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视域下的宋人贬杜论平议_李昊宸.pdf

杜甫研究学刊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156期雅俗视域下的宋人贬杜论平议李昊宸摘要 在“以俗为雅”观念的影响下，宋人对杜甫诗中善用俚语、即俗为雅者推尊颇多。然而，杨亿、欧阳修、苏轼、吕本中等人尝有杜诗“不免村夫子”“有俗气”“真村陋”“颇近质野”之论，洪迈、严有翼等亦尝围绕着“友于”一词的使用，斥杜“未能免俗”“徇俗太过”。诸家贬杜由单纯指摘杜诗之俚俗，到客观评价其“俗不害雅”，再到针对具体俗词，与尊杜者观点相击撞，充分挖掘杜诗中的“俗中之雅”，这些对杜诗用俗不同程度的认识与批判，体现着宋人“俗”概念的不断深化，也折射出时人雅俗观的渐次演变与成熟。关键词 杜甫雅俗宋代诗学贬杜论王齐洲先生认为，中国雅俗观念包括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其演进变化始终与中国文化、文学发展同步。随着精英文学逐渐脱离贵族政治，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不断强化，自魏晋以来，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雅俗观愈发成熟，雅、俗的互动与消长，促使着人们对雅俗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特别是宋元以来，虽然雅俗界限愈发模糊，但士大夫关于雅俗的争论却有增无减。梅尧臣、苏轼提出“以俗为雅”的诗学主张后，化“俗”为“雅”、变“俗”尚“雅”逐渐成为宋人雅俗观的重要命题。与此同时，杜诗的诗家典范地位正逐步确立。在两股潮流的交汇下，宋人很自然地选择以杜诗为突破口，通过尊崇杜诗用俗之例，确立其正向层面对宋人雅俗观的引导作用，以推动由俗趋雅观念的建立。然而，理性、辩证是宋代诗学精神的底色，在尊杜之声渐盛的大背景下，仍有部分论者指出杜甫用俗不当，以杨亿、欧阳修、苏轼、吕本中等人所论最为醒目。本文拟在宋人雅俗观视域下，以尊贬交互之视角，重点厘析此数则贬杜论，阐释观点，窥探缘由，并进一步探究其诗学意义。作者简介：李昊宸，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510275。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13一、但见俗气：杨亿、欧阳修贬杜杨亿、欧阳修贬杜皆见于他人记载、转述，特引刘攽中山诗话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为据：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乡人有强大年者，续杜句曰“江汉思归客”，杨亦属对，乡人徐举“乾坤一腐儒”，杨默然若少屈。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公赏中原父之辩，一笑也。由此二则材料可见，叙者仅记述言论、事件，但对于二人为何贬杜，未能有所裁断，导致陈师道、刘克庄等人不明其由，以之为异事，久而渐成宋代杜诗学一桩悬而未解的公案，虽为后来学者注意，但未予以深究，且时有偏颇之议，故下文分而述之。（一）杨亿斥杜“村夫子”据宋人现有材料，杨亿未尝有直接论杜之言，故只能结合其个人诗风、审美好尚，一探其贬杜之由。杨亿早年外任地方时，部分作品与时政民事结合紧密，得“白体”神味。仁宗至道年间，杨亿逐渐接触李商隐，甚爱而数度与友人论析，谓其“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又尝以义山为绳，遍访前人集中同旨之作，得五百余首，以为至宝。杨诗虽前后面貌有别，然后人评之，仍以后期宗法义山之作为其主要特征，其文辞华美，好砌故实，得玉溪生繁典丽辞之遗，与刘筠、钱惟演等相互唱酬所结西昆酬唱集中，亦多为“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之篇。根据杨亿个人诗学好尚，其所斥少陵“村夫子”者，盖少陵浅近、直率之笔，在集中虽占比不多，然与杨亿主张相悖甚远，故被其拈出以概杜老面目。然结合中山诗话记载，杨亿对杜诗的认识，尚较为粗浅，故乡人问“乾坤一腐儒”之句，竟不能稍对，足见其杜诗功夫，远未到家。可见，杨亿对杜诗的评价，不仅带有较鲜明的个人审美取向，又暴露自身对杜诗的 宋刘攽著：中山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宋 邵博著，李剑雄、李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页。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历代诗话，第303页。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杨大年、欧阳公皆不喜杜子美诗，王介甫不喜太白诗，殊不可晓。”宋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965页。宋杨亿撰，李裕民校点：杨文公谈苑，杨文公谈苑 后山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宋杨亿编，王仲荦校注：西昆酬唱集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页。14了解有限。是故，“村夫子”之说，虽在宋人间流布较广，但往往被视作一家之言，不害杜诗辉光。关于杨亿贬杜，当代学者已有诸多讨论，所论得失参半，故本段拟纠合前言，特为一辩。许总在宋诗宗杜新论一文中，征引杨亿讥杜甫为“村夫子”一说，以之为宋人贬杜之先声。又分析自中唐后宗杜情况，特别指出宋初王禹偁、杨亿等人虽不宗杜，但因白居易、李商隐皆承袭一定的杜诗传统，故宋初诸人无可避免地落入杜诗规模。杨经华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于杜诗沉浮与宋调初创一章，认为宋初诗人在取法白居易、李商隐及晚唐诸人过程中，与杜诗始终无法隔断联系，可谓不宗杜却又自觉地受到杜诗影响，观点与许总所论大体相近。稍晚出版的吴中胜杜甫批评史研究一书，将“村夫子”之说着重提出，认为杨亿贬杜，乃受旧唐书谓杜甫“恃恩放恣”“荡无拘检”之影响，将杨亿口中的“村夫子”之说，解释为“身处底层的杜甫整天议论君国大事，是放恣不拘检的表现，一如村夫无教化也”。近年魏景波宋代杜诗学史承上述各家之说，与吴中胜观点尤近。杨亿对义山的推崇与效仿，造成其格外偏好典丽、雅饬风格，而不在此范围的杜诗，难免招其贬抑，学者对此讨论已臻全面。然如许总、杨经华所谓，因杨亿尊义山，而由义山上溯杜甫，谓西昆间接受杜影响，似稍有牵强。盖义山初时学杜，确乎独得少陵藩篱，然后来已卓然自立，独具规模，别构一家，其语言之雅饬，用典之密丽，表意之含蓄甚至晦涩，此皆杜诗所无。后世学义山者，未必皆存上溯杜甫、追摹风雅之念。特别是西昆诸君所作，不仅无意效仿杜甫，单就取法义山而言，亦多遗其神髓而得其皮毛，甚至专求其“用事深僻”之短，难怪左汉林认为“（西昆诸人）不仅成就不大，而且都不似杜诗”。足见，杨亿诸人在摹效义山时，未尝存有追踪杜甫之念，这种有意避开杜诗规范的诗学偏好，毕竟不宜归诸杜甫名下。是故，学者以为西昆诸人受李石何仲南分类杜诗叙云：“近世杨大年尚西昆体，主李义山句法，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语，人亦莫或信。何者？子美诗固多变，其变者必有说。善说诗者，固不患其变，而患其不合于理，理苟在焉，虽其变无害也。”方舟集卷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84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7页。杨万里序戴昺东野农歌集云：“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90册，第5页。许总著：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1页。杨经华著：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3页。吴中胜著：杜甫批评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魏景波著：宋代杜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56页。参见杜诗学发微，第28-34页；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第49页。宋蔡居厚著：蔡宽夫诗话，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6页。左汉林著：杜甫与杜诗学研究，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61-62页。15到少陵间接影响，学义山乃学杜之潜在表现，虽可备作一说，但终嫌迂回太远，殊不显豁。此外，各家虽然对“村夫子”之说关注不少，但对其学术价值定位却有所偏失。如许总认为杨亿斥杜“村夫子”是“宋代对于杜诗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反动现象”，“第一”的时序定位或不假，但“唯一”的量化表述，则明显是对宋代贬杜整体情况的误判。魏景波对此说稍有修葺，认为杨亿对杜诗之评存在严重的偏见，但已然对宋人贬杜之声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使得赵宋一代，“抑之（杜诗）者多从村陋穷愁着眼”。此论去掉了许总“唯一”的表述，稍近贬杜真实情况，但认为宋人贬杜多为杜诗村陋穷愁而发，同样对整体贬杜论调缺乏全面考察所致。驳议以上学者论“村夫子”之说，要义有三：其一，杨亿所以贬杜，盖出于个人诗歌偏尚，或亦受到旧唐书对杜甫相关记载的影响；其二，因杨亿尊李而寻杜，乃是以尊杜为旨，对宋人尊杜演进脉络的有意寻绎，而非对宋初西昆诸君诗学观念的客观描述；其三，“村夫子”之说乃宋人贬杜之先声，对此后贬杜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但并未完全限制宋世贬杜方向，对该说诗学地位的错误描述，乃对宋人贬杜情况缺乏整体观照所致。（二）欧公不好杜诗欧公不好杜诗，素为诗家公案，自宋以来，论者颇多。欲明此案，则须立足欧阳修论杜立场及诗学好尚所在，察其为何贬杜、如何贬杜，方能洞悉此公心事，持论公允。关于欧公为何不好杜诗，首先要考察其与杨亿贬杜的关联。宋人往往并观杨、欧，谓二人各有好恶，贬杜乃性情使然。然笔者以为，对杨、欧贬杜之言，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实有立场、高度之别。一方面，欧阳修既变尽宋初余风，又深受当时风气影响，故对西昆诸君，既痛诋其“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又时时倾想杨亿、刘筠“耸动天下”之风采，正在若即若离之间，故全祖望序宋诗纪事云：“一洗西昆之习者欧公，而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是故，欧阳修对杜诗的“俗气”之贬，仿佛可见“村夫子”观点之影响。另一方面，欧公胸襟、气度、眼界、识见，无不远超同侪，较 杜诗学发微，第31页。宋代杜诗学史，第55页。陈善云：“文章似无定论，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耳。只如杨大年、欧阳永叔，皆不喜杜诗，二公岂不知文者，而好恶如此。”宋陈善著，查清华整理：扪虱新话卷五，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周密云：“人各有好恶，于书亦然。前辈如杜子美不喜陶诗，欧阳公不喜杜诗，苏明允不喜扬子，坡翁不喜史记。若酸、咸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无真识，随时好恶，逐人步趋而然者。宋周密撰，黄益元校点：齐东野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174页。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54页。刘克庄集笺校，第6721页。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外编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7页。16杨亿而言，亦迥出其上。杨氏专好义山，对杜诗认知颇有不足，对杜甫佳处亦不能识，其贬杜出于性情之偏狭。反观欧阳修贬杜，虽亦其诗学好尚使然，然欧公漱芳古人，遍观诸家，其诗学主张显然自有条理，远较杨亿周该圆足。进一步探源欧阳修诗学观与贬杜之关系，孙宗英尝撰“欧公不好杜诗”说探论兼及欧阳修诗的评价一文，从欧阳修诗学渊源、诗学观点、诗歌风格、诗坛地位等方面，寻绎“欧公不好杜诗”之缘由，颇中肯綮。本人在其基础上，拟补述数事如下：第一，杜甫非欧阳修之专好。欧阳修集中论杜之语，数见不鲜。首先，欧公善于纵观诗史，从宏观上为杜甫划定诗家地位，如吟咏“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肯定杜甫上继风雅之旨，于古人之中独高；以诗为古乐之苗裔，认为子美与陈子昂、李白、王维等，并得古乐之遗，或淳古淡泊，或舒和高畅。在论定杜甫诗歌史地位时，欧阳修常常并称李杜，以二人为唐人之翘楚，豪放落拓，横行诗坛。然而，欧阳修在评骘李杜之际，隐隐透露出李高于杜之意，其云：“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 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此则论太白“横放”“警动千古”，杜甫得李之一节，然天才自放，则稍逊之，言下之意，似微有推崇太白之意。结合本节开篇所引贬杜一则，欧阳修以韩愈为准的，铨衡杜诗之有俗气，刘攽辩亦以韩诗反观杜诗，如此相较，尊韩之意似稍胜。据此数则可见，欧阳修论杜，往往旨在确认杜甫的诗学史地位，多局限于对杜诗风貌的整体感知，“豪放”“精强”之评，虽不失为有见，然缺乏具体诗例，未能深度探知杜甫与他人之关键区别，较后学苏、黄而言，毕竟未搔到痒处，见其杜诗功夫未臻细微，此其一。在欧阳修诗学谱系建构中，少陵虽为一代翘楚，但地位要稍逊于太白、昌黎，毕竟非第一流人物，故观杜之时，难免有所质疑、挑剔，此其二。第二，杜甫非欧阳修之专学。袁枚随园诗话尝论：“人问：杜陵不喜陶诗，欧公不喜杜诗，何耶？余曰：人各有性情。陶诗甘，杜诗苦；欧诗多因，杜诗多创：此孙宗英：“欧公不好杜诗”说探论兼及欧阳修诗的评价，杜甫研究学刊2015年第1期。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二，第1049页。欧阳修感二子云：“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又和武平学士岁晚禁直书怀五言二十韵云：“歌诗唐李杜，言语汉严徐。”又六一诗话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以上三则见欧阳修全集卷九，第138页；卷十三，第222页；卷一百二十八，第1952页。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九，第1968页。刘攽中山诗话亦尝载：“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历代诗话，第288页。17其所以不合也。”所谓“多因”者，盖兼取诸家，因袭众人而自出机杼，此即欧诗之特征。董理欧公诗学宗统，其直接明确表示取法者，有李白、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间接受到影响者，有杜甫、白居易、西昆体等，以一人之力而荷百家之长，其诗学好尚不可谓不博。至于欧诗，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已极，其富贵深稳而温雅婉丽者，有得于前人王禹偁、梅尧臣及西昆诸家，殆受时风影响不小；寄兴高绝而气格健劲者，则反映诗人欲变宋初雕镂、藻饰之弊。质言之，欧诗因广采诸家之长，力避诸家之短，故而表现出综合独特的诗歌风貌与多样复杂的审美特质。杜甫仅欧阳修所学古人之一，欧阳修对杜甫未尝表现出远超他人的喜爱，欧诗亦没有表现出明显承袭杜诗的特点，故其时有贬杜之论，亦其宜也。欧阳修为何贬杜已明，接下来须结合贬杜言论，探究其如何贬杜。如前引邵博所记，欧阳修为诗主韩不主杜，虽以“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为俗气，然刘攽为杜辩，抉出韩、杜关联，欧公亦粲然心许。此论须明者有二：其一，欧公虽论杜，然以韩诗为铨衡考量之标准，则其贬杜，实为尊韩所发；其二，欧公虽不以杜为准，然对其诗能有识见，刘攽举韩诗为杜诗辩，欧公亦心知己非，乃能赏后学之论，不以一己偏好而废古人，诚与杨亿有异。此外，欧阳修以“俗气”论杜诗，此评语在欧阳修诗论场域中，乃是浅俗、俚俗之意，确是一种负面性评价。六一诗话尝引梅尧臣语“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可见，当日诗坛颇好追求浅白，欧、梅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风气的缺陷，通过看似诙谐、日常的论诗契机，指斥时弊，警醒学人。是则，欧阳修对杜甫的“俗气”之评，与其说是指摘其弊，不如说是藉批判昔贤之疵失，警示后学避俗。总言之，欧阳修论诗、作诗均不以杜甫为最高标准，故其“不好”杜诗，亦源于个人诗学好尚。然而，欧公贬杜，乃是在整体肯定杜甫的前提下，以韩愈为参照，指摘杜诗的个别语句有“俗气”之弊，盖出于其个性化的审美选择，并非有意贬抑杜甫的诗学地位，较杨亿而论，其诗学视野可谓更加通达。此外，杨、欧所见杜甫之“俗”，即单纯的俚俗、浅俗之“俗”，与后来苏轼等人沟通雅俗而见之“俗”相比，尚显片面，斯为贬杜“不免村陋”之第一阶段特征。二、俗不害雅：苏轼、吕本中贬杜宋初文人专力于杜诗者尚少，学杜之风亦未形成，迨及苏、黄以杜甫为诗家圭臬，清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8页。参看马骥葵：温丽深稳：欧阳修诗歌风格与诗学沿革，北方论丛2014年第3期。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第1953页。参看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5页。18后人遂群起应之，宋人学杜之风，蔚然大观。然而，北宋中期以来，时人虽多以少陵为规矩，但并非始终对其全盘接受而不加甄别。特别是得益于“以俗为雅”观念的逐渐成熟，宋人对于杜诗的村陋之贬，愈发体现出雅俗融合的批评视野，此类以苏轼、吕本中为代表。（一）苏轼贬杜“村陋”苏、吕皆一代诗家，其诗学自成体系，荫庇后学良多。二公论诗，每好援古以证己说，其中借力杜陵尤多，盖以尊杜为主，贬杜夹杂其中，对尊者有补济之用，体现出二人诗学观的完整、辩证与圆足。是故，欲观二家之贬杜，须统观其杜诗批评内容，方见贬杜论之价值。苏轼论杜极广，遍涉杜甫忠爱思想、人格风范、诗学地位及其诗歌语言风格、用语之妙等，可谓是宋人中首位大力、全面发掘杜甫诗学价值的诗坛巨擘，此后黄庭坚、陈师道、陆游、刘克庄等人论杜，莫不宪章苏子。坡公言杜奄乎集众家所长，则以杜诗比韩文、颜书、吴画，谓识此四者，“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尊杜能垂范后世，则并观李杜，谓“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论杜诗肖摹景物颇能传神，则举“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谓“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若标七言之伟丽，则撷“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二联，谓后世惟欧公可方驾之此数则从诗学地位、诗歌特点两方面，探秘杜诗究竟，深得于杜甫用心。此外，子瞻所立“忠君”之说，以杜甫旨配变风、变雅，影响时人最深，后来继者颇多。然而，王水照先生指出，苏轼虽认为杜甫有综兼众美的“集大成”之功，但这一概念本身即包含着盛极而变、变而后衰的“隐患”。“任何事物的巅峰状态同时也蕴藏着负面因素，荟萃精华在此，包藏危机亦在此。”此言有二义：其一，杜诗作为前代诗学之典范，本身即含有一定的缺失。其二，学者苟不能对其缺失加以甄别取舍，则易走入歧途。可见，苏轼并未将杜甫奉若神明，而是在统观诗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不避杜诗优中之劣、全中之阙，所择其微瑕处，实具有警示后人之苦心。记子美陋句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帆忽遇眠，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疑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 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七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908-7909页。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六十七，第7598页。苏轼全集校注，第7527页。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六十八，第7665页。王水照著：宋代文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7-28页。19勿替。”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最其瑕疵，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此则谓杜甫解忧“村陋”，明显受到“村夫子”说的影响。然而，与杨亿不同，苏轼论杜言论极多，对其性情之高绝、形容之精妙、语言之典雅有充分的认识，以此为前提，复对此诗予以个案分析，说明苏轼对杜甫的整体成就与个案分析是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的。东坡以为，此诗“致远”之后，纯作议论之笔，义理有余，凝炼不足，情韵稍匮，故有此“村陋”之评。然而，东坡虽论此诗之陋，但并不专务攻瑕指失，而是认为此诗乃个案之失，微瑕而无碍其佳构，粗疏而不害其大雅，始终将其置于杜甫整体诗学成就与贡献中，点到即止，不以一眚掩大德，从而塑造了杜甫高而不免疵失的诗学典范形象，此即观杜俗而不妨其雅者。此外，东坡论杜，已由杨、欧的定性式整体描述，转向对个案的剖析与挖掘，特别是援引诗句，带有宋人摘句论诗的明显特征。宋人中，以摘句方式指出杜甫之疏漏者不在少数，如吴可记杜牧河湟诗中有陋句，又引少陵“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二句，认为杜甫不如杜牧；韩子苍谓“身轻一鸟过”（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非少陵佳句；朱子认为“暗飞萤自照”（倦夜）只是巧语；俞文豹拈杜诗数联，言其皆有不若梁安世、苏轼、李白、邵雍凡此数种，皆摘杜句，指其不佳，却不明言缘由，故宜作为一家之言。苏轼除上述论解忧一则外，又有论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一则，微含贬斥，与本章“不免村陋”意近，特录于此：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诗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苏轼记与董传论诗，认为杜诗中亦有凡语，特举此诗二句以说明。原诗乃题画之作，此二句顺承“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由人及画，两相映带，令人莫分孰为画境，孰为现实。东坡贬此，缘由或有二：一者，此二句表意直露，不加藻饰，其意显而易见，虽不至有村气，然既不深厚，亦乏韵致，故谓之“凡语”；二者，此诗起手“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二句，尝为欧阳修斥之有俗气，苏轼为欧公门生，其诗学好尚自然受到乃师影响。杜诗集中凡语，或非此一例，然子瞻特地择此同诗异句，或有意示见欧公之传承。前文已论东坡广而能精、博而后细的论杜旨意，该段“凡语”之评，亦符合其一贯的论杜宗旨，且择诗选句，有示人学统传承之深意，乃知坡公之论杜，字句精审，轻忽不得。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六十七，第7531页。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7页。宋俞文豹撰，张宗祥校订：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六十八，第7640页。20（二）吕本中贬杜“质野”据宋元学案考，吕氏一门家学极渊博，自吕公著以来，先后以学问鸣世者十余人，吕本中祖父吕希哲更请学于程颐，深得北宋理学之浸润。吕本中早年，入与父兄攀谈，出与杨时、谢逸等相交，既得家学滋养，又与当时名流相从，学养深厚。观童蒙训开篇所云：“学问当以孝经 论语 中庸 大学 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 书 易 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足见吕本中恪守正统、根植经典的学术立场，故其集中悬正统、学问、有用为论学谈诗之鹄的，如“文章大要须以西汉为宗”“学者须做有用文字”“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诸语，比比皆是。是故，吕本中论杜，亦以学养为根基，发掘杜诗法理之过人处，汲以为后学之资，如以“翻”“失”“浮”“落”为句中响字；观杜诗自然、雕琢各有至极处；名“今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边具小舟”数句为“老杜句法”；谓杜诗能警策，故得以传世凡此种种，皆指出杜甫诗中“工夫”，以示“悟入”之途径，由此立杜诗为后学最当学、最可学之范本。出于学古之旨，吕本中以杜、苏、黄为例，示学者以法：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王水照指出，建炎以后，吕本中深刻反思江西之利弊，认为当时作者，往往学江西不遗余力，专务新巧，反落下乘。是故，此则先后举三家为例，指出杜诗质野、苏诗汗漫、黄诗尖新之病，以此说明学古人须辩证、审慎，既会其高妙，更察其短陋，如此方能学古而不泥古，为后学揭橥正轨。其中论杜甫封主簿亲事不合一诗，谓其“近质野”，颇能见吕本中诗学论旨。首先，“质野”者，语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扬雄法言增补“野”义云“实无华则野”，其时“野”惟涉个人品性或祭祀礼制，尚未与文学批评有所系联。殆及六朝，萧统、刘勰、钟嵘诸家将“野”的概念移诸诗文，将其与“典”“深”宋吕本中撰，韩酉山辑校：童蒙训，吕本中全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67页。吕本中全集，第1037页、第1039页、第1040页。吕本中全集，第1026页。吕本中全集，第1024页。吕本中全集，第1024页。吕本中全集，第1025页。吕本中全集，第1030页。宋代文学通论，第110-111页。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7页。21“直”对举，由此将率尔为之、不事雕琢、直露切情作为“野”之基本内涵，后来殷璠列“野体”、司空图立“疏野”一品，其旨意大体由此而来。然而，各家因论“野”立场之不同，故其对“野”之价值审定亦有差别。若立足于典雅厚重，则野伤于浅露，不能深刻，实为“典”“深”之对立面，乃诗家文士所应规避者；若着眼于抒情表意，则质野能言真情、叙真意，较典重者语切、直抒者情真，又似较“典”“直”者为胜。由此可见，“质野”在诗学批评中，常因批评者立场之异而表现出两种面向，揄扬者称其直真而不事雕琢，贬抑者谓其粗率而不合法度。回到此则原始语境中，吕本中标举“学古人须识其短处”，显然是站在典雅的立场上，对杜诗“质野”有此一贬。然而，吕本中虽主典雅而反对质野，但在其眼中，“质野”二字，尚高于“靡丽”，处于其诗学境界中的中间阶段。童蒙训有论质野、靡丽者两则，兹引述于此，用资参照：初学作诗，宁失之野，不可失之靡丽；失之野不害气质，失之靡丽不可复整顿。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 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妙处，自无齐梁间绮靡气味也。此二则对举，复与前引论杜诸则参看，可与吕本中正统诗学宗尚相印证，亦可概见杜甫在其诗学谱系中的地位。首先，在吕氏所构建的学诗路径中，存在不同的等级，最高者为诗 骚及汉魏诗，其次为野，最下者为靡丽（即齐梁绮靡）。野而得古之气质尚可，然靡丽则无以救补。其次，学诗须以先秦、汉魏为尚，这与后来严羽所标举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可谓不谋而合。最后，作者数言老杜句法劲挺，堪为后事之师，当属最得秦汉诗之神髓者。即其劣处，亦在第二境界中，较齐梁作者为高。是故，举封主簿亲事不合一诗，看似贬杜之质野，然若与他论并观，则吕本中仍视杜甫为学古而最得古意的典范，虽有一二不佳处，尚不妨其全璧之美。是故，在吕本中眼中，杜甫实能兼通雅俗，其诗之“质野”，非真俗也，乃大雅中之疵瑕，虽俗而不害其雅。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二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钟嵘评左思云：“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一作“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8页。文心雕龙明诗云：“观其（汉古诗）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吕本中全集，第1041页。吕本中全集，第1032页。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22总述上文，吕本中以尚雅为旨，虽明贬子美，却又暗中确立了其重要的诗学楷式地位；苏轼透见杜甫俗处，又不掩其善，诚能切中少陵肌理。此二公所论，不仅稍能弥合雅俗，更在尊贬交互的立场下，大大拓宽了宋人论杜空间，使得宋人论杜学杜，突破单纯的一家之喜好，具有学理性、思辨性特质，诚有功于宋代杜诗学发展，斯为贬杜“不免村陋”之第二阶段特征。三、俗中见雅：围绕“友于”的争论前面围绕杜诗“村陋”这一主题，举杨、欧、苏、吕贬杜为例，四家“村夫子”“俗气”“村陋”“质野”之贬，皆以杜诗句、篇风格为重。然而，除此四家外，宋人尚有对杜甫诗中所用俗语的讨论，以“友于”一词最为典型，且针对该词使用是否合宜，宋人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尊贬之交锋，于此题毕见，以下即先述贬，复话尊，由各家争论，概见时人雅俗观发展新一阶段的表征。（一）斥杜未能免俗宋人因杜诗中“友于”一词俚俗而贬其用语不当者，有洪刍、严有翼、洪迈等，大体集中于北宋中后期，诸人论法极其相似，或有相袭之嫌，故特举最早之洪刍洪驹父诗话所论，以概见三家之说：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贻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贻厥无基址”，虽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诗话拈出“友于”“贻厥”二词，又举杜、韩诗中用此者，以“友于”等皆为“歇后语”，说明二公用之，未能免俗，是为杜、韩白璧微瑕处。严有翼、洪迈论此，亦执二词为例，另增“友于皆挺拔”（杜甫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为尔惜居诸”（韩愈符读书城南）诸例，大体循前人所述，无改于洪刍原意。欲探韩、杜究竟如何徇俗，须明二事。一者，“歇后语”作何指?按此处“歇后语”关涉杜、韩之诗，显然与当今民间诙谐形象之熟语有别。据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所述，严羽将“歇后”归诸“杂体诗”之下，有二义：第一种即上文严有翼艺苑雌黄所云，因经书有“惟孝友于兄弟”（尚书君陈）、“日月居诸，胡迭而微”（诗经邶风日月）、“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故后人乃以“友于”代指兄弟、“居诸”代指日月、“贻厥”代指子孙等；第二种则据诗话类编所载，以“予有折足铛，中余五合陈”“当初只为将勤补，到底翻为弄巧成”为例，“陈”下歇去“粟”，“补”“成”下 宋洪刍著：洪驹父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第77页。宋严有翼：艺苑雌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七，第49-50页。宋洪迈著：容斋四笔卷四，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60页。23歇去“拙”。后来学者将此种表现手法统称为“藏词”，歇前者曰“抛前藏词语”“藏头语”，歇后者曰“抛后藏词语”“缩脚语”。要之，无论歇前歇后，此皆文人据当时熟稔之典籍，省去本义字，以其余字表义。故此，作者欲用歇后而不妨文义，则所歇之语词，须为时人所共识。二者，此处之“俗”为何意?据学者所考，歇后语最早见于魏晋作者集中，曹植、陶渊明皆尝以“友于”代指兄弟。殆及唐人，不仅文章之士多作歇后，一时君臣集中，亦尝为此，如高祖之“往以建成嫡长，冀其养德日就，不谓匿怨友于”（徙居大安宫诰），玄宗之“每听政之后，延入宫掖，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鹡鸰颂），尔后昭宗时宰相郑綮，因性滑稽而用歇后作诗，时称“郑五歇后体”。由此可见，自魏晋以来，用歇后语者不乏其人，特别是唐代君臣诗文中皆有用例，无疑扩大了此风气的影响。洪刍等指摘杜、韩等未免之“俗”，殆指时人用歇后作诗之风气，与前文杨、欧、苏、吕数家眼中之“俗”，非指一事。（二）考杜语有所本稍晚于洪刍等人，黄彻、吴曾、王楙、叶大庆等针对杜甫用“友于”一词亦各陈己见。与前人不同，黄彻等有意在史书及前人诗文中，寻绎“友于”的语辞来源，以证明杜诗用语渊源有自，绝非徇俗。四人所论，又以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述最著，王楙、叶大庆皆征引为据，特录吴说如下：洪驹父诗话谓：“世以兄弟为友于，子孙为贻厥，歇后语也。杜子美诗云：山鸟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耶？”予以为不然。按，南史：“刘湛友于素笃。”北史：“李谧事兄，尽友于之诚。”故陶渊明诗云：“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子美盖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张卿诗亦云：“友于皆挺拔。”按此则尽录洪刍旧语，以“友于”见乎南史 北史及陶潜诗中，乃见“友于”意指兄弟，由来久矣，非杜甫随意拣拾。黄彻等人所论，与吴曾大体相似，惟王楙引东汉“友于之情愈厚”、叶大庆引晋书“曾无友于之情”，以增补旧例，亦证杜诗用俗 沧浪诗话校释，第106页。参看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31页。王勤著：谚语歇后语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138页。详见孙治平、黄尔逸、蒋宝瑚编注：中国歇后语，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全唐文卷三，第234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62页。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223页。宋 王楙撰，郑明、王义耀校点：野客丛书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宋叶大庆撰，李伟国点校：考古质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5页。24诚有渊源。围绕“友于”一词的使用，洪迈等人贬之，吴曾等人驳之，二者看似针锋相对，然则联系极为紧密，驳者通过爬梳经书、史籍，为杜诗寻得用语之根源，从而将贬者眼中的“俗”，修正为时人眼中的“雅”，由是“俗中见雅”，彰显杜甫用心良苦。换言之，驳论并非简单地否定前人，而是对其误读的有意驳正与超越。二者的理论交锋，不仅是尊贬视角、雅俗观念的碰撞，更是一次学力的较量。这种极意稽考文献、搜寻语源的风气，正得益于孙觉、黄庭坚等人所倡“无一字无来处”的诗学观，此主张最早即用于注杜、解杜。黄庭坚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按宋人以读书为业，学力既富，遂以古人用语下字，莫不有根源，未解前人语源者，乃是读书不够、用力不勤所致。一事之不解，一典之不明，宋人不惮遍考诸籍，抉幽探微，如任渊注陈师道诗云：“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此诗注所以作也。”在此种风气下，吴曾、叶大庆等考“友于”源出史书，史书固大雅者，遂消解了前人所谓“徇俗太过”之说。杜甫以前人为典，而在江西诗派勤事搜罗、耽于稽古之风影响下，宋人又以杜诗为典，此以杨万里提出的“经前辈镕化，乃可因承”，最能解颐。杨万里早年学江西诸人，经后山、荆公而上该唐人，晚年虽尽焚旧稿，但江西派的诗学观念仍对其产生了深远而不可磨灭的影响，诚斋诗话中“有用法家吏文语为诗句者，所谓以俗为雅”“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之类，皆明显可见师承江西的路径。江西善点化古人语，诚斋最熟谙此道，尝引山谷“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次元明韵寄子由）二联，慧眼察其用语自论语、张翰、阮孚、杜甫、韩愈中出，是合诸家精粹熔炼而为己意，而这种汇聚众流、自铸伟辞的手段，皆由长期的诵诗、择字中来，即所谓“诵诗之多，择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纵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吴曾等溯源“友于”至史书及汉人诗中，尚未追踪至根源。尚书君陈云：“惟孝友于兄弟。”论语为政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当为“友于”最早用例。宋黄庭坚撰：答洪驹父书，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十八，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宋任渊撰：后山诗注目录序，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四，第4373页。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四，第4355页。25在择取古人好语时，杨万里对俗语的摘用方法，尤为时人所称道，论云：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镕化，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诚斋以唐人用语为例，提出诗中用俗语固不为害，然须承前人而来，取诸先辈集中，乃能即俗即雅。考诚斋诗中，用“遮莫”者，如“老无半点看花意，遮莫明朝雨及晴”（和张功父梅诗），“巿中货鵷作参苓，遮莫秦和若口争”（跋忠敏任公遣帖），“斯须万象都成雪，遮莫三更且未眠”（小箬舟中望月），“遮莫坡陀将不去，将诗描取小玲珑”（出真阳峡十首（其一），“一杯欲把还休去，遮莫莺花笑独醒”（病中感春）等，皆浅直得趣，瓣香杜甫而自具手眼，难怪罗大经称此类诗“亦自痛快可喜”。至于清人翟灏通俗编所录俗词如“捼”“拶”“囝”“话头”“活脱”“宁馨”“活计”“将息”“饶舌”“直钱”之类，诚斋诗中皆有用例。方言俚语者，俗也；若经前人锤炼而取用之，则俗而见雅。是故，杨万里“经前辈镕化”的俗语取用原则，正是宋人以俗为雅的直观表现。诚斋此法，以古人为鹄的，沟通古今，融会诸语，殊有益于褪尽尘俗，然亦并非纯然之法，如钱锺书所谓，杨万里择取俗语，颇为势利，尝好取“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但若初学者略无胸次，则转易陷入蹈袭前人的困境中。基于以上关于“友于”的争论，贬杜者斥其与时俗同，驳议者谓其用语根植典籍，不仅非“俗”，而且是“俗中见雅”，宜为学者效仿。在此类论辨的驱动下，宋人“无一字无来处”应用愈广，促使杜诗中俗语亦成为后学所宜取用之经典。同时，对比前文杨、欧、苏、吕贬杜可见，宋人对杜诗的探讨，已然深入到了一词一事，考索词意之际，越度单纯的事理，纵贯群书，摆落陈言，体现出睿智、审辨、细致的论学风格，是由“面”聚拢到“点”，又能由“点”辐射及“面”，斯为贬杜“不免村陋”之第三阶段特征。四、杜诗用俗之贬与宋人雅俗观转变由杨、欧、苏、吕等人贬杜论可见，在探究诗中俗语用例是否得当之际，论者或单纯斥其鄙俗，或辩证地看待俗中之雅，对杜诗俗语不同视角的讨论，实已触及雅与俗的边界问题，传达出各自的雅俗旨趣，折射出宋人雅俗观的转变与发展。在整个宋代论杜场域中，时人雅好寻绎杜甫诗中俗语之语源，或上穷前人典籍，或下探乡间俚语，此二种不同的溯源方式，与贬杜论所折射的雅俗观，正有异曲同工之妙，下文特为一论。杨万里集笺校卷六六，第2804页。宋罗大经撰，孙雪霄校点：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清翟灏撰，严春峰点校：通俗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