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史研究_汪小平.pdf

汪小平/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史研究史料研究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史研究汪小平 一、严家淦及其档案严家淦(19051993),字静波,1905 年 10 月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吴县(今苏州市)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国馨是苏州地区有名的富商。严国馨共有 5 子,严家淦的父亲严良肱是第 5 子。青少年时期,严家淦辗转于苏州各教会学校,学习中西文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922 年,严家淦考入圣约翰大学,主修化学,辅修数学。1926 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严家淦进入上海的德记洋行工作,担任经理人。27 岁那年,严家淦放弃经商,跻身公职,加入铁道部“上海两路(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担任材料处处长。1937 年冬,严家淦应徐学禹邀请前往福建,任新组建的省营贸易公司总经理。不久,他先升任建设厅主任秘书,后接任徐学禹担任建设厅长,次年又任财政厅长。严家淦在福建的主要政绩是设计和推行“田赋征实”,这项政策后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1945 年 1 月,严家淦赴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1945 年 10 月,严家淦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1946 年 4 月,转任财政处处长。1950 年 1 月 26 日,严家淦调升“经济部部长”。3 月“行政院”改组,严家淦任“财政部部长”,4 月兼“美援运用委员会(以下简称美援会)副主任委员”。1954 年严家淦任职台湾省主席。1954 年 11 月,严家淦兼“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 年,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美援会主任委员”。1958 年再任“财政部部长”。1963 年 12 月,任“行政院院长”。1966 年 3 月,任台湾地区第四届副领导人兼“行政院院长”。1972 年,严家淦再次任台湾地区第五届副领导人。1975 年 4 月,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78 年 12 月,他提名蒋经国任台湾地区第六届领导人,自己仍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严家淦于台湾光复初期入台,历任地方和“中央”大员。不过,在战后台湾政治史上,他的存在感却不强,论者都把他当作一个不能左右局势的技术官僚对待。从台湾经济现代化历程来看,以严59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蒋经国与国民党大陆政策研究(19721988)”(编号 18BZS079)的阶段性成果。汪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周菊坤:严家淦与严家花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 页。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台北,“国史馆”2013 年版,第 9 页。参见钱履周我所知道的严家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 19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2115 页。台湾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家淦为代表的大陆籍技术官员作用很大。严家淦等技术官僚近年来受到台湾经济史学者的重视。如郭岱君、瞿宛文等都对这位台湾经济现代化的推手有深入的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严家淦档案,为严家淦后人所捐赠电子版资料,涵盖严家淦从台湾省主席任内到去世时各个时期的主要政务活动。严家淦档案收录丰富,数量巨大,约 14 万页,主要由文献和照片组成。文献方面有来往公文、言论集、剪报、新闻报道、各种图书、参考资料等。另外也有大量的照片档案,包括严家淦任“行政院长”和“副总统”“总统”时期的大量社会活动照片。严家淦档案也有不足之处:一是缺少他任台湾省主席之前的资料;二是主要为公文性质资料,缺少严家淦的个人资料。严家淦本人个性谨慎,公私分明,据说从不把公文带到家中,也很少在办公场所处理私事。严家淦档案辑录了大量涉台官方档案,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全面,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随着台湾地区公私档案的日益开放,以及这些年来大陆相关台湾史档案资料的建设,大陆学者研究台湾史也越来越便利。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相关台湾史史料的收藏、整理工作,近年来取得许多成绩,为大陆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台湾史的重要资料平台。两蒋时代,台湾在经济建设上有非常显著的进步,呈现出所谓“发展性独裁”的样貌。严家淦本人对财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切身体会,他信奉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经济职能。从 1960 年代开始,台湾当局开始全面经济改革。之后 30 年,台湾经济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由原来的农业地区,一跃而成为新兴经济开发地区。毫无疑问,作为后发经济体,其“政府”的角色至为重要。作为“政府”主导经济开发的知名财经技术官僚,严家淦是这个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在许多关键的节点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二、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严家淦深度参与了国民党退台初期的经济政策,如币制改革、土地改革、美援运用、对外贸易等。严家淦档案收藏资料主要从严家淦再任“财政部长”起,早期资料收录不多,但也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土地改革对严家淦来说并不陌生。1941 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搞过土地改革试点,当时严家淦任福建财政厅长。当时的龙岩县长林诗旦动用了自己的关系,从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借贷法币 5700 万元,以三成现金、七成地债券的方式作为征收地主土地的资金。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政府通过接收工作而拥有大量公地。这些公地通过出租的方式,由农民租种。农民承种公地和纳租由土地银行和粮食局办理。当时严家淦是土地银行董事长,很早就介入台湾土地问题。在陈诚的省政府里,严家淦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台湾土地情况的财经官员。据李国鼎回忆:“在 1951 到1954 年间,严先生参与积极推动台湾土地改革的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方案,贡献很大。陈诚院长与严家淦部长的合作为公,为台湾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 年,严家淦在回忆土地改革经验时特别指出:69参见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瞿宛文台湾经济发展的源起 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7 年版。刘椿:论三十年代福建龙岩的土地改革,党史文苑2005 年第 4 期。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 59 页。汪小平/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史研究农复会帮忙“政府”的事很多,第一件事就是农会改革。农会的制度是日据时代留存下来的,除了农民自己消费外,余粮可以有个多余的仓库来储存。农会是为了收集多余农产品而设立的,它的机构自上而下,在日据时代,台湾省的总督府兼管省农会会长,县长兼农会会长,由官来兼任。我当时改组农会,农复会的种种策划,帮助很大,我们把农会自下而上,变成一个民主制度,由农民产生农会,农会为人民服务。日据时代,总督(府)农会最重要,我们改组则下面乡镇最重要,不在县农会和省农会。台湾一共 300 多个乡镇,300 多个农会,每个乡镇里面的农民都是农会成员。从事农业耕作的人是会员,非从事农业耕作的人则是从会员。由于农民有些人不会经营,于是农会里面就产生了业务部门,由农民代表会产生理事会,这个制度把日本人的制度改掉了。由银行贷款给农会,农会的信用部再贷款给农民,农会的另一个好处是技术上的革新和新品种的改良,使土地改革政策可以推行,假定没有农会制度,土地改革没有办法如此顺利的推行。农业慢慢发展起来,个人有个小小贡献,当时土地改革推行时,我主管财政部门,计划由台湾土地银行用钱向地主购买土地,转手卖给佃农。万一佃农有人周转不灵,变成呆账,应如何应付,以当时的观点,建议“政府”拿出一笔资金,多少数字呢?也算不出来,当时就拿了四个公司的官股做支付,就是工矿公司、农林公司、水泥公司及纸业公司,数目字等于整个土地购价的 30%。严家淦的回忆对研究台湾土地改革颇有启发:首先这项政治目的很强的改革,在农复会和技术官僚的操作下,变成服务于台湾经济的政策;其次,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并非简单的赎买政策,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分期付款”。土地改革是国民党能立足台湾,稳定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严家淦档案中关于严家淦在其中的角色的资料不多,但严的这篇回忆文章对研究台湾土地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美援在战后台湾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960 年代初期,美援在财经方面所占比重,如下列各项:(一)美援相当于台湾“国民所得”8%;(二)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中,美援占 26.7%;(三)经济建设固定投资中,美援占 32.9%;(四)台湾国际收支经常帐差额中,美援弥补 86%;(五)进口总额中,美援占 38.8%;(六)进口农产品中美援占 69.9%;(七)进口非农产品中,美援占28%;(八)出售美援物资收回台币 182 亿。由于美援数额巨大,对台湾财政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严家淦与美援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他于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任职战时生产局的经历。“美援运用委员会”在 1950 年成立,严家淦时为“副主委”,1958 又担任“主任委员”。在这 9 年当中,不论名义上是“主委”还是“副主委”,都是由他实际负责“美援会”的日常工作。严家淦长期任职“美援会”,对美援相当熟悉。其角色多属于管控、调配工作,这和他主要任职“财政部”有关,控制支出是“财政部”职责之一。如此,严家淦在与美方打交道过程中,逐渐熟悉对方财务制度,有助于国民党当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过去学界对美援的研究,大多关注经济增长方面,对美援中的制度影响、运作机制等缺少研究。如美援助项目账务稽核工作由双方请的第三方会计师担任,制度上特别强调监督功能。试举一份 1954 年的档案为例:79严前“总统”与仁社演讲土地改革经验(1983 年 10 月),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严家淦档案,Art13213-642002。美援运用报告(1963 年初),严家淦档案,Art13213-642002。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 73 页。台湾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账务稽核工作经“中美”两方协议,请第三国(方)会计师担任,该会一向均请“毕马威公司”担任本(1954)年度之稽核工作,乃由该公司派英籍会计师约翰生(廿七岁,香港般含道廿三号顶楼)于六月十日下午到达台北,六月十八日完成稽核工作,旋即返港,另派一粤籍通译陈炽(卅二岁,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来台整理稽核报告,该陈现住台北市泉州街钱路饭店,此项稽核工作,纯系账目与单据之核对,目的在获得“毫无错误”之签证,以便向“中美”双方交代。台湾当局预算制度、公营企业的会计制度等现代财政制度,与美援的运作机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严家淦档案关于美援的资料比较丰富,是研究战后台湾经济史有待发掘的资料。严家淦是台湾经济政策改革的主要推手,对战后台湾经济起飞起到重要作用。早期台湾经济政策受制于美援,但美国政策方向本身并不明确。1954 年 5 月,俞鸿钧接替陈诚任“行政院长”。鉴于缺少全盘经济政策,当局为了寻求经济政策支持,曾经主动要求美国派经济顾问团。1954 年 8月,艾森豪威尔派以斯蒂芬(S.Rezar Stefan)为团长的美国经济顾问团到台湾。10 月提出一份报告书,针对台湾财政、外汇、经济及预算方面,提出 80 多点建议。这些建议基本上是从台湾的状况出发,参考西方国家经验而成的。台湾当局要求“经安会”对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进行可行性评估。1954 年 10 月,“经安会”作了评估,采纳了一些改革意见,但是否定其多数建议的可行性。此时,严家淦任职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经安会副主任委员”。该建议书也由严家淦过目,不过当时省政府权力已经弱化,严并没有对建议书提出特别的看法。由于经济困难,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满意,在 1957 年 2 月份召开“总统府”财经会谈上,他特别嘱咐:不可再予忽略并有切嘱者:1.推测今年国际局势将日见紧张,应随时密切注意检讨我输出物资如糖、米等,如何把握机运,增加效益,须针对趋势,详切研究,妥预筹计;2.对外贸易是做生意,要有眼光有手法,要讲求做生意的技术,切不可仍循一般行政衙门平常办公事之方法。1957 年底,蒋介石指定陈诚、俞鸿钧、徐柏园、尹仲容与江杓 5 人组成外汇贸易政策小组。严家淦其时正在国外考察,回台后奉命加入。在这个小组中,主张改行单一汇率制度与较开放的外汇贸易管理政策的是尹仲容和严家淦。严家淦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他向陈诚解释说,管制经济已经进入死胡同,经济不能发展,自由化是世界的趋势,应朝着自由化的方向迈进。他亲自向陈诚汇报,解释和分析利弊,成功说服陈诚。最后陈诚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决定采用单一汇率。徐柏园也因而辞去了“财政部长”与“外贸会主任委员”的职务,由严家淦继任“财政部长”,尹仲容接任“外贸会主任委员”。89因台湾当局自认为代表中国,这里的“中美”指的是台湾当局与美国。“美援会”资料(一)(1954 年 7 月 21 日),严家淦档案,Art12320-032014。美经济顾问团报告书,严家淦档案,Art1230-012014。即“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1953 年成立,为台湾当局经济政策制定机构。“行政院秘书长”陈庆瑜奉批示转台湾省政府主席严家淦“总统府”财经会谈指示记录请查找办理案(1957 年 2 月),严家淦档案,Art12319-022059。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 356357 页。汪小平/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史研究1958 年,陈诚指示尹仲容研究办法,尹仲容主导的“美援会”制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建设计划”,该计划的最终目的是台湾经济能够自立,不再依赖美援。1959 年 8 月 22 日,“美大使馆副馆长”叶格尔(Joseph A.Yager)到“美援会”提出关于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的推动事宜的意见,要求台美双方应有一个小组定期非正式检讨该计划的进度,并就检讨结果提供意见。美方拟以安全分署副署长詹姆士(Roy E.James)等人参加该小组工作。12 月17 日,美方与严家淦、尹仲容、杨继增、钱昌祚、李国鼎等举行会谈。美方提出六点计划。12 月 20 日,美方送给严家淦备忘录,增加了“单一汇率”与“出售国营事业”两项。美方又提出八点财经改革建议,开宗明义就是要当局裁减军费,以节约资源、促进生产。第二点是控制通货膨胀。其余则与恢复自由市场价格机能有关,例如赋税改革、外汇改革、公共设施费用的调整、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出售国营事业给私人等等。之后,尹仲容率“美援会”根据美方的建议,由王作荣草拟“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严家淦完善定稿。1960 年 1 月,陈诚带着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向蒋介石报告,方案获得首肯。“十九点财经改革方案”,主要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在美国方面的八点建议基础上的主张,主要是恢复自由市场,解除不必要的管制;第二类是发展“政府”功能的主张,如鼓励储蓄、奖励投资,这已经超出自由竞争的范畴;三是健全各种经济制度。1959 年底,李国鼎奉陈诚之命,组建工业发展与投资研究小组。李国鼎根据“十九点财经改革方案”中鼓励和奖励投资方案,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该法案对推动台湾建立起以外销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严家淦此时主要是支持李国鼎工作,二人配合默契。李国鼎在经建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严家淦对其颇为包容。由于加工区对原有的正常海关管理造成极大冲击,财政税务管理部门对李国鼎有怨言。1967 年,“关务署署长”周德伟就呈文严家淦,指责李国鼎在原木进口上的问题,严家淦并未深究。三、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政治史研究严家淦虽为技术官僚,但因其担任过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等行政高官,其职责范围也包含了大量政治外交的内容,档案中也有一些资料可资战后台湾政治史研究参考。1957 年 3 月 20 日晚 11 时,美军顾问团士兵在台北市阳明山,无故将任职于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少校军官刘自然开枪打死。两个月后,美“军事法庭”宣布该士兵枪杀刘自然系“误杀”,并以“罪嫌不足”判该士兵无罪,予以释放。消息传出,台湾舆论哗然,发生了在美国“大使馆”周围的群众抗议的“刘自然事件”。由于事情闹得很大,蒋介石害怕影响与美国的“邦交”,极为愤怒,连日处理该事件,5 月 24 日日记记载:八年以来对美忍辱负重,努力奋勉,奠定“复国”基础之工作恐将毁于一旦,而且其为最不荣誉之野蛮公民行动所败毁,能不痛心悲愤?“复国”前途又蒙重重之黯影,不知所止。惟祸99参见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第 152 页。关于加速经济发展计划之推动事宜,1959 年 8 月 23 日,严家淦档案,Art12515-092019。参见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第 140 页。康绿岛:李国鼎先生口述历史 话说台湾经验,台北,卓越文化事业公司 1993 年版,第 118 页。参见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第 156 页。“十九点财经改革方案”,收入李国鼎台湾财政金融与税制改革(上),台北,咨讯与电脑杂志社1999 年版,第140141 页。康绿岛:李国鼎先生口述历史 话说台湾经验,第 143144 页。“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为“经济部长”李国鼎承诺原木免税事函“副总统”严家淦(1967 年 8 月),严家淦档案,Art12619-142051。台湾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兮福所倚,要在自立奋斗,百折不挠,尽其在我而己。严家淦在省主席期间的所谓安保问题一直是军队控制,问题其实出在蒋介石自身。蒋介石在处理这件事采取的是转移矛盾的策略,让严家淦背负责任。5 月 25 日,严家淦自请处分:窃查此次因我“国”公民刘自然被美军顾问团军士雷诺兹枪杀一案而发生之不幸事件,由于部分暴民盲目冲动,将美国“大使馆”及美国新闻处捣毁并包围台北市警察局,造成若干死伤,职身负省政重任,既不能弭患于无形,又未能适时制止暴民之越轨行动,致使“国家”信誉遭受损失,督率无方之咎,其何能辞?谨呈请辞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并请议处。至本府有关单位及台北市政府所属有关单位对本案应付之责任,俟查明后再行呈请处分。所有以上呈请辞职及自请处分各缘由,理合呈请钧座鉴核示遵。谨呈“院长”俞、“副院长”黄。6 月,蒋介石决定调任严家淦为“政务委员”,省主席由原来的空军司令周至柔担任。蒋介石日记记载:省主席周至柔接任以后,希望能在精神与纪律上为之振作整顿,力求进步,以免除过去严家淦之无政府状态,此乃在内政上实一重要措施也。蒋介石之所以一改过去任用文人省主席的习惯,而是以强势的军人出任此职,其目的在于增强对地方的控制,生怕与“刘自然事件”相同的事件再发生。“刘自然事件”的处理,反映出台湾技术官僚在战后早期的台湾政坛真实处境不佳。蒋介石退据台湾之后,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以严家淦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对此态度怎样呢?从严家淦档案相关材料来看,严家淦并不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且特别反对依赖滥发货币来筹措战时军费。1962 年初,国民党“反攻行动委员会”即“最高五人小组”在台北成立,以蒋介石、陈诚为首。蒋介石动作频频,到处指示准备,大有开战的样子。2 月,指示“行政院”准备军事用款,“行政院”又把任务派给“财政部”调用紧急资金。严家淦经过研究,提出加征“国防捐”的方案,他致函“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说:岫公“副院长”钧鉴:关于筹措军事紧急准备用款一案,迭奉“总统”面谕,宵旰忧国之忱,感动曷极,家淦职责所在,自当妥为筹划,以适应当前迫切之需要,窃以为在此军事准备时期,上项问题之解决,首应顾忌后方民生之安定,“总统”近年迭有训示,财政措施,始终奉为圭臬,通货虽尚有轻度膨胀,而农工交通均有发展,进出口贸易亦渐入常轨,“政府”收支差额,较迁台初期,已大量减低,但“国家”岁入之增加,不足支持岁出之增加,实为财政前途之隐忧。目前库存黄金外汇之可以动用者,中央银行与台湾银行两方面,为数不多,此款似应储作不时之需。至于军事紧急之支出,窃以为开征临时性国防税捐,以为支应,实较妥善。盖以年001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58 年 5 月 24 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 10 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印行 2015 版,第 703 页。台湾省政府签呈(1975 年 5 月 27 日),严家淦档案,Art12319-032019。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58 年 6 月 10 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 10 册,第 741 页。汪小平/严家淦档案与战后台湾史研究来国民所得增加之情势度之,酌加短期税负,虽属困难,尚不致过分影响国民生计,较诸向中央银行透支,增加通货,或动用储存,权衡之间,似较妥善1962 年 4 月 26 日,蒋介石召开政工特别准备会议,检查战备情况,加强政务和政工水平,“争取并确保反攻作战的全面胜利”。27 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国防临时特别捐条例,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 30%,娱乐税的 50%,筵席税的 40%,铁路、公路票价的 30%,电报电话的 30%,自1962 年 5 月 1 日开征,至 1963 年 5 月 16 日截止,共为反攻筹集经费多达 6000 多万美元。”严家淦开征“国防捐”理由是防止通货膨胀,这是他一贯的财政思路。早在 1950 年代初期,他就认为利用通货膨胀来维持军事不能持久。不过,这次大张旗鼓开征“国防捐”仅征了 6000 万美元,显然不能够维持大规模战争。进入 6 月,严家淦又作了关于“军事反攻”与经济实力之间的研究报告,指出:一、就财政经济观点而言,支援战争的真正力量,是及时可以实际利用的资源,而不是货币。二、所谓及时可以实际利用的资源,是指战争期间,从各方面所获致的资源,除去人民所必需的最低消费以后,实际可以及时用之于战争的部分。三、至于财政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手段。即运用财政措施,配合其他措施,及时有效转移实际可以利用的资源力量,用之于战争可见,此时严家淦已经完全摒弃不顾一切通过货币发行来筹措军费的想法,而是通过筹措战争资源的方法来应付。严家淦的财政措施相对理性,对战争的发生有“踩刹车”的作用。首先,大张旗鼓地征税,会引起美国的注意。台湾当局发布“国防捐”后,美国政府反应强烈。4 月 29 日,美国国务院给驻台“大使馆”发电要求“劝诱”台湾当局控制军费,认为国民党此举“使美国面对一个作为既定事实的军事准备计划”,美对此“深表失望”。其次,“反攻大陆”得不到一般民众支持,征税必然引起老百姓的反对。事实上,在美国的阻止下,这次大张旗鼓的“反攻大陆”也无疾而终。四、严家淦档案研究新路径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重视经济数据和官方政策条文。但研究台湾经济史的学者对严家淦等政治人物档案中的数据和政策条文重视程度不够。在严家淦档案中,数据报表和政策条文是其重要特色,占有很大比例。这些数据与一般统计单位的经济数据对比,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报告。公布的政策条文与档案中的政策条文对比,学术界也缺少相关研究报告。台湾经济转型政策是 20 世纪台湾岛内辩论经济议题的热门话题,有不少直到现在还在讨论。因此,台湾经济史研究很难与当代台湾经济政策研究撇清联系。利用严家淦档案,审视经济史研究中的数据报表和政策条文,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101军事紧急准备用款筹措办法研究意见(1962 年 2 月),严家淦档案,Art12515-192017。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28 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版,第 43 页。张春英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史第 3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版,第 727 页。战时财政力量的估计及有关的问题(1962 年 6 月 12 日),严家淦档案,Art12518-092015。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 3 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版,第 290 页。台湾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对重要经济决策人物的研究,传记学者和经济史家侧重点不同。严家淦档案中既有不同于一般统计单位中数据和政策条文,也有一般传记学者缺少的公文资料。如严家淦很少著书立说,很难了解他的经济思想。但他财政观念上的变革,可以从他的一些工作讲话和具体政策实施中得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份经济建设与财政演讲稿中,清晰地反映出他的经济观点和实践。他指出,财政要配合经济发展:“财政为庶政之母”,财政学上曾经说过:“财政本身没有目的”,可见财政是以庶政的目的为目的,也就是整个施政的目的为目的。整个施政对于财政所要求的目的,当然是要适应施政上的需要,一方面使“国家”的支出足数支应,一方面使经济的发展,能够得到支持。因之,当前对于财政政策的重要原则,归纳言之,约有下列六点:一、财政要配合经济发展,充分支持经济建设。二、设法减少预算赤字,使收支接近平衡,再谋取真正的平衡,在衡量设计方面,先量入为出,再进而量出为入。三、整理税课收入,提高税务人员素质,改进稽征技术,便民利民并充裕“国家”财源。四、适应国内需要,研究并改进税法;并应配合国际需求,以便利外人和华侨的投资。五、适当调节信用,稳定货币价值,奖励国民储蓄,并建立金融市场及资本市场,造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六、改进外汇贸易制度,平衡国际收支,发展对外贸易,以配合经济的发展。就台湾社会而言,1950 年代后期崛起的技术官僚群体,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推动台湾当局决策的理性化。严家淦档案缺少其私人日记,不易了解其决策来龙去脉。但档案中有大量严家淦的来往公文,能补充人物研究中具体事项的考据资料。从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来看,蒋氏父子在台湾期间与这些技术官僚群体有大量的互动,新开放的蒋经国日记也有大量这类内容。其他诸如尹仲容、李国鼎等人的传记资料,都有与严家淦来往的大量记录。若诸如此类的资料与严家淦档案相互比对,人物研究资料会更为丰富。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都是理工背景出身,对经济现代化的理解要远远高于蒋氏父子等国民党政治人物。对于战后台湾史研究而言,重视技术官僚的角色,加强文献收集整理,梳理代表人物的言论和思想,将是今后重要的学术研究新路径。(责任编辑:冯 琳)201“财政部长”严家淦以“经济建设与财政”为题之讲稿(未标明日期),严家淦档案,Art13213-0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