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艾特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亚洲书写_毕宙嫔.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亚当艾特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亚洲书写毕宙嫔（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摘 要：致马可波罗的信是亚裔澳大利亚新锐诗人亚当艾特肯的第一部诗集。诗集表达了艾特肯对亚洲人民、环境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回应了“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吗？”这一历久弥新的议题。不同于亚洲他者想象，艾特肯的亚洲书写没有过分浪漫化或矮化亚洲。然而，自小浸润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化中的他也无法彻底拥护亚洲文化。诗歌中流露出的既亲近亚洲又排斥亚洲的矛盾情绪反映了澳大利亚人普遍共有的心理特征。关键词：亚当艾特肯；致马可波罗的信；亚洲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世纪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白人主流社会迫于各方压力，逐渐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越南战争则是澳大利亚从欧洲转向亚洲的一个转折点。这些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反映在课程设置、奖项授予、基金资助等多方面。亚当艾特肯（，）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新生代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曾多次获得澳大利亚理事会和亚联的资助。艾特肯等人编选的第一部亚裔诗歌选当代澳大利亚亚裔诗人（，）入选新南威尔士州高中英语课程大纲，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典型的亚裔澳大利亚诗人”，艾特肯是最早触碰亚洲世界的澳大利亚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也为澳大利亚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展了题材范围，为读者了解东南亚的文化习俗、宗教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正如当代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中澳文化交流使者尼古拉斯周思（）所言，他“跨国写作，跨越文化差异，写于一个一如既往分化于褊狭保守和世界主义的社会。这是他给澳大利亚诗歌的礼物”。艾特肯诗歌的特征在于多样性、创新性和世界性：既有美国纽约派和语言派诗的诗风，又有英国奥登式的声音；既融入东南亚文化的元素，又镶嵌法国现代诗的风格。艾特肯在诗歌范畴内，以世界主义者的姿态创作，其诗歌的文化混杂性对抗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在亚洲各地旅居生活过的澳大利亚亚裔后代，艾特肯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的诗歌也流露出他对亚洲人民和文化的态度。杨金才指出，作家们对人类文明“抱有矛盾的态度，或加以正面表现，或加以拒斥反省”。那么，艾特肯对亚洲文化是否也抱有矛盾的态度呢？本文以他的第一部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为研究对象，探讨他对亚洲的态度，并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作者简介：毕宙嫔（），女，江苏吴江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英美文学、生态文学研究。彭青龙：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杨金才：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揭示他的亚洲书写与亚洲想象之间的异同及其根源。一 亚洲想象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涉及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澳大利亚而言，若沿袭伦敦的说法，亚洲是“远东”；若按实际地理位置，亚洲则是“近北”。世纪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越战的失利促使它更积极地转向亚洲。同时，随着“白澳政策”的结束，大量亚洲移民移居澳大利亚。张秋生认为：“亚洲移民为澳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为东方文化的传播，为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 世纪 年代之前，亚洲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视为威胁的存在。澳大利亚正处于被“淹没”或被“占领”的危险中的想法早已成为右翼政治的老生常谈。澳大利亚人普遍相信“黄祸论”，对亚洲有着强烈的恐惧和排斥感。他们既蔑视亚洲人种低劣，又担心亚洲崛起。殖民时期以来，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也一直流露着扭曲的亚洲观，带有 世纪末期以来的东方主义色彩。罗宾盖斯特（）在亚洲表征（）中指出：“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作家认同当时盛行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亚洲不仅在本质上无可挽回地不同，而且落后、野蛮，迫切需要英国的良性文明影响。”那么，澳大利亚诗歌是如何表征亚洲的呢？如布鲁斯贝内特（）所言：“和 世纪的澳大利亚诗歌过分受英国与欧洲家喻户晓的一套神话话语体系的影响。”殖民地时 期 的 诗 人 中，除 了 佩 特 森（）以悉尼先驱晨报巡回记者的身份于 年实地去过中国外，绝大多数人从未踏足过亚洲。可以说，他们诗歌中的亚洲表征是亚洲想象。受“黄祸论”的影响，亨利劳森和帕特森的诗歌中充满了反华情绪，表现出对淘金华工的恐惧和仇视。劳森在 被娱乐（，）一诗的结尾大声疾呼：“让这个地方变纯净！让这个地方变强大！把全世界的白人都叫来！”，为了驱赶“数百万计的黄种人”，并守住澳大利亚这“白人种族的前哨”（“”）。随着 世纪末日本的崛起，劳森担忧：“直到你孩子的遗产 日本声称是中国的领土。”这首诗还表达了诗人对异族通婚和种族混血的强烈反对：“纯洁的女孩给麻风病人的吻 神啊，看在基督的份上，赐给我们信心 在这之前杀死我们的女人。”认为“劣等民族”的男人不配拥有纯净的白人女性，但他们却在色诱她们：“为了他们的情欲而得到美丽的女孩。”性威胁（）的主题在之前的诗歌中已有表现。年的南十字星的旗帜（）一诗中，劳森以“我们”的口吻对澳大利亚男性说：“看她旁边的黄种人是多么渴望她 我们迟早要为她而战 抛出南十字星的旗帜。”劳森用麻风病人（）指称当时的亚洲移民，是因为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普遍认为亚洲移民卫生习惯差，造成了麻风、天花等疾病的流行。这些侮辱性的称谓毫不掩饰地反映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观点。将疾病和亚洲人紧密联系起来的观念又加剧了澳大利亚白人对亚洲的恐惧。移民入侵、性威胁、疾病威胁构成了以劳森为代表的殖民地时期诗人的亚洲观。第一种以“黄祸论”为代表的亚洲观，确立了亚洲的他者形象，“反映了当时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程度，更从思想上说明了反华排华运动对建立澳大利亚国民精神之重要”。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劳森对亚洲的他者想象是一种文化张秋生：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及澳亚关系，世界历史 年第 期。，“：”，：，“”，：，“”，（）：，：，“”：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第 卷毕宙嫔：亚当艾特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亚洲书写利用；亚洲成了澳大利亚确立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第二种亚洲作为他者的滞定形象充满异域情调和神秘色彩。连劳森都曾写过“亚洲的迷雾在召唤我”这样的诗句。世纪的一些澳大利亚诗人在作品中推崇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文化亚洲，试图从佛道思想等东方哲学和宗教中寻找解救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剂良药。用东方文化改造西方文化是一部分西方文人的浪漫幻想，被萨义德称为“后启蒙神话”。分别创作道（）、伊斯梅尔（）的肯尼思斯莱塞（）、伦道夫斯托（）等诗人迷恋道家思想；约翰特兰特（）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和禅宗；罗伯特格雷（）、科林约翰逊（）、维姬维迪卡斯（）等人对佛教钟爱有加。需要指出的是，特兰特等人通过阅读美国斯奈德等诗人的二手资料了解东方古代哲学和文学经典，而格雷关于东方哲学的理解也被劳里杜根（）戏谑为“迪斯科佛教”。可以说，一方面，他们对东方哲学并未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和痴迷是为了“对抗中产阶级”，满足自身改造和更新西方文化的需求。亚洲常被视为或想象成情色之地：“灵性东方神话很容易与感官东方神话互换。”受英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世纪末 世纪初澳大利亚作家常把亚洲描写成阴柔被动的女性，等待着所谓充满阳刚之气的西方男性。从卡尔顿道（）的字画：远东传说（：，）到约翰厄普顿（）的戏剧来自南方的游牧民族（，）都描写了亚洲的异国情调和情色幻想。在危险时代（，）、丛林酒吧里的呐喊（，）等小说中，亚洲女性都沦为西方男性猎艳的对象。在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中，“亚洲男性都是些缺乏思想的行尸走肉，而亚洲女性无非是些下贱的性工具”。澳大利亚作家的亚洲叙事，有相当一部分都充斥着歪曲丑化东方的东方主义。外交官兼作家艾莉森布罗诺夫斯（）在黄女士：澳大利亚的亚洲印象（：）一书指出，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以亚洲为背景的小说，这些小说的固有矛盾是，把亚洲描绘成既浪漫又暴力的地方，同时充斥着甜蜜的异国情调和肮脏的贫穷。说到底，前文论述的两种刻板化、类型化的形象延续了西方对东方的幻想式描述，都陷入了始于孟德斯鸠的否定东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窠臼。二 亲近亚洲澳大利亚文学涉及亚洲题材的作品，展现的是澳大利亚作家对亚洲的想象、认知，以及自身欲望的体认：澳大利亚当代旅亚作家对亚洲的想象性表征，是以重新审视民族身份为终极关怀的。在面对东方西方貌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时，布鲁斯格兰特（）在澳大利亚困境中总结道：“澳大利亚文明的困境在于澳大利亚是信奉基督教文化的白人资本主义社会，但它所处的位置又易受古老而强大的亚洲影响。由于珍视西方价值观，澳大利亚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依赖西方权力中心，以免受亚洲文化的影响，反而抑制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发展。”越战之后，当澳大利亚转向亚洲后，东西方文化混杂逐渐取代二元对，“”：，：，“”，（）：，“”，：，王腊宝：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外国文学研究 年第 期。，：，杨保林：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的亚洲想象与民族神话建构研究，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立，并且“新生代的一批亚裔飞散作家在东西方荒芜的边界创造了丰富的新生空间，探索流动的民族身份，而非有些澳大利亚人所希望的那种限定身份”。艾特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书写混血儿：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亚洲想象（：，）中提出，作家应将澳大利亚想象与霸权民族主义脱钩，并将移民文学开放到崭新的、更流动的主体位置上。显然，他不满为确立澳大利亚民族身份而构建的亚洲他者想象。那么，艾特肯这样一位既有泰国混血背景又在亚洲生活多年的作家在表征亚洲时，是否真的“拥抱亚洲”了呢？致马可波罗的信广受关注和欢迎的最重要原因大抵是它浓郁的泰国特色文化和风情。其中一半的诗歌以泰国为背景，一半以悉尼为背景。在一幢房子里（，）的背景则扩大至泰国、缅甸、柬埔寨、澳大利亚沙漠和悉尼。第八居所（，）也横跨印尼、柬埔寨、中国、泰国和澳大利亚。艾特肯对泰国文化的接受有他母亲直接的影响。他的母亲出生于泰国优渥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不仅通晓泰国传统文化，还熟稔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她还是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取得叉车驾驶证的泰国女性。艾特肯有为数不少的诗歌是关于母亲的。警长女儿的自白（）是致马可波罗的信中的一首篇幅较长的散文诗，以母亲的口吻自述经历。随着“我”的娓娓道来，读者对这位随丈夫移居欧洲的泰国女性有了各方面的了解。但这首诗又跳出了自传性范畴，她的个人经历展现了泰国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如果说，“他者往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产生自卑感”，那么艾特肯以诗歌为载体，让“他者”发声。艾特肯借“我”之口，肯定了佛教寺院在泰国社会的功用和重要性。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迥异其趣，但并不低劣。第二段中写到寺庙是奴隶的终极归宿：“我们从不称我们的奴隶为奴隶；很少有人会逃跑，大多数人留在家里，直到他们太虚弱不能工作。然后他们会去寺庙里死。”寺庙也是灵魂归宿，正如第三段开头所写，“我们把死去亲人的骨灰埋在寺庙的太平间里，埋在金塔下面”。第四段中，寺庙是神圣的心灵避难所：“在古老的奴隶之都，人们会谈论鬼魂和躲在丛林中的强盗。但小镇本身是被祝福的。昨天夜里，一道闪电击中了主塔的尖顶，电流顺着一根电线穿过，在沙色的寺庙花园里接地；这是一个雨季的戏剧性时刻，让一切都闪闪发光、永恒不变；长满青苔的墙稍微下沉一点，进入郁郁葱葱的普通庭院，横扫大地和罗望子树。”这里不是一派肮脏破败的景象，相反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坚韧刻苦、干净整洁的人物形象反拨了东方主义话语下亚洲人邋遢懒惰的滞定形象。诗人没有带着固有的对东方异教徒的偏见去描写佛教徒：“在这些地方，一个人必须通过几个小时痛苦的训练来完善一些工艺或技能；和尚每天念经，仆人每天煮三次饭，学生、办公室职员和士兵打扮得干干净净，散发着肥皂和滑石粉的香味。”现实中，亚洲人与非洲人都受着种族歧视：“我曾听一位老教师说，出于好意，非洲人、巴厘人，也许还有泰国人，生来就有音乐天赋，好像这些人特别单纯、原始，而且如此虔诚。他最喜欢说：音乐使野兽平静！”原始、野兽这样的字眼都暗示着非人性和劣等性。但艾特肯并未对亚洲人民采取污蔑的立场。艾特肯也在诗中表达了对亚洲女性的同情，肯定了女性的牺牲和贡献。警长女儿的自白中“我”的经历告诉我们，她是欧洲人的性幻想对象：“但我长大了，年轻、有魄力、有魅力（如他们在国际大使馆所说）。我发现了自己的藏身之处；我发现我是一个欧洲人渴望的女人。”“我”以，“”，：，：，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 年第 期。拉玛五世即位后，于 年开始逐步废除奴隶制，最终于 年全面废除了奴隶制。，：，第 卷毕宙嫔：亚当艾特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亚洲书写坦率直白的方式，回顾自己如何与外国男人交往：“会和英国人喝白兰地柠檬汽水，和澳大利亚人喝啤酒，和美国人喝马提尼酒。我是学外语的，我和法国男人调情。我在家里无聊的时候学着挖地道逃生。我会偷偷爬回大学宿舍，在凌晨醉醺醺的。”“我”和同龄女生们似乎放荡不羁，“我”云淡风轻地说着：“我记得我的中学同学们，他们现在可能正在睡美容觉，在不同的房间里，和不同的丈夫在一起。”诗人并没有用任何侮辱淫秽的语言去描写这些女性，语气相对平和，他似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去洞察她们的处境。她们不仅是西方男人猎艳的对象，还被本国男人物化，沦为贡品和牺牲品：“我们用漂亮的女人和豪华的宴会招待入侵者。没有人愿意说她们是爱还是恨这些外国人。有人说这就是我们保持完整的方式。”为了国家的完整，她们被献给入侵者，但她们的情感情绪却无人问津。即使“我”的处境稍许好些，“嫁给了一个六英尺高的金发澳大利亚人，远走高飞”，但处于“流放之中”的“我”“变得越来越古怪”，面临的困境是很难“在一个没有祖先的城市里重生”。此外，她们就算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也摆脱不了滞定形象：“那时，她美丽动人，远远一瞥便魅力四射 让人浮想联翩的持证叉车司机。”在后殖民（）一诗中，她被那些澳大利亚男人称为“苏西黄”（），但我们知道，随着好莱坞电影苏西黄的走红，苏西黄已然成为一个性感的东方符号，是西方男人幻想邂逅的东方美女。直到 世纪 年代，澳大利亚男人仍沉浸于对东方女性的性幻想之中。后殖民也是艾特肯献给他母亲的一首诗，带有较为浓重的自传色彩，展现了东方女性在西方文化中无助、无奈的境遇。三 排斥亚洲艾特肯对亚洲的描述不全是褒扬性、积极性的，也不乏贬损性、负面性的。后殖民中，诗人揭露了泰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公正。因为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她”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背井离乡，移民到澳大利亚这个陌生的国度。然而，真相很可能是她根本没有犯罪，指控有罪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电话已被监听多年”，但磁带上面记录的“都是那些充斥着哭泣和相互指责”，以及“大部分是开不了口的 交替的沉默，安静的午休时间，跟经理的一句话”。致马可波罗的信这部诗集呈现给读者的泰国虽然环境优美，但充满暴力和危险。亲戚（）一诗的第一节就对比了“我”与泰国亲戚的差异：“当我尝试弹吉他时，吉普赛时尚，我的表兄弟们在他们的房子里游行，用塑料枪指着木乃伊的耳朵。为什么要咬喂你的手？我像支票一样流通，不在这里出生 也不重生，但需要一个外交官的儿子的 安全和友情，他正在学习英语脏话。”与“我”相比，泰国表兄弟们崇尚武力，喜好游行杀戮。第二节，“我”泡吧猎艳后，就遭遇了抢劫与暴打：“谁会嘲笑我白人的鼻子 处女们抱着我，在酒吧里喝得烂醉。我很晚回家，鼻梁断裂 王朝哭泣，确定我被抢劫了，在阴沟里流血。”上两节泰国社会的负面现实是为了映衬澳大利亚社会的安宁与美好：“我说悉尼（我的城镇）是一座没有枪支的城市 还有昂贵的吉他，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两句诗流露出“我”对澳大利亚身份的认同，以及与之相伴的那种优越感。大赦（）表达了对泰国拳击文化的不认可，且诗中好战暴力的拳击手形象固化了东方主义话语下亚洲人的野蛮形象：“仁慈而暴力 泰国拳击手 随着音乐敲打他们的大脑 会感谢教练、裁判 人群和对手 深深地屈膝 你不能住在这里。”最后的结论是这里不适合居住。菜单（）以一种轻松自在的笔调表现了悉尼一家印度餐馆的混杂风格。对比之下，诗人似乎更接纳多元的澳大利亚文化，而非亚洲文化。洪水时代（）虽是艾特肯献给母，：，：，：，：，：，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亲的诗，但也反映了诗人与亚洲搏斗文化、武侠文化之间的隔阂。电影已走进百姓生活，成为大众消费：“清晨，天空开始下雨。随后，日场演出开始；人们能尽情欣赏到的电影 比小说创作的内容还要丰富。现代启示录，或者其低配的中国香港版 和美国版基本无异，只不过演员 看上去毫发无伤罢了。”美国版电影和中国香港版电影，是存在高低真伪之分的。更令诗人无法理解的是：“李小龙、太极拳和婴儿潮。恋人拔剑相向（不可思议！武器本应用来 捍卫和平！）。”奇怪、不可理喻是他们的感受。不仅是亲戚中的凡夫俗子会遭遇抢劫，连佛祖的头像都能被偷抢：“若万物有灵，那什么是肮脏的呢？（一个印度人的想法？）在甜烤香蕉的摊位上 烟雾在哭泣 为圣人的逝去，也为被盗的金佛首 偷运出这个国度 我和你印象中的博物馆。哦，依靠着剩余的价值，我们的住所安然度过洪水 ”这首诗的结尾笔锋一转，表现了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这是具有悠久历史、充满回忆的祖籍地：“这座城市的鬼魂永远不会消散 但不会经常出没。我怀着敬畏之心 笨拙地脱下我的鞋子，跟随我的爱 在水面行走。”诗人深谙，尽管不能完全认同亚洲文化，但他与亚洲的联系无法割裂！这部诗集彰显了艾特肯作为混血儿的矛盾心理：既想亲近亚洲，又怕亲近亚洲。一方面，他在澳大利亚遭遇的种族歧视以及父母的离异促使他强烈渴求追寻泰国文化之根。清理（）一诗带领读者重回诗人童年时期的居所，他看到自己变成了他母亲家人的形象：“这是一座照片的豪宅，钉在那里 蝙蝠睡着了，挂在发霉的空气中。证明我们曾经很富有，我必须学习他们的方式：这些银剑佛教徒 不是开玩笑，装成普鲁士人，随便 编组我们的梦想。”另一方面，岁开始在悉尼生活并接受教育的艾特肯，也无法完全认同亚洲文化。洪水时代中的一句诗道破了这点：“僧侣嗜茶成瘾，但我不是。”年发表的远东（）一诗与第一部诗集前后呼应，不再献给母亲，而是献给父亲：“爱你，你变成了 我要成为的模板。”诗人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到，“作为我的灵感之一，我还看到我在墨尔本出生的盎格鲁凯尔特人父亲是杂交剂。他曾在新加坡、香港、吉隆坡和曼谷工作，然后和我的泰国母亲一起去伦敦，再从那里返回 年代末的澳大利亚。我强调了我父亲作为一个身处东南亚的西方人的后殖民处境以及我母亲作为流散亚裔妻子的身份”。“远东”的地理概念源于欧洲中心论，也代表着利用西方对东方的看法 一个充满神秘居民的地区，从事着频繁的商业活动。艾特肯的远东表达了一种打破东西壁垒的开放性，提供了一把通向对方大门的钥匙：“有时候我很极端 在遥远的意义上，距离太远，无法计算交易，就像马可波罗被锁在城堡里 在遥远的绿色海洋的边缘。但在一个滑动的规模，我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卑鄙的人。我温柔的存在带给你钥匙：大门打开了，至少有一英寸。”艾特肯不再纠结文化不确定性，“当您适应在异国他乡生活时对您提出的各种要求时，混杂发生了”。结语作为一名亚裔澳大利亚诗人，艾特肯用诗歌表达了他对亚洲的历史知识、生活习俗、移民故事、当地环境和人民的认识。他没有过分浪漫化或贬抑亚洲文化，而是相对客观公正，在表现亚洲人民时没有固化东方主义话语下的“滞定”形象。不可否认的是，虽怨恨白人的种族歧视，但自小浸润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化中的他也无法完全认同亚洲文化。他既拥护亚洲文化，又无法真正融合。艾特肯的诗歌也是对“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们在珀斯度过了地狱般的一年，我和弟弟在那里忍受了澳大利亚最严重的种族主义和敌意。这段经历为我工作中的一些主题提供了灵感，它让我对澳大利亚有了独特的看法，其他移民可能也有这种看法”。参见：，：，：，“（）”，（）：，“（）”，（）：第 卷毕宙嫔：亚当艾特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亚洲书写吗？”这一历久弥新议题的一种回应。澳大利亚人长期怀有种族优越感，视英国文化为精神家园；但 世纪 年代以来，地缘政治、经贸活动又促使他们融入亚洲的需求更为迫切。在转向亚洲时，他们发现自身与东方文明格格不入，难以确立文明认同。这种既想亲近亚洲、又怕亲近亚洲的矛盾情绪是许多澳大利亚人共有的心理特征。艾特肯尚未完全跳出这种认知框架，但他致力于打造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闪闪发光的整体”这一理想应当得到肯定。这种既弘扬“文化之根”，又吸收白人文化的文化共存现象并非澳大利亚亚裔作家独有。只是与土著作家有所差异的是，虽然都普遍强调文化混杂，但移民作家更像是跨国界的文化旅游者，在地域和文化归属方面都显得更加模糊和开放。以艾特肯为代表的有着混杂文化背景的作家在表征亚洲时，不再把亚洲当作确立以欧洲传统为核心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他者。这样的书写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产物，也一定程度上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有利于推动澳大利亚文学迈向国际化！（，）：，“”“”，：；（责任校对 龙四清）“闪闪发光的整体”（）出自 哈里（）的出售卖埃塞俄比亚（），这首诗也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