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评析.pdf

2023年第7 期5 OC1ALLSCIENCESDIGEST72钱维胜当代西方家理论评析王浦幼政治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评析文/王浦幼钱维胜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 9 8 5 年，美国学者彼得埃文斯等人编辑出版了让国家回归一书，标志着西方政治学“国家回归”学派的形成。但是，当“国家回归”学派将越来越多的精力集中于“国家作为自主行动能力的集合体”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国家却相应缺位。为弥补这一缺失，自2 0 世纪末始，有学者转向国家文化现象的研究，他们更重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底色的符号和意义的解读。此后，从文化视角解释国家的研究逐渐丰富，突破了先前的国家认知，逐步形成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国内有学者意识到这股潮流对于国家研究的意义，并且提出要“把政治文化带回来”。尽管如此，我国学界对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尚未展开系统梳理和深人分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梳理和分析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渊源、路径与特征，深人评析这一理论，无疑是准确把握其发展演变轨迹，扬弃其思想内容的重要学术途径。文化国家理论的意涵与路径社会生活本质上弥散着无可避免的文化性，这使得文化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现象变化。杰弗里亚历山大曾指出，文化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面向；不是可以被当作一个依变量的客体，而是一条贯穿于每一可想象的社会形式的可被梳理的思绪。本文正是借用社会学研究的这一“强文化范式”对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根据休厄尔的研究，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有影响的“文化”概念大体可分为五种，其中，作为象征和意义系统的文化和作为实践的文化，具有支配性影响。作为象征和意义系统的文化即所谓结构文化，是指社会中既有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观认为，象征和意义体系是人们在先前的生活中所形成的，它先于人们的日常实践和活动而存在，指导或约束人们的实践活动。因而，这些作为象征和意义体系的文化，是社会生活中制度化模式的、可以被普遍化的文化结构。而作为实践的文化即所谓实践文化，则更多意指人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调动既有意义体系和象征符号进行社会活动而达成的新的意义体系。因此，研究实践文化，需要分析人的即时性活动以及由此形成新的文化观念。鉴于文化的主要类分，笔者尝试按照结构文化和实践文化路径，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纷繁驳杂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分析。1.结构路径下的西方文化国家研究。诸多学者探究了仪式规范、宗教信仰和社会网络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方式和意义。首先，政治生活的仪式与暴力是国家权力形成和强化的不可或缺的机制。仪式可以装潢暴力或将直接暴力转化为间接权力，其甚至被赋予超越世俗生活的属性甚至神色彩，以消除政权分化的隐患，黏合政治结构。其次，国家现象会以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宗教创新了国家规训和管理策略，创造了规训机制，有效地服务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治理。而宗教改革则依托于对人的道德驯化，降低了国家运用强制暴力的成本，具有国家建构和发展的多方面社会效果。最后，有学者指出，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建立过程中，婚姻制度、长子继承制与妇女财产权制度等制度网络在王室整合、国家兼并与政权成长等方面，亦曾发挥关键作用。2.实践路径下的西方文化国家研究。与结构路径不同，实践路径倾向于从人的行为互动的文化效应来理解国家与国家观念的生成和发展。注重文化的实践特性，本质上是注重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特定观念、意象和事件。这些实践集中体现在想象塑造、社会演示、事件诠释和场域博奔等方面。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感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通常通过人民对国家集体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来实现，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关系。通过国家的社会演示，国民有关“国家”的某种想象得以激发，将具有特定意涵的编码进行解译，进而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联，建构起对“国家”的认知认同。国家可以通过引导、解读与诠释影响事件最终形态的呈现，并产生染效应。实际上，无论西方文化国家学者把文化视为结构的文化，还是实践的文化，文化意义上的国家都是国家文化体系和符号的运用与建构。结构要素与实践要素可以相互转换与有机衔接，正因社会科学文摘SOCIAL SCIENCES DIGEST74钱维胜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评析政治王浦为如此，两种路径的西方文化国家理论，都可以统称为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因此，在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看来，国家不仅仅应该被视为单纯实行暴力的制度性组织，而且应该被视为兼具道德教化与思想规训功能的组织，国家通过仪式、宗教和网络等具有治理技术特点的文化结构，可以有效地实施治理，减轻乃至消除社会利益冲突甚至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的产生也是文化符号主导的意象塑造的结果，“国家”是“想象”建构的共同体，它们或者通过象征体系和意义系统得以构建，或者通过社会演示的生产、传播和诠释等全链条融合而建构。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基本主张不同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所秉持的实证主义方法和“国家回归”学派所倚重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研究倾向于采用诠释性方法对国家进行理论阐述。在此基础上，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形成了如下主张：1.“人”的意识的本位性。西方文化国家学者推崇人的意识的神圣性，关注人的行为、人的意识和人的关系，试图探讨它们对于社会事件和国家结构的决定意义，探究具体时空中人的思维、意识活动对于国家现象的前提意义。西方文化国家学者赋予人的主观性以强烈的本体意义，这种主观性能够与周围社会环境积极互动，并对社会结构的生成产生根本性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把国家现象归因于甚至归结于人的意识。个体作为意义的呈现和再生产的载体，对于延续社会结构、重塑社会模式或变革社会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彰显着“能动人”的理论确认。2.“文化”意涵的独特性。西方文化国家学者受人类学阐释主义传统影响，把文化设置为自主性的社会和国家现象，并且推崇它对其他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在此，文化意涵呈现出不同于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特性：自主性、集体性、意义性与实用性。文化具有独立于经济基础的超然地位，具有解释其他重要政治现象的原初地位。文化是独立于个体的集体性存在，对社群成员具有共同的意义属性，同时能够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持续再生产。文化不仅能够赋予人们行为动机的意义，还能作为实用性的工具箱发挥作用，有助于增进国家的政治合法性。3.文化实践的效应性。国家或是社会文化象征体系和意义系统的产物，或是在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关系实体，是特定领土内的民众共同经验与事件记忆的结果。这种共同经验，塑造了统一的国民性格和精神底蕴。就此而言，国家并非先验确定的，而是由国家主导的权力行动、世代累积的观念和伦理活动以及地方社会的经验知识的累积融汇塑造而成的，是由具有特定观念的集合人群承载的。国家呈现给人们的面貌是事关每一个个体和公民日常生活的实践性共同体和生命世界。就此而言，国家是社会集体行动的意象呈现，“国家位于为人民集体拥有的历史它的传统偶像，它的隐喻，它的英雄，它的仪式以及它的故事而进行的斗争的中心”。4.“文化国家”建构的过程性。按照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逻辑，国家的形成是过程性的。在关于国家的“想象”建构、“演示”发生与“事件”生成的诸多事例中，这种过程性特点均可得到佐证。社会生活本身并非僵化封闭的，而是充满流动与变迁、博奔与竞争、偶然与意外，始终保持着自我适应、自我塑造和自我生产的动态性，“国家”作为从中逐渐生成并持续带有人们行为互动与社会实践的包容性“意象”，也体现了这种持续演化的“过程性”特点。因此，西方文化国家学者倾向于抛弃先验性的国家结构/特征设定，而从国家的内部演化、社会实践与发生过程出发，去理解作为一种观念建构或文化现象的国家是如何生成和发展的。5.国家研究路径的诠释性。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对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解释不仅寻求机制性的因果解释，也包含着对集体意义和象征互动的理解。相关学者采用诠释方法，揭示社会生活背后的意义图景。在经验研究中，这些学者更关注历史事件中的人们对自己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在既定情境中所选择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这也就是汤普森所说的“历史学家必须时刻聆听普通人的声音”，因此，他们把研究焦点放在与普通人密切相关的仪式、传统、语言和日常行为上，放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中，即提倡“根据时间过程中发生的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其特殊意义”，利用文化符号对具体历史事件中所展现的面貌进行分析。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贡献和缺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2028年第75钱维胜当代西家理论评析王浦幼政治主义加以分析，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虽然拓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特定的学术成就，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缺失，（一）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学术贡献1.关注国家的文化内容，拓展了国家起源和发展研究的视野。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着眼于国家文化现象，分析和阐发了文化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和实践关系，从而丰富了对国家建构和发展过程的理解。它从文化意义上解释了国家形态与政治秩序的起源；解构了政治生活的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指出了政治事件形成的内在过程、社会发生的心理基础及其对民众认知认同的心理影响，使得理解和分析国家的视角更为多元，在文化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文化实践意义上开拓了国家的研究领域和分析路径。2.强调国家的文化意义，深化了对于国家文化意蕴的认识。文化主义视域下的国家理解，试图从特定社群共享的价值系统、共同的事件记忆、建构的国家想象或者文化实践出发去解释国家现象，深化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实践的政治意义。在发展的意义上，以文化解读国家的方式，丰富了国家建构、政治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分析范式，认为文化资源的不同配置实际上为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情境结构与文化背景。这些见解，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文化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转换提供了深层文化结构解释途径，为政治实践的文化意义提供了解读编码。3.阐发了国家的文化内涵，深化了国家文化与社会传统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关联性。西方文化国家理论中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集体性的意义框架，是理解社会生活的一种群体视角。社会生活既不具有目的论的发展规定，也不存在发展进化论层层递进的进步预期，其精髓实际上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本身。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仰和意义系统，建构不同的意象和实践关系，进而实现人口的思想规训与文化认同。这些看法，一定意义上深化了国家文化与社会传统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关联性的研究。4.构建了国家现象的文化分析范式，创新了国家分析的视角和理论。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还赋予了文化概念以新范式和新视角的含义。国家不仅仅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机构，还可以被视为道德权威、被塑造的集体意象和逐渐形成的文化形式。通过这一文化范式和视角，人们日常生活中或宏观或微观的政治现象与事件经历，都可以被重新解读和观照。在这一范式和视角之下，“推论的工具正在转变，社会越来越少被再现为一种复杂的机械或一种准有机体，而愈来愈常被再现为一场认真的博奔、一场路边戏剧，或者一份用行为写成的文本”。这种研究范式和视角的切换，显示了文化国家理论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独特意义。(二）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内在缺陷1.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在本体论意义上具有历史唯心主义取向，从而倒置了国家产生的基础和根源。它把文化和精神现象设置为国家现象的本源、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因，甚至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想象与心理建构，并以人们的心理感知与认同作为国家能力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这些观点不仅片面强调和阐发文化传统和实践文化意义在国家形成、本质和发展中的决定意义，而且割裂国家现象的物质基础、社会本质与精神形态的有机联系，扭曲了人类历史反复验证的国家形成和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其历史唯心主义立场。2.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在认识论上片面夸大和强调文化对于国家的意义，忽视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意义，从而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或者片面强调和夸大既有结构性文化对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论前提意义，或者仅仅关注人际互动实践形成的意义体系对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人民的社会实践对国家建构和发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本质上割裂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由此使得自身滑向形而上学的认识盲区。3.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否定国家的目的性，在价值论上具有虚无主义的特性。这一特性具体体现为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目标虚无主义。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消融了国家对于社会经济基础、阶级阶层、价值观念和历史发展的意义，侵蚀了现代国家的价值基础；缺乏对这些文化要素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从而构成了其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基因；没有系统地提出关于人的发展目的的观点，没有把对人的意义发掘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目的动力，显示出其理论目标虚无主义的严重缺失，无助于从价值理性层面解读国家发展的目标。【王浦幼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钱维胜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