，甚至由少数领导直接形成“一言堂”调研氛围，基层只能投其所好，调研之前已预设了结果，关注点是程序和流程，“做表面文章，开空头支票”，难以发现和解决基层的问题。二是回应缺失。问责过程实质上包含回应和强制两个基本维度 。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讨论与回应是问责过程的核心要素，它为问责主客体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对避责策略的归类分析，一旦忽略回应行为，仅强调问责惩罚，生成的结果必然是下级因惧怕责罚而高度重视避责，理性选择各种避责工具，对基层组织而言更是如此。曼斯布里奇（）认为，以强制维度的惩罚代替回应维度的沟通，即弱化回应维度，将造成问责的社会发现性缺失 。从媒体公开的基层调研失能的案例看，自上而下的上级更倾向于提高强制性责罚程度，以调研信息为依据决定是否问责及如何问责，对结果偏差行为“问责了之”，不给予身处其中的官员回应机会。重处理、轻管理，实质是忽略及剥夺基层解释、证明和辩护的权力，基层共性问题无法有效向上反馈，调研偏离发现问题的应然功能，问责的回应缺失导致调研回应缺位。三是联合避责。在基层调研中，联合避责是指上级刻意忽略某些关键问题，与基层密切配合，共同应对来自更高层级的政策和监督。低层对上级权力具有依附性和责任的替代性，但上级同样需要对过失向更高层级负责，承担失责的责任，如此，上下级可能结成避责联合体，共同隐匿风险、分担责任，产生类似于“分阶撤退”（）和府际“共谋”（）行为 ，通常通过非正式方式加以实施。基层调研具有“政治正确性”，从而为联合避责提供了生成机会。上级作为调研主体，本身负有责任和使命，在自上而下问责关系中也可能陷入被问责的旋涡，相应成为再避责的工具。如此，上下级共同利用信息传输的层级壁垒，“隐匿坏消息”“过滤真信息”，甚至即使面对明显背离常识和事实的情况，上级也乐意听，基层“敢于”说，以实现调研“双赢”的局面。（二）自下而上避责逻辑从问责强度与避责行为关系的角度，胡德（）提出了机构性策略（“寻找替罪羊”）、表象性策略（“旋转摆脱困境”）和政策性策略（“不做争议判断”）三种避责策略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解释当前我国基层官员常见的一些避责行为，如“找替罪羊”“转移视线”“纳入常规”“忙而不动”“模糊因果关系”等。事实上，在绩效主导的科层体系中，权力配置格局使基层在调研中“吞声踯躅不敢言”，并可从政治动因、政治心理和问责强度等方面加以诠释 。首先，政治动因。基层官员为谋求政绩最大化主动避责。基层治理存在特殊性，政策向下传递信息频出偏差，形成“决策统一性”与“政策灵活性”的矛盾。面对问责压力下的政策执行不确定性，基层官员在行为决策前评估自我损失的感知权重，避免目标偏离上级预期，尽可能不表达与预期不符的实际情况及困难。比如，在基层组织中，低层公职人员刻意将组织职责、内设机构职责以及岗位职责描述原则化，出现岗位职责界限交叉与模糊的并存现象，这种避责策略将个人责任转嫁到组织岗位的设计上，并成为避免承担突发事件责任的常见做法。即使基层改革的风险偏好者，也会利用程序、规则和机制分散风险、转嫁责任，避免在上级调研时提及与工作职责有关联的风险，预先考虑如何才能不陷入被问责的场景。其次，政治心理。“消极偏向”是政府官员采取避责行为的主要诱因。一是受制于“压力型体基层调查研究失能与矫正：基于问责与避责的逻辑诠释制”与“政治锦标赛”制度结构，上级主观偏好影响或决定基层选择，在责任压力、舆论压力及绩效考核压力等共同作用下，下级成为以求稳为主的“消极的保守主义者”，以落实上级指示为重心，基层官员行为由投机主义向形式主义转变。二是互联网监督、公众舆论渲染引发强有力的外部环境问责，基层行动力和表达欲备受束缚，社会压力挤压治理空间，基层官员形成避责行为。由于公众信任度低和信息传播缺位，群众片面相信政治谣言并忽略政府解释，正是因为回应机会、容错机会缺失，导致避责行为的产生及蔓延，基层调研因而自然失去发现性效果。再次，问责强度。政治避责强度与问责强度相关，激烈的避责行为背后往往存在高强度问责 。公务员的岗位之间在工作性质、工作量、工作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全面问责制”虽然强化了责任担当，但客观上又弱化了基层的“试错权”。同时，基层复杂多变的情况往往难以清晰界定一些事务（尤其是创新和改革事务）的权责边界，加之上级纠错滞后，导致基层官员为避责而不作为。从近年的基层经验来看，单调片面的问责指标难以对不同岗位干部给予公正评判。在基层官员看来，上级调研应用于奖惩问责的程度，与其避责程度相关，问责强度越大，避责行为就越激烈。由此，高强度问责无法包容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型基层干部，自然也抑制了基层说真话的主动性和干实事的积极性。我国自上而下问责行为和基层避责策略发生于一个多层级的府际关系结构中，并受府际关系模式影响。上级在基层调研中掌握咨询、监督、评价与问责权力，基层往往基于政绩考量、消极偏向心态和问责强度压力的影响而理性避责。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目前府际内部调研的职级间权责关系、组织运行规则合理性存在明显的问题。五、基层调查研究失能矫正路径基层组织是服务群众的终端站，各级党委政府对基层的调研旨在了解民情民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更好地服务基层。矫正基层调研失能应标本兼治、刚柔并济，进一步明确基层权责关系，从政治问责文化、调研主体氛围、调研整体环境等维度平衡问责与避责关系，减轻基层工作负荷和问责压力。一是理性培育问责与避责相促进的调研文化。广义上，公共治理中的所有问题均会涉及问责，避责是应对问责的行为策略。应充分认识问责的多元内涵和避责的正面效果，承认避责存在正效应，以此建立起两者连接和促进机制。同时，问责是一种民主治理与监督文化，文化充满了彼此负责的政治意涵。无论问责与避责是互为镜像或互补现象，其过程和结果均由特定文化所形塑 。因此，从治本的角度出发，不仅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使问责落到实处，更要理性培育问责与避责相互促进的调研文化，遵循“透明法则”，通过信息公开、共享以实现问责过程的透明化和标准化，强化信息沟通，及时纠错改正。基层调研并不恒等于问责避责，应辩证和理性看待及包容基层错误，避免问责与避责截然对立。为此，应进一步明确界定容错纠错的条件和底线，重新规范容错纠错范围。二是自上而下营造讲真话的治理氛围。矫正基层调研失能，调研主体起关键性作用。基层调研失能的各项表现，症结多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讲真话、传递真实信息的自主权，这种“权力”不在基层，而在于上级调研主体，并非基层“会不会讲真话、说实情”，而是“能不能讲真话、说实情”，背后指向问责与避责之间的关系。因此，以下三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是营造求真务实氛围。将沟通从责罚层面剥离，允许被调研方进行充分的解释、辩护和证明，强调避责博弈的发现性效果，以期挖掘基层调研中的实质性问题；二是合理界定容错空间。明确容错与纠错的法定程序，做到有据可循、于法有据，使基层的行动力和表达欲不受问责束缚。对于勤勉尽责下级的过程偏差失误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态度，区分开创性失误与明知故犯的差异，强调回应维度的沟通，弱化强制维度的惩罚；三是正视避责行为的正面效果。原则上避责博弈对问责包含正面效果，可以促使避责行为让责任者更负责，提升问责的靶向性、针对性、效率性。三是自下而上强化责任担当、久久为功的为学习论坛 年第 期官意识。针对调研客体，应不断提升基层官员内在价值认知，避免形成“消极心态”的避责惯性。其一，基层官员应增强担当使命、砥砺作为意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坐标，提高专业素质训练、业务本领锻造、道德情操培养，勇于担当尽责，实事求是，是非分明，久久为功谋事业。其二，构建个人职业声誉机制，对职业生涯中一贯廉洁、诚实和公正的基层干部给予正向激励，为基层社会构建主动担当、自觉担负党和人民赋予时代重任的基层干部图谱和引向。其三，对于涉及群众重大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调研，不应囿于由领导干部或专家组成的内部封闭系统，应邀请群众参与。以群众声音、真实场景减轻基层中转压力，避免基层独自承担非自身原因且无法承担的责任，防止形成责任困境，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四是强化大数据在调研中应用，实现信息收集的多样性及互补互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充分应用网络信息的开放性、互动性，推进大数据调研及信息的互补互证。其一，拓宽调研方式。公众互联网活动本身即构成调研客体，网络实名制为开展调查监测提供既有条件，实现“问题导向”的实时案例分布、热度响应信息，为实地调研提供信息补充或证据支持，促进“让事实说话”与“用数据说话”双轮驱动。同时，缓解调研检查过多过频、过度留痕问题，减轻基层行政负担。其二，形成施策循数，深化结果运用。解决问题、作出决策是调研价值所在，数字化辅助工具为资料筛选、案例分析、工具使用和成果共享提供便利。比如，自动绘制基层经验动态情况的知识图谱，全景式呈现、扁平化指挥的物联感知，主动防御、协同响应的智能化公安大数据平台，辅助调研结果上升为决策部署和具体措施。五是以外部主体调研倒逼内部调研效能提升。繁杂、重要事务调研可引入第三方外部主体共同参与，或委托外部主体独立完成，以增强调研的独立性与社会公信力。所谓外部主体指与政府无隶属关系或利益关系的第三部门或民间机构组织，外部主体调研可充分发挥地方组织及社会贤达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的内核作用，有效回应群众诉求。第三方具有回避直接监督权与问责权的既有优势，摆脱主观问责视角，角色身份包含客观性和公正性，降低被调研方避责心理。换言之，能有效行使避责博弈的发现功能，推进基层调研行为标准程序化，提高调研内容真实性。两者对比，外部主体调研形成竞争效应，对内部调研形成压力，倒逼体制内部调研效能提升，共同支撑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为此，应通过制度建设，实践探索培育第三方调研主体和调研市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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