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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调查及研究     伴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农村呈现出土地资源市场化趋势，但这种市场表现为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极差的隐性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呈现为随意交易、随意价格、口头协议等无秩序、不规范的格局，甚至是非法交易集体土地。其得以广泛存在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规模经营，必然要大力发展土地资源配置市场。但现实中还有许多因素阻碍其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 土地使用权转让 非法交易土地 执笔者简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科技活动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法律思考项目组负责人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充分发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优势，利用调查问卷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的安徽、四川、陕西、江苏、广东、辽宁、北京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调查。其中，我们利用项目组成员来自不同的省份的优势，对安徽、四川、陕西、江苏四省作了重点调查。此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农用地及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情况，不包括宅基地使用情况。此外我们还参阅了国家图书馆、中国地质图书馆的有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作了深入分析之后，撰写此文。 一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表现形式及现状 （一）、合法形式 1 、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 所谓转包，即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将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或全部转包给第三人，并与第三人确立转包关系和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签订转包合同；转让是指土地承包人在土地承包期内，由第三人代替自己向发包人履行承包合同的行为；入股是指把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加联营企业行为。目前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这五种土地流转形式是我国最广泛存在的形式。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所有的调查问卷都至少包含了上述五种形式的一种，其中有80%的调查问卷包含了上述五种形式的三种以上。这五种土地流转形式是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基本形式，发展很快！（见附表）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中对这五种土地流转形式也加以确认。 2 、“反租倒包”的形式 “反租倒包”式生产经营方式，即某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能力、市场需求，确定原材料的需求及土地规模，与农民签订一定面积、一定期限的土地租用合同。然后企业在这片土地上对农产品品种、规格、质量等做出周密设计，再反还给农民耕种，农民按劳计酬。再租用期限企业拥有这块地的使用权，农民则成为雇员，双方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目前这种形式在我国是极个别现象是一种少之又少的现象。 这种形式与“定单（合同）农业”很相似，我们要注意区别。“定单（合同）农业”是指农产品加工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能力、市场需求，确定原材料的需求，与农民签订农产品收购合同，到期履行合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在现实中，农产品加工企业往往还给农户提供一些资金、技术、种子等方面的帮助。“定单（合同）农业”在我国存在范围比较广。 3 、股份合作制 这种股份制与前面的“入股”土地流转形式不同。广东南海市是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典型地区。南海市股份合作制的基本原则是成立股份公司，由股份公司经营管理行政村或自然村的土地资产以及其它非土地资产，村民成为股份公司的股东，并从股份公司获得现金分红。股份公司的成立主要有两种模式： （1）、行政村或自然村的所有土地和其他资产评估被作为投资入股，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给农户配股。大约有40%的股份公司是通过这种方式成立的。 （2）以土地作为唯一资产入股，并根据以下方式给每一个成员配股（达十股）： ⅰ基本股：生产队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基本股； ⅱ承包权股：根据每一个成员自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以来承包土地年限股； ⅲ劳动贡献股：根据年龄配股。 南海市没有统一的股份制模式，上面三种模式在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比例：4：3：3或3：4：3。大约有60%的股份公司是以土地作为唯一资产入股的方式成立的。 目前，股份合作制在我国存在的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等。 4 、“两田制”基础上的承包、出租等 “两田制”是指把耕地分为口粮田和承包田（有些地区叫经济田和责任田），口粮田只负担农业税，不交土地承包费，承包田按照市场原则实行有偿承包，再承包费低标和上限范围内，现场投标、公开竞争，确定承包费标准。 这种形式在我国存在的范围较广，特别在1999年以前，发展比较快，但在我国实行家庭承包30年不动摇政策之后，这种形式发展萎缩，即将消灭。原因如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第六条：除工副业、果园、鱼塘、“四荒”等实行专业承包和招标承包的项目外，其它土地，无论是口粮田、责任田还是经济田，其承包费都属于农民向集体经济组织上缴的村提留、乡统筹的范围，要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5%以内（以村为单位）。在《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也有类似规定，这实际上是对“两田制”基础上的承包、出租的否定。 （二）、非法形式 1 、直接出卖土地 直接出卖土地既有土地所有者直接出卖的也有土地使用者（承包者）直接出卖的情况。例如，集体（往往是村委会）直接把集体土地出卖给城镇单位或个人作建设用途，甚至是买给个人建造坟墓；土地使用者（承包者）将土地直接出卖给砖坯制造者用来做砖坯，严重破坏土地而且不进行复垦。这些现象在我国存在范围较广，危害也特别大。 2 、变相买卖土地 变相买卖土地是指以某种形式掩盖其土地买卖的性质，从而实现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交易活动。这种现象是一种普遍在的现象，多表现为以买卖房屋为名，掩盖买卖房屋基地的交易。 3 、非法转让、转包、出租土地 所谓非法转让、转包、出租土地是指集体组织或承包者私自转让、转包、出租土地用于非农业的交易活动。目前这种现象在我国存在范围较为普遍，特别是在城市近郊区。例如，以“联营企业”为名，非法占用乡镇集体土地；还有的是非法签约租占农地建度假村、游乐园，办企业等。 二、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产生的原因 （一）、合法形式的原因 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广泛出现了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现象。总体来说，我国整体综合国力提高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农业阶段性调整，建立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的结果，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实现规模经营所必须的，具体来看，有以下原因： （1）、外出打工潮流的形成。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差异的拉大，贫富差距的扩大，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潮流。打工者已不是简单的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以打工为获取基本生活来源的人越来越多，这就导致更多的人进行土地流转。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外出打工现象不仅是在中、东部地区，而且在东部地区也广泛存在，表现为底收入的农民外出打工。当然这里外出打工者把土地转让、转包、出租出去的前提是他们对外出打工预期收入比“种地”的预期收入高。在我们的调查中，把外出打工作为土地转让、转包、出租原因的比例分别如下：四川88.89%，陕西69.05%，东北（吉林、辽宁）57.14%，浙江71.42%。从以上这些数字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外出打工已成为影响部分土地转让、转包、出租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民兼业行为的增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单独靠种田生活的农民日益减少，农民兼业行为日益增多，农民收入有了多种来源。同时“种地不赚钱的思想”也渐渐的冲击着人们的头脑，想不种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们调查承包土地后又转让、转包、出租的原因时，针对“种地不赚钱从事其他行业”选择的回答情况（包括进乡镇企业的情形）如下：四川61.13%，陕西88.09%，东北（吉林、辽宁）71.45%，浙江61.14%。从上述数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农民兼业行为增多已成为影响部分土地转让、转包、出租的主要原因之一。 （3）、三十年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不变的真正实施。自从党中央、国务院制定这个政策以后，各级政府坚决执行了这个政策，特别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江总书记在一次各省、各部门、各军区领导参加的内部会议上，严肃指出了这个问题以后，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得以贯彻。其中“生不减地、死不去地”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方面，而且党中央、国务院还多次强调存在“小调整”的地方，要严格限制“小调整”次数，尽量不调整（这也是理论界的共识点）。因而今后“有人无田、有田无人”的现象将会更加突出。而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既加快土地合法流转。 （4）、政府的鼓励、引导。“反租倒包”式的农业中、股份合作制式的农业中，政府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没有政府的鼓励引导，这些形式是很难发展的，这是大胆的改革，为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新尝试。现在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引导、鼓励土地流转的，特别是在“定单（合同）农业”、城市近郊区蔬菜、水果基地等土地。例如：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政府为了确保定单落实到实处，他们借助行政作用力，及时将定单任务分品种分解下发到各购销企业，制定奖惩办法。对定单品种，按高出保护价4%至15%收购。再如：上海市金山区政府对该区“家庭农场”的政策：对土地承包40亩以上的农户，政府帮助土地流转，并一次性补助农业设施配套费1.5万元；对农场内配有50只塑料大棚以上的农户，每套大棚补助风险基金200元。对添置农业设施资金有困难的农户，政府担保向信用社贷款，贷款所付利息在3年内由政府补贴。 （二）、非法形式的原因 目前，在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中，非法转让（这里“转让”与前不同，是广义的土地流转）土地形式比较严重。这不仅危害了国家集体利益，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市场的发展。但长期以来，这种非法形式是屡禁不止，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还日益恶化。其得以广泛存在，有着深刻的原因： （1）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主体不清，产权模糊，土地所有权无法体现。这是我国农村土地非法转让能屡屡得逞的根本原因。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便指出农村一亩地，我们往往找不到谁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相反，土地承包者还总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他自己的。该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有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集体土地经营、管理者有三个，即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小组。但在实际当中，三家的责任心都没有，经营、管理者地位是虚无的，是无从体现的。这种主体不明确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转让无人监管。所以才让某些不法分子屡屡得逞。 （2）政府监控力度不够。我国现阶段县级管理土地问题有两个机构，即土地管理局和农业委员会（两种机构的名称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土地非法买卖问题有土地管理局管理，农村承包土地问题由农业委员会来管理，但是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展，土地流转问题就没有机构来管理了，所以才导致非法交易土地行为肆虐起来。当然这也与某些机关贪污腐化、默许纵容非法交易集体土地有关，特别是那些打着“联营”、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帜的非法占用集体土地的情况，地方政府更是纵容之。 （3）在市场经济下，对商业性征地，我国政府实行“低征高卖”政策不合理。对商业性征地，我国政府实行“低征高卖”政策导致两种不同现象。一方面农民宁愿自己买卖土地，也不愿意把集体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很多商人面对高额地价，不愿意购买，宁愿冒风险去农村直接购买集体土地。特别是近些年来，城镇地价越来越高，有更多的人瞄准了农村土地。 （4）我国农村土地登记制度不健全。现阶段我国土地登记只是针对每个集体土地进行简单登记（往往以村为单位），这样，在部分土地交易后，查证难、归责难，而且难以约束农地非法转换后的用途变更。 三、阻碍我国农地使用权市场健康发展的因素： （一）有关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的健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我国有关土地市场的法律、法规更是不健全、不完善。具体来说，规范土地自由流转问题的法律只要一部，即3月1日刚刚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节，第三十二~四十三条）。部门法规、地方性法规虽说有，也是少之又少，而且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规定，所以导致农地使用权市场的混乱。这往往表现为管理的混乱、交易的混乱。（见附表） （二）地方政府及村民委员会不作为行为。 我国农地使用权市场是不发达的，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说是不存在这一市场的，所以它的健康发展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很难得以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一点 ：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鼓励、引导，就没有当地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大规模发展。而我国现阶段各地方政府及村委会对土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的态度是这样的：（见下表） 态度 不管不问（不包禁止） 引导发展（不包鼓励） 东北（吉林、辽宁） 42．87% 14．27% 四川省 44．45% 13．89% 陕西 66．67% 19．05% 浙江 42．86% 14．28% 江苏 40．00% 20．00% 由表可知：我国各地政府的不作为行为也是导致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农业风险防范机构尚不健全。 现阶段在我国农村，农地还发挥着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很多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作为安身之地，作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源泉。因此有很多农民虽然外出打工，从事第二、三产业，无暇顾及农地，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转让、放弃农地承包权，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退路，不惜粗放性经营，甚至抛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两种风险交织在一起，使农民很难获得预期收益，有的甚至血本无归。这使得很多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经营的人不敢进行规模经营，不敢接收流转土地。 （四）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完整，土地使用权价格体系不健全 目前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一种随意的现象，往往表现为口头协议、无偿转让等（见附表）。流转机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健全的，这严重阻碍土地大规模流转。从土地使用权价格来看，由于土地承包权的价值性和商品性不明确，土地使用权也缺乏历史价格。同时，由于我国农地集体所有，我们也不可能借鉴外国土地价格。所以造成土地产权价格单一，价格体系不完善。土地使用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价格体系不建立，内部价格不理顺，土地不可能会有大规模流转。 （五）非法土地转让，混淆土地合法转让性质，阻碍合法土地转让 由于非法农地转让在表现形式及转让方式与合法转让有极为相似的地方，以致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把握土地转让的性质，往往把合法土地转让当成非法土地转让，并给予禁止和惩罚当事人。这让人们对土地流转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大胆进行合法土地转让。 四、分析与建议： （一）因势利导，构建新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模式。 随着我国加入WTO，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农村必然会发生很大变革，在变革中必然有新生事物出现。我们对此应因势利导，积极构建新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模式。当然我们也要把握住以下三个方面：（1）该事物符合三个“有利于”（2）不是买卖土地，不是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3）改变农地用途的。例如：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三王村，从1999年起在农民保留农地使用权的前提下，把土地提供给村里的花木栽培公司，农民作为股东。作为土地的使用者，公司以每亩500公斤小麦计算，向农户支付现货；春节由公司免费向农户提供肉、油、水果等。据村长兼公司总经理介绍：公司雇佣了以女性为主的400名农民，每年每人3500元工资。另外，男人外出打工，使农民的收入比过去增加了3倍多。从上述案例知，该村的土地使用权名为股份制，但这是与广东等传统的股份制是不同的，相反，这种形式与“反租倒包”式经营有相似之处，但也不是“反租倒包”式农业。但是其存在适应了当地经济发展，不违背上述三个条件，我们就应该鼓励其发展。 （二）明确村民委员会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者，明确其所有权行使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村委会的监督 有的学者建议在农村设立农地经营公司 ，他说这样能有效维护农地承包合同的稳定性，避免以往法律体制下村委会借用土地调整单方解除承包合同的现象。 笔者认为村委会借用土地调整单方解除承包合同的现象是极少数的现象，更多的表现为村委会对承包出去农地不管不问（见附表及上述表），缺少责任心。退一步讲，那些借用土地调整单方解除承包合同的村委会是指全部明确法律有漏洞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有权机关立法明确村民委员会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者，明确其所有权行使的权利和义务，以增强村委会的责任感。同时，笔者还认为我们只能明确村委会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者，而不是村小组、乡镇政府。首先，村小组经济势力单薄，在现实生活中作用远比不上村委会；再次，乡政府管理范围过大，不利于对农地使用权变更的监督管理，而村民委员会在农村影响力大，一般情况下，一村就是2000~3000亩土地，范围适中，所以我们要明确村委会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者。我们这里所指的集体土地包括集体土地所有者是村小组或乡（镇）政府的情况。用这种方法可以进一步明确责任，弥补我国集体土地主体不清晰，产权模糊现象。 （三）建立新的土地使用权市场监管机构，大力整顿土地使用权市场 我国现阶段，非法土地转让问题是由土地管理部门来管理的，农地承包问题是由农业管理不稳来管理的，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市场管理比较混乱。鉴于我国土地使用权市场管理比较混乱现象，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具有“土地管理”和“农业管理”双重职能的机构来专门监督管理土地使用权市场，大力整顿土地使用权市场，监督村委会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坚决查处非法土地使用权转让，鼓励合法土地使用权转让。 （四）积极宣传并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加强农地使用权流转立法。 《土地承包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我们必须大力宣传，并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土地使用权立法的不完善，我们应加强立法，构筑新的法律体系来指导我国土地使用权流转，促使农村土地使用权配置市场化健康发展。 （五）完善土地使用权价格体系 构建农村土地使用权价格体系，我们应充分考虑以下情况：（1）农业税；（2）土地资本折旧；（3）农户改善农地生产的投入；（4）农地改变用土的补偿费；（5）土地产出率等，再综合考虑当地三种产业发展状况综合评定土地使用权价格，以便为大规模土地使用权流转做准备。 （六）建立、健全与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相适应的农村地籍管理及土地信息的动态管理制度。 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一个适合土地流转的农村地籍管理制度。 （七）鼓励搞“定单（合同）农业”，并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社，倡导土地有偿流转。 实践证明，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在销售、加工环节上组织龙头企业或在生产环节由农户相互联合搞联户种植，搞定单（合同）农业，有利实现规模经营。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社，有利于培养市场主体，有利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有利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通过上述方式，有利于让农民融入市场，了解市场。我们在此基础上倡导土地有偿流转，作价入股等，有利于我国农地使用权市场化。 （八）切实贯彻“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限制小调整，鼓励农地的有偿流转。 （九）改革国家对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变商业性征地“低征高卖”现状。 土地征用制度应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和商家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对商业性征地，政府在加强监控的同时，应让其在市场状态下完成，如作价入股、出租等。对公益事业建设征地也应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