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阴 山 学 刊 “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刘 晓 东（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包头 ）摘要：中日两国有较长的交流交往历史。世纪前期明遗民朱舜水出于特殊原因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及之后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其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有所扬弃地纳入日常讲学中，对日本士林颇有启发意义。将之置于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朱舜水在日活动对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出于遗民的政治诉求与理想表达，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的相关言论与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影响较大。关键词：朱舜水；明遗民；中日交流；儒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文化交流缘起很早。中国古代史籍如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梁书 北史 南史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宋史 明史 中或有“倭传”或“倭人传”或“倭国传”或“日本传”。一些地方史志及文学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地保存了有关日本的记述。明代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占有重要地位，交流形式既有两国间不同人物文字往来和诗文唱和，也有僧佛信侣之间的书籍交流。任一形态的文化交流都是以思想的载体（如学者）与知识的载体（如书籍）为媒介来实现双向交流与彼此互动的。明清之际的鼎革易代无疑是近古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若将此时段放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视野下观察，会发现明清易代不仅是东亚内陆儒家文化核心 中国的政治秩序与伦理规范的重新调整，对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部框架构建与文化内涵流变也有重要影响，比较典型的即是近世日本儒学的发展。本文限于篇幅，拟对明末清初遗民朱舜水在日讲学活动进行观察和研究，借以阐释说明日本学界在明清鼎革之后社会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及其相关影响。一、朱舜水其人其事明末清初，浙江省宁波市的余姚出现四大乡贤：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与黄宗羲。居于余姚龙泉山一带的朱舜水（）因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卓绝贡献而青史留名。朱舜水生于万历二十八年（年），为家中第三子，名之瑜，字鲁瑜（或屿、或楚屿，至海外复字鲁屿），东渡日本后以舜水称号。舜水名号，其意取自家乡余姚的一条小河名 ，“今已将舜水为号。舜水者，蔽邑之水名，古来大名公，多有此等，如瞿昆忽、冯巨区、王阳明皆本乡山水也。”其自幼聪明，勤奋好学，先后师从李契玄、朱永佑、吴钟岱、张肯堂等硕儒，儒学根基扎实。岁时，官至总督漕运军门的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衰。恰其长兄朱之琦（启明）又遭宦官陷害并被罢官职，家道愈加艰难，“不及一两月，家无余人，宗戚过我门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为嗤笑，非赞美之也。”当时吏治腐败，国事不殆，虽被时人赞为“文武全才第一”“开国以来第一”，曾被 次举荐入试的朱舜水却对科举采取敷衍态度，均辞谢不就。他曾对妻子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刘晓东（），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时事艰难，人心亦然。崇祯十七年（年），崇祯皇帝自尽，朱舜水忠明之心未改，最初曾作为郑成功重要幕僚，效力军队。后以舟山为中心，往返安南、日本等地，为南明筹措军费，前后逾十五载。其间，南明监国鲁王曾拜官舜水，辞谢不受 。南明永历十三年（年），实感复明无望，不甘留清为臣为民，朱舜水东渡日本并长期定居，收授学生，聚众讲学，结交日本社会上层，传播明清易代后经过反省与批评的儒家观念，对日本近世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康熙二十一年（年）四月朱舜水病逝于当地，享年 岁。二、朱舜水赴日后的讲学活动及影响朱舜水赴日后所收的第一位学生即是日后成为一代关西大儒的安东守约（省庵）。求学之初，其曾在练习诗作中感叹朱舜水东渡艰难，“远避胡尘来海东，凛然节出鲁连雄。励忠仗义仁人事，就利求安众俗同。昔日名题九天上，多年身落四边中。鹏程好去图恢复，舟楫今乘万里风。”朱舜水赴日之初，日本仍在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当时社会所受外来思想文化刺激较少，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而保守。朱舜水赴日后相关文化活动大致有三类：一是影响并改易日本恪守的程朱之学，主张戒虚谈实，提倡学有实用；二是有惩于明季儒林之弊，对日本士林学界陋规恶习进行校改劝诫，倡议新规；三是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日本社会生活，促进日本文教事业发展。朱舜水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产生诸多影响，但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当属明清鼎革后儒家文化的部分重新输入与对传统儒家个别观念的改造与调整，而对日本旧儒学的批评与矫正是朱舜水用力最勤且难度最大之处。其在收徒宣讲儒学时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上册 又有言：“吟诗作赋，非学也，而弃日废时，必不可者也。”卷八 并对文学上的用词机巧实例进行批评，借以阐释治学要注重经世，务求实用，“空梁落燕泥，工则工矣，曾何益于治理？僧推月下门，覆则覆矣，曾何补于民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新则新矣，曾何当于事机？”卷八 朱舜水不仅有主张，也有实际行动，“之瑜为日人作 学宫图说，商榷古今，剖微索隐，使梓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栋梁縀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亲指授之。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谕缜密，经岁而毕。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户墙垣、皆极精巧。又造古祭器。先作古升古尺，揣其称胜，作簋、笾豆、登、?之属。”东渡日本后，朱舜水参核图书，亲手实践，指导木模制作和椽梓结构拼接，对于当地学舍、文庙等文化建筑与礼仪用器的制作恢复助力颇多。为进一步传播儒学，朱舜水在传统奠礼仪程上也重新进行了引介导学，“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乃依图考古，研核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之工师，或未洞达，复为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经年，不厌烦数，卒成之。于是率儒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皆通其梗概。”此外，有学者认为日本料理中的经典食品拉面与饺子也是由朱舜水带到日本并有所发展 。朱舜水于日本闭关锁国政策的社会环境中，赴日传布明清变革之后更加注重实用与经世的文化与知识，对于当时的日本在自我封闭环境内吸收新的学养与技术思想有积极意义。此外，朱舜水对于日本社会的称赞，也使其颇受日本多方面的推崇。其称“贵国取与有义，辞让有礼，富而知方，仁而好勇，真洋洋乎大国之风也。”上册 此外，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的世风社貌，朱舜水给予很高的评价，“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夫以禹汤文武周公之治为小康，而以此为大同。可见雍熙之盛，非有奇谋异术也。瑜居恒读此书，慨然兴叹曰：吾安得身亲见之哉！然而不能也。兹幸际知遇之隆，私计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上册 由于类似这些近乎过分的夸赞，朱舜水在当时日本岛内颇受追捧，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木宫泰彦于 中日交通史 中曾说“对于日本文化有最大影响者，为明代遗民朱舜水宽文五年德川光国迎为宾师，兴起水户学风，开修史之运，并建筑圣堂以垂模范。水下顺庵、林凤冈、山鹿素行等当代多数学者，直接间接无不蒙其感化。”除了聚徒讲学外，朱舜水还积极劝勉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积极兴学，“贵国主读书好礼，雅意欲兴圣人之学，必有非常之识，亦非今日可遥度也。”上册 朱舜水去世后，被安葬在日本茨城县太田市瑞龙山，坟墓居于德川家族墓地的中央位置，墓碑阴面有其弟子安积觉所撰碑文：“征君严毅刚直，动必以礼。学务适用，博而能约。凡古今礼仪大典，皆能讲究，致其精详。至于 宫 室 器 物 之 制，农 圃 播 植 之 业，靡 不 通晓。”上册附录 对于朱舜水在日文化活动进行了较为精要的总述与概括。日本于唐宋时期与中国文化交流相当热络，元朝建立前后频繁战事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影响，日本向外交流求学之路渐趋封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岛内仍以南宋程朱理学为儒学正道。恰在此时，朱舜水赴日讲学活动为日本学界带来注重经世、倡导实学的新儒学，对日本国内奉为儒学正统的程朱理学也多有批评之语，如在论述治学中经史研习先后问题上，朱舜水即认为“俗儒虚张架势，空驰高远，必为舍本逐末，沿流失源。殊不知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此就中年为学者指点路头，使之实实有益。非谓经不须学也。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卷七 朱舜水此语诚为对朱熹不道名的批评。不囿成见，不拘所处社会主流，其对朱子学说和陆王心学的个别文化解释直接提出不同见解 ，其间虽不免有时代发展的痕迹，但确实是经过发展与变化了的儒家文化，对于日本学界还是颇有裨益的。东渡后，朱舜水对日本士林学界的潜规陋习也进行了批评与校改。在日本社会思想日益陷入僵化呆板之际，明遗民赴日带来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新刺激，为日本传入更重实学的儒家思想，对于激发当时日本学人新的创造力，突破旧有的、封闭的框架限制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与思想动力。朱舜水初到日本长崎所收的第一个学生安东省庵（守约）曾言：“设有程朱来日本，不师事之，宁谓之有识见者哉？今先生之来，即程朱之来也，守约幸其业而不往见，不如彼曲艺小技之人寻师不远千里，将谓之志于道乎！”附录三，当时日本士林以赴日的朱舜水视同先儒程朱二人，影响可见一斑。赴日后朱舜水试图打破日本岛内朱子官学板结僵化的现状，“贤契旧学亦无所失也，但不当拘泥执著尔。学者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曰我某氏学某氏学，此欺人盗名而巧取世资也，何足 效哉？”在当时日本限制外人入境的封闭政策影响之下，作为为数不多的入境并久居日本的学者与儒士，朱舜水携带着东亚儒家文化圈新的思想因子和经过晚明士林群体批判的儒学文化抵达日本，对于矫正与革除日本学界士林的陋规恶习无疑是有所裨益的，如鉴于明末士林门户之争与空谈心性，朱舜水力倡“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饥。非如彼邪道，说玄说妙，说得天花乱坠，千年万年，总来无一人得见”。朱舜水教授学徒，初衷之一便是有惩明末学风空疏之弊，积极以振日本文教之兴，这对于日本儒学及文化的不断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朱舜水对于促进日本儒学发展的第三个尝试是强调文教的重要性并亲身参与日本士林的社会活动，其称：“若以贵国为褊小，为东夷，谦让不遑，则大不然。贵国今日之力，为之尚有余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举行学校，犹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学士大夫至今犹啧啧称之。今贵国幅员广大，千倍于滕，而百倍于丰、镐，而物产又甚富饶，失今不图，后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风物礼仪为歉者，则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悌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上册，言语中突出强调文教事业发展对于日本社会面貌革新的重要意义。此外，朱舜水还积极结交社会上层，推动建立学校，发展文教。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与日本安东守约等著名学者的交往和结交德川光国（其曾编撰 朱舜水全集），以开坛讲学等方式公开授业，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促进日本文教事业的新发展 。朱舜水曾对安东守约说：“诚恐贵国惑于邪教，未见有真能为圣人之学者。此事必君相极力主持之，岂一二儒生与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气运也？况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贵国惑于邪教，深入骨髓，岂能一旦豁然？”言语中虽对当时日本社会完全崇信孔子和信奉神灵的学风社习多有批评，但其中也满含劝勉之意。正是在他的熏陶下，德川光国网罗人才，撰修日本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大日本史，对日本史学产生深远影响。该书首任总裁官就是朱舜水的得意门生安积觉。德川光国与朱舜水相交甚好，朱舜水又是饱读传统史书且定居在日的硕儒，对于传统史书的撰修体例与目录方法相当精 熟，对 于 大 日 本 史的 撰 修 亦 应 有 所 帮助 。朱舜水的历史观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 大日本史 的撰修。由于朱舜水长期活跃于日本士林，学养丰富，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文化活动且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当时日本人称其为“朱夫子”“舜水先生”。三、日本士林对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相关言论的认识儒家思想自秦汉时期被确定为华夏地域内的统治思想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等级森严的统治学说与文化 儒家思想与伦理规范。因为儒家文化自身强大的文化包容能力与后天政治赋予的统摄性，随着中国与周边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与不断深入，逐渐被周边国家所称羡追慕，对包括古代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亚洲东部和东南亚的古代越南和老挝等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并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明清易代之后，建州女真倚持武力取得华夏政统，并试图接续前朝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天然的文化领导地位。日本以唐宋时期得到传统中国文化润泽的历史为凭依，颇为轻视清朝政统建立后试图操持儒家道统的企图与举动。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岛内对华夷关系的认识在清朝定鼎中原后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其自感有责任维护文化的纯洁性，并因仍存留中国中古以来的儒家经典文化而希图明清易代后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士林已然酝酿出一定的文化自信，民族进取心也在蓬勃发展。恰在此时，明遗民朱舜水进入日本讲学弘道，其诸多言论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解除历史身份迷惘，“今贵国但患不能好圣人之学耳！果能好之，且可为尧为舜，何患文章不及中国也？此为之数年，便可见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试之，而徒作临渊羡鱼之叹？”言语间或明或暗地表达出其认为日本已具备接续东亚文化圈重要地位的客观条件。此外，朱舜水还对日本利用儒学来发展文化与塑造文明抱有相当乐观态度，如前文所引“贵国今日之力，为之尚有余裕”等暧昧而又暗含鼓励的话语或许成为推动近世日本儒家文化勃兴的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朱舜水的在日活动促进了日后影响日本历史发展的明治维新运动的发生 。明治时期，后藤新平男爵对于朱舜水在日本传播儒学言行作了高度评价，其称：“若明季征君朱之瑜，邻邦所贡之至琛又至宝也。不得行怀抱于故国，而却传衣钵于我邦。从明室恢复之志不成，而以满身忠愤之气，烛大义，阐王道，使东海之日月有光于千载，岂不亦贤乎！”后藤新平认为朱舜水的讲学活动使日本既“受衣钵”，又使东海“日月有光千载”，这不可不说是对朱舜水以明遗民身份开展的传播儒学活动予以的极高评价。同时日本社会也以朱舜水不仕清廷和反抗暴政的反叛精神为模范榜样，倡议王政复古，成为促成改变东亚格局的维新革命的前肇思想之一。“之瑜既义不帝秦，坚守鲁连之志，遂来蹈东海，况于其纯忠尊王之精神，滂溥不屈，潜默酝酿，可二百年，而遂发为志士勤王之倡议，一转王政复古，乃至翼成维新之大业，以至国运今日之蔚兴。我之所得于之瑜也固大矣！”明治时期三大诗人之一的小野湖山也对朱舜水极为推崇，并作 朱舜水先生墓 诗：“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莫恨孤棺葬殊城，九州疆土尽腥膻。”近人张君劢于 新儒家思想史 一书中认为日本近世的诸多重大事件如明治维新等背后有“朱舜水的影子”的说法大致是不错的。以上皆可证朱舜水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据学者实地考察，余姚龙泉山的山腰上，有“四乡贤故里纪念碑亭”，其中朱舜水的碑高 米，宽 米，碑上写有“明徵士朱舜水故里”。“徵士”是指不接受朝廷征聘的隐士，此处亦指朱舜水深怀亡国之痛誓不事清的事迹。亭前刻有一副对联，上联为“东海蹈曾甘家耄逊荒千载斯文归后死”，下联为“南天擎独苦臣心如水一江终古属先生”，横批为“胜国宾师”。四、结束语明朝时期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在两国交往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群体是僧佛之徒，经济交流的主要群体是海盗与船商；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主体是儒教文人，经济交流主渠道是官方赏赐与民间贸易。两国之间交流方式的差异主要是由日本方面的政治实际与社会需求造成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东亚的政治大国和文化中心，古代的朝鲜、日本、琉球、交趾等国家地区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甚大，共同构成了东亚文化圈，其中主要的文化因素是汉字、儒学、律令制度等内容。大体而言，文化传播的主要承担者一是人，一是书籍，汉籍东传对于日本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日本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明遗民东奔日本，对日本文化建设更是有重要意义。作为“明徵士”的朱舜水赴日讲学对于积极促进日本儒学发展、校改日本士林潜规陋习与推动文教事业等方面诚有贡献，其在日活动对于促进日本文化进步有积极意义，转引自王福祥 日本汉诗与中古历史典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年，第 页。更为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内涵。遗民东渡与讲学弘道，一方面增进了周边区域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了与各地文化交流合作；另一方面也发展了与外邦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各地文化多元发展。历史上不同群体因各种原因远赴海外讲学弘道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历史贡献，彻底否定遗民群体在海外讲学活动积极意义的看法有待商榷，对此不可抱有狭隘的民族情绪。但客观地讲，作为明清鼎革之际的明遗民，朱舜水东渡讲学时所表达出的对清朝的对立情绪与消极态度，间接助长了日本学界对传统说法的重新阐释，其实质是在明清鼎革之后，日本在文化层面的华夷观重新调整甚至自我提升，增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诚如韩东育先生所言“明清鼎革后清政权给周边带去的 夷狄 印象，却为日本摆脱 东夷 身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个从文字诠释到公开否定的过程，遂由此展开。”就当前学界研究工作而言，对于近世日本社会思想变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对明遗民朱舜水的在日活动梳理与历史评价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参考文献 南炳文 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钱明 舜水学的意蕴与近世中日关系的反思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朱一行 朱舜水的一生 台湾：世界书局，稻叶君山，编 朱舜水全集 东京：文会堂书店，韩东育 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明征君”称号：兼涉“甲午战争”前后的“复明”舆论 中国史研究，（）滕军 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王勇，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朱谦之，整理 朱舜水集 北京：中华书局，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林敏洁 论朱舜水对日本社会及文化的影响 中国典籍与文化，（）木宫泰彦 中日交通史 陈捷，译 台北：三人行出版社，南炳文 朱舜水的实功实用思想及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徐兴庆，编 朱舜水集补遗 台北：学生书局，韩东育 日本近世学界对中国经典结构的改变：兼涉朱舜水的相关影响 社会科学战线，（）韩东育 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 历史研究，（）韩东育 朱舜水“东夷”褒贬的初衷与苦衷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责任编辑常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