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明屋锡格沁写经图再探_崔中慧.pdf

美术大观大观专栏032焉耆明屋锡格沁写经图再探文 崔中慧内容摘要 新疆焉耆佛寺遗存的文物中有一组壁画残件 窟院修业僧图，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出自焉耆主要佛寺锡格沁，描绘佛寺僧人传经与写经的场面，较为罕见。笔者初步释读其图像，分析出其或是描绘了高昌回鹘时期在石窟寺分工有序的佛经翻译与抄经活动，翔实记录了当时锡格沁佛寺僧人修行场景。仔细观察还发现壁画笔墨线描具有二次重绘的痕迹，推测壁画制作时代或许早于高昌回鹘时期。关键词焉耆 佛经翻译 写经图 高昌回鹘 石窟一、焉耆锡格沁佛寺遗址焉耆地处龟兹与高昌之间，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处于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理位置。1现存最大佛教建筑与石窟群为锡格沁（七个星）佛寺遗址，2不但是焉耆地区最大最重要的佛教建筑与石窟遗迹、古焉耆国的佛教中心，也是新疆仅存的同时保有佛塔、佛殿和石窟的珍贵遗址群（图 1）。3其面积约 6 万平方米，一条自然泉沟从遗址中穿流而过，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区，有不同规模的殿堂、僧房、佛塔、山门等建筑遗址 93 处，残存石窟 11 个（图 2）。遗址周围还有古城、墓葬、寺院、烽火台等唐代遗址 11 处之多（图 3、图 4）。寺院的最早年代可能为 4 世纪，主要发展时期是在 5、6世纪。4地面佛寺遗迹经分析应属高昌回鹘时期。在 9 世纪末至 11 世纪是其最后的繁盛期。5在西行求法僧人的记载中，焉耆地名最早见于法显（337422）的记载，6可见在4 世纪之前，佛教已经传至此。法显观察有四千多学习小乘的僧人，说明在 5 世纪初时此地佛教已很兴盛。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焉耆地名为“阿耆尼”，当时有十余所伽蓝及两千多僧人，佛教律仪沿袭印度小乘说一切有部。7唐代于 644 年初设焉耆都督府，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设立焉耆都护府；至高宗显庆四年（659），焉耆列为安西四镇之一。88 世纪时，还有新罗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提到“足寺足僧，行小乘法”。9这些史料说明焉耆佛教盛行，大约自 4 世纪一直到 78 世纪玄奘及慧超西行时都一直兴盛不衰，而且和龟兹一样，是以小乘佛教为主流。9 世纪中叶，回鹘分裂，在 840 年，有一支以庞特勤为首越过天山进入焉耆地区，10焉耆成为高昌回鹘所统治的地域，另外高昌回鹘还包括龟兹以及东天山地区的高昌、北庭和伊吾等地。11高昌回鹘统治长达 4 个世纪之久，回鹘文化呈现出多元民族交融的特点。高昌回鹘王室原信仰摩尼教，后来信仰佛教，但仍保持多元宗教信仰的特色，例如其还信仰萨满教、拜火教、道教等，其佛教艺术含丰富东西方文化元素。12考古出土文物甚多，在寺院遗址中发现有唐代的钱币遗存，泥塑佛、菩萨像，壁画、建筑装饰构件，武士、护法神、供养人头像和肖像残件，回鹘文木牍，以及用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等文物，遗存的文物反映了浓厚的印度及犍陀罗佛教文化影响。二、锡格沁佛寺壁画残件窟院修业僧图以下仅择 窟院修业僧图 略释其内容，这组壁画收录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夕第95图，13是1906年 9 月斯坦因考察时所获。其著录资料除了记载壁画的题名、尺寸、原本出自明屋遗址，以及年代在回鹘时期的 89 世纪，没有任何其他说明。1963 年日本熊谷宣夫于西域美術图版 277 有刊出局部图，仅说明为“僧像”，并未解读其内容。14在 2016年 Wilkens 发表的关于回鹘文献的研究中，也只提及此残件其中一个画面（即斯坦因279d）。15他将其与另一件出自敦煌的回鹘文献比较，16认为二者画风相近，然没有进一步全面对整组壁画进行解读。17根据考古报告，窟院修业僧图出土遗址在 Mingoi site(Mi.xiii)。在寺庙遗址中有一个有拱形天井的狭小内室，这组壁画就绘制在外壁东侧约 3.5 米长的墙上，斯坦因根据内容将其分割成大小不一共十一块，自右向左共分成a、b、c、d、e、f、g、h、i、l、m。从壁画的人物及发型服饰风格分析，此组壁画大约是回鹘时期的，其年代最迟不图 1 焉耆锡格沁佛寺遗址 MIK B 663 Recto-Shorchuk（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 2 焉耆锡格沁佛寺石窟遗址 MIK B 804 Recto（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 3 焉耆锡格沁佛塔遗迹 MIK B 661 Recto-Shorchuk（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 4 焉耆锡格沁佛寺遗址 MIK B 809 Recto（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Art Pan rama大观专栏 033 过 89 世纪，描绘有僧人在石窟中写经，也有高僧讲经与弟子听经、写经的场景。有高僧坐在椅子上，18手执笔与经卷，弟子个个恭敬地跪在地上，或双手合十，或虔诚执笔抄写经文，生动描绘了当时寺院里僧团的生活。19窟院修业僧图全图原先被分割为十一块（自 a 至 m），残存整组壁画编号图像顺序不一定正确，在此先依照其原先顺序，自右向左将画面区分为三组进行说明，借此传译经典画面，尝试解读僧人在石窟进行佛经译写的场面（图 5 图 7）。第一组（图 5，a、b、c、d）自 a 至 d有四块画面，表现僧人听经闻法的场面。右边的 a 段残块画面描绘一双手合十呈跪姿的供养菩萨。b 段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段绘有一乘云而来的比丘，下面左边是五位比丘，右边有三个带有头光的菩萨，均双手合十仰望天上乘云比丘，神态恭敬而专注。此段或许与讲经说法有关，画面中间有天雨曼陀罗花，但整体内容尚无法确定其含义。c 段画面描绘长老比丘在说法与弟子图。长老比丘坐在一个四方形椅子上，头顶有华盖，脸上刻意描绘了额头的皱纹，显示其年长耆宿长老的身份，耳垂及肩，面容殷殷恳切。其前有二跪地聆听其说法的弟子。二弟子上方还有另一仅存头部的比丘，均双手合十。中间上方绘有一天人，左手捧盆花，右手作散花供养手势，画面中也可见天人自空中散花供养。d段描绘僧人与弟子传经、写经的场面，共有五位比丘，左边的比丘身着有花纹的僧服，头顶有华盖，坐在方形的椅子上，其身份应是其他四位的师父，而四位弟子都虔诚跪着，面向着师父，手执笔与长条形经卷，表现的是他们聆听师父传法，在抄写经文的场面。右后方的弟子则双手合十，没有执笔持经卷，上方有一天人左手持着毛笔乘云飞来。第二组（图 6，e、f、g、h、i）分为五个画面，表现了僧人请法、译经与写经的场面，这部分应是一组完整的传译佛经与抄经的场景。其中 e、f、g 三段可视为一组，描绘僧人各自在自己的石窟前抄写佛经。下半部有四位僧人，上半部可辨识有三位。图e 的下面最右边的僧人坐在一条河边的石窟前，石窟旁还有一只山羊，画中简略描绘了树和山水的场景。e、f、g 自右向左绘有四个着袒右肩僧服的僧人，每个人都是交脚坐在石窟前。人人右手执笔，左手持经卷抄写经文，其面前各有一三叉木形的架子，为用来放置经卷的置经架。从佛教文化传播的层面而言，这一组壁画也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其经卷的材料形式类似贝叶经或桦树皮经，也见于巴米扬及犍陀罗地区考古出土的佛经残卷。僧人写经使用贝叶，在现代斯里兰卡南传佛教的寺院里仍保有这项传统（图 8）。另外，焉耆的写经图中，石窟里僧人放置经卷的经架也见于印度。如爱萝拉石窟第六窟，此窟主尊是一象征学习知识的孔雀明王，其右手下方是一僧人在读经，其座前有一个经架（图 9）。画面 h 段可见有上下两组僧人跪坐地面，下面有四位，最左边的一位没有执笔及持经卷，双手似乎呈现拍掌的姿势。左边第二位执笔，有经卷，表现出抄写的神态。次一位着棕色僧服者没有执笔，也无经卷，右手的食指与中指比出 V 形手势。而最右边的一位左手执经卷，右手作说法手印。从右图 6e、f、g、h、i：分为五个画面，表现了僧人请法、译经与写经的场面图 7l、m：主要描绘听经闻法的场面图 8 僧人写经（上图为图5d 局部，下图取自网络）图 5a、b、c、d：自 a 至 d 有四块画面，表现僧人听经闻法的场面美术大观大观专栏034边这两位彼此互相面对的互动手势来看，似在讨论法义。i 段画面左边上半部残缺，但可以辨识一下半身残像，人物双腿下垂坐在方形高座椅上，其面前是一位伏地恭敬跪拜的弟子。从 h 及 i 这两段来看，画面情节有连续，由左至右表现的或许是佛经传译的场面。在 i段伏地顶礼的比丘似为向高座比丘法师请法，请法之后，弟子依序传言及笔受书写，还有证义的过程。20在佛教的传统中，佛法需由弟子主动向佛陀（或法师）至诚恭敬请法。佛陀证道之后，是梵天劝请佛陀住世弘宣大法，佛陀才展开其弘法之行。请法之后，弟子为表达对于法宝的尊敬，需敷设高座礼请佛（法师）升座讲法。在 佛本行集经 里就提道：“敷设高座，应请法师，升座说法，令众悉闻。”21另外，在大智度论里也提到，佛虽然有大慈悲，但为避免外道讥嫌故，不请则不说。大智度论卷 7 曰：佛在人中生，用大人法故，虽有大悲，不请不说；若不请而说，外道所讥。以是故，初要须请。22 前所见的画面向右延续至 h 段，其中由左向右顺序的四位比丘，左边第一位既未执笔也无经卷，也许是听高座法师“口授”宣出佛经时，作为懂胡（梵）汉语言的负责“传言”者。汉代以来佛经多为印度或中亚胡梵语言，需赖擅长汉语及通胡梵语的僧人“传言”或“度语”，然后经由“笔受”录写经文。左边第二位执笔有经卷的比丘在书写，或许是笔受。右边二位比丘有着手势与互动的关系，一个手势表示在诠释或讲解佛法。二人有互动的姿态，似乎是在进行讨论，这应是在“证义”。第三组图（图 7，l、m）主要描绘听经闻法的场面。左 l 段残存上下两个人物，上面为一跪姿的比丘，下面是跪姿的供养菩萨，和左右画面没有连贯关系。m 段残留有五个人物，左边有一位比丘坐在椅子上，面前有一比丘弟子跪地，双手合十面向师父，似在聆听开示。师父与弟子像的上方有一乘云而来的比丘，其右边不远处还有一残余半身的跪姿比丘。m 残块的画面最右边是一髡发回鹘童子，身着有团花纹的服饰，也是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其团花的服饰具有回鹘风格。23三、焉耆锡格沁壁画反映的佛经传译文化现象上述图像所呈现的几个场景，说明它表这样的传译经典及抄写经典的图像并不多，尤其是关于写经生活的场景。该图像具有连贯性，生动地描绘了石窟寺院僧人生活。以往仅能通过文献记载了解佛经译场翻译的过程，而焉耆锡格沁窟院修业僧图把佛寺僧人进行的传译佛经与写经场面描绘在壁画上，说明该处佛寺有可能曾经是西域重要的佛经译场或写经坊。其描绘的到底是明屋锡格沁当时佛教寺院的活动，还是在叙述历史上某位和译经相关的高僧行谊？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然而此地是法显及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必到之处，又是玄奘西行求法第一个参访的重要地点，因此应与其佛教文化地位之重要性有关。此组壁画令我们思考此遗址的历史与佛经传布的关系。如前所述，锡格沁佛寺遗址最早的年代可能在 4 世纪，寺院主要发展时期是 56 世纪,地面佛寺遗迹经分析应属高昌回鹘时期，在 9 世纪末至 11 世纪是其最后的繁盛期。在佛教历史发展中，隋唐以前，佛经多由西域僧人携经入华，于河西走廊、中原或南北各佛教中心进行佛经翻译，且以中亚文字翻译为汉文为主。隋唐以后，佛经翻译开始出现由中原向西域回传的现象，由汉文转译梵文或西域文字，也有西域僧人与中原僧人合作。由于高昌回鹘时期佛教兴盛，当时也有很多重要的佛经翻译家，24有的将经典自汉文翻译为回鹘文，也有的从吐火罗语、焉耆语、库车语、梵语、藏语、粟特语等翻译为回鹘语的经典。现已发现译成回鹘文的佛教典籍至少有80多种，大藏经中的经、律、论都有翻译成回鹘文本。许多重要的大乘佛典均有回鹘文译本，例如法华经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大般涅槃经 和安慧 俱舍论实义疏 等。从高昌回鹘的佛教文献可见其佛教以大乘为主，25但也有早期部派佛教的经典，如弥勒会见记（翻译自焉耆语）、阿含系列等。26根据耿世民研究，在 1011 世纪有一位杰出的回鹘佛经翻译大师胜光萨里都统（Singqu Sali Tutung）,精通汉、梵语及本地语言，译文质朴流畅，曾将金光明经玄奘传等重要汉文典籍翻译成回鹘文。27如前文所述，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设立焉耆都护府；至高宗显庆四年（659），焉耆被列为安西四镇之一，西域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切。查考佛教史料，唐图 10窟院修业僧图局部，人物的绘画墨线有二次重绘痕迹（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 11 此局部图人物的眼睛出现两个（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 12 此局部图人物出现两个耳朵、四个眼睛、四道眉毛（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 13 此局部图中人物的耳朵出现两个（图片来源：IDP 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 9 印度爱萝拉石窟第六窟及其局部“比丘读经图”，主室右壁，约 650 至 750 年（图片取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llora,_grotta_6,_vihara_del_650-750_ca._10.jpg）现了一系列进行中的传经与抄经活动。此主题非常罕见，在佛教石窟壁画题材中，类似Art Pan rama大观专栏 035 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佛经翻译交流，在宋高僧传卷 3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中有记载。唐代贞元五年（789），有来自于阗的西域佛经翻译高僧戒法，兼擅华语、梵语。在唐贞元年间，有悟空法师到了北庭，受节度使杨袭古（？791）与龙兴寺僧请法，28请悟空担任译主，翻译十地经。由戒法躬读梵文并译语，合作的“笔受”是沙门大震，法超“润文”，善信“证义”，悟空“证梵文”。后来悟空还翻译 回向轮经，唐代贞元五年（789）翻译完毕，由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与牛昕、程锷等携带译经入唐长安。29由于这类中原与西域佛经翻译交流的历史纪实并不多，无法确定窟院修业僧图究竟是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高僧史迹，还是佛寺僧团的活动纪实。窟院修业僧图的绘画风格属于高昌回鹘时期，反映焉耆与高昌回鹘地缘关系密切，也许是唐代中原佛教与西域交流的一个史迹。然而仔细观察壁画线描墨迹，可明显看出线描的重绘痕迹，几乎每个人物的线条轮廓都是重复二三道墨线，描绘略显粗率。有的后来的二次墨线重绘并没有盖住第一次的线描，导致人物面部出现四道眉毛、四个眼睛，或多了一个耳朵（图 10 图 13），说明二次重绘的画工技法不佳，没有处理好要重绘的壁画底层泥土墙面，而且笔墨线条也不均匀流畅。整组壁画残块虽然不是焉耆锡格沁壁画遗存的上乘艺术之作，却表现了僧人在佛教石窟修行的真实一面。结语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的途径中，新疆、敦煌、河西走廊与中原之间的这条交通路线是早期佛教经典传播的重要道路。本文初步介绍新疆焉耆明屋锡格沁 窟院修业僧图，写实地描绘僧人在石窟进行传经、写经的活动场景。壁画的绘画技巧朴拙，但反映了佛教经典传承文化的重要历史意义。焉耆明屋佛寺壁画虽然制作于回鹘时期，但从人物重绘的痕迹研判，应该早于高昌回鹘。此组壁画具体保存了早期石窟寺院讲经以及佛经传译组织分工的历史场面。本文根据笔者拙文焉耆明屋锡格沁写经图略识修改，后者刊于林保尧教授主编玄奘佛学研究：佛教艺术专辑2023 年第 39 期，台湾玄奘大学，第 87113 页。注释：1 焉耆地名出自 汉书 西域传，其后正史史书皆沿用此名。“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 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班固：汉书 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第 383 页）2 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有多种不同名称，又称为锡克沁、西克辛、七格星、or uk（或硕尔楚克，1906 年德国格伦威德尔和勒科克于锡克沁首次考古发掘，以其附近村落命名此地为 or uk）、Ming-oi(明屋），本文统一采用锡格沁遗址。3 A.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赵崇民、巫新华译，贾应逸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 M.M.Rhie,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Vol.2,Chapter 5(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2),pp.720-820.5 任婧：新疆锡克沁佛寺的建筑类型、组合与年代，南方民族考古 第十六辑，科学出版社，2018，第203213页。林立：焉耆锡格沁地面寺院，西域研究 2004年第1期，第 46页。林立根据寺院建筑形制及组合类型学分析，将其时期分为四期：“第一期开创期，即 7世纪下半叶；第二期兴盛期，即 8 世纪下半叶；第三期持续发展期，即 9世纪上半叶；第四期衰落期，即9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6 玉素甫江 肉孜：焉耆佛教与七个星佛寺遗址研究，西部学刊 2021年 4月下半月刊（总第137 期），第 3437页。高僧法显传（CBETA 2021.Q3,T51,no.2085,p.857a24-29）。7 大唐西域记 卷1（CBETA 2021.Q4,T51,no.2087,p.870a11-14）。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1103 页。设立安西四镇为：焉耆、龟兹、于阗、疏勒。9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收入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2000，第176178页。10耿世民：内亚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第 344页。11彭无情：西域佛教演变研究，巴蜀书社，2016，第349 页。12“在高昌回鹘王国存在的近四个多世纪的时期中，回鹘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回鹘人的语言、宗教、艺术甚至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反映出各种文化的融合情况。”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第 236页。13 （Roderick Whitfield）：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夕 ，讲谈社，1982，第 95 图。14熊谷宣夫：西域美術西域文研究第五冊，法藏馆，1963。其中第七章第 132138 页是关于焉耆锡格沁遗址的略述，图版说明此图为僧像，但未解读僧人从事何佛事活动。15Jens Wilkens,“Buddhism in the West Uyghur Kingdom and Beyond,”in Transfer of Buddhism across Central Asian networks(7th to 13th centuries),ed.Carmen Meinert(Leiden;Boston:Brill,2016),p.211.16同上书，p.210。该残片出自敦煌，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图片编号 Peald 6r,Dunhuang illustration to the Old Uyghur work Da?akarmapathvadnaml。17同上书，pp.209-213。18唐代以前的坐具为胡床。见杨泓：古物的声音：古人的生活日常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18。19此11组壁画残件是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品，以往关于中亚及敦煌壁画之图录皆未收录，例如：1.1937年松本荣一的 敦煌畫研究（研究篇 圖像篇）（2 冊）；2.1962年熊谷宣夫的 中央佛教美術（中亞佛教美術）一书，收于 西域文化研究 丛书第2册（共 6 册）。从1980 年至1990 年，讲谈社出版之 西域美術 五册套书中，收录大英博物馆藏品的第三册图 95 有 Roderick Whitfield（罗德瑞克 韦陀）的略述（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品 第三册，图 95）。20玄奘对吐火罗语有过记载：“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原文网址：https:/kknews.cc/culture/8mzqyl.html。21佛本行集经卷 50（CBETA 2021.Q4,T03,no.190,p.884b4-5）。22 大 智 度 论卷 7（CBETA 2021.Q4,T25,no.1509,pp.109c28-110a1）。23刘永增：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 年第 3 期，第 414、108 页。24“佛经翻译家，如僧古萨里、阿邻帖木儿、乞台萨里、安藏、阿鲁浑萨里、必兰纳失里、舍蓝蓝等。”彭无情：西域佛教演变研究，第 367 页。25同上。26耿世民：内亚文史论集，第 344页。27同上。281984 年 4月，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现了 杨公重修寺院碑，记载了杨袭古任北庭大都护期间重修寺院的史实（参见柳洪亮：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 杨公重修寺院碑 ，敦煌研究 1987年第1期，第6263、114页）。29参见 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收入赞宁：宋高僧传卷 3（CBETA 2021.Q4,T50,no.2061,p.721a29-b13）；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收入赞宁：宋高僧传 卷 3（CBETA 2022.Q4,T50,no.2061,p.722b10-c20）。根据“佛学规范资料库”，段明秀“唐朝时担任北庭宣慰中使。贞元五年（789）九月，悟空随中使段明秀归国，进佛舍利及所译经奉敕正度，赐名。又贞元六年二月，中使段明秀，遂将释迦真身一牙舍利及所译经，进奉入内。”（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fromInner=A001789）（崔中慧，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荣誉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珠海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