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重构：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以《讲话》精神的文学史流变为视角.pdf

2023年1 0 月第45 卷第5 期文学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 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Oct.2023Vol.45No.5传承与重构：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以讲话精神的文学史流变为视角张继红,刘金凤（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宝鸡7 2 1 0 1 3)摘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的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性”成为贯穿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概念。新世纪“底层文学”对底层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确证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彰显了“新人民性”的正义价值，这是对延安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传承与重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传承和流变，为“人民性”的当代价值呈现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构讲话精神之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新人民性”价值的当代意义，是探寻“人民文艺”乃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重要路径。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性”；“新人民性”；精神流变中图分类号：1 2 0 6.6收稿日期：2 0 2 3-0 4-1 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古典传统重释重构及其互动关系史研究”（2 1&Z D 2 6 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乡村文化建设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返乡书写研究”（2 2 XZW031）作者简介：张继红（1 9 7 8 一）,男，甘肃甘谷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4-9 9 7 5(2 0 2 3)0 5-0 0 8 1-0 7“人民”泛指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无产阶级话语体系中，“人民”则指向最底层民众。“人民性”这一概念的涵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民本”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道德传统。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则立足于将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普遍自由与个体独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人学”理论体系是“人民性”概念的直接来源。“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所谓个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自已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可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人民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现实人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也是将“人民性”与抽象人性相对比，强调文艺应表现人民群众，具有较为鲜明的底层指向。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人民性”成为贯穿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历史进程的重要概念,其内涵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历经嬉变。1 9 42 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构建了解放区“人民性”文艺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此后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目前，有关讲话及其“人民性”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视角和立场：一是通过抗战时期“文学重心”的转移,重述延安文艺的文学史地位，以期重构中国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 0 1 2 年版，第1 5 1 页。81代文学版图；二是发掘、阐释、建构讲话的“人民性”立场，肯定讲话之于大众化和化大众观念的意义；三是通过对延安文艺精神的传承,确证延安文学经验对陕西文学的当代影响。上述立场和视角，以文学版图的重构和文学精神的阐释赋予延安文艺和讲话以更丰富的内涵,具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但是,上述研究仍将延安文艺和讲话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乃至静态的文学史、思想史资源，忽略了现实主义文学何以从延安文艺中获得当下性启示,并与延安精神形成“互动”,即未能从文学资源的激活与创化角度出发，实现与讲话的跨时空“对话”，容易受限于静态阐释学研究路径。因此，本论文试图以“活态化”思想史观念，发掘讲话中“人民性”的时代流变，梳理讲话对“人民性”思想体系的建构，以及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人民性”的历史嬉变，力图避免将相似资源“合并同类项”并“为我所用”的研究思路，进而以“底层文学”为视点，对比讲话与“底层文学”所展现的人民文艺精神的异同，探讨讲话流变的时代价值和“对话”文学史资源的当下性意义。一、讲话中的“人民性”话语“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倡导“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新文学观念，打破了文学被旧贵族垄断的局面，为“人的发现”提供了思想准备。“平民文学”的倡导，在新文学表现领域初步体现了文学对“人民性”内涵的探寻。2 0 世纪2 0 年代，在普罗文学运动的倡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走上历史舞台后,文学着力于更好地与普罗大众结合，这是革命文学与启蒙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即成仿吾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 0 年代初，“左联”成立后，倡导文艺大众化，提倡马克思主义，并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即文学创作如何更好地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和农工大众的革命实践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左翼文学家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以及对被剥削的普通民众的革命启蒙与动员实践，为40 年代延安文艺“人民性”内涵的阐发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但是，“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急切，以及“左联”时期尖锐的阶级矛盾，使知识分子并未能真正接触底层大众，更没有找到阶级语境下“人民性”以及大众化的最重要途径：与工农群众结合，以切实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发展革命文艺、实现“救亡”的时代需要，讲话对“人民”的内涵作出了明确阐释,并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人民的阶级性，致力于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取得的显著成就。讲话针对当时中国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情况，主要提出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两个根本问题，确立了工农兵文艺方向和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地位，突出体现了“人民性”思想。正如张福贵所说，讲话表现的是一种明确指向劳苦大众的“大多数人伦理”，“力图去建构一个适应于大多数人利益、情感以及审美需求的文艺思想体系”。1 2 2 同时，讲话明确提出了“人民”“人民群众”等一系列概念，并指出文艺的四类服务对象：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对“人民”的范畴作出界定，确证了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立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赋予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地位，一方面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使传统儒家思想重放光芒；另一方面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属性上赋予边区政府“文艺领导权”的可能。另外，讲话还明确了普及和提高的服务方法，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力，明确了文艺大众化的具体操作路径。有论者指出，讲话将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普及与提高的服务方法实际上可以分为“知识分子的人民化”和“人民的知识分子化”两条主线，颠覆了传统文化秩序中的官民体系，促成了“人民文化权力”的产生。进一步看，讲话还提出了“生活源泉说”，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边区政府、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人民为创作对象、以人民生活为创作源泉，意在突出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因此，讲话在客观环境的分析与主观价值取向上指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融入工农兵群体，并使之与大众处于平等地位，即确认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为事实上的边缘化群体，从而突出人民大众在阶级分化中的主体地位，并激励这一领域的研究学者主要有：陈涌、李继凯、张福贵、赵学勇、王俊虎等，代表性作品有有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2 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延安文艺与2 0 世纪中国的价值体系重建“人民性”文艺思想生成的逻辑基础与理论建构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性承传以陕西文学为中心等。静态阐释和意义阐发路径侧重于发掘思想资源本身的丰富性与自足性，比如新世纪以来陈思和、李衍柱、严昭柱等学者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价值阐释领域拓展了讲话的美学研究空间，具体梳理参见李惠，高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述评，社会科学论坛2 0 2 2 年第6 期。参见卢燕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人民文化权力的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1 2 年第6 期，第2 5 页。82人民参与民族解放与从事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讲话发表后，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其所拥有的文学话语权空前扩大,知识分子一一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为适应革命语境,完成思想改造,逐渐普遍深人群众生活，开展“工农兵方向”的文艺实践。在讲话“人民性”话语的指导和促动下，延安文艺在创作上充分发掘民间资源并对其进行艺术性创造，“人民性”与“民族性”紧密结合，民间口语与书面语相结合，在艺术形式上提倡雅俗共赏的“民族形式”，涌现了歌剧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水河等一系列既具民族化，又具有大众风格的代表作，取得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实践成效。延安文学的人民文艺属性得以逐步构建，给解放区文艺的发展注人了“人民性”、民间性活力，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文艺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背景和边区文艺生产实践中，讲话所建构的“人民性”仍是一个政治意义融合了人道内涵的宽泛概念,其中也包含了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双重意义。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一体化，使“工农兵”“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属性得以强化，但在扩大“人民”外延的同时，哪些人代表真正的人民并未能深人讨论。在抗战背景和政治标准的导向下，知识分子歌颂与暴露的单向价值判断及其价值取向容易使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生活趋于概念化和单一化，一定程度上对底层人民生活的表现仍缺乏深度聚焦。可欣喜的是，“人民性”的精神之光在2 1 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特别是“底层文学”思潮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从而在文艺思想承传与建构的意义上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人民性”话语建构。有论者指出：“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也就建构起了延安文艺的核心观念：以人民为本位的革命文艺构想。”2 1 9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基本上延续了讲话的人民文艺路线，继承了延安文艺传统。因此，讲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延安文艺传统，并与“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左翼”革命文学传统共同成为当代文学的“三大传统”。但有关于“人民性”立场的坚守及其价值的判断,具有怎样的当代性，即讲话所确立的“人民性”究竟是一种历史存在,还是一种“活态资源”，仍需进一步阐释。所以“人民性”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值得继续探寻。二、“底层文学”的“新人民性”立场作为“人文精神大讨论 以来唯一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以及直接继承了延安精神的文学形态，“底层文学”积极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进城农民、下岗工人、边缘人群等，这一思潮无论从书写对象还是审美取向来看，都显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底层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 0 0 4年天涯杂志发起的讨论中，可谓对2 0 世纪9 0 年代文学思潮中“纯文学”作出的反思，以及对文学与社会变迁互动结果的价值评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在促进城乡交往、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进城务工群体中出现了新的城乡认同危机，并衍生出了一系列城乡社会转型问题，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权益保障、身份认同，引起了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热切关注。在文学逐渐疏离大众、走向精英化和学院化的2 0 世纪9 0 年代，出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双重变奏，其共同的指向是重建文学与社会现实以及底层民众的精神联系。不过，“人文精神大讨论”虽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思潮效应，但事后真正作出创作回应者廖无几；而“现实主义冲击波”尽管怀着现实主义激情发现了社会转型问题，但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仍显乏力，甚至以“分享艰难”的“上位”视角，俯视并号召底层群体与之“同甘共苦”。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文化生产模式悄然改变，文学大众化逐渐转向文学商品化。表面看来，文学创作由以作家为中心转向了以读者（消费群体)为中心，但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下，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底层人民往往处于“失语”状态，特别是在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底层的边缘化倾向将愈加明显。因此,重提讲话中彰显的“人民性”立场，重释讲话中守护的“人民性”价值就显得尤为可贵。基于以上背景，我们认为，新世纪“底层文学”中具有“人民性”立场的作家，则能深入思考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尤其注意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底层小人物。“底层文学”以城乡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人、城市边缘人等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为表现对象，传达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在坚守现实主义写作立场的同时，重新讲述“人民性”的价值守护之于社会进步与历史变迁的意义。由于讲话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观念具有服务底层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思考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力量、具有历史主体性的人民问题时，与底层叙事精神相通，因而在新世纪新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下，阐释和借鉴延安文参见孟繁华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当代文坛2 0 0 7 年第4期，第4页。83艺的“人民性”及其大众化经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文艺与大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比延安时期的讲话与新世纪“底层文学”对“人民性”的叙述，二者的共通性清晰可辨。在真实性原则和人民立场方面，其共通性尤为明显，“作为两种语境催生的、相异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二者共同触及的问题是人民的文学以及文学的人民性何以保障的问题”。3 1 3 具体而言，两者都坚持现实主义写作，强调文学介人社会现实的功能，并通过文艺创作激发群众热情，唤醒人民的主体性意识。不过，延安文艺与“底层文学”在底层关怀的现实指向上尽管有共通之处，但前者的历史语境与后者的实践情境迥然不同，切不可简单对接，否则会陷入将结果推为过程的本质主义逻辑,或敷衍历史以“为我所用”的主观主义历史观。首先，在民族危机加重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背景下，延安文艺对“人民”范围的界定所关注的是政治上具有阶级属性的人。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根据实际革命情况扩大了“人民”的内涵，其指向是明确的，即人民不止农民，人民的就是民族的，所谓人民就是工人、农民、贫民、小资产阶级，再“加上一切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41 5 6 既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该包括开明绅士和地主。讲话中确立的“工农兵方向”限定了“人民”的具体范围,是对延安解放区工农兵无产阶级属性的肯定，但在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的导向原则下，文艺对个体和人民的表现范围仍有限度。而新世纪“底层文学”所要表现的“人民性”无论在范围、性质上都要宽泛得多，具有普泛的人道色彩。因此，有论者将“底层文学”表述为“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怜恼之心”5 1 2 5 的审美表现方式。由于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底层文学”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指向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意义上“失语”的弱势群体，但在近年来的创作中，写作对象具有逐步扩展延伸到都市社会中的平凡小人物的倾向。用“底层”一词来概括“人民”，一方面暗示了人民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的边缘化处境，另一方面也表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2 0 0 4-2 0 0 6 年，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等诸多文学期刊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讨论，对学界热议的“文艺人民性”的特征和内涵进行了分析和界定。讨论中提出了文艺的“新人民性”这一概念,并将其与“底层文学”对接，使二者互为表里。孟繁华指出：“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人民性”新人民性的文学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6 当然，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内涵仍不等同于延安时期以来单纯歌颂人民、学习人民的“人民性”概念，但二者的共同点是将“人民”作为需要关怀的对象，以及具有历史主体性地位的社会人，从底层写作角度出发可以解读为“新人民性”，即在“展露社会历史真实的同时并不放弃批判的底色和立场”。7 46 而作为文艺批评标准的“人民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人民性”话语进一步与“启蒙”话语相融合，并由一元化标准逐渐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因此，对“人民性”的书写与建构更加合理和包容。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讲话中对人民利益和人民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守护,而且更明晰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的内涵。“新人民性”的文学书写，回到人民大众当中，直接与底层经验对接，是对新人、新时代、新问题、新立场的高度概括。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不仅是社会变迁之下“人民”范畴与内涵的拓展，更是文学对“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时代召唤的积极回应。其次，相较于讲话中歌颂与暴露姿态，“底层文学”自一开始就具有现代批判的精神，以“个体”的叙事视角开拓了新世纪底层写作新的精神空间。“底层文学”突显具有历史主体性和精神能动性的人民，反映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与讲话的“人民性”形成远距离、跨时空对接。在写作模式上，讲话虽然将“知识分子人民化”一一与当下批评界对“底层文学”作家代言底层行为的质疑相似，但整体来说，“底层文学”主要表现了对“向城而生 的进城主体的群体性描述”8 1 的特征。同时，“城乡交往”是“底层文学”初期的重要主题类型，作者通过“向城而生”的底层主体透视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人民群体逐利的价值观，因而带有鲜明批判性，而对阶层流动的向往与可能，又表现出深刻的理解与同情。2 1 世纪以来，不断有底层群体加入写作者的行列,从个体出发进行群体性描述，既是鲁迅意义上的“底层开口说话”的具体体现，也是讲话工农民文艺的大众化宗旨。这丰富了观察与表现视角，使“底层文学”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至此，底层叙事的写作对象也由边区人民扩大到城乡普通个体，拓展了“人民”内涵；进城叙事也不再是人物与城市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丰富了人物塑造的精神空参见张继红论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当代文坛2 0 1 5 年第1 期。84间。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介人更积极、更有效、更具时代性,对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普通人的伦理意识与生存观念等精神世界方面的开掘更深广。总体来看，无论从“人民性”的突显，还是“人民文艺”的审美追求来看，相较于政治标准下延安文艺的审美实践，新世纪“底层文学”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左翼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还延续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并用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伦理，保持了文学的人民立场和批判姿态。三、“人民性”话语的流变及其当代建构“人民性”立场的持守，一方面为“底层文学”的出场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面为现实主义文学拓展了表现领域。“底层文学”确系新世纪文学的一次成功转向,其本意在守护人民的历史主体性,是新世纪文学表现、介人现实生活的新成果。可以说，“底层文学”的人民立场与现实批判力度，是“底层文学”最强有力的武器，正是因为它最初看见了底层、揭示了底层并为之发声，使文学的“人民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只要人民利益受到侵犯，“人民性”的价值立场就不会过时，“底层文学”就有存在的可能和发展的空间。首先，在当下的底层叙事研究中，就如何理解底层与大众，如何借鉴延安文艺中的“人民性”思想资源，并非不言自明，甚至仍是一个新问题。有论者认为，“底层文学”只面向社会底层的创作，忽略了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大多数社会底层的精神劳动者，换言之，真正的“人民性”是公民性，“对人民的真正关怀也必须落实为对公民的普遍关怀”。9 1 2 目前，学界对于“底层文学”如何表现“人民性”这一问题，由“人民性”这一概念逐渐拓展，被“文艺如何更好地表现人民性”这一问题代替，文艺在更高的位置上展现了更包容、多元的“人民性”,这也是“底层文学”逐渐退出讨论热的原因。但是“底层文学”可表现的领域并未因此消逝，“铁链女”事件让普通民众心有余悸，“唐山打人”事件仍有发生，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被挑战。因此，人民政权对“人民性”的守护,并未轻易转换为对群体智慧和社会美德的简单歌颂，而是更进一步凸显了守护“人民性”在当下的重要意义，也再一次证明了延安文艺和讲话中人民立场的“正相关”关系。如此则更有必要厘清和确认延安文艺与“底层文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等一系列新的变化,对底层的范围和边界的阈定也面临着复杂变化。由于对“人民性”内涵的模糊认知，不少论者误将人民等同于底层，在判断人民文学与“底层文学”时出现价值确认的含混，从而将“底层文学”立场的观照聚焦于“作为底层的写作”和“为底层写作”的辨析。一方面，“作为底层的写作”极大拉近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可以近距离传达底层经验，但其弊端在于容易遮蔽透过底层所传达的关于人类性的情感表达与经验，身在底层的作家如果过度关注所处的阶层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容易局限于个体生存书写而忽视对整个底层群体和社会生活的关注；而“为底层写作”即知识分子为底层群体“代言”的写作方式，因写作者与底层存在距离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其底层话语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底层写作还存在“苦难叙事”标签化的倾向。写作者带着同情与爱憎表现社会底层，过度关注苦难或仅仅关注苦难而缺乏对主体精神世界的挖掘与时代的高度概括，容易将“苦难叙事”误读为一种悲剧美学。因此,洪治纲认为“苦难焦虑症”的表达方式,是对人类文明的“恶视”“我之所以认为很多底层写作的作家陷人到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就在于他们笔下的苦难常常处在一种与文明对视的恶境之中。”1 0 1 4 因此，对于“底层文学”书写的偏狭和思想资源匮乏的问题，其根源仍在于对“人民性”理解的浅泛和判定文学资源在时代流变中观念的陈旧。李云雷指出：“底层文学如果不能吸收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资源,那么便只能停留在陈旧的状态，而如何将这些思想资源与中国的现实与文学现实结合起来，左翼文学的经验值得取。”5 1 3 同样，延安文艺中的“人民性”价值的理解也应如是。仅限于对底层简单的人道主义同情容易窄化“底层文学”的表现范围，出现题材雷同、创作手法单一等问题。因此,延安文艺作为左翼文学潮流发展脉络中的一部分，构建并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大众化路径，在“人民性”这一追求上与“底层文学”的“新人民性”有众多可对接之处，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文学资源和思想根基，对当下“底层文学”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底层文学”需要处理好知识分子与底层经验对接的实质性问题。倘若从“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及其价值立场来看讲话所强调的“人民”与“人民性”关系、普及与提高的服务路径，以及“生活源泉说”等，“人民性”仍是“底层文学”的正向资源。其次,辩析延安文艺传统的历史语境，避免将延安文艺传统中已形成的“人民性”在当下语境中直接挪用,或者“为我所用”。讲话确立了接受之维的“人民性”，侧重于以普及的方式来服务工农兵大众,其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人民”不识字。而当下文学则更需要守护“人民性”，以提高为目的，反映当代基层民众85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助力其主体性的生成与建构。习近平在2 0 1 4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导向：“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 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守护“人民性”价值立场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内含着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避免人民成为底层的重要保证。以人民为中心，在尊重人民与遵循文艺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是“新人民性”出场的时代语境。同时，在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振兴交错发展的社会结构中,资本经济的无序化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带来的阶层分化不会在短期内消除,甚至,包括打工者、失败者、弱势群体在内的底层仍有可能扩容。中国人口众多,加之经济全球化之下现代化进程加速，新的职业和灰色地带的隐现，社会上不仅仍然存在被迫返乡者、城市贫民、被霸凌者等底层人群，还出现了被迫犯罪者、被污名化者、网络写手等新社会阶层。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逻辑中,由于底层经验的有限性和对现实认识的更新不足，底层书写有可能将真正的底层他者化,进而将底层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能指,成为被想象与建构的对象,这一相似的道德化写作立场已使底层写作暴露出同质化的审美倾向。如果说新的底层经验必然带来新的底层内涵和叙述文本,那么作家重新“发现底层，需要新的认知模式、话语方式和实证材料”，“从实证、田野调查等方式人手”1 2 1 1 5 则是“底层文学”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底层文学”只有坚持以人、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传达本土生活经验，表现新时代广阔社会生活，实现“底层文学”对“人民性”立场的持守。最后，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来源于现实生活，且延安文艺在讲话“生活源泉说”的指导下吸收众多民间资源,并深人挖掘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内涵。“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明确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人民性”内涵。“人民性”和“新人民性”立场的写作都是深人人民生活的结果。革命和战争背景下讲话对知识分子创作态度提出暴露与歌颂的要求：“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1 3 2 8 2 1 世纪以来，以群众利益守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群众至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底层关怀审美立场，是讲话时至今日仍散发着人道主义光芒的重要原因。孟繁华认为：“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6 也有论者认为，“普通人如果总是被主流社会文化所排斥，则意味着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缺席”，1 41 5 6 暴露与歌领的写作姿态启示“底层文学”坚持对真、善、美的保护与赞美，守护“人民性”精神价值立场,并对非正义问题予以深刻揭示，而揭露社会的非正义并不懈追求社会进步,恰恰是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当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批判不能局限于对现实的批判和苦难的放大，否则会再次陷入前文所述的“苦难焦虑症”。苦难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如实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多样性，深刻把握人民丰富的思想情感，展示人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表现多元丰富的人性，本身就是现时代守护“人民性”，展示“新人民性”的审美方式，如此来看，讲话中的“人民性”立场才有可能是鲜活的，才有可能成为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资源。总之,从“活态化”思想史、文学史观念角度来看，讲话将文学的“人民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时隔八十余年仍散发着“人民文艺”的光芒。延安文艺中的“人民性”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底层文学”传承了延安文艺甚至整个左翼文学传统，并在2 1 世纪以来构建了“新人民性”的内涵，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历史理性与生命情感的“对话”。“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要义,回顾讲话及延安文艺时期的多重含义和丰富经验,理性辨析二者之间的异同,是“底层文学”乃至“人民性”立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应有之义。参考文献：1张福贵“人民性”文艺思想生成的逻辑基础与理论建构 J.文学评论,2 0 2 2(3).2徐翔.传承与重构：延安文艺经验与陕西当代文学发展 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1.3张继红.“工农兵的出场”与“人民性”的误读一延安文艺的当代诠释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想象 J.当代作家评论,2 0 1 5(3).【4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M/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5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 J.文艺争鸣,2 0 1 0(1 1).6孟繁华.新人民性的文学一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 N.文艺报,2 0 0 7-1 2-2 0.7魏欣怡.中国现当代文艺“人民性”内涵嬉变述评一一以BOLSHEVISM的胜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86ZHANG Ji-hong,LIU Jin-feng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个文本为例 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8(2).8 张继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研究 D.兰州大学,2 0 1 3.9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 J.文艺争鸣,2 0 0 5(2).1 0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J.文艺争鸣，2 0 0 7（1 0).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光明日报,2 0 1 5-1 0-1 5.【1 2 高志.当代“底层书写”的盲点、阈限与未来 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 9(6).1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上海：华东新华书店,1 9 48.【1 4 王云杉.讲述底层的方法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 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6)责任编辑高锐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From PeoplesNature to New Peoples Na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Spirit of the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 Symposium(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tism,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13 Shaanxi)Abstract:Peoples nature is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 of Marxism and the soul and life of Yanan literature andart after the 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peoples na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running through the literary tren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lism.The writing of the bottom literature writers on the life of the bottom and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newcentury constitutes the new peoples nature in the sense of confirming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which is the 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eoples nature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resource,the peoples nature created by the Speech has been passed 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providing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peoples nature.There-fore,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explain thespirit of the Speech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of new peoples nature in bottom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and even realist literary thought.Key Words: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peoples nature;new peoples nature;mental rheology87张继红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文学传统流变、乡土文学理论、延安文艺与中国现代性等。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 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4 项，出版学术著作4 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 0 余篇。曾获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甘肃省文艺评论奖等多个奖项，并被授予“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甘肃省技术标兵”荣誉称号。张继红马莉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制度与公共财政选择等。先后主持完成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陕西省社科联项目、陕西省教改项目和延安大学校级教改项目多项。在经济地理江西农业学报商业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曾荣获延安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人选延安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李势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干部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西南大学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特聘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重点研究课题8项，参编著作5 部，在民族研究党建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 0 余篇。个人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体系建构及发展创新获2018年第四届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人选西藏自治区柔性引进人才、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高层次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