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_王建国.pdf

2023 年第 2 期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王建国提要:遵义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和扩大会议。政治局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形成初步结论，扩大会议就新根据地选址进行讨论，并“完成了自己的决议”。邓小平出席了扩大会议，却未能留下相应记录。为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书记处统一起草传达提纲。为赢得共产国际的认可，陈云认真起草(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作为专题汇报提纲。陈云之所以称洛甫“负总的责任”，是因为共产国际章程 规定各国共产党无权更换领导人。陈云的汇报赢得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集体调整的认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关键词:遵义会议;若干问题;手稿;汇报提纲DOI:10 16623/j cnki 36 1341/c 2023 02 007作者简介:王建国，男，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江苏南京2100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红军长征报道文献整理与研究”(20BZS07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红军长征报道与中共媒体形象研究”(16LSA001)“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因为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学术界才会一直聚焦遵义会议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为代表的力作。在学习决议的过程中，笔者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个问题反复推敲，本文就自己思考所得和同行诸贤进行交流。一、遵义会议应该包括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深入研究遵义会议，首先需要弄清会议召开的时间。调查报告 依据1935 年1 月7 日0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23 时电报中“总司令部决九时移至遵义城”和朱德 8 日电报中“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得出“在此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并提供了有力证据。其一，“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 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其二，“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会议从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十七日。”其三，伍云甫日记:“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其四，1517 日军委和与会军团领导人无电报联系。因为证据过硬，考证结果迅速为学术界所接受。吕黎平对调查报告 提出异议:“强渡乌江后，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同志就决定率领总司令部随该师跟进，没有同军委纵队一道行军。军委电报中说的总司令部决 9 时移至遵义城 而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正好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1 月 9 日前不可能开会的结论是建立在毛泽东等随军委纵队行动的假设上的，与事实不符。”李聚奎为吕黎平提供了佐证:“由黎平向剑河前进的路上。有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记得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更有力的证据是，猴场会议明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由此看来，调查报告 关于 9 日前政治局成员不可能集中开会的主要依据并不成立。吕黎平进一步质疑:“他(周恩来)不大可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报，要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一般都应以博古的名义或中央的名义发报。”可李卓然坚持:“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我迅速赶到遵义城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说李卓然可能受到调查报告 影响的话，凯丰 1954 年 6 月 25 日信件则无可挑剔:“周副主席电知我、蔡树藩、罗炳辉，15 日在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须 14 日赶到开了三天会”凯丰信件远早于调查报告，且调查报告 发表时凯丰早已过世，不可能受到调查报告的影响。凯丰信件弥足珍贵，一来说明确实是周恩来通知开会，二来说明开会的时间是 15 日至 17 日。不过，调查报告 未能收集到这一有力证据。尽管如此，吕黎平还是难以推翻调查报告 关于会议召开日期是 1517 日的结论。不过，调查报告 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一，调查报告 最初写道:“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接着进行如下推测:“决议由19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 年 9 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4126 页。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7 页。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50 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1935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4 页。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 108109 页。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 1099 页。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 年 6 月 25 日)，王云丽编: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白山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9 页。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 年 9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126 页。2023 年第 2 期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大概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张闻天做事十分细心。正式发表时改为:“当时戎马倥偬，事后刻印文件时抄错日期而没有引起注意是可能的(17 和八的旧体字形相近)。”据总部机要员回忆，“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机要科组织刻印的。”机要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细心，机要员更不可能将位于文件开头的日期抄错。至于因“17 和八的旧体字形相似”就将“17”写成“八”，“正确”的写法岂不成了“一月 17 日”?其二，毛泽东亲笔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第一次攻打娄山关是 193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的“差错”该如何解释?同样，如果说政治局扩大会议在 79 日召开，除无法解释会议中途“通过”决议外，伍云甫日记中的“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又该如何解释?由此可见，两种观点实际上都难以自圆其说。经过仔细比对，笔者在陈云手稿中找到了重要线索。手稿原本写道:“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在收入遵义会议文献，被修改为:“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陈云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怎么可能不知道“作出决议”比“完成决议”规范?再说，周恩来强调:“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可陈云手稿却这样记录会议进程:“(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杨尚昆写道:“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在军事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首先讨论根据地选址而不是总结经验教训?合理的解释是，此前已经对经验教训进行过相当充分的讨论并已达成基本共识。陈云手稿中“完成了自己的决议”，应该是指在前一次会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决议。79 日中革军委与各军团主官还有电报往来。这足以证明当时不可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却不能排除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可能。按照正常流程，也应该是先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开扩大会议。杨尚昆曾经“提议在遵义会议前先开中央会议，再开扩大会。”?10博古侄儿秦福铨写道:“第一天参加开会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第二天的会议应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29?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 年 3 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6)，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 页。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 年 9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126 页。访问李质忠同志记录(1984 年 11 月 12 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过扎西暨扎西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2006 年版，第 109 页。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的写作背景(1962 年 5 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编: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3 页。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共党史资料(6)，第 1 页。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3435 页。周恩来:党的历史的教训(1972 年 6 月 10 日)，遵义会议文献，第 67 页。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共党史资料(6)，第 1 页。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8 页。答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1983 年 7 月 13 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8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扩大会议”。吕黎平写道:“1 月 15 日又召集各军团首长再次开会，研究讨论过长江的具体行动路线。”虽然说法不同，但都强调举行过两次不同性质会议。基于上述，笔者推断: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人 7 日进入遵义，并在当晚至8 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初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并基本形成共识。这应该是将遵义会议决议时间标注为 1 月 8 日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说“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1517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一天在 8 日政治局会议初步“决议”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决议”。这应该是遵义会议决议形成的时间有 1 月 8 日和 1 月 17日两种说法的由来。由此断定，遵义会议实际上包括 78 日政治局会议和 1517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二、陈云手稿列举的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并不完整陈云手稿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以此为依据，调查报告 没有将董振堂列入与会者名单。费侃如坚持董振堂曾经与会，主要依据是 1972 年 11 月采访李卓然的记录。李卓然告诉来访者:“会上我们军团是董振堂发的言。”费侃如提供的另一个依据是杨尚昆1957 年3月的谈话:“董振堂从头到尾没有参加，临到会将结束时才到一下。”这段记录存在误笔，应该是“没有从头到尾参加，只是临到会将结束时才到一下”。值得注意的是，陈云这样说:“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参加了会议，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董振堂、李卓然我接触的时间短，印象就少些。”可见，陈云也认为董振堂参加了会议。依据陈云、杨尚昆的回忆，结合李卓然早期回忆，基本可以断定董振堂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只不过时间很短。费侃如认为，陈云手稿没有提及董振堂与会，应该与共产国际 1936 年 12 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有关。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陈云手稿形成于 1935 年 10 月前后，不可能受到后来指示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印象不深，也许考虑原本是国民党将领的董振堂容易引起异议，陈云才没有将他列入出席人员名单(手稿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而不是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手稿没有提及罗炳辉、蔡树藩与会。后来，陈云还特地提及:“九军团是罗炳辉，记得没有参加。”凯丰在 1954 年 6 月 25 日信中写道:“周副主席电知我、蔡树藩、罗炳辉，15 日在39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 及中华苏维埃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6 页。吕黎平: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 106 页。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34 页。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5 页。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第 85 页。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 年 8 月 23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62 页。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第 86 页。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 年 8 月 23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62 页。2023 年第 2 期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须 14 日赶到。当时，我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后卫任务，在军情瞬息万变紧急情况下，为确保遵义主力安全计，树藩、炳辉留下，着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这又印证了陈云在手稿中的说法。由此看来，罗炳辉、蔡树藩参加遵义会议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可是，彭寿生写道:“上级命令红九军团就地休整，紧急通知罗军团长和蔡政委到遵义城开会。”赵镕日记写道:“等候罗军团长、蔡树藩政委从遵义开会回来。”按照这些资料，罗炳辉、蔡树藩应该出席了会议。仔细推敲，彭寿生、赵镕只是知情者，而凯丰是当事人。赵镕日记的内容大多是“听说”，彭寿生的叙述是几十年后的回忆。相对而言，凯丰的说法比较可靠。杨尚昆强调:“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李一氓强调:“打进遵义城，我和邓小平同志住在一个屋小平同志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是会议记录。”在列举了参加者名单后，陈云强调:“我估计此外没有其他人参加了。那时开会好像没有人记录，中央开会是不搞记录的。”鉴于陈云的身份，他的说法值得高度重视。邓小平究竟有没有与会?有些细节倒可以说明问题。1958 年 11 月 3 日，“走进开会房间，邓小平同志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1965 年 11 月 21 日，“邓小平站在会议室里对李富春说:开会的这间屋子，当时好像没有这么大，人坐得满满的。李富春没有回答，似在斟酌。”在场的田兴咏这样说明:“遵义会议会议室在 1964 年大维修时，会议室稍有扩大。”如果不是对会场相当熟悉，不可能察觉到“会议室稍有扩大”。由此断定，邓小平曾经参加遵义会议确凿无疑。要弄清邓小平没有出现在与会者名单中的原因，首先需要弄清楚邓小平的任职情况。邓蓉写道:“1935 年 1 月初，父亲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后，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了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邓朴方强调:“邓颖超大姐出面证实，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她将中央秘书长一职交与小平同志。”?10可是，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中央秘书长”一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写道:“秘书处(1931 2)秘书长余泽鸿(1931 2)。”?1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 写道:“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邓湘君秘书刘少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罗迈)49?10?11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 年 6 月 25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89 页。彭寿生:湄潭整训，彭寿生等: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 页。中共宾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赵镕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7 页。费侃如:邓小平与遵义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小平同志在遵义，内部发行，1998 年版，第 13 页。周国珍: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住老碓窝井九号 ，小平同志在遵义，第 47 页。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 年 8 月 23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62 页。肖明:邓小平同志在遵义 ，小平同志在遵义，第 209210 页。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2014 年版，第 3435 页。邓蓉: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349 页。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第 196 页。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 2 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84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秘书长邓颖超(女)”。邓颖超是中组部秘书长，邓小平显然不可能从她手中接任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写道:“秘书处(1935 112)秘书长(邓小平(1935 1)。”由此断定，邓小平担任的“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与现在的中央秘书长有很大区别。陈云向共产国际介绍的与会者都是政治局成员和军团首长以上级别的军队领导人。正因为如此，陈云没有将邓小平列入与会者名单。邓榕写道:“我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父亲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我:跟到走!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 的帽子还没有摘，后来又没有任军事要职。”由此看来，李一氓所说“小平同志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比较可靠。出席遵义会议而没有列入与会者名单的不止邓小平一人。其中，李德、伍修权早已得到公认。伍修权属于工作人员，没有列入应属正常。没有提及作为批判对象的李德，应该是为了避免共产国际“难堪”。凯丰在 1954 年 6 月 25 日的信件中写道:“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我是九军团中央代表，自勇同志是九军团党委委员。14 日傍晚，我和自勇同志到达遵义城。”凯丰特地强调:“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自勇同志批评我在遵义会上没有拥护主席，是批得对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忆之犹昨。”尹自勇是九军团党委委员(存疑，因为这一时期红军已经取消了党委制)，但没有达到军团首长的级别，因而也没有将他列入与会者名单。参加会议的还有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刘少文。刘少文 1954 年自传 写道:“在遵义会议时曾担任秘书工作”1968 年自传 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参加作记录”1968 年交代材料 写道:“我同杨(尚昆)历史上是不认识的，1935 年在遵义会议上才第一次见到他。”当时处在“文革”高潮时期，任何人都不敢在“交代材料”中造假。刘少文是会议一般工作人员，没有列入与会者名单十分正常。三、遵义会议精神从多渠道传播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统一组织传达因为政治局跟随中央红军行动，遵义会议重点讨论的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直接影响的也是中央红军的前途、命运，遵义会议精神传达自然以中央红军为重点。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央红军的传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 年 1 月，与会者分头传达会议精神李一氓强调:“小平同志每天回来和我吹风，邻居 还经常来打听。”这表明大家对政治局扩大会议都有强烈期待，也意味着会议尚未结束有关信息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会议结束后，返回驻地的与会者大多第一时间进行会议精神的传达。59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5 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 2 卷上，第 87 页。邓蓉: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第 349 页。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 年 6 月 25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89 页。刘少文:自传(1954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编:刘少文纪念文集，内部发行，2008 年版，第 317 页。刘少文:自传(1968 年 7 月)，刘少文纪念文集，第 317 页。刘少文:交代材料(1968 年 7 月)，刘少文纪念文集，第 317318 页。周国珍: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住老碓窝井九号 ，小平同志在遵义，第 47 页。2023 年第 2 期聂荣臻写道:“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此说得到杨成武的印证:“我们接到了军团拍来的电报，称: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尽管这还不是正式传达，电文也非常简要，但它立即在全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据李聚奎介绍，1 月 29 日一渡赤水，“毛泽东同志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由此看来，一军团此前“打招呼”的范围比较有限。值得注意的是，陈昌奉这样写道:“我们到了桐梓(1 月 20 日)后一军团在军团部驻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讲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和今后的任务，他着重指出:这次会议是解决红军领导和指挥权的大问题，批判退却逃跑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选出军委新的领导。”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刚结束，一军团已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会议精神传达，而毛泽东则是最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政治局常委。关于三军团的传达情况，彭德怀写道:“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按照这样的说法，三军团这一时期似乎没有组织会议精神的传达。彭德怀的记忆可能存在差错。杨尚昆回忆录 写道:“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六师进攻，彭总不得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指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由此可见，彭德怀和杨尚昆对遵义会议的召开感到欢欣鼓舞。既然如此，他们不可能不组织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可惜，杨尚昆回忆录 过于简略，未能留下相应史料。关于五军团传达情况，谢良写道:“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军团长兴奋地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是来报告好消息的!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毛主席又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了!”“上午，全团的排以上干部集合在江边村子的一所院落里刘少奇同志见大家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才开始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大家回去后，立刻把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向战士们作了传达每个单位都宰了猪，买了酒，像过新年似的热烈庆祝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可惜，只有 37 团留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史料，五军团其他部队的传达情况仍然有待查考。关于九军团的传达情况，凯丰 1954 年 6 月 25 日的信件中写道:“会一开完，我和自勇同志立即返回部队，传达会议决议。”彭寿生写道:“会议一结束，罗军团长和蔡政委就回到湄潭，69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9 页。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1 页。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 1154 页。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在黔北，罗永赋、费侃如主编:四渡赤水战役亲历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7 页。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5 页。杨尚昆回忆录，第 119120 页。谢良:遵义光芒 ，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 200202 页。谢良:遵义光芒 ，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 204 页。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 年 6 月 25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89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连夜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赵镕 1 月 20 日日记写道:“政治部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尽管在传达人上说法不同，但都强调九军立即组织了会议精神的传达。值得注意的是，赵镕 1 月 18 日日记写道:“军委又通报: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的根本原因，一不是敌人力量过大，二不是苏区各级政权支援不力，而是军事上有了单纯防御路线”“宣传部王透部长与我密谈称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斗争很激烈。”正式决议尚未通过，军委怎么可能急于通报?再说与会者正在赶回的路上，军委有必要抢先通报吗?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可能由作者在整理日记时补充而成。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这样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政策，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遵义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常委)。”张国焘特地强调:“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我们旋又得到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由此看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向张国焘通报了会议精神。鉴于张国焘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中央及时向他通报遵义会议的有关精神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并非所有与会者都积极传达会议精神。李维汉写道:“开会回来后，我问他(凯丰)会议情况，他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不清楚，直到以后听了传达才知道。”由此看来，凯丰对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兴致不会太高。无独有偶，李聚奎写道:“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 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随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积极地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第二阶段:1935 年 2 月 10 日开始，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1935 年 2 月 8 日，遵义会议决议正式通过。刘英自述 写道:“传达会议是在 2 月 10 日开的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们不能粉碎围剿 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当然首先要求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据伍云甫日记记载，张闻天这样传达:“五次围剿 尚未粉碎。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在中区未79彭寿生:湄潭整训 ，红九军团在长征中，第 12 页。赵镕文集，第 167 页。赵镕文集，第 166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 下，第 359360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 下，第 360 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0 页。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 1155 页。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940 页。2023 年第 2 期粉碎敌人围剿 原因:不是党的总路线不正确(红军扩大十万以上，物质及经济方面都得到伟大成绩，未发生困难)，而是党在军事方面所犯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伍云甫明确将“洛甫报告五次反围剿 的总结和目前任务”作为标题。显然意味着现行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严重的任务”作为组成部分的遵义会议决议文本尚未形成。张闻天报告会后，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当天就做出“决议案”:“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 总结的报告总结反对五次围剿 的经验，正是为着求得军事上、战略战术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的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够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从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 的叙事方式看，张闻天介绍遵义会议精神，主要是为动员红军官兵完成“目前任务”服务的。奇怪的是，在听完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的报告后，军委纵队的表态不是“坚决贯彻”，而是“完全同意”。值得注意的是，陈伯钧日记留下这样记录:“晚，看完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草案。”决议草案 就在手边，陈伯钧绝不会把如此重要的中央决议的标题弄错。这说明在现行遵义会议决议 问世前，曾经有过决议草案。从陈云手稿中的“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来看，陈伯钧看到的决议草案 应该是供支部讨论的文本，也就是 2 月 8 日获得“通过”的文本。正因为张闻天“传达”的是供讨论的决议草案，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 才会表示“完全同意”而不是“学习贯彻”。陈云手稿写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 毛张陈 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现存中央档案馆最早的遵义会议决议 油印本上有清晰的“2 月 16 日印”字样。由此推断，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布决议”应该在 2 月 16 日以后。在 2 月 18 日日记中，彭绍辉写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议)。毛主席指出，五次反围剿 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 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完全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花子打狗 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过去许多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彭绍辉是三军团教导营营长，他的这份日记是有关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珍贵记录，也是决议文本印行后中央红军传达会议精神的最早记录。熊奎写道:“扎西缩编后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是毛主席给我们三军团连以上干部传达的。大意是:遵义会议开了几天，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王明左 倾军事路线的发明者是李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正规战，短促突击。反对游击战争。遵义会议解决了这8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07 页。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 年 1 月 17 日)，遵义会议文献，第 25 页。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1935 年 2 月 10 日)，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 4344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9 页。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42 页。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4243 页。殷子贤、史纪辛: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时间考证 ，党的文献 1988 年第 3 期。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第 335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个问题，表现最好的是周恩来同志，最不好的是博古不承认错误。遵义会议的关键是把博古、李德撤下来了。还讲了要在云贵川边境创造新的根据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三军团传达力度明显加大。第三阶段:1935 年 2 月 28 日开始，依据决议大纲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共党史资料 第 6 辑收入了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 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日期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笔者还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以书记处名义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开头便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如下”文中还有“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和“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标准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决议大纲 与总结 几乎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 特地对决议大纲 注释:“它简要地概括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这是党中央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由书记处拟定颁发的。”由党的最高领导人起草并以书记处名义下发，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对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决议 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而决议大纲 却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由此断定，决议大纲 应该成文于2 月28 日。因为中央红军 2 月 26 日取得娄山关大捷，28 日晨又取得遵义大捷，确实堪称“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聂荣臻写道:“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聂荣臻指的是 3 月 4 日在遵义天主堂的大规模传达。关于传达情况，宋任穷写道:“我军再次攻克遵义后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由张闻天同志传达。同志们听了传达以后，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绪。”与宋任穷的说法不同，杨成武强调:“中央军委在天主堂的经堂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正式传达党中央第一次进入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主要由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由于执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造成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长征初期，又继续犯错误，让红军被敌人追着打，如同叫花子一样，边打边走”王平水写道:“毛主席首先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对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批判了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的错误领导。毛主席并没有直接点出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那几个机会主义路线99熊奎: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回忆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4)，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661467 页。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 年2 月8 日)，中共党史资料(6)，第58 页。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1935 年 2 月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 7 册，内部发行，1979 年版，第 161162 页。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 年 2 月 8 日)，贵州社会科学 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1983 年版，第 64 页。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 年 1 月 17 日)，遵义会议文献，第 25 页。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 年2 月8 日)，中共党史资料(6)，第58 页。聂荣臻回忆录，第249 页。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版，第53 页。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第139 页。2023 年第 2 期代表人物的名字，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他们是谁。”陈伯钧参加了这次会议，可惜当天的日记过于简略:“上午9 时，去天主堂参加总政治部连以上干部会议，由中央代表毛主席报告。内容:第一，这次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第二，目前的紧急任务;第三，一般形势。”陈伯钧日记弥足珍贵，一来说明在天主堂作报告的人确实是毛泽东，二来说明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就“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毫无疑问，毛泽东一定会结合战略战术的改变进行解读，其中一定会包含遵义会议的内容。在“目前的紧急任务”和“一般形势”两个部分，毛泽东一定会重点结合遵义会议的精神进行讲解。也许因为已经阅读过遵义会议决议草案，所以陈伯钧没有将毛泽东传达遵义会议的具体内容加以记录。3 月 4 日的会议精神传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杨成武写道:“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到部队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当时天下大雨，部队冒雨集合在大坪上，一个同志给聂政委打着雨伞。”聂荣臻回忆录 的记载比较详细:“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耿飚写道:“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在营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了遵义会议决议，每人发一张告红军指战员书。”赵镕 3 月 17 日日记写道:“军团政治部通知召开排以上干部会由黄火清主任作报告，主要传达中共中央 1月间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人们盼望已久的大事，终于听到详细传达了。”值得注意的是，方强留下了一份特殊史料:“邓发把我和谢翰文等被关押的同志召集一起，郑重地向我们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围剿 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我把遵义会议决议文献郑重地装进皮包里。”虽未说明具体时间，但也可以肯定是在 3 月以后。值得注意的是，何长工写道:“在礼州，张闻天同志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九军团占领礼州的时间是5 月18 日，离开礼州时间是5 月23 日。可见，直到五月下旬，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仍在深入进行。萧克写道:“(中革军委)于2 月1 日来电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