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史料091安德森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其需要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等多样性的重合，[1]此几乎设定了文学、传媒领域讨论民族问题的整体范式，而这一范式在讨论传媒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时，被更普遍地运用。[2]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晚清报刊不仅为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新知识分子们也通过报刊进行民族国家认同的观念启蒙和舆论造势，报刊是‘想象中国’的思想载体，也是‘想象中国’的动力和引擎”。[3]晚清报刊和报人已然开始“去塞求通”“改造国民”“言论报国”等国族想象的舆论造势。经此铺垫，民国时期，在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中，[4]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抽象的想象，如何借助传媒的物质性转换为具体可感的现实，传媒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地厘清传媒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目前有关民国时期传媒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是费约翰对20世纪国民革命中中国觉醒这一理想的发生、发展、演化及后续的研究，但其主要阐述的是国民革命这一特定时期，偏重政治文化史，讨论的是日记、自传、文学、艺术、伦理、教育、历史、考古、科学、医学、建筑等，如何把一个民族的理想转换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理想，再转为一个政党的理想。[5]周策纵和微拉·施瓦支有关中国启蒙和五四运动的研究，虽涉及传媒“唤醒中国”议题，[6-7]但多聚焦于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及其所创办的刊物，对民国时期报刊在“唤醒中国”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并没有展开系统论述。民国初年，全国报刊有500多种。二次革命后，因“癸丑报灾”，全国报刊锐减至139种。五四运动后报刊业快速发展，当时全国大小报刊总计达6万种左右，仅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机构和人民作为“唤醒国民”的实践：民国时期报刊辟谣及其内在逻辑探析【摘要】民国时期，针对政治类谣言、经济类谣言、娱乐类谣言、社会类谣言，670家报刊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了辟谣，在此过程中呈现出了三种辟谣话语：解释性辟谣话语、教育性辟谣话语、规范性辟谣话语。上述辟谣话语和辟谣实践背后，潜藏着一种内在逻辑：民国时期报刊辟谣，不仅是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报人和报刊事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新民”和“共意”基础的话语实践，也是“救亡图存”“前途选择”的“唤醒国民”的实践。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报刊辟谣实践，不仅承载着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历史责任，也体现着时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