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艺术探索ARTSEXPLORATION2023年5月第37卷第3期Mar.2023Vol.37No.3“管色定调”视域下皮黄合流形成的调门实践及其涵化效应——兼论欢音、苦音类调式的转调属性周天星(韩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广东潮州521041)[摘要]在皮黄合流初期,由于受工尺七调系统的约束,胡琴在不改变定弦高度的情况下进行“翻调”,从而产生两种不同声腔、不同调门的结合,形成徵羽调式交替实践。受皮黄合流的影响,秦腔中的梆子腔也实现了与二黄的合流,形成梆黄合流实践,从而产生了欢音、苦音的转换,二者在定性上属于转调关系。[关键词]管色定调;声腔合流;欢音;苦音[文章编号]1003-3653(2023)03-0109-11DOI:10.13574/j.cnki.artsexp.2023.03.014[收稿时间]2022-05-09[作者简介]周天星(1972—),男,韩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作曲技术理论、传统音乐。[基金项目]2021年韩山师范学院国家级培育项目“基于管色定调传统下的花部戏曲宫调理论研究”(XPN202103)。[引用格式]周天星.“管色定调”视域下皮黄合流形成的调门实践及其涵化效应:兼论欢音、苦音类调式的转调属性[J].艺术探索,2023,37(3).清代勃发的花部诸声腔如西皮、二黄,舍弃曲牌联缀,而基于笛色某特定调门、胡琴特定定弦并辅以板式变化来演绎其特有腔韵。这就意味着当两种不同声腔合流唱奏时,会形成两种不同调门和定弦的常态化转换。这不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既然西皮与二黄合流取得极大成功,出于生存需要,与西皮近似的秦腔梆子为何没有与二黄合流?长期以来,学界将秦腔视为单声腔戏种。若说乾隆时期的秦腔属于单一声腔是合理的,但将光绪末年的秦腔等同于百年前乾隆末年的秦腔,则恐怕忽视了艺术自身演化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秦腔欢音、苦音转换所产生的调式或情绪对比,即苦音与欢音的转换是否属于转调,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依据对欢音转苦音音高的测音结果,认为苦音或重六调、乙凡调是一种“变体燕乐音阶”[1]12或“中立音七声徵调式”[2]236,或认为“欢、苦音的变化并不存在旋宫转调的问题”[3]23。但也有部分学者持转调说,如何昌林认为这是“异律并用”造成的现象,并导致“人们在实践中采取了固定记谱法与读谱法”,从而“便将用借调记写的音列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音阶——燕乐音阶”[4]18,等等。杨善武则将黎英海、吕自强、陈应时、贺绿汀、冯文慈、黄翔鹏、董维松、徐荣坤、杨予野、杜亚雄、何昌林、周大风、李华武、韩宝强、韩军、夏野、吕冰、李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