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pdf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苗大雷内容提要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同体单位组织政党引领社会党建入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野。问题的提出在现有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单位制的自2 0 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形成、发展与变迁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单位研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究”。研究者普遍认为，以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主要求以来，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围绕“如何建设社要代表的单位组织是新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极会治理共同体”开展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具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它们作为单位制的组索。现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织基础和实践载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城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市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前的社会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基本导向，重点治理中也没有完全退场，仍然通过多种方式继续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和群众等参与主体在社会治发挥作用。在政策层面，近些年党和政府加强了理共同体中的作用、地位及其参与方式，却较少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倡导将其纳入社会治将在新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单位组织纳理体系。比如，2 0 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研究”（项目号：2 0 CSH09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单位组织的制度优势与社会价值研究”（项目号：2 0 2 2 WKZDJC005）、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基金资助“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45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2 0 2 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与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联建共建”；2 0 2 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出在加强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同时，提高和推进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建工作。不过，与这种政策倡导不相称的是，除了少数学者提出应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的主张外，目前较少有研究将单位组织纳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视野，深人探讨单位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方式和路径。笔者以为,与一些学者提出的单位组织因走向衰落而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同，当前许多单位组织仍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参与了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前许多城市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一些单位型小区的改造主要借助和依靠单位组织的力量，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与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方主体共同推动，不仅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而且有效提升了小区的治理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由于缺少单位组织的参与而难以有效推进。类似现象背后潜藏着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单位组织能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体而言，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遵循怎样的内在逻辑？其参与过程呈现出怎样的具体方式和实施路径？回答上述问题不仅能丰富关于单位制发展与变迁的理论认识，也有助于重新审视单位组织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促使其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文献回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进展与反思“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学术话语也是政治话语，它在学术话语中传承了“共同体”概念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政策研究中包含了国家146治理社会的政策导向，为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政策文本与理论工具。总体来看，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经历了潜伏期（2 0 0 8 2 0 13年）和萌芽期（2 0 142 0 18 年），在2019年后进人快速发展期，研究数量急剧增长。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内涵、阐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首先，在基本内涵方面，研究者从“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出发，重点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含义、参与主体及其关系。有研究者提出,现代社会中的共同体不同于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因素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基于特定的任务或目标而聚集并展开共同行动的任务共同体或目标共同体”，因此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多元主体围绕“共建共治共享”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核心要素形成富有生命力的有机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它表现出多方合作参与、有持续性治理网络和多重关系、兼具工具性和价值性等特征。有研究指出，尽管强调多元合作共治、协商共治，但其中的多元主体之间不是并列式的，而是“一核多元”式治理，党委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他主体作为协调和补充性力量参与其中。其次，在意义阐释方面，已有研究结合“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过程，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阐述。在学理层面，有研究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成果与话语创新，它构建了中国式“国家社会”的互动场域，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产物，也增强了“共同体”概念在中国的延展性和包容性。在实践层面，许多研究者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既是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增进政社互动，实现从强国家一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的内在需要。因此，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的新要求，又是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性创新的基础，对于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激发社会活力并增强社会韧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粤海2 0 2 3.4论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已有研究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方式进行了重点探讨。研究者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以全面提升治理的“人民性”为目标，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着眼点和落脚点，提升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许多研究者主张从分析和划分多元主体的权力和权利边界着手，采取加强党建、?创设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培养共同体意识、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强化民主协商和实现跨部门协作、发展科技治理平台等举措，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聚合与共赢，共同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些研究者聚焦基层，认为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重视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提升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冠疫情防控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者提出应立足基层，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将政府、人民团体、群众自治组织，以及驻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等都广泛动员起来，通过治理吸纳社会、治理嵌人社会、治理与社会互嵌的方式增强社会韧性，构建兼具工具型和价值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总体而言，目前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内容广泛，为认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不过，目前的研究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推进两方面还存在一定短板。在理论层面，已有研究从共同体的起源和流变角度进行了概念阐释，对其中包含的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其中仍存在不清楚和不明确的地方。比如，有研究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将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作为重要力量纳人其中，?却较少专门关注这些组织的独特性以及它们具有的资源特点和内在优势，探讨它们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实践层面，目前提出的建构路径大多是宏观视角的倡导与建议,而比较缺乏明确的具有可行性的具体方式和路径。以已有研究涉及较多的加强党建和跨部门协调等主张为例，它们在现实中是如何具体开展的？实际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背后存在怎样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目前还较少有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人探讨。此外，在研究方式上，目前的研究以思辩为主，而较少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这也导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深层机制难以有效揭示。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探讨，结合5家单位组织拆除相互之间的围墙形成新小区、共同提升小区治理水平的案例,重点关注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尝试回答单位组织能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问题，揭示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以期能够在理论上丰富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探讨，并在实践上为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支持。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沿着“单位研究”的分析脉络看，单位组织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它主要有党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企单位三种典型类型，它们的资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内部同时设立有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并被赋予特定行政级别，按照隶属关系纳入行政科层体制，在上级的领导下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单位组织集命令性权力和资源交换性权力于一体，在自身专业分工职能外还承担政治管理、社会整合和资源分配等多种职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新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组织工具。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确立，单位组织剥离了它原本承担的部分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功能，但它的核心政治属性和特征仍有很强的延续性。基于这些特点，探讨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需要引人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审视单位组织的发展变迁及它们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一）从“政党组织社会”到“政党引领社会”：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西方国家主要有政党反映社会和政党塑造社会两大政治传统，政党充当部分民众与政治团体的“代表机构”和“表达工具”。不过，中国的政党与社会关系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它自成立以来始终根植于社会，注重根据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对社会进行广泛的整合、组织和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147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过程中形成了政党融人社会的独特形态，显现出依靠基于高度自觉和主体理性的自我革命实现政党善治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成效，从而在革命和发展时期不解地进行进步主义的政治创造，创造出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全面领导结合当时党的历史任务采取了不同方式，政党与社会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具体来看,在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需要解决的主要是社会的组织化问题，以便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来汲取有限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尽快夺取革命胜利和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赶超型现代化，因此这一时期党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政党组织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领导人民取得巨大历史成就，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期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家治理的任务、目标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主要任务转变成在确保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党组织引领、凝聚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尽管也涉及政党对社会再组织化问题，但其目标是强调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政党要服务群众、改善民生，同时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等各种社会力量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自主性。这种新型政党与社会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党引领社会”。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深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正是对此的全面总结与系统升华。概言之，“政党引领社会”与“政党组织社会”在目标和方式上存在明显不同，“政党引领社会”强调政党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注重发挥蕴藏在社会当中的自组织能力和适度自主性。纵观单位组织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它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转变。首先，单位组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构成城市社会中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它的产生和确立与党对社会进行组织化的努力密切相关。路风等人的研究表明,单位组织是单位制的基本组织形式，它们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是党在总体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建148立纵向组织体系，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推动赶超型现代化的有效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单位组织构成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各类资源的分配沿着“国家一单位组织个人”的路径进行，单位组织的运行表现出个人依赖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依赖国家的特点。其次，随着单位组织的发展与演变，它们不再直接承担城市社会中基层治理的重任。大量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确立，国有体制之外的“自由流动资源”迅速扩张，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大规模涌现,从而对传统单位制产生冲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单位组织的作用范围缩小到国有体制内，体制外增量资源和社会成员基本上脱离了单位组织的覆盖范围。而且许多原来由单位组织提供的社会福利，比如养老、医疗、住房等，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一些学者由此提出“单位社会”终结，中国社会进入了“后单位时代”。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单位组织难以继续作为城市社会的基层治理单元发挥作用，城市社区开始替代单位组织成为城市社会的基层治理单元，城市社区成为党组织、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场所。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单位组织不再构成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但它们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就单位组织的三种主要类型而言，不仅党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在党群工作、行政管理和科教文卫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仍占据绝对优势，而且限制介人性大型国企仍掌握着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更重要的是，单位组织的核心特征仍有很强延续性，它们的资产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且被纳入正式行政科层序列加以管理，仍按特定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接受上级单位组织的领导，并在党组织领导下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在此意义上，单位组织仍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它们可以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借助的重要力量。针对以上转变，挖掘和发挥单位组织的内在资源和优势，吸纳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成为新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二）超越“单位制党建”：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粤海2 0 2 3.4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关键是超越以往基于“政党组织社会”方式而形成的单位制党建模式，探寻与“政党引领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党建模式。所谓单位制党建，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谋求社会整合和推进现代化，确立和巩固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地位，从而延续革命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组织建设原则，结合当时的单位体制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态而塑造起来的党建模式。这一模式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适应，也与“政党组织社会”的内在要求相吻合。它在目标理念上服务于党对社会的组织化要求，在组织设置上依托封闭性的单位组织来设置基层党组织体系，在运作方式上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行政手段来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和组织动员群众，注重在单位组织内部开展“组织内党建”。有研究表明，单位制党建对于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和社会秩序的重构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快速变迁，特别是在进入新时代后，国家对单位制党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主要体现为，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组织设置模式使其难以有效向国有体制外的其他组织覆盖，而且依托单位组织建立的基层党组织出现了离散化和悬浮化现象，相互之间缺乏横向的交流和资源的整合，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导致行为协调困难。单位制党建之所以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上述不适应现象，主要在于它没有适应从“政党组织社会”向“政党引领社会”的时代转变，因而破解这些不适应现象的关键是寻找与新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党建模式，从而使单位组织有效参与到社会治理实践中，与其他参与主体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结合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的政策倡导和各地的政策实践看，笔者以为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逐步形成的党建引领制度是与“政党引领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党建模式。有研究指出，“党建引领并非单纯自上而下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基层在长期摸索和应对挑战时形成的一系列做法。这些做法近年来得到宏观政策的确认,并在国家推动下进一步在基层探索和创新”。在制度内涵上，党建引领指“以党建推动跨组织、跨体系协调”,通过“超越体制内党建的传统边界，开始在更为复杂的治理情境中发挥作用”，它在实践中涵盖了社区党建、楼宇党建和区域化党建等具体方式。在制度演进和现实运作方面，党建引领呈现出以下特征：党建紧密融入公共资源配置的全过程，与公共资源配置的系统安排紧密对接，而不只是在组织内部开展党组织建设；高度重视专业化支持体系，注重提升基层党组织构建公共性、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共治的能力；注重发挥党建网络的资源互补优势，促进不同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机会共享。总体而言，党建引领制度是不断挖掘党的组织优势以应对时代挑战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型党建模式，它与单位制党建模式存在明显不同。党建引领制度在目标理念上适应“政党引领社会”的要求，构建了跨越不同组织的以基层党组织体系为互动纽带的联结方式；在组织设置上突破了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模式，将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空间从封闭的单位组织内部转到了更加开放和广阔的社会领域；在运作方式上突破了单位制党建的行政运作方式，通过党内民主、沟通协商、利益协调等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多样化方式开展党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等工作。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单位组织的特点来看，党建引领制度为单位组织在新时代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党建引领这种新型党建模式，将单位组织内部党建与区域化党建、社区党建等新型党建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各类基层党建活动，发挥单位组织在党组织网络体系、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成员的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使单位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沿着这一内在逻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重点可以从四方面推进。首先，利用单位组织内在的党组织网络体系，通过区域化党建活动推动共识的达成，解决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其次，结合单位组织具有的高度组织化和纪律性等特点，通过基层党建活动的开展对其成员进行组织和动员；再次，借助单位组织长期形成的注重道德性和情感性的宣传149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动员机制，在单位组织成员及其家属中开展宣传动员，通过树立典型模范等方式进行价值引领，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最后，针对单位组织成员在长期共处中形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打造公共空间和开展公共服务活动等方式，积极塑造共同体意识，从情感层面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综合来看，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它在实践层面体现为采取党建引领这种新型党建模式来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通过“以党建促治理”的具体方式和实践路径，发挥出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的共同体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使单位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其他参与主体共同构建起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构成了我们认识单位组织在新时代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沿着前述理论分析，接下来主要结合5家单位组织拆除相互间的围墙形成湖畔公园小区并共同提升新小区治理水平的案例展开具体分析，进一步揭示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本文选择这一案例主要是考虑它涉及不同类型单位组织，体现了单位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较好反映出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笔者自2 0 2 0 年起进行长时间跟踪调研，系统搜集街道、社区和五家单位组织的相关文件、会议记录和新闻报道等资料，在2021年1月、7 月和2 0 2 2 年7 月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先后访谈街道、社区和5家单位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成员，以及多位小区居民，共涉及近30 人，为开展深人分析提供了扎实基础。（一）案例简介：从单位家属区到“湖畔公园小区”湖畔公园小区位于湖北省H市的市中心，隶属于环湖社区，它在2 0 2 0 年由市级的市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市职院”）、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简称“市政中心”）和区级的区检察院、区农经局和区财政局大禹财政所这5家单位组织的家属区合并组建而成，小区占地面积约35亩，共包含9 栋居民楼，有居民2 0 6 户459 人。这5家单位组织的单位性质、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各不相同，其中区检察院（副处级）是行政单位，市职院（正处级）、区农经局（正科级）和大禹财政所（正科级）是事业单位，市政中心（正科级）从自收自支类事业单位转制为国企单位。5家单位成立时间最早的是1949年创建的市职院，最晚的是1991年设立的大禹财政所。2 0 世纪9 0 年代中期，这些单位组织在目前地块各自修建了住宅楼。2020年以前，这5家单位家属区彼此独立，相互之间有厚厚的围墙。由于建设时间较为久远，这些家属区的房屋和配套设施比较陈旧，居民在水、电、停车、安全等方面面临许多困扰。最严重的是，由于地势低洼且在湖畔，这些单位家属区每年都会被水，居民称其为“小雨成塘，大雨成湖”，小修小改根本解决不了淹水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建排涝泵站。但由于各个家属区隶属于不同单位组织，且相互之间被围墙隔断，因此很难找到合适地方修建泵站。而且，围墙的存在使各个家属区之间形成“肠梗阻”，存在很大安全隐患。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5家单位组织在各自家属区的出入口都设立防疫站点，派人和社区居委会、下沉党员共同开展防疫工作，但是出人口分散给防疫工作的统筹和实施带来许多不便。在当年5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当地街道和社区根据“地域相邻、便于管理、规模适中”原则，将这5家单位家属区划分成一个片区，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动拆除各家单位家属区之间的围墙。2020年10 月，5家单位家属区之间的围墙最终拆除,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居民小区，后来命名为“湖畔公园小区”。在此期间，小区内新修2 座排涝泵站，解决了下雨易涝的难题；重新设置2 个大门,贯通了小区内通道；划定153个停车位，比改造前多出53个。这些改造极大改变了小区的面貌，居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单位组织和街道、社区、居民等共同推动提高新小区的治理水平。新小区在2 0 2 0 年5月组建的片区综合党支部的基础上，设立小区综合党支部（简称小区党支部”）。在街道、社区和各家单位组织的支持下，小区党支部牵头开展了一系列党建活动和服务居民活动。如今，湖畔公园小区被评选为当地老旧小区改造和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的示范点，多次受150粤海2 0 2 3.4到市委、区委的表扬和奖励，关于小区的新闻报道多次登上市级和省级党报。自2 0 2 1年以来，省、市、区等各级领导多次到小区考察调研。简言之，从单位家属区到湖畔公园小区，它实现了从相互独立到贯通合一、从面临诸多困难到焕发新生机的重要转变。（二）以党建促治理：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湖畔公园小区之所以能成功拆除各单位家属区之间的围墙并提升新小区的治理水平，主要在于5家单位组织比较有效地参与其中，与当地党委、政府以及街道、社区、单位组织成员和小区居民等共同努力，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合力，推动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在实践中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中，单位组织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显现出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1.利用党组织网络体系，推动共识达成单位组织内部始终同步设立各级党组织和管理机构，它们分别代表党和政府,努力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这是单位组织核心政治属性的具体体现，并未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发生根本变化。单位组织内在的党组织网络体系为它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组织载体。在湖畔公园小区，5家单位家属区起初并不愿意拆除各自的围墙，这是既有长期形成的观念所致，许多人认为“围墙是一个单位的标志，大门一关，就是自已的一方天地”（访谈材料，SWJ20210710）；有的单位对拆除围墙之后本单位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感到担忧，比如大禹财政所非常担心围墙拆除后自家院内原本充足的停车位能否被保留下来供本单位家属优先使用。针对各单位组织的担忧和疑虑，当地街道和社区争取区委和区政府的支持，借助区域化党建平台开展政治动员，推动共识达成。首先，街道和社区借助区域化党建平台，召集5家单位组织的党委负责人多次商，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形成拆除围墙的共识。区域化党建将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空间从封闭的单位组织转向开放区域，以区域内公共问题为核心，采取党内民主、沟通协商、利益协同和社会关怀等方式开展工作，组织各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湖畔公园小区所在街道的区域化党建主要通过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两个平台开展，它们分别在街道层面和社区层面将辖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囊括其中，每年召集这些组织的党委负责人召开一次或两次“党建联席会”或“社区党建议事会”，协商解决区域内的重要问题。2 0 2 0 年5月，当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被提上日程后，街道党工委组织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并寻求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5家单位组织协商拆除围墙。会议记录和访谈资料显示，沟通协商除了说明拆除围墙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还积极运用党的政治话语，强调从政治站位的高度认识拆除围墙和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强调这不仅是落实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举措，而且是当年市委市政府推动的重点工作。因此，拆除围墙也是政治任务，应该从大局出发先统一思想，再协调各单位组织之间的具体利益问题。在区域化党建的推动下，5家单位组织最终达成共识，同意拆除各自家属区之间的围墙。其次，在达成拆除围墙的共识后，经过街道、社区与5家单位组织协商，在2 0 2 0 年初疫情防控期间组建临时党支部的基础上，结合在职党员同时向单位组织和所属社区报到的党员“双报到”制度，由各家属区的党员共同组建常态化的综合党支部。由于各家单位组织本来就有完整的党组织网络体系，也有丰富的党建经验，综合党支部很快组建起来，每家单位家属区的党员组成1个党小组,并推选1名“在单位内有威望、能说得上话的人”担任党小组长，并由这些党小组长担任党支部委员，共同组成党支部委员会，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书记和副书记等。综合党支部成立以后，主要在社区党委和单位组织的共同领导下开展工作，它被定位为功能性党支部，不承担发展党员、收缴党费、转接组织关系等职能，而主要承担三项职能。一是在社区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把党的主张变成居民的自觉行动；二是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组织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党委的各项工作任务；三是组织和带领居住在小区的党员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志愿服务，推动小区业委会的组建和发展。综合党支部成立后，首先组织党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到居民家中走访，了解居民意愿并向其宣传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推动围墙拆151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除。2 0 2 0 年5月底，5家单位家属区大部分居民签字同意拆除围墙。2.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发动党员参与单位组织的内部管理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点，这既来自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组织传统，也来自党对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体系的塑造，从而形成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单位组织文化惯习，并内化到单位组织成员的认知和行为中。对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强调成为单位组织动员其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这在湖畔公园小区的改造和治理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小区党支部成立以后，继续加强党组织网络体系建设，进一步向楼栋延伸。小区党支部充分利用熟悉单位组织内部情况的特点，发动党员主动亮明身份，为居民提供服务，并在每栋居民楼挑选1名在单位组织中表现积极、口碑好的党员的家庭，将其确立为党员中心户，由他们负责联络本楼栋各户居民，及时了解居民情况，反映居民诉求。由此，新小区借助原单位组织的党组织网络体系，构建起“小区党支部家属区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新体系。这一新的党组织网络体系在拆除围墙和小区改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在单位组织的支持下，和社区居委会共同开展多方面工作，既做思想工作，也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一方面动员党员带头拆除自家的违建，用实际行动支持小区改造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又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列出居民认为需要改造的痛点和难点，如把解决淹水、排涝问题作为小区改造的重点事项，并主动联系改造施工单位，及时反馈居民意见。另外，各单位组织重视党员在社区和小区中的实际表现，把党员下沉的表现作为重要考核依据，将党员“双报到”制度有效落到实处。实际上，早在2 0 18 年H市就开始试行党员“双报到”制度，在职党员除了在本单位组织参加党组织活动，还要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党委报到。2 0 2 0 年，党员“双报到”和党员下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全市开始正式实施党员“双报到”制度，将其常态化。由此，在职党员都要向所在社区党委报到，由社区党委根据党员参加社区活动、服务居民的情况进行跟踪记录，定期以函件形式反馈给街道党工委和单位党组织，将其作为单位组织在职党员绩效考核、评优争先的重要依据。尽管现实中有些地方对下沉党员疏于管理，但由于有单位组织的重视，所以党员下沉在湖畔公园小区能够有效落到实处。社区党委授权小区党支部对下沉党员进行管理，负责记录其服务情况，由此单位组织也将党员在新小区中的实际表现作为重要考核依据。因为有单位组织的重视，所以党员们也积极地参与到下沉活动中，发挥各自特长开展多种便民服务活动，主动组建党员先锋志愿服务队、矛盾纠纷调解队等志愿性组织，开展打扫楼道卫生、夜间安保巡逻、植树栽花、美化家园等活动。党员的这些服务活动最终都成为单位组织对其考核的重要依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市政中心的党员秦某不仅积极参与本单位家属区的疫情防控，而且在各家单位家属区打通之后也积极为居民提供服务，因此被社区评选为优秀下沉党员，也被市政中心多次评为优秀党员。3.注重树立模范，开展宣传动员单位组织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机制，它注重道德性和情感性动员，通过树立典型并给予一定政治或道德荣誉符号的方式，形成模范效应，号召和动员其他成员向典型学习。单位组织的这种宣传动员机制在当前仍可以被利用起来，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湖畔公园小区，单位组织常用的宣传动员机制成为重要资源，在小区治理中被充分利用起来，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方面，社区和各家单位组织联合起来，注重以树立典型模范的方式表彰优秀党员，号召其他党员向他们学习。上文提及的市政中心党员秦某被评为优秀下沉党员、优秀职工之后，社区和市政中心分别对他进行表彰，而且在各自的线下宣传栏、微信公众号乃至市级党报等媒体宣传他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党员向其学习。另一方面，小区党支部在社区和单位组织的支持下发动广大居民，开展多种评比活动，在居民中评选模范家庭和模范居民，号召其他居民向他们学习。2 0 2 0 年12 月至2 0 2 1年底，小区先后组织过多次评选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五好文明家庭”评选。2 0 2 1年5月，经过各楼栋推荐、听取多方意见、小区党支部初审、社区考评审核等环152粤海2 0 2 3.4节,最终共评选出17 个“五好文明家庭”，小区党支部和社区党委制作展板对这些家庭的精神风貌进行集中展示。工作人员解释说：“用正确的舆论和身边的典型事迹引导人、感召人，倡导大家形成发现真情、传递真情的和谐氛围。”（访谈材料，YP20210608)4.塑造共同体意识单位组织成员在长期的共处中形成了一定的认同感，他们将单位组织所在空间视作充满“家园感”的公共空间，产生了朴素的“生活共同体”意识，这成为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情感资源。在湖畔公园小区5家单位家属区相互独立时，各家单位组织的成员及家属对本单位组织有较明显的认同感，通常用“我们”和“他们”来将本单位组织与其他单位组织区分开来，这在拆除围墙的过程中体现为重视并积极争取本单位组织的利益。而在拆除围墙后，继续强调本单位组织的意识显然不再适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公共事务的开展。针对这种情况，街道、社区联合单位组织、小区党支部开展一系列活动，促使5家单位家属区的居民形成超越原单位组织的新的小区共同体意识。首先，广泛动员原来单位组织的职工和家属区居民开展“我为家园取名字”活动。这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为拆除围墙之后形成的新小区起名字，有居民提议“就叫湖畔公园小区，因为我们后面就是青湖公园，这个湖有上千年的历史”（访谈材料,LXG20210711）。这一建议得到广泛认可，新小区在2 0 2 0 年12 月被正式命名为“湖畔公园小区”。二是为原单位组织的每栋居民楼起名字。这主要是因为原来每个单位家属区居民楼都叫一栋、二栋、三栋,这在拆除围墙之后变得难以区分。为此小区党支部在征求居民意见后提出给每栋楼起个新名字，而且“要体现拆除围墙、新建的一个小区的特色”。党支部书记提议楼名以“和”字开头，这一提议也得到广泛认可，最终通过投票的方式在广大居民提出的30 多个名字中选取9 个作为居民楼的名字，分别为和安楼、和睦楼、和美楼、和润楼、和顺楼、和善楼、和泰楼、和谐楼、和悦楼。后来居民共同概括出“党群和、民心和、邻里和、家庭和”的“四和”文化，作为新小区的文化精神内涵。其次，打造公共空间，营造共同体氛围。公共空间不仅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平台，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还是人们美好生活愿望和实践的聚集地，它有助于居民通过交流来增进情感和认同。在新组建的小区，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室内公共空间和室外公共空间。室内公共空间主要由各家单位组织提供，具体包括市职院提供的闲置二层小楼和区检察院提供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社区申请专项资金对二层小楼进行重新装修，将其改造成党员先锋站，作为小区党支部的固定活动场所，同时允许居民在这里举办公共活动、开展娱乐活动。室外公共空间主要是拆除围墙之后形成的院内大片空地，可以被用来举办规模较大的公共服务活动。2 0 2 2 年初小区党支部发动居民筹资在1栋和2 栋之间修建了一座小?亭，将其命名为“福寿亭”，成为居民纳?、商议小区事务的重要场所。从实际效果看，这些公共场所发挥了很大作用，除了常规的小区党支部议事讨论、党员下沉活动等，还在这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公共活动，大大增进了居民之间的沟通，也增加了居民对新小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街道、社区和多家单位组织负责人都表示，“在拆除各个单位组织之间的实体围墙之后，更要打通新小区居民之间无形的心墙”。（访谈材料,SWJ20210707、XLH 2 0 2 10 7 0 9)最后,由于在老旧小区改造和小区治理水平提升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效，湖畔公园小区在2020年和2 0 2 1年被区委和市委分别评为老旧小区成功改造和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的示范点，这进一步增强了居民对新小区的认同感，使居民有了更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访谈中许多居民开始不自觉地强调“我们小区”，而不再像围墙拆除之前那样强调“我们单位”。有居民评价：“现在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好，还让我们这些隔墙住了几十年的住户成了一家人！”（访谈材料，MJG20210710）结论与讨论近年来，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