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_王仕勇.pdf

5传媒观察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474 期【作者简介】王仕勇，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浩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ZDA321）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王仕勇 贾浩伟（广西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2488）【摘 要】新闻事业是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新闻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与地域相关，但“地方性”却较少被新闻政策研究关注。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综合性文化范式，乡村及其新闻政策的制定和传播有着独特的语境。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实现乡村振兴、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抓手。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新闻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重新审视乡村新闻政策、乡村传播的重要地位，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新闻政策；乡村；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6-0005-8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综合性文化范式，乡村及其新闻政策的制定和传播有着独特的语境。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年度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乡村人口总数为 49835 万人，依然占全国大陆总人口的 35.3%。与城市相比较，乡村相对贫困和落后，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又使得乡村的稳定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在党的新闻政策的推动下，乡村新闻业态、传播结构、文化载体及乡村主体性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从改革开放初期四级办广播电视，到新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农新闻传播在农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基层治理体系中一直有着重要地位。但梳理分析我国乡村新闻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当下新闻传播体系中存在着都市媒介文化强势与乡村传播缺位的问题，乡村“被遮蔽”、农民“被想象”。党的新闻政策如何更好地对乡村新闻传播作出引导、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DOI:10.19480/ki.cmgc.2023.06.0166传 媒 观 察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一、问题提出：被遮蔽的乡村与被想象的农民当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整体上还存在着乡村“被遮蔽”和农民“被想象”的情况。由此引发出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相关的系列问题：新闻的意义在中国乡村如何生成？“乡村”在党的新闻政策中的定位如何？国家如何通过新闻政策实践实现与底层乡村社会的连接？新时代面向乡村的新闻政策如何更加科学地制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成为本文的逻辑起点与意义所在。（一）都市媒介文化强势与乡村传播的缺位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学界一个无法绕开的焦点问题。但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探讨的往往是基层治理、社会结构等问题，大量是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在场，新闻传播学者往往缺席。乡村传播、乡村文化内生性等研究处于边缘。作为维系中国乡土社会的空间载体，乡村不仅是中华文化基因的母体，也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自农村改革以来，乡村社会出现了需要警惕的“原子化”趋向。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事关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战略出台，为乡村新闻政策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乡村”为方法开展新闻政策研究，不仅符合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发展逻辑，也契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现实要求。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带回了学界研究的视野。在新闻传媒领域，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伴随着“村村通”工程、“下乡”工程，新闻媒介在乡村发展、乡村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在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现代社会，从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乡村新闻政策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闻传播助力。当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闻传媒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介分布的差距，二是新媒体普及的差距，三是媒介资讯分众化的差距，四是传媒技术应用的差距，五是新闻价值选择的差距。由于这种结构性失衡，加剧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媒体强势逻辑，乡村成为新闻传播中的“他者”，占我国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众多的差距反映出城乡居民获得新闻媒介公共服务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随着互联网及智能设备的普及，中国新闻业发生转机：县乡用户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增量群体，以“土味”为代表的泛娱乐社交风靡。尽管如此，当下我国却仍旧面临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失灵的困境。乡村振兴的真正实现，不仅关乎政治和社会，也与新闻传媒及其公共性相关。解决这一供需错位的关键在于政策先行，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新闻政策理应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党和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宏观管理、政策调控的作用，持续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乡村新闻传播基础设施，通过政策引导缩小城乡之间的新闻传媒鸿沟。总之，中国的新闻研究不应忽略城乡关系视野。新闻传媒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密不可分，结合我国仍有 4 亿多人口生活在乡村的现状，新时代党的新闻政策应该从城乡融合的视野扩展新闻政策的一体化思维。即乡村新闻政策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广播、电视、电影、交通等“单向度的下乡”，而要整体推进，逐步关注到如何更好地满足乡村居民新闻信息需求，引领构建乡村新闻传媒体系，培育好乡村文化的主体性，不断满足乡村居民对现代美好生活的追求。（二）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乡村新闻治理乡村是一种解决城市甚至是民族危机的“方法”。学者甘阳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唯有建立在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之上才有可能。”从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再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应建立在乡村振兴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上。7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在学术研究中，“三农”相关议题一度被“边缘化”。诞生于工业文明的新闻传播学，更是长期关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新闻传播现象，乡村成为“被新闻传播研究遗忘了的角落”。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乡村转向，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是有利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深入思考如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制定符合乡村特点的新闻政策，有效发挥新闻政策的现代化治理效用。以“乡村”为方法，要求对丰富的本土性探索与经验进行深入总结，诸如群众办报传统、乡村内生性媒介的价值、乡村现代新闻传媒体系的构建、乡村主体性等，对今天的乡村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等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二是有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体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促使相关研究系统化、体系化及科学化，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的学术桎梏。赵月枝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整体都应该具有城乡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大视野。”从城乡关系调整的历史渊源出发，融合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和领域的理论资源和知识体系，结合乡村这一创新性角度展开研究，可以把握中国共产党乡村新闻政策的宏观理论体系及规律。三是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新闻传媒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传播的理念，是放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社会治理），以及更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将党的乡村新闻政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相勾连，是新闻学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文化振兴这一基础性工程随即被提上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乡村新闻政策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弥合城乡信息鸿沟，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帮助新闻媒体改进对农传播策略；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之于新闻传播的学术史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新闻传播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从两条逻辑主线展开梳理分析：一是从时间纵向上来看，可将 40 余年的乡村新闻传播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以从整体上统揽现有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从横向领域来看，则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 1978 年以来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具体议题。（一）纵向：从冷门到热点19781994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乡村受众的传播调查研究范围内，仍属“冷门”。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入、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现代传播理念也随着“大众媒介”“信息”“舆论”等语词流传。1982 年我国出现了农村受众调查，此类关于受众与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走入学界视野，成为国内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1986 年党中央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乡村及其新闻传播业得到更多关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如刘燕南的大众传播与农民观念现代化、王怡红的论农业新技术传播以及裘正义的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等。此时的研究与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19952005 年为第二阶段。随着互联网进入中国，我国传媒业出现新局面，开始向着市场化、网络化方向发展，与乡村新闻传播相关的研究实现从理论到方法的多角度拓展。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相关团队上，如张国良教授主持的“新闻媒介与扶贫”项目，李双龙博士后主持的“江西赣南调查”“上海青浦调查”，以及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云南大学新闻系联合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等，主要关注新闻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1999 年，方晓红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该课题组在苏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涌现出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促进了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8传 媒 观 察2003 年，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成为国内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典范。2005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乡村传播研究所。同年 9 月，李红艳等人主编的中国乡村传播学出版，该著作多层面系统阐释了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内涵，推动了传播学本土化发展。2006 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后，有关乡村新闻传播的研究开始增多。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吸取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范式，研究议题也愈发深化，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成果。同时，乡村新闻传播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全国各地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或多或少将目光投向乡村领域，“返乡书写”在近年兴起并广泛传播。（二）横向：新闻传播学视域下的多主题讨论新闻传播学科视域下，与“乡村”有关的研究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党的新闻思想史中的“乡村”。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从“山沟沟”成长起来的，其优良新闻传统之一就是“群众路线”。此类研究将乡村纳入研究范畴，特别着眼于延安或工农兵的新闻实践。代表性的研究如童兵、郑保卫、吴廷俊等对以毛泽东为主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新闻思想的研究等，陈力丹、黄旦、朱清河、田中初等对“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等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的研究等，以及陈龙对中国共产党的办报模式的研究等。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诞生在城市（上海），此后又转移到农村（苏区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又由农村转向城市。但学界普遍认为，延安党报范式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办报的唯一模式。如甘惜分认为，当时的报纸体制完全继承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代的传统。李金铨认为，1949年以后解放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办报的唯一模式。二是新闻实践史路径下的“乡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有着丰富的乡村新闻传播实践，如工农通讯员制度、黑板报、墙报、读报组等实践。学界也涌现出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新闻传播实践的个案研究，如李文的黑板报研究，认为这是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田中初、周峰对革命根据地工农通讯员的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工农化”以及“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实现途径；沙垚对农村读报组的研究，认为这是新闻传播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表现；潘祥辉也提到由于广播，“声音”与“倾听”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这些乡村新闻实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新闻大众化的“业余路线”，为中国革命进程贡献了新闻力量。三是传播学议题下的乡村传播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等方法，关注乡村中传播活动的仪式、空间、权力、文化等议题。代表学者有郭建斌、吴飞、卜卫、孙信茹等。此类研究立足中国乡村，增加了西方传播学与中国新闻学的对话。尤值一提的是赵月枝团队“从全球到乡村”的实践，体现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团队扎根乡村，一面从党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归纳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一面以乡村为方法，从乡村共同体中寻找人类发展的另类可能性。四是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乡村”。此类研究关注现代新闻传媒对乡村社会文化发展、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供给模式等方面的作用。方晓红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的作用下，农民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与城市逐渐趋同，有利于农民身份转型。这些讨论大多对新闻传媒对乡村文化观念变迁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也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了新闻传播在乡村文化发展中的反作用，认为乡村文化特征日益弱化，乡村文化丧失主体性，“文化基础秩序”遭受挑战。（三）国外“传媒与乡村社会发展”相关研究美国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曾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国外相关研究尤以“发展传播学”为主要学术脉络。发展传播学与现代化理论的产生相契合，本质上是大众传播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研究议题包含了乡村地区以及亚非拉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政府和学者普遍认为，通过新闻传播技术和内容的援助，能够推动发展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9中国家社会的发展，进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由此，多数传播学者立足国家层面，着手研究传播与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例如，发展传播学的代表人物、荷兰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提出了新闻媒介必须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目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勒纳通过实证研究中东 6 个国家，认为大众传播如同现代人格“奇妙的放大器”，加速了社会和观念的流动性，大众传播推动城市化、工业化。1964 年，施拉姆出版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提出了大众传媒开阔人们的视野，教育民众，促进国家的整合，赋予人们社会地位等观点。罗杰斯在研究乡村和农民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接触和使用形态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将大众传播视为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并强调大众传媒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闻传媒系统能够把城市话语传达给村庄，能够为乡村安排问题的议程，能够向农民推广农业科技等，从而促进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然而，这一设想并未如愿，发达国家的传播技术或内容援助并不能直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建立起立足中国本土实际的乡村新闻传播体系，才能使新闻传播在乡村振兴和现代化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三、作为方法的“乡村”：乡村新闻政策何以可能乡村和城市是新闻研究“空间”转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两个意象。新闻研究一向看重“时间”，但现代新闻业从诞生之初就是“地方性”的，与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乡村”作为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间范式，在制定新闻政策时必然会对其进行特殊考量。但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乡村一度长期处于新闻研究的边缘位置，聚焦以乡村为边界的“乡村新闻政策”，从“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问题入手，可以更好地激发乡村新闻生态的活力。（一）认识乡村：从“乡土”到“乡村性”对“乡村”这一概念的界定，指引着乡村新闻政策研究的方向。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的诸多特征。虽然现有文献资料已有大量关于乡村划分标准的研究，但目前仍缺一个足以说明乡村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裨益。传统意义上，乡村主要是指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农村”“乡村”混用。费孝通先生使用“乡土”一词来概括中国社会总体特征，他提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村落，农民聚村而居，形成一个个村落。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则将“乡村”与城市相对应，与“农村”等同。国外学者对于农村、乡村的界定亦有所关注，并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概念的解释力减弱，应逐步让位于“乡村”。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是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可以说，农村是乡村的主体。国家统计局在 1999 年制定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将我国地理区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并界定“乡村”为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集镇和农村。按照中国统计年鉴 2021的说明，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2021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界定乡村的概念。“乡村”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与外延随着乡村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涵盖了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乡村特征逐渐转化，主要表现为：经济上从农业到非农业，社会构成上从农民到新式农民，分布形态上从乡村型到城镇型，这些要素的变动推动了乡村的整体转型，形塑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10传 媒 观 察地区”。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以往对于乡村的刻板认知亟待转变和拓展，“乡村性”是可以被思考、被塑造、被改变、被体验、被生活的。（二）“乡村新闻政策”及其概念合法性在对“乡村”有了以上基本认知之后，本文尝试对“乡村新闻政策”作出如下界定：本文所谓“乡村”，是对我国社会地区发展水平的一种描述，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包括集镇和农村。“乡村新闻政策”并非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界限，它在概念外延上等同于“涉农新闻政策”，这一概念包含了涉及“对乡村”、“在乡村”和“乡村性”新闻政策的一切议题，即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切与城市地区相对的，涉及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新闻政策。它的内涵包含了一切涉及乡村传播制度、乡村文化传统、乡土认同以及乡村文化治理的政策文本，它的表现形式包含纲领、决议、领导人讲话，以及相关的法规、条例等。乡村新闻政策，以我国乡村社会及其与外部之间的新闻传播系统为政策制定的关注对象。“乡村新闻政策”概念的提出契合了当下新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基于“地理空间”的视角来界定研究概念的范畴。与“乡村传播”“城市传播”“中国特色新闻学”等概念类似，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史中也曾存在“农村办报”“城市办报”的传统。“地方性”应当置于新闻研究的中心位置。由于受技术、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新闻传媒不约而同地偏向城市一方，使得部分乡村地区被迫成为“新闻荒漠”。“空间新闻学”的兴起，着重考察“地方中的权力”，旨在用新闻勾连起“人-空间新闻-社会存在”，这也是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的一个注脚。技术激进和后疫情交织，催生了人们对本地新闻的了解欲望，社交媒体中的“本地新闻”“同城热搜”便是人们对“适地性媒介”的追求。而在新时代的乡村，也存在着外源性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与内生性媒介（黑板报、大喇叭、读报组、宣传车）并存的局面，这象征了中心化媒介和去中心化新媒介的共存，两者共同致力于乡村的社会治理。此外，基于“地理空间”的视角来界定研究对象的范畴，也契合了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殊性。有学者指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在地化”的知识生产，不同国家或地区，因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的不同，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知识体系必然有所差别。新闻学是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由于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传媒生态存在较大差异，作为顶层设计的新闻政策制定必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传媒生态。乡村新闻政策应拉近乡村村民与新闻之间的距离，将“新闻需求”“新闻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新闻学回归人学本质”相勾连。基于此，“乡村新闻政策”正是旨在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乡村地区的新闻政策展开研究，具备概念合法性，在学术及实践意义上是真命题。（三）空间视角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新闻政策”研究进路以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为参照，国内现有研究中直接关涉“乡村新闻政策”的文献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乡村新闻政策这一词组的提法较新，二是乡村研究在整个新闻学界中仍属边缘，三是原有的新闻政策研究多采用宏观变迁的梳理或特定领域的政策为研究视野，这是目前学界研究的主流范式。但随着党的二十大重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乡村新闻政策”的研究未来可期。若尝试将检索关键词转换，深度挖掘文献数据库以穷尽对乡村新闻政策研究的检索，可以采用“涉农新闻政策”“三农新闻政策”等词组替换，甚至可勾连起中国共产党“农村办报”的优良传统，这一脉络的核心指向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办报模式。沿着这一思路深挖，可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党的办报模式的演变存在两种认知：一为城市办报，二为农村办报。早在 1957 年，有研究就以“地方性”为研究视界，将党的早期报刊分为“在解放区的报刊”与“在国统区的报刊”、“白区出版的刊物”与“苏区出版的刊物”，开创了将“地理空间”作为视域研究党的报刊的先河。学者丁淦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发展，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再由农村到城市的曲折过程，党报工作中心也有多次转变。对这一转变的原因，丁未意识到地理环境因素和党的中心工作转变对于办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11报模式的影响，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农村中心和城市中心的差异，决定了报刊的角色也应该随之转变。陈晓静提出，环境会对置身其中的报纸产生影响。因为城市与农村、国统区和解放区不同环境，同为党报的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在办报模式与风格上就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对党报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到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党的办报模式也随之调整，不同模式之间会产生冲突与交融。王润泽等认为，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范式和解放日报的延安党报范式二者之间经历了从冲突到调适的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甘惜分先生认为，“我国现在的报纸体制完全继承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代的传统。”这一论述揭示了“农村办报”作为党的办报主流范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地位。以上研究都揭示了党的办报模式的多次转型及多种办报模式的冲突与交融，并将地理环境因素与中心工作转变作为理解这种过程的关键因素。四、余论：归去来兮新闻政策的“返乡”书写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一系列“村村通”工程、“下乡”工程使得“国家的声音”渗透进千家万户，乡村新闻政策在宣传党的大政方针，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新闻传播增进“乡土认同”，发挥新闻的治理效用，最终实现乡村现代化。这一理念强调乡村治理应当经历“媒介化”转向。确切地说，应重视新闻传播在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不可替代力量。从新闻政策的视角审视乡村社会治理，其学术关怀的重心在于探讨新闻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使命，也是构建乡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与“新闻政策”的勾连，既推动我们反思现代知识“城市中心”导向及对“乡土/草根”的排斥，重新认识新闻与现实的紧密关联，思考新闻如何在当今社会中获得真正有效的现实介入能力。另一方面，又促使知识分子直面现实，加强政党、群众、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有机连接，重新发现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乡村社会。总的来看，乡村新闻政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效用，不是单向度的压力型推进，而是一种参与式的传播，它可以也应该为乡村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现代化力量。（责任编辑：贾梦雨）参考文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N.人民日报，2022-03-01（0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人民日报，2017-10-28（001）.周大鸣，廖越.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原子化”概念为中心的讨论 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4）：74-8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人民日报，2022-10-26（001）.赵月枝，沙垚.被争议的与被遮蔽的：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 J.江淮论坛，2018（06）：34-40.甘阳.文明国家大学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祝建华.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 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6）：70-76.赵月枝，胡智锋，张志华.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 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2）：13-21.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26.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 J.新闻知识，2008（03）：64-66.田中初.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通讯员为视点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18（03）：11-20+110.周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工农通讯员制度的生成与运作 J.中共党史研究，2017（01）：44-56+100.沙垚.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历史考察以关中地区为例 J.新闻记者，2018（06）：50-57.潘祥辉.“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 70 年 J.浙江学刊，2019（06）：4-13.沙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 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12）：53-56.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12传 媒 观 察赵月枝.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 J.新闻记者，2018（04）：4-16.龚伟亮.认识乡村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综述 J.教育传媒研究，2017（06）：92-94.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21）：125-127.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J.浙江学刊，2002（04）：75-80.夏文蓉.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 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79-84.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 M.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1.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2.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34.王旭.发展传播学的历程与启示 J.兰州学刊，1999（06）：51-52.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63.中国政府网：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统计年鉴 2021EB/OL.http：/ N.农民日报，2021-04-30（002）.段义孚.恋地情结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2.李红波，张小林.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J.人文地理，2015，30（01）：16-20+142.白红义，张恬.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 J.国际新闻界，2021，43（04）：109-132.彭增军.此间再无萧萧竹：新闻荒漠化及其后果 J.新闻记者，2021（03）：56-62.杨保军.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特色问题”J.当代传播，2020（02）：19-23+36.杜骏飞.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 J.国际新闻界，2018（02）：22-29.文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和进步报刊简介 J.历史教学，1957（12）：24-29.丁淦林，陈巧云.中国共产党党报史略 J.新闻记者，2001（07）：6-9.丁未.论中国新闻事业的三种角色定位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01）：44-50+95.陈晓静.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 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D.合肥：安徽大学，2016：13.王雪驹，楚航，王润泽.城市办报范式与党报理念的冲突与调适对整风运动中重庆新华日报改版的考察 J.国际新闻界，2018，40（08）：141-155.Rural Areasas the Methodology：the Research Standpoint of the CPCs News Policy and Its Spatial TurnWang Shiyong，Jia HaoweiAbstract：The news industry is shaped by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ditions，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s policies is often influenced by geographical regions.However，existing research has placed less emphasis on locality in news policy formulation.Rural areas，as living spaces and cultural paradigms that correspond with cities，offer a distinctive contex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news policies.News policies are cruci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odern governance by addressing agricultural，rural，and farmer-related issues.By re-evaluating the critical role that rural news policies and communication play，we can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news communication suited to Chin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 modern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Keywords：news policy，rural，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rural revitalization，Chinese modernization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