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夏州治所迁移与发展策略.pdf

西夏研究2023.03XixiaResearch党项夏州治所迁移与发展策略郝振宇摘要：自唐中和元年至宋宝元元年，党项夏州治所两易。第一次在宋咸平六年，李继迁将治所由陕北鄂尔多斯高原的夏州迁至银川平原的灵州。第二次在宋天禧四年，李德明将治所由位于银川平原黄河以东的灵州迁至黄河以西的兴州。从迁移路线来看，党项夏州治所渐次西移。从迁移目的来看，李继迁谋徙灵州是为进取之资，李德明思迁兴州是因形势利便。灵州、兴州契合他们各自的发展策略，由此形成了党项夏州两易治所的历史事实。关键词：夏州；治所迁移；发展策略作者简介：郝振宇，男，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澎工作室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史。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项目“西夏家庭资料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 9VJX076）的阶段性成果。唐宗乾符五年（8 7 8)黄巢起义爆发，广明元年(8 8 0)黄巢率军攻入长安，宗奔蜀。中和元年（8 8 1)正月，宗“诏太原节度使郑从说发本道之师，与北面行营招讨副使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玫、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1 7 0-1 0。“夏州将李思恭”即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四月,因诸葛爽降黄巢，唐廷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银节度使。八月，正式任命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十二月，“赐夏州号定难军”2 1 8 2 6 1,获得正式藩镇名义。在夏州发展过程中,其治所两易。一易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夏州西迁至银川平原的灵州，二易自黄河以东的灵州迁至黄河以西的兴州。关于党项夏州治所的迁移问题,杜建录 3 、保宏彪 4 、刘菊湘 5 等学者已从生态、经济、军事和交通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本文认为，夏州治所迁移过程中，人的主观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基于此，本文在观照地理环境与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就党项夏州的将领李继迁与李德明因时制定的发展策略在治所迁移中的作用进行论述。一、谋徙灵州：为进取之资关于党项夏州治所的首次迁移，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咸平)六年春，遂都于灵州 6 1 3 98，指出夏州的治所由夏州迁移至灵州，这次治所迁移的主导者是李继迁。是书同传介绍“继迁，继捧族弟 6 1 3 98 5。李继捧是宋初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之孙。北宋立国,李彝兴曾遣使人贺 7 6 7。因宋太祖不勤远略，对西北地区采取怀柔政策，“灵、夏、河西，皆因其首豪，许之世袭 6 1 0 3 7。因此，党项夏州与北宋保持着一种互不侵犯、互相往来的良好关系，并出兵协助北宋攻取北汉。清人吴广成评价此时的双方关系为：“李氏自归宋以来，频与汉战，累立大功,其效顺之心可谓诚矣。”8 3 5一57 一但在宋太宗时期，党项政权与北宋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因为李继捧任定难军节度使没有得到宗族内部的一致支持，出现了“失礼诸父，宗族多不协”的情况 8 1 3 6,李继捧也没有能力解决宗族内部的权力纷争，所以，其叔父李克文向宋廷请诏使谕李继捧入觐。同时，太宗放弃太祖不勤远略而许豪世袭的怀柔政策，意图为其专制铺平道路 9 1 6,对李继捧的内附积极回应。太平兴国七年（9 8 2），李继捧来朝，表示愿留京师，遂献其所管州县，太宗随即“遣使谐夏州，护继捧麻以上亲赴阙，县次续食”7 1 52 0。李继捧人朝献地得到太宗认可，他进一步要求李继捧五服之内亲属皆人京师。但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遵宋廷诏令，“与其党数十人奔人番族地斤泽”，“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继迁自言：“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7 1 58%自此，夏州李氏分裂为两部分，一部以李继捧为首，内附宋朝；一部以李继迁为首，背宋自立。李继迁随之与北宋围绕夏州所属之地进行了十数年的反复争战 1 0 1 95-1 0 4。在与北宋争战过程中,李继迁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于真宗咸平五年（1 0 0 2)三月，“大集蕃部,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 1 98。咸平六年(1 0 0 3)春将夏州治所由夏州迁移至灵州。关于治所西迁的缘由，西夏书事中有详细记载。现将相关内容移录于下以作分析：初，保吉居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及得灵武，爱其山川形胜，谋徙都之，弟继瑷言：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遮而迁弃，恐扰众心。保吉日：“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狗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据诸路上游，扼西睡要害。若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继瑷与牙将李知白等督众立宗庙，置官衙，挚宗族建都禹。8 8 5关于将夏州治所从夏州迁往灵州的动机，李继迁总结为两点，一是“爱其山川形胜”，灵州有得天独厚的军事战略优势；二是“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灵州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关于灵州“山川形胜”的军事战略地位，宋真宗咸平四年（1 0 0 1)讨论灵州废弃问题时，何亮指一58 一出，“轻弃灵州，则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一旦给之，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一患也。自环、庆至灵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而为一，二患也。冀北马之所生，自匈奴猬癫，无匹马南来,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域之东偏，实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如舍灵武,则合而为一。夏贼桀點，俾诸戎不得货马,则未知战马从何来，三患也”1 4。何亮从灵州地广富饶、戎狄和合、战马供应三方面指出灵州之于北宋的重要性。宋史刘综传亦记载，“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陋巨屏，所宜固守 6 1 4 2。同时，宋人也注意到李继迁谋取灵州的战略意图，宋史李沉传记载：“李继迁久叛，兵众日盛，有图取朔方之意。”6 1 953 9李继迁“图取朔方”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到灵州在夏州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即“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据诸路上游，扼西陋要害”8 1 8。刘菊湘从历史地理角度对此有详细论述 51 8 4-8。但成一农指出,刘菊湘虽分析了灵州军事战略地位和经济优势,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迁到灵州,而不是银川平原上的其他城市或者位置。其原因在于没有突出“人 在其中的重要作用。1 2 1 8 6-8 7 爬梳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灵州军事战略位置的优势，而灵州之所以成为夏州新治所，在于灵州可以“纵横四出”的进攻性军事地理优势，能够为李继迁实现扩张策略。因此，在客观条件与主观意愿两相契合的过程中，李继迁萌生出由夏州迁往灵州的想法。最后的事实证明，李继迁的决策是正确的。李继迁在占据灵州后,割断了北宋与河西吐蕃、回的往来，为攻占河西地区奠定了基础。清人吴广成对此分析指出：“保吉从此据朔方,并西?,丕基式廓,宋实有以成之。”8 8 6另需注意，李继迁在徙往灵州时，其弟李继瑷曾进言劝阻日：“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逮而迁弃，恐扰众心。”1 8 1 8 5李继瑷从两方面指出夏州不可轻弃，一为“累世经营”。党项政权自唐中和元年(8 8 1)至宋咸平六年(1003)已有一百二十余年,夏州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其地位早已深入人心。二为“恢复未久”。宋至道三年(997)十二月,真宗“以夏、绥、银、有、静五州赐赵保吉”7 90 1,李继迁全复五州之地。至继迁徙往灵州时，仅有五年，故李继瑷有“而迁弃，恐扰众心”的担忧。但李继迁对此直接以“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庸众”拒绝，认为夏州作为治所已不能与他“拓土展疆，是诚在我 8 15 7的战略规划相符合。宋淳化五年（9 9 4)四月，太宗颁布废夏州旧城诏，诏日：“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将其城，迁其民于银、绥间。”7-7 7 8 宰相吕蒙正亦认为：“自赫连筑城以来，世为关右之患，若遂废之,万世利也。”8 6 0 北宋为防止夏州落入李继迁手中成为后患，采取捣毁城池，迁民众至绥、有二州的策略。宋至道元年（9 9 5)六月，李继迁表乞夏州，直言：“夏州荒土，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李继迁已然认识到被毁后的夏州难以作为治所所在，其求夏州的目的在于“五州故地，先业留遗”8 J57。李继迁在取得夏州后仅仅是“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8 18 5,并没有对夏州城进行实质性的修缮。关于当时灵州地区“习华风，尚礼好学”的风俗，太平寰宇记“灵州风俗”记载：“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13 7 6 0。乐史认为灵州风俗的改变是受到北周武帝宣政二年（应为宣政元年)将被俘之陈人迁到灵州的影响。今之学者往往将其与宁夏之“塞北江南”或“塞上江南”的称谓联系起来。鲁人勇明确指出，宣政元年（5 7 8），北周将陈被俘近三万人全部安置到灵州境内，这些士兵原籍在长江流域，迁到灵州后，带来江南习俗，改变了这里原有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因而号称“塞北江南”14 。吴忠礼更认为，被集体迁赶到灵州境内进行屯垦的数万名官兵及其家属子女大多是今江苏、浙江省人氏，他们把南方先进的生产经验、生产工具和先进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带到塞上，对宁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吴先生言，其依据是正史记载和太平寰宇记记载。15 12 1但太平寰宇记有“迁其人于灵州的相关记载，缺少如被俘陈人之籍贯与群体构成等具体信息。通过检索文献发现，与太平寰宇记同期成书的太平御览有一条极为相类的记载。据太平御览“州郡部灵州”条引图经日：“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16 8 0 0 本文认为太平寰宇记与太平御览关于灵州风俗的记载应源于图经。华林甫在隋唐 图经辑考中将太平御览“州郡部灵州”条所引图经归为无具体名称图经之类17 6 7。所以，太平寰宇记与太平御览所记灵州好学尚礼风俗内容应来自隋唐不具名之图经。图经包括地图与文字两部分，是记录一地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的专门性著作。赵贞在论唐代 编修中指出，隋大业年间，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 18 9 8,将图经编纂纳人官方轨道19 18 9。而唐代图经编纂已是制度化要求，如唐六典规定：“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2 0 16 2 另有五年一造之说，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2 1119 8成书于9 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记录有唐图经，“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各一卷 19 19 2。可知，唐代各道甚至州县都有图经编纂。综上，太平寰宇记与太平御览所记灵州风俗应是隋唐灵州地区的图经所记录，而隋唐图经之人文风俗记载不是凭空杜撰，因为风俗是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对社会成员具有相对稳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隋唐不具名之图经记载应是有所依据的,除时间外,其他内容应是可信的。虽然灵州地区“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但在北宋诸臣讨论有关灵州事务时，很少对此发表评论，主要讨论焦点在灵州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上。而纵观李继迁时期，有史记载的灵州籍属官只有何宪一人。西夏书事记载：“宪，灵州人，保吉破州城时得之,爱其才,使掌兵数事。”8 19%另外,继迁子德明时期有一人斡氏，其名不详,为西夏后期宰相翰道冲先人。西夏书事记载：“道冲，先世灵州人，祖从德明迁兴州，世掌夏国史职。”8 4 2 0 除此之外，灵州籍属官几乎没有。但不能因史籍未载而邃然否定灵州地区具有人才资源的事实。因为现存关于西夏的汉文史籍多是宋人所记，他们多未深人夏地，很大程度上记载的是所闻之言。另外，在蒙古灭西夏时，报复性的毁城屠民，极大地珍灭了西夏典籍9 13 8 8。因西夏典籍百不存一，以现存史籍付度继迁以灵州“习华风，尚礼好学”为迁移理由时,应持邃不可否的审慎态度。所以，灵州一 5 9 一“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的宏观因素应与李继迁的主观意图相契合，成为继迁谋徙灵州的拉力之一。综上，李继迁取得夏州后，并未对被宋夷毁的夏州进行大规模修，只是简单的“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8 18 5,将夏州暂作凝聚党项部落的政治象征。夏州失去了唐末五代时期区域中心地位，由核心区逐渐变为边缘区。而灵州因山川形胜的重要军事位置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满足了李继迁“借此为进取之资”的战略需求，因之成为李继迁的首选。二、思迁兴州：形势利便在灵州成为夏州治所的二十年后，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又将治所自黄河以东的灵州迁至黄河以西的兴州。关于夏州治所由灵州迁往兴州之事，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6 13 9 9 2 且将此事置于天圣元年（10 2 3）。李焘对此有所质疑，他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天禧四年闰十二月条记载：“赵德明始城怀远镇而居之，号兴州。正文之后，李焘加小文考释：“德明正传载，城兴州在李士彬斩蜡儿后，不得其时。按士彬斩腊儿，见今年正月，因附年末。7 2 3 4 因此，李焘将德明筑城怀远、改为兴州之事置于天禧四年（10 2 0)。之后成书的西夏书事8 12 0、西夏纪2 2 13 0 对此皆有考证，与李氏之说相类，以天禧四年为李德明迁往兴州的确切时间。综上可知，德明将灵州迁往兴州之事属实，关于迁移之因由，西夏书事有两条史料对此有详细叙述，录文于下以作分析：有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宋天禧元年六月)8 118德明以龙见之祥，思都其地，谋之于众，金日：“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遂定都爲。（宋天禧四年末)8 12 0第一条资料述及宋天禧元年（10 17）六月，怀远镇以北的温泉山上有龙出现，李德明认为这是一 6 0 一祥瑞之兆，于是萌生出迁往兴州的想法。对党项人来说，龙是祥瑞的代表，西夏文诗歌夏圣根赞歌中就记述李继迁为龙的后裔2 3 17 1。李德明以怀远镇见龙为由，营造正当合理的舆论支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也说明，李德明已经有思立兴州的主观意图。但德明自景德元年（10 0 4)春正月继立定难军节度使到谋求迁至兴州时已有十三年，仅以见龙有瑞为理由终究过于勉强,其真正理由是第二条资料的谋臣之言。他从三方面对迁往兴州进行了详细阐释。一是灵州“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在李德明时期，灵州已逐渐丧失了李继迁时期的军事战略地位。李继迁时期，灵州“地居四塞”的地理位置，为李继迁以灵州为根据地“纵横四出”以致宋朝“关中将莫知所备”的进攻战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当夏州由攻宋转向防宋,灵州便利的地理交通演变为双刃剑,成为夏州防守的难点,其弊端就在于“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一旦北宋发动进攻,灵州亦极易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如神宗元丰四年(10 8 1)五路伐夏，宋军就围困灵州城整整十八日，虽然宋军以失败告终，可见灵州当时面临的军事危险。二是兴州“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的得天独厚的防守优势。兴州位于贺兰山和黄河之间,隔黄河与灵州相对,战略地位上极具守势。若宋军欲取兴州必攻取灵州，以此为跳板才能西渡黄河取兴州。若不能取灵州就无法直接渡河，这样对兴州造成的军事危险很低。而黄河更是在兴州防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曾“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 6 13 9 4。同时，兴州绝佳的军事防守优势符合德明“依辽和宋”的对外整体战略。德明之所以和宋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德明遵循其父继迁的政治遗策。宋景德元年(10 0 4)春正月，李继迁卒。在李继迁时期，他背宋与战、征地扩张，“控弦灵武”“驱马?州”，虽然使夏州所控区域扩大，但因连年征战，也面临“孤危 的境遇8 9 3。宋人张方平在上仁宗因郊礼肆赦招怀西贼中就此有一论述，其言为：“昔迁贼之为边患也，号为骁悍有谋略者，陷朔方、灵武,国家丧地千里，而其众亦大弊。尔时继迁虽不为六谷所杀，势亦不支矣。故其死时戒德明日：尔当倾心归顺朝廷。如一两表未蒙开纳，但连上封章以祈见德。”2 4 14 7 6 可知，夏州因有“势亦不支”之虞，所以，李继迁告诫德明应韬光养晦，与北宋结好，这是其最本质所在。而德明遵循其父的政治遗策，“言父有遗命，永无贰心”8 10 0,对北宋实行积极友好的策略。其次，德明深层的政治考量。德明继立之初，面临着“国危子弱，部族离心”8 19 4 的局势。而宋朝更是利用这种局势对夏人进行招抚，西夏书事记载：“诸番以保吉残暴，久不聊生，闻诏书招抚，争观之，无不泣下。”8 19 4 景德元年（10 0 4)十二月，孔目官何宪挚家归宋,真宗诏令乘传赴阙8 19 6。景德三年（10 0 6)，“环州苏尚娘曾御保吉有劳，屡告夏州机事 8 10 1。归宋的夏人为宋朝提供了诸多军事情报，在很大程度上对夏州的安全造成威胁。而以曹玮为代表的边将更是主张对夏州采取强硬措施，其主张：“今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擒灭，后更胜强难制。愿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阙下，复以河南为郡县，时不可失。”7 14 0 2 但是，宋廷却采取了姑务羁的对夏政策9 12 3-3 1。此时，在“德明当西?大创之后，诸戎叛渔之初”8 13 1的背景下，德明的实力无法与宋廷相提并论。为保证内外局势的稳定，德明在宋廷有意和的情况下，“驰驿奏，愿备藩臣”7 12 9 5 6。景德二年(10 0 5)宋夏达成合议,对宋由攻势转为守势。而灵州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求，所以，德明开始谋求新的治所。在当时夏州所困区域中，兴州优越的防守优势与德明的意图相契合，因之,兴州成为符合德明要求的首选城市。三是“屡现休征，神人允协”的有利导向。宋天禧元年（10 17)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的祥瑞之兆为李德明谋徙兴州营造了承天应命的有利的舆论环境。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祥瑞文化中，麒凤五灵是最高等级的瑞兆。晋人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释义：“麒凤五灵，王者之嘉瑞。”孔颖达作疏进一步解释为：“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2 5 12 7 在祥瑞图谱中,龙则是帝王或皇权的象征。而“有龙见于温泉山”更与“德至水泉，则黄龙见”2 6 12 4 5 的言契合。所以，李德明借“以龙见之祥”的休征之象表明徙立兴州的意图时，以金为代表的众臣迎合德明之意并积极对此给予支持，为安定人心徙往兴州做了铺垫。综而考论，在谋徙兴州的三个理由中,灵州“地居四塞”“纵横四出”的军事战略位置已不能适应德明时期的形势需要，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而与灵州隔黄河相对的兴州因防守优势与德明意图相契合，成为德明欲往之地。另外，“有龙见于温泉山”的祥瑞之兆则在此事上营造了有利的人心导向。所以，在客观环境与主观意图契合的合力下，德明“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18 12 0。自天禧四年（10 2 0），他在兴州经营十一年之久。在执行和宋战略的数十年中，德明“贡献之使，岁时不绝”,而宋仁宗也“以其恭顺,遣使持册封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等，又加食邑千户 8 13 0。所以，德明时期，生产获得发展，商业随之活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有重大成就。借着社会经济上升的时机，李德明励精图治，集中力量实施对河西地区的统治，为西夏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清人吴广成对李德明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德明时期“牛羊、增帛，彼此各受其利，使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殆所谓识时务者耶。俸赐既，兵力亦完，然后东战契丹，南扼苍耳，北城怀远，西拔甘、?,粟支数年，地拓千里，夏国之业,实基于此”8 13 1三、结语综上，唐中和元年党项夏州成为中央王朝认可的地方藩镇势力。至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拓跋李氏与中原王朝仍基本保持着臣属关系。之后，拓跋李氏借军事势力偕同政治威权雄踞西北边隅，基本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成为不容忽视的区域力量，与中原诸王朝保持着一种互不侵犯、互相往来的关系。2 7 8 6 宋太宗时期，在经营西北的过程中党项夏州逐渐背宋自立,其治所也逐渐西迁。李继迁时期，为发展壮大自身势力而实行对外扩张战略，灵州“纵横四出”的地理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符合李继迁的战略需要，故将治所从夏州迁往灵州。李德明时期，面临着“诸戎叛渔”8 13 1的不利局面，李继迁对外扩张的战略不符合此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李德明将发展策略逐渐转向守势，积极与北宋保持友好关系。与灵州隔黄河相对的兴州，因其防守优势突出而成为德明迁移的首选。历史证明，李德明的选择为夏州的发展以及之后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清人吴广成从长一 6 1 一时段考察后指出：“西夏据此二百余年,后以韩、范经营,亦不能恢复,虽元昊、谅诈辈枭雄难制,亦其凭恃者险也 8 12 0。基于此,西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两个世纪中先后与辽、北宋以及金、南宋并峙。参考文献：1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 7 5.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 5 6.3杜建录.试论西夏建都兴庆府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 9 3（1.4保宏彪.党项一西夏割据政权政治中心的西移及其三大影响要素J.西夏研究,2 0 19(2).5刘菊湘.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J.宁夏社会科学，2 0 0 1(6).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 7 7.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4.8龚世俊，胡玉冰，陈广恩，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 9 5.9李华瑞.宋夏关系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0.10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 9 3.11脱脱，等.宋史M.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 0 16.12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0 12(1).13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7.14鲁人勇.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宁夏的移民与民族0 L.http：/w w w.n x w s g.o r g.c n/c s z z/x s y t/2 0 2 0 11/t 2 0 2 0 113 0 _2 5 0 9 10.html,2023-06-27.15吴忠礼.宁夏、朔方、塞上江南三位一体名称的由来J.宁夏史志，2 0 0 4(3).16李防，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 6 0.17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下J.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 0 0 7(2 8）.18魏徽，令狐德.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 7 3.19赵贞.论唐代图经编修J.史学史研究，2 0 13（4).20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 9 2.2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 7 5.22戴锡章.西夏纪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 8 8.23克恰诺夫.夏圣根赞歌M.张海娟，张培培，译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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