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践机制与培育路径.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项 目“我 国 城 乡 关 系 演 进 下 农 户 代 际 分 工 和 阶 层 分 化 问 题 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项目“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作者简介：郭金秀，女，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政，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龙文军，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乡村治理现代化】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践机制与培育路径郭金秀，黄政，龙文军（农业农村部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摘要：以婚丧嫁娶为主要内容的乡村传统仪式不仅具有社会文化意义，还是重要的内生性治理资源。通过考察多地的婚丧嫁娶实践样态发现，传统仪式主要通过人情伦理规范社会秩序、面子机制约束个体行动、搭建公共平台促进纠纷调解与社会整合、培育互助精神强化关系纽带、培育乡村治理人才等五个维度发挥治理效能。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仪式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异化，导致农民经济压力俱增和情感缺位，治理功能被削弱。行政力量所推动的移风易俗行动则着力纠偏传统仪式的非理性面向，在保留仪式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推动仪式简化，减轻村民人情支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从而使仪式更好地发挥情感联结和社会规范效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发挥婚丧嫁娶等传统仪式的治理功能是题中应有之义，应充分挖掘传统仪式的道德文化意涵，从传承家风家训、强化互助精神、发挥自治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借助传统仪式激发互助传统，提高自治和德治水平，营造共建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并提升治理效能。关键词：传统仪式；婚丧嫁娶；治理资源；实践机制；培育路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乡村治理成效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繁荣与稳定，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村庄是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基于差序格局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人们彼此熟悉且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互动，不断生产并体现着社会关系、社会规则和文化意义。人们日常互动和生活展演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仪式，其中婚丧嫁娶历来都被视为农村乡土社会中最重要的生命仪式，婚姻是农民从幼年转向成年的重要标志，丧葬则是个体与世俗世界的告别，这两个仪式在农村都是神圣而隆重的，对农民及其家庭都至关重要。在仪式的实践过程中，个人在时空序列中的位置不断得以呈现和强化，从而凸显个体的生命意义。具有关系或情感纽带的个体因风俗习惯的规约在场域中进行仪式展演，人们自觉联结在一起建构并推动着仪式的顺利实践，加之仪式本身具有公开性，使其能够成为公共空间而不断再生产着价值。正是充满象征意义、社会规范并饱含个人感情的仪式性活动将农民聚合到一起，增强乡村的内聚力，同时它也是巩固家族情感、保持社会交往、维持社会秩序、形塑社会结构的重要过程，对深入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充分挖掘村庄中的传统治理资源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发挥德治作用的关键一环。传统仪式正是基于地方文化传统的社会实践，具有根植乡村、影响乡民、塑造民风的先天优势和重要作用。当前学界对传统仪式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主要是从功能论和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对仪式加以探讨。功能论主要探讨仪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其中涂尔干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研究堪称典型。在涂尔干看来，在仪式这个神圣的世界里，人们的思想和情感通过集体欢腾得以凝聚和延续，社会分散状态得到改变，从而起到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拉德克利夫布朗延续了涂尔干的研究范式，认为仪式是社会成员表达情感的渠道，人们通过举行合乎规范的仪式来控制、影响个体行为，进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具体到中国现实背景下，仪式在治理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化解冲突。传统仪式本身具备安排次序、确定所属的涵化作用，在仪式的展演中个体被置于更为宏大和充满情感色彩的集体内部，传统仪式通过唤起群体内部的一致性行为来消解个体的异质性，从而成为利益分配、关系平衡和公务处理的治理工具。二是社会动员。传统仪式的发生建立在群体所处的文化根基之上，具有文化传统的仪式通过角色转换、社会联结、回馈调适等功能推动重塑村落共同体，达致将农民动员起来的目标，这种非制度化的地方动员往往因更契合民众的心理特点而效率更高，且时常被正式科层组织所借用。三是塑造群体联结、再生产社会秩序。仪式通过行动者的参与，在组织行动的象征功能、文化意义、情感互惠上建构并生产着“差序”化的社会秩序，以在个体分化的社会中形成集体行动，并维持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坚持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研究者则主要关注仪式的变迁过程，认为仪式的动态变化背后反映的是权力主体间的相互博弈及权力关系变化，。特别是随着国家行政权力对地方的不断渗透，行政力量试图借助仪式，以先进的、文明的、现代的观念来改造农村传统的、落后的、封建的思想意识，以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和管理。婚姻缔结模式、通婚圈、仪式规模、操办方式等变迁都是社会转型以及“国家地方”博弈的结果。需注意的是，面对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地方性传统仪式并非单纯被动地适应和服从，文化人类学者向我们生动展示出二者间此消彼长的博弈互动过程。正如吴毅所言，国家推动的行政规划和社会变迁在进入乡村时无不展现国家普遍主义秩序的在场，但也遭遇到地方性知识的反蚀与涵化，最终呈现出公共规则和地方性规范之间的折中或是妥协。既有研究为我们展现多姿多彩民间仪式的同时，更揭示出仪式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形塑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对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大启发意义。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仪式研究又具有不同面向：一方面，新时期传统仪式在表现形式、运作程序等方面历经制度规训与改造，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在新形势和新要求下，仪式作为传统的治理资源，仍需在革除弊端的基础上发挥积极效应，助力乡村治理。那么，当前传统仪式作为治理的重要资源如何发挥效用？又将如何促进治理效应的充分发挥？这是本文关注并着力探讨的问题。二、研究思路与田野观察在仪式展演方面，符号意义上的传统仪式仍在农村地区延续传承，但在形式上开始转型，特别是在移风易俗背景下，传统仪式在形式上（例如仪式的规模、时长、宴会标准等）被迫进行改造。实践中观察到最为典型的仪式内容开始变化，从传统拜堂成亲的中式婚礼到兼容婚庆公司操办的现代婚礼，虽然受到外部冲击较大，但缔结婚姻的传统流程并未改变。诸如河北李村缔结婚姻的流程是“相识定亲大礼婚礼”四个阶段，男女双方经人介绍或者自由恋爱准备进一步发展时，即进入双方父母见面并定亲的过程，男方要宴请女方亲属并给予一定数额的见面第 期郭金秀，黄政，龙文军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践机制与培育路径礼，在定亲时也有“大包”“小包”礼俗，“大包”是指给女方父母的 件礼物，“小包”则是指给女方其他亲戚的 件礼物。此后则是过大礼，男方要准备八万八千元彩礼、三金首饰（项链、耳环、戒指）、房子、车子等，最后才是正式举办婚礼。尽管传统仪式在整个仪式中所占份额减少，但从动态发展角度来看，这种仪式的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仪式的消亡和式微，而是传统仪式的现代转型并结合时代特色焕发新的生机。中式婚礼和现代婚礼往往兼容并立，最为直观的体现是新人成婚时，新娘往往先着秀禾服到家中举办敬拜天地父母等传统程序，而后新娘换上婚纱到酒店举行现代化庆典。基于此，在进行传统仪式研究时我们要坚持如下几个思路：一是动态性，要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以婚丧嫁娶为主要内容的人情仪式。人情仪式的动态性发展意味着有新的仪式环节产生，也必然伴随着不合理或者不受欢迎的环节式微和消亡，这是一种动态传递和延续关系，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过程。逝去的事物并非落后，它们只是未能适应时代发展，而新生事物要多于消逝的旧事物，且与社会发展要求更加一致，故而不能将传统仪式和现代仪式相对立，它们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中社会文化意义和治理内涵并不会因为形式上的改变而弱化，社会文化和治理意涵依旧会通过新形式强有力地体现出来。当然社会文化意义和治理内涵的动态改变也是一定的，这还需要结合实际具体分析。二是全面整体的观念。人情仪式的展演作为一种客观社会事实，在中国这个疆域辽阔的土地上展演时，会体现出差异化，也必然会出现偏离和异化，甚至挑战主流价值观，这也是传统婚俗仪式遭受批评的重要原因。但是应当看到事物发展中的普遍性，切忌抓住少数的特殊性案例不放，将其无限扩大。研究中若以问题化导向观之，则容易以偏概全，要在对问题各方面有准确掌握的基础上做出综合评判。因此，本文从实践经验出发，在对多地的实地调研进行总结探讨的基础上，基于仪式又不陷于仪式的琐碎细节，跳出仪式看仪式，注重仪式过程中的人际互动，探讨仪式所发挥的治理功能。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近年来亲身参与的婚丧嫁娶仪式，以及在山东胡村、河北李村和河南华村实地调研经验，搜集关于仪式的举办流程、礼单、习俗禁忌等资料，并对仪式的参与者进行访谈，搜集到丰富的资料，形成此文。胡村位于山东省高唐县，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型村庄，距离县城 公里左右，交通便利，地势平坦，人均耕地 亩左右。农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种植和外出务工，呈现出“半工半耕”的兼业模式：家中成年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到农忙时节回家帮忙农作；女性和老人则留在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照顾小孩等，偶尔也会到附近的工厂打零工，人均年收入为 万元左右。胡村共有 余户人家，分布在 个村小组。该村属于杂姓村庄，胡和郭是两个所占比例相当的大姓。村庄的传统观念较为浓厚，宗族在村庄中的影响力较强。李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缘，隶属于河北省定州市。村庄交通便利，北临曲港高速公路，南临 省道。截至 年底，李村共有 户 人。村内家族观念浓厚，主要有米、张、韩、秦四个大姓，同一姓氏大多聚集而居。适宜的气候条件、平坦的冲积平原、肥沃的土壤资源使李村极适合农业林业生产，农业收入也成为村庄的主要收入来源。但随着市场需求变化，李村的种植作物发生了转型，从传统粮食作物到辣椒等蔬菜作物，再到苗木，全村耕地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当前村内苗木的种植面积比例达到 以上，种植的主要有黄栌、侧柏、木槿等数十个品种，还种植有小麦、玉米、花生等传统作物，但随着传统作物收益空间不断降低，种植面积也不断缩小。华村位于河南南部，村域面积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亩，辖 个村民组，人。与上述两个村位于平原地区不同，华村属于山地地形，各个村民小组之间分散居住，两个相邻小组的距离步行需 分钟，这就形成了相互半隔离的居住状态。华村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务工，土地大多数流转给他人耕种，农业收入在村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降低。并且村民往往是举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家外迁，一般是搬到县城或者是乡镇居住，村中仅剩下一些老人，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 以下。三、传统仪式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传统仪式作为一种集体行为，不仅为人们提供敬天法地、联结神圣与世俗世界的内在心理慰藉，更具有团结村民、提供村落治理公共空间的治理意义，是重要的德治资源。它通过人情伦理、面子机制搭建公共平台、涵育互助精神、培养治理人才，发挥乡村善治功能（图）。图 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发挥（一）以人情伦理规范社会秩序传统乡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结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地缘和血缘是关系建构的基础，依据亲疏远近形成差异化的社会网络，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人情伦理成为社会秩序的主要内容和行动的重要依据。在日常生活的展演过程中，以婚丧嫁娶仪式活动为内容的社会过程或社会行动是人们完成以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部分。民俗是产生最早、约束范围最广的一种深层社会行为规范，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建立人情伦理、强化宗族关系，在对人情伦理的潜移默化中逐渐习得并接受一套行动逻辑和公认合适的社会规范，这种规范秩序又通过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得到传播和强化，从而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发挥效用。诸如乡村社会讲究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农村婚丧嫁娶诸项事务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情关系，体现着乡土社会以礼相待的内在治理秩序。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与情感流动，是群体成员的互惠方式。在中国，人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互惠的文化习惯，内在包含了情分、情谊、情面、交情等含义，并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胶合剂。在婚丧嫁娶事务中，无论是丧葬的厚奠金，还是嫁娶的份子钱，都包含着丰富的人情往来规则，呈现着村庄治理的内在柔性机制。如果有人在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家举办红白喜事时既没有随礼金，又不闻不问，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在村里的名声也会受到影响，甚至被孤立。人们通过此类带有半限制性的人情互动强化了彼此间的情感纽带，并形成互惠型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保持村落共同体的持续稳定。礼金能够直观反映人情伦理规范和关系的亲疏远近，我们在调研中搜集到部分结婚礼单和丧礼账簿，通过对礼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征：一是与主家关系距离相近者随礼金相同。例如，山东胡村郭大爷家的结婚礼单中，胡宝静、胡宝臣和郭大爷是表兄弟关系，故都随了 元；四位朱姓者都随了 元，他们都是郭大爷的表叔。二是关系越亲近随礼越多。在胡村搜集的丧礼簿显示，郭爱军和郭爱华是逝者外甥，行“果祭”礼，胡茂华和赵传忠是逝者女婿，行“全祭”礼，显然女婿的关系要更近一些，所以礼金也更厚重。三是日常联系越密切随礼越多。如在收集的丧礼簿中的郭长青、胡树民都是刘大爷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但胡树民成家后就长年外出务工，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村里，而郭长青则常年在村里生活，和郭大爷日常交往更密切，因此随的礼金也更多。在传统仪式的展演过程中，互惠互利、协作共处、礼尚往来、亲疏有别的人情伦理规范被践行着，个体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够在人情共同体中找到适合自第 期郭金秀，黄政，龙文军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践机制与培育路径己的位置，群体的规范也随之被个体吸收和遵从，并顺利实现社会整合和秩序维系。当共同体的整合程度越高，内在的资源动员和秩序整合能力就越强，在这个社会中产生的各种机制对群体行为规范作用也越强，从而可以大大降低乡村治理的压力，有利于形成乡风文明、和谐有序、高度整合的乡村社会。（二）以面子机制约束个体行动中国乡村社会具有自身特质，使得乡村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并行相随，并未在现代化的浪潮下快速消逝。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十分重视面子，“面子有价”构成农民的重要行动逻辑，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各种仪式是面子得以存在和展演的载体，尤其是嵌入家庭及家族、亲属、朋友等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起乡村社会日常秩序维系机制与团结基础。当人人都讲面子、要面子时，就意味着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体系在发挥重要作用。面子机制一方面体现出个体间的互惠关系，具有人情意味；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评价、彰显声望与地位的意涵。人们在交往中互相赠予面子，为彼此赢得好的声誉和地位，一定程度上驱使着村民互利互助。面子代表着个体及其家庭在村庄中践行规范的程度，对面子的珍视也就意味着要遵从村落共同体的规范，不逾矩。婚丧嫁娶是面子体现的重要过程，面子的背后则反映出其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维系。主家能举办的仪式越盛大，邀请到的人越多，前来帮忙的人越多，收取的礼金总额越多，就越有面子。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各个家庭都有举办仪式的时候，在其中就需要彼此成全，在他人举办仪式时前去帮助，自己举办仪式时他人才会前来捧场。同时也需要在村庄生活中为自己挣面子，这包括遵从和睦共处的礼治秩序、互惠互利的人情关系，并且努力奋斗为村庄多做贡献，一旦某人打破村庄既定的规则，发生诸如违法犯罪、偷鸡摸狗和不孝敬老人等事情，则会被视作丢面子的行为，被村民所唾弃，如此“面子”为村民提供内生性规范约束，避免产生越轨行为，在整体上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诸如，笔者于去年年底在山东参加了一场婚礼，由于婚礼各项环节举办得非常顺利，而且酒席规模有 桌，多于一般人家，几乎全村组的男劳动力全部到场帮忙，主家赢得了来自各方的称赞，负责收份子钱的郭登剑竖起大拇指，“看人家近亲真是厉害，这一页全是他们自己家人随的（份子钱），金额加起来顶前面 页”。接待酒店的老板对主家说：“你今天这喜事办得真是漂亮！”主家在听到各方称赞后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得意地说：“连酒店老板都夸我们办得好。”（三）搭建公共平台促进纠纷调解与社会整合婚丧嫁娶仪式及村民参与仪式的行为是一种周而复始的互助活动，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互助合作中加强情感交流，使彼此间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团结。个体在你来我往中会自然而然地被吸纳进复杂的社会网络，由此村庄共同体聚合成为一张布满各种人际关系的大网，形成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很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村社会衰落问题严峻，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娱乐活动、人口结构等方面，村民彼此见面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正如李村一位村民所说：“现在大家都到外面做买卖去了，没事都不回村里，一年都头也见不着面，要不是有红白喜事，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呢。”正是这些仪式性场合的存在，让奔波在外地的人们趁机返乡，维系和巩固社会关系。在村落共同体的有限空间内，村民之间或者家族之间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有摩擦或矛盾，平时碍于颜面或不善表达，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婚丧嫁娶等仪式性场合却是一次难得的和解机会。即使心中有隔阂，也会暂时搁置，前来参加仪式，否则会被认为是失礼行为而遭到嘲笑，甚至被孤立。在调研中发现，这种和解的方式有主动型、补偿型、劝说型等。主动型是办事人家对来宾有愧疚，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在之前所做事情的歉意，并感谢来宾能够不计前嫌前来参加；补偿型是来宾对办事人家有愧疚，故在仪式中多承担一些任务，从而得到谅解；劝说型是同一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族的长辈或者有威望的村干部在场，且知道两家相互之间有矛盾，于是充当“和事佬”角色进行劝说，化干戈为玉帛，让破裂的关系得到修复。在传统仪式所塑造的公共空间中，情感表现占据主导，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也会在情感的驱使下逐渐化解。（四）涵育互助精神强化关系纽带在集体化时期，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标准化、统一化，公共物品均由村集体提供，人们对村集体有较强的依附性。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人们逐步从集体中脱离，生产生活出现了较大的自主性空间，乡村治理实践也由“政社合一”转向“乡政村治”，再到“三治”结合。从当前社会生活实际来看，农村农民之间的内在联结较为松散，相较于集体时期，村集体掌握的资源更少，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大地降低。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风险社会的特征渐趋明显，个体面临着健康、失业、养老等诸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多的是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来应对。个体之间或者家庭之间的互助合作无疑可以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互助是人类社会的天性，是抗击风险的手段，是制度可持续的动力和保证，这种互助合作又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得以积累、巩固。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仪式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才能办好，完整呈现在村庄共同体中。婚丧互助是一种横向的、内向型的互助关系，蕴含着共享共生的智慧。恰如张康之指出的，人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可以去寻找一种从属于也服务于社会生命存续要求的行动模式 合作行动。正是在合作行动中去诠释自己的社会生命，进而使自己生命得以维系。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鞭辟入里地讲道，农民除了种地，还有种桑养蚕的副业，挣得多余的钱来进行人情送礼，通过婚丧嫁娶人情送礼等文化纽带来维持自己的社会生命，这种文化纽带的联系才是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最关键的地方。在农村居民的观念中，金钱上的债务容易偿还，但婚丧嫁娶礼仪来往上的对等互助若有亏欠，则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会破坏整个互助体系的平衡，并带来其他一系列的负面效果。这种以地缘关系为主的村民婚丧实践让整个村庄联结为一个共同体，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守望相助，凝聚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通过集体完成的传统仪式培养起农民的互助精神，从而产生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远亲不如近邻”的共同体支持和义务供给，多方参与、多元互动、多代互惠的互助机制也在乡村治理中起着相当重要的功能，得以突破一家一户能力的不足，使单个家庭在社会风险中岿然不动。（五）培育乡村治理人才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对乡村人才培养进行宏观规划。而人才最终要落实到乡村层面，在此背景下社会和学界将目光置于新乡贤上，希冀于培育、挖掘或引回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促进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婚丧嫁娶本身是一种公共仪式的操演，需要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在村民中有一定威望的人来主持，无论是喜事还是丧事，对仪式流程、婚宴安排、人员调度都需要做到心中有数、顾全大局，对主持人来说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和考验。在这样一种公开的、众多人参与的仪式中，主持人的一言一行都让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主持得好，不但能得到主家的肯定和感谢，而且会得到其他村民的认可和赞赏，但若主持得不好，便会被全村人笑话。在乡村中仪式本身就是整个村的“热点”事件。很多地方村干部被邀请担任仪式主持人，在为时几天的礼仪中，村干部全方位地暴露在“聚光灯”下，他们的指挥能力、协调能力都在人们的观察之中。对于村干部来说，仪式正是一次展示其能力和水平的机会；对于村民来说，也是挑选和观察代理人或当家人的机会。在仪式中表现好的人，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选为仪式主持人，同时这种威望还会慢慢积累，可以在村委会选举、矛盾纠纷调解等大事中发挥作用。对于想在村庄中干事创业的青年人来说，婚丧嫁娶仪式更是一次难得的抛头露面、展示自己、积累威信的机会，成为迈入乡村治理舞台的一个重要契机。那些执行力强、头脑灵活、干事利索的人，第 期郭金秀，黄政，龙文军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践机制与培育路径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获得村民的信任和跟从，实现由村庄新人向村庄精英的转变。四、仪式如何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仪式再造与路径优化（一）传统仪式带来的人情异化与支出攀升以婚丧嫁娶为核心的传统仪式不仅对农民个体，更对村落共同体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仪式开始出现异化现象，产生名与实分离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在仪式举办中村民为追求面子竞争而开始大操大办，使得仪式逐步偏离本该有的情感表达和生活世界意义建构的目标，给农民的生活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抑制了仪式积极功能的发挥。有研究者发现，在利益驱使下，各地的人情名目五花八门、礼金标准不断攀升、人情频率越来越高，互惠性的人情交往变异为借机敛财的工具与竞相攀比的舞台，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导致传统人情秩序的稳定性遭遇严峻挑战。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发现，年，样本农户户均人际交往支出 元，较 年基本持平。其中，户均支付结婚礼金支出 元，占人际交往支出的；户均支付丧葬礼金支出 元，占人际交往支出的。两者加起来占到 以上。按地域看，年东部地区户均人际交往支出 元，中部地区为 元，西部地区为 元，东北地区为 元。其中结婚礼金支出是各地区的主要人际交往支出，东部地区户均支出 元，占总人际交往支出的；中部地区户均支出 元，占比；西部地区户均支出 元，占比；东北地区户均支出 元，占比。可见，每年动辄数千元的礼金支出在农民家庭中占据相当比重，构成农民生活的一大负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同年贫困人口脱贫验收的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 元，农民的平均人情支出几近达到确保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标准，给农民造成的经济压力可见一斑。笔者团队在各地调研时也发现农民被“人情债”所累的普遍性，农民一方面不堪忍受名目繁多、数额不断提高的人情支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其中。乡村社会作为生活和人情共同体，身处其中的人们总会以血缘、地缘、姻缘、趣缘等不同身份和原因结成亲密交往的群体，并必不可少地发生以“礼物交换”为基础的人情往来。一旦缺席某人所发起的仪式互动，则会被认为是对彼此关系的摒弃，是对个体的漠视和不尊重，会导致关系的中断，故农民处于内心排斥却又不得不参与的两难境地。（二）“形神兼备”：移风易俗下的仪式再造人情异化现象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从中央到地方都持续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整治活动。年中央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移风易俗相关工作进行部署，着力推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让传统仪式回归到原本面目，进而培育文明乡风。地方政府纷纷将婚丧嫁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整治，通过设立村级“红白理事会”、制定村级文明公约等抑制人情的野蛮生长。政策执行的落脚点是村级组织。村干部作为基层政权代理人，如何既落实来自上级政府的指示和要求推动仪式简化，同时保留仪式的“神”，让传统仪式依然充满仪式感，又能迎合百姓的期待，让百姓顺理成章地接受，是需要经过精心设计的。婚丧嫁娶大都由村庄自组织自主协调完成。村级组织既是基层政权在村庄公共事务的代理人，也是村庄自治的主体，直接面向村民，因此婚丧嫁娶仪式过程蕴含了村干部和村民间的互动。这种互动首先体现在村干部对仪式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系统内有 万多调查农户，涉及全国 个行政村，样本分布在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内容包含农户的人口、就业、收支、农业补贴等方面的详细信息。本部分数据主要为农民负担 年监测数据，年和 年分别获得有效样本为 个和 个。的在场，每当有人家举办仪式时，村干部的到场即代表基层权威，指导村民按照新要求和规定操办仪式。其次，体现在村干部向村民的宣传上。当一项新的政策到村里，村干部会采取多种形式让村民知晓，比如在河北肥乡，为营造移风易俗的浓厚氛围，村干部带头宣誓，并组织“千人宣誓、万人签名”活动，让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风尚深入民心。最后，体现在村干部提供的公益服务上。例如为倡导“零彩礼”、无酒宴、无红包的新风，村干部组织集体婚礼活动并动员群众积极参加。传统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事务向来都不是自家完成的，而是需要其他村民的帮助。特别是在外出务工大潮下，村落中的红白理事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村民更顺利地举办仪式。自红白理事会、村民自治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自组织兴起后，几乎成为婚丧嫁娶事宜的主导者，这些自组织的成员一般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有担当的村民，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政策要求合理安排仪式流程，共同推动构建合理有序、耗费得当的婚丧嫁娶民俗秩序。在持续的推动下，各地延续多年的丧葬仪式逐步发生改变，主要体现为仪式规模的缩小、仪式流程的简化以及酒席标准的降低。诸如在胡村，仪式时间大为缩短，由原来的 天甚至 天一律缩至 天；在用餐数量上，规定不得超过 桌，每桌费用不超过 元；在节目展演方面，规定不得请戏班、歌舞，统一改为喇叭循环播放。在李村，更是出台红白事操办标准：规定农村婚礼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承办，一天办清，不得搭建彩棚；结婚抵制彩礼，不巧立名目索要礼金，迎亲车辆不超过 辆；以大锅菜为主，香烟每盒不超过 元，女方送亲人数不超过 桌；提倡旅行结婚、集体婚礼等；婚庆时不燃放烟花爆竹。办理丧事不超过 天，禁止在大街小巷、公共场所等占道办理；丧事不燃放烟花爆竹，不准请戏班、歌舞，不摆酒席，香烟每盒不超过 元；禁止在灵前使用纸人、纸马等丧葬用品。凡不按上述规定执行的，村民事务理事会不予承办。通过设立统一标准，既减少了村民们为举办仪式所耗费的金钱和精力，也让攀比和浪费现象逐渐消失。行政改造在本质上是外部力量规范或约束村庄内生力量的无序发展，特别是当村庄个体陷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而无力突破人情仪式的非正常趋势时，外部力量的介入则显得很有必要，尤其是红白理事会的介入和操持更给了农民简化仪式的正当性理由，契合农民的需求。正如华村的一位村干部所说：“以前政府不管，咱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这个标准降下来。你没有什么理由降。现在政府管了，村里也开始管了。老百姓有理由把这个标准降下来。老百姓现在他自己花的钱也少了，他自个儿肯定愿意，现在赚钱也不容易。”从村庄层面来说，移风易俗的行政改造能够纠正农村人情仪式中的攀比和无序竞争，让仪式回归到本来的面目，减轻农民的负担，从而更好地发挥其规范社会秩序、约束个体行动、促进社会整合的治理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行政力量的嵌入和改造并非对传统人情仪式的弱化，而是对传统仪式功能的进一步规范和增强。政府自上而下所推动的仪式改革在于打击婚丧嫁娶的盲目扩张之风，在行政强制力以及村内各主体的推动下，得到村民的响应和遵从，逐步使婚丧嫁娶等传统仪式恢复原本面貌，使仪式本身所应具有的意义更加凸显，从而摆脱在现代发展中出现的不合理趋势。这对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缓解心理压力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能够得到更多村民的认同和参与，从而有利于发挥治理上的正功能。（三）传统仪式提振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面向，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中之重，而如何促进传统仪式的时代发展、引导仪式正功能的发挥对促进乡村振兴意义非凡。特别是在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中，在规范传统仪式外在表现形式的同时，也要注重传承与弘扬传统仪式中的积极面向，发挥其德治资源的内在价值，服务于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传承家风家训，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以“小家庭”推动“大社会”婚丧嫁娶仪式是家庭的重要事情，而“家是最小国”，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因此传统仪式的举办可视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小切口”。仪式中蕴含诸多传统美德，其中“孝”是五千年中第 期郭金秀，黄政，龙文军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践机制与培育路径华文明不断传承弘扬的道德观。诸如在丧礼上，儿孙后辈们披孝衣、戴孝帽、行孝礼，是孝的体现；遵循逝去的老人意愿，顺利举办完仪式，将亡灵妥善安置好，也是孝；在婚礼上，新人要向双方父母敬茶、改口、叩谢，同样是孝的体现。仪式的举办使孝文化得到体现和传承。除了孝，仪式还传承并强化了团结兄妹、热情待客等家庭美德。以山东胡村婚礼中的“出阁礼”为例，按照主持人的指示，新娘的母亲为女儿完成润唇、开面、梳头等礼仪环节，父亲则是拿一把戒尺传承家训，“一传训，尊老爱幼孝敬长辈，人之伦常不可违也；再传训，兄弟姐妹同气一本，手足之情不可忘也；三传训，真诚对友热情待客，为人之道不可背也”。经由一系列环节，孝敬长辈、团结兄妹、真诚待人等家风家训得以传承。同时，仪式具有展演性，也让参与仪式的人们被感染，强化对优良传统美德的认识。在乡村社会中，仪式能否顺利举办关乎家庭中每个人的颜面。在这种伦理约束下，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在诸多仪式环节中看到这种力量，比如：葬礼的“守夜”，通常是逝者的子女轮流值守；在礼簿上，我们可以发现血缘关系更近的人通常随礼的数额会远远高于其他人，通过财富转移的方式对自家人进行经济援助而这种家庭（族）的力量是被人崇敬的。管子曾言，“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以道义、美德教育民众，便能实现治理社会、治理国家的目的。因此，应该以举办传统仪式为契机，充分挖掘仪式中的“孝”“和”等传统美德，更多保留具有传播正能量的仪式环节，从而传承优良家风家训，加强道德建设，筑牢社会精神根基。强化互助精神，培育共同体意识，共建共享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乡村社会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治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呼唤合作共赢意识。婚丧嫁娶仪式则是凝聚农村居民治理共识的重要场域，婚丧嫁娶仪式中流传千百年的互助传统，也是村庄共同体通过自我调节维持内生秩序的重要手段。婚丧嫁娶仪式是农村集体记忆的情景式再现，决定其并非一家一户单独完成，需要村庄成员集体互助和共同参与。互助是渗透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或活动，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着朴素的共生共在思想。因此，传统仪式可以激发互助合作优良传统，让传统治理资源在新时期社会治理中继续发光发热。特别是在农民摆脱了集体和土地束缚的外向型发展过程中，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迈向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导致个体化与分散化，也使得农村的互助传统逐渐失效，农村中的帮工、集体合作现象日渐减少，农民开始更多考虑经济利益，而传统仪式中的情感联结能够形成聚集作用，尤其互帮互助开展仪式的要求，让农民时刻处于一种“亏欠他人”的状态，从而不断地帮助他人以还人情。因此，在传统仪式的展演中不断产生围绕人情的欠与还的互动，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日益深厚，从而培育互助精神。传统仪式通过倡导相互之间的免费义务帮工和支持，让互助传统得以恢复，维持社会良好秩序。培育自治组织，规范仪式，让仪式真正成为传播正能量的场域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村民组织，这些组织成员大多是由村庄内有威望、有能力、高素质的人组成，在仪式的举办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结合各地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可以在仪式举办的过程中起到主持人的作用，确保各环节能够顺利有序进行，确保各位参与者能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帮助主家顺利完成大事，赢得面子；同时也能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对仪式环节、操作规范、宴会标准等进行有效改造，让整个仪式的举办既符合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也能迎合村民的期待，发挥仪式的文化传承、道德教育等多种功能。为了让仪式发挥最大治理效能，自治组织对仪式进行再造的过程中，应该保留体现仪式核心精神的环节，强化其中饱含的情感因素，让仪式回归情感联结，复兴传统道德文化，同时摒弃含有较多商业化色彩的环节，规范宴会接待标准，从而避免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以传统仪式的温情巩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而经改造后形成的仪式可以结合村庄实际进行创新，并与其他村庄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仪式区别开来，让村民在举办仪式时根植村庄共同体意识，强化集体归属感。另外，要强化村庄自组织的功能和作用，通过举办仪式，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逐步树立、积累威望，从而在基层社会中发挥化解矛盾、动员村民、集中民智、传承特色文化的治理功能。五、结语传统仪式正是基于地方文化传统的社会实践，具有根植乡村、影响乡民、塑造民风的重要作用。以婚丧嫁娶为主要内容的乡村传统仪式不仅具有社会文化意义，而且是重要的内生性治理资源。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充分挖掘村庄中的传统治理资源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发挥德治作用的关键一环。本文着力探讨传统仪式作为重要治理资源如何发挥效用。坚持动态性和全面整体的观念观察乡村人情仪式，立足于实践经验，通过在山东胡村、河北李村和河南华村实地考察婚丧嫁娶的实践样态，发现传统仪式主要通过人情伦理规范社会秩序、面子机制约束个体行动、搭建公共平台促进纠纷调解与社会整合、培育互助精神强化关系纽带、培育乡村治理人才等五个维度发挥治理效能。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仪式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异化，导致农民经济压力和情感缺位，治理功能被削弱。行政力量所推动的移风易俗行动则着力纠偏传统仪式的非理性面向，能够更好地发挥情感联结和社会规范效用。行政力量的嵌入和改造并非对传统人情仪式的弱化，而是对传统仪式功能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增强。为了进一步推动传统仪式的文化价值和治理功能，应从传承家风家训、强化互助精神、发挥自治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借助传统仪式激发互助传统，提高自治和德治水平，营造共建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并提升治理效能。参考文献：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狄金华 民间仪式与权力意志 华北米村丧葬仪式的变迁研究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桂花，马文利“卡果哇”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 以同仁县江什加村结夏安居欢庆仪式为例 贵州民族研究，（）：唐胡浩，赵金宝 重塑村落共同体：乡村治理视角下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 基于席赵村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赵旭东，张洁“差序”秩序的再生产 围绕皖南一村落丧葬仪式的时空过程而展开民俗研究，（）：单江秀反结构与秩序重建：楚雄彝族倮倮支系丧葬仪式考察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景军 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 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 社会学研究，（）：高丙中 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 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 社会学研究，（）：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纳日碧力戈，马静中原地区婚俗变迁初探 以河南开封尉氏县 村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