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鬼恋》中志怪传奇叙事的现代性改造.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逄增玉：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齐鲁学刊 年第 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 页。徐訏鬼恋中志怪传奇叙事的现代性改造陈友军，刘璐萍（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摘 要：年，徐訏凭借其创作的鬼恋在文坛一举成名。此文采用“人鬼恋”的叙事模式，延续了古代志怪传奇的传统，充满了浪漫与感伤的情调。同时，徐訏身为一个深受西方哲学、心理学影响的“现代人”，他又能超越传统志怪传奇的限制，对传奇性进行现代化的再造，在鬼恋中形成了“人鬼人”圆圈式的叙述结构，“从人到鬼”到“从鬼到人”表达了徐訏“非理性”的理想失落的轨迹。在其整体叙述中，徐訏还融入了他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生命、自由、革命等问题的深入思考，给予了传统“言神志怪”以新的意义。关键词：徐訏；鬼恋；志怪传奇；现代性叙事作者简介：陈友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刘璐萍，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关于“志怪小说”的题材，古已有之，流传广远。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佛教、道教的传播、玄虚清谈的风尚、方士巫觋的迷信为“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出现了魏文帝所著的列异传、祖冲之的述异记、干宝的搜神记等文献，但此时的“志怪”内容略显单薄，情节简单，着重于记录神鬼怪异之事。唐传奇的出现是对于六朝志怪小说的补充，在叙述的内容、情节、主题上，也已超越了六朝志怪“传鬼神、明因果”的简单性或单一性，而是“意想”（主题、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其所“传”的人神各界“奇象”与“奇事”多样多态、绚烂多姿。及至清代，文学题材更是以小说见长，“志怪”与“传奇”的因素在发展中渐趋融合，出现了蔚为大观的以志怪传奇叙事为主的小说创作，如觅灯因话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等，其中尤以蒲松龄所著的“一书而兼二体”的聊斋志异为代表。徐訏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古代志怪传奇叙事方式的影响，他在所著的小说汇要中，曾专门收录了辛十四娘（选自聊斋志异）这一篇目，可见他对于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是较为认可的，在他的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延续了志怪传奇叙事传统，但又不仅局限于此。徐訏曾修习哲学、心理学并有赴法留学经历，因此，身为一个具有“现代眼光”的“现代人”，他对志怪传奇的叙述往往带有现代性的特征，并加入自己对于生命、自由、革命的独特思考，这种与主流异质的情绪不断在其小说中闪现，年他的成名作鬼恋即是其中的代表。一、从聊斋到鬼恋 志怪传奇的延续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所著的兼有“志怪”和“传奇”两种要素的文言小说，其叙事艺术和前代以及同代的文人相比具有较大的超越性。首先，对于前代的笔记体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而言，聊斋志异更着重于“新传奇”的探索，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具像化的人物塑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烘托氛围的意象群以及交错的时空变幻之中，且加入了悬念设置、多重隐喻、侧面烘托等叙事手法，增加了文本的体量并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鲁迅先生对聊斋志异的叙事方式也不乏称赞之语：“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其次，对于同代的才子佳人小说而言，聊斋志异突破了惯常的人间青年男女的“佳话”写作，致力于描写跨越“物种”的爱情，把视野放在了超脱于人世的“狐鬼花妖”身上，并赋予她们人的“七情六欲”，使其能够与“书生”产生人世间的感情。且蒲松龄塑造的“狐鬼花妖”形象也突破了以往人们对“妖怪”“鬼魂”的刻板印象，她们往往被赋予了道德化、理想化的特性，如善良、忠贞、舍己为人等，这体现了蒲松龄意图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倾向，同时也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读者往往会对符合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角色产生同情、怜悯或崇敬之心。因此，在蒲松龄笔下，志怪传奇叙事焕发出新的生机，不仅小说的情节设置更曲折、人物塑造更丰满、叙事空间更广阔，并且还渗透了蒲松龄的主观意志，通过“狐鬼花妖”的故事弘扬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刺贪刺虐，抨击社会黑暗势力。徐訏小说汇要中所收录的辛十四娘这一篇目中的“十四娘”，便是心地善良、行善积德、助人为乐的狐妖，其人物性格符合蒲松龄所要塑造的道德化、理性化特征，且与冯生之间的故事曲折离奇，人物形象充满艺术感染力。徐訏在他之后的小说创作中也掺杂了志怪传奇叙事的因素，从他收录过聊斋志异的篇目以及相近的叙事方式上可以看出这些因素与聊斋志异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他的成名作鬼恋而言，首先，以“人鬼恋”为开端，在题材风格上就显现出“志怪传奇”色彩，迥异于同时代的小说；其次，在具体的叙述中，徐訏同样延续了传统志怪传奇的叙事风格，为“人鬼恋”模式增添了“志怪”与悬疑之感，具体表现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意象的烘托这三方面上。其一，“女鬼”的外在形象与内在人格都是“理想化”的，符合创作者的审美期待。在鬼恋中，“我”对“女鬼”的第一印象便是“身材美好，脸庞极具线条感”，男主人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位貌美女子，全然没有阴森森的、骇人的“鬼”的特征。很显然，相对于“女鬼”令人两股战战的“鬼气”而言，徐訏更强调其作为“女性”的“女气”，以男性对于女性外貌的理想化审美期待来塑造“女鬼”的形象，给人以直观的视觉冲击。这种对于“曼妙女鬼”的视觉体验包含了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美好幻想，渗透了创作主体的认知、情感和体验。对于“女鬼”人格的塑造也体现出创作者的理想与想象，文本中对于“女鬼”的人格属性用“仙气”“神性”“佛性”这几个词来描述，可以感受到“女鬼”是超人世的，有种“不食人间烟火”感。这正是徐訏所期待的“自由”与“超脱”的理想化人格。年，对于赴法留学接触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学说的徐訏而言，他更向往一种“出世之感”，追求一种纯粹性的艺术和生活。而 世纪 年代正是左翼文学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期，阶级性、革命任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时代的主题，左联执委会通过了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这一宣言，其中写道：“中国一切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作家，你们的笔锋，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标枪炮，奋勇的前进！尤其是要深入到极广大的大众之中！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任务是如此之重大！”文艺的功利性和战斗性成为被着重强调的内容，正如夏衍所讲“文艺不再是少数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徐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追求一种艺术化、纯粹化的人生，显示出与主流社会游离的态度，充满“超脱”感的女鬼形象显示出作者个人理想化人格与时代的“隔离”。其二，扑朔迷离的情节设置以及侦探化的叙事方式，使故事内容更加丰满、也更具有传奇色彩。对于“人鬼恋”这一不同于普通言情小说的叙事模式而言，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对“鬼”之身份的探究与认证。在鬼恋中，创作者始终以一种“打量”的目光审视对方，在“打量”的过程中，发现了对方与自己“不太一样”的地方，这种“不太一样”的体验来源于男主人公的自身感受或是“女体”的自我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前哨（文学导报）年 期合刊。郭沫若、老舍、夏衍等：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第 页。白。此时男主人公处于一种“惊异（惊讶）”的状态，产生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经验迥异的感受。海德格尔曾言：“惊讶就是一种倾向，在此倾向中并且为了这种倾向，存在者之存在自行开启出来。”海德格尔把“存在”和“惊异”联系起来，在“人与存在契合”的“惊异”中，同样的平常事物就被带进了“存在者整体”，事物不再像平常所看到的那样，成为被意识人为地分割开的东西，而显示了“不平常性”，这种“不平常性”就是“惊异”所发现的。男主人公正是在“惊异”中发现了“不平常性”，而这种状态诱使他进一步围绕“女鬼”进行探索，由此男主人公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侦探”的角色，试图解开事件的真相，让“女鬼”的真实身份呈现在众人面前，小说的叙事方式也从普通叙事转变成侦探叙事。徐訏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增加读者阅读兴趣，也为了使作为“侦探”的主人公觅迹寻踪，便在文本中设置了很多“悬念”，譬如为何白天在“女鬼”居住的地方寻不到她、“女鬼”到底有没有丈夫、“女鬼”为何会出现在白天的寺庙中等。它一方面引导读者朝一个既定方向想象，另一方面又为读者的审美活动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参与文本的故事，充分发挥主体的想象力。其三，典型的意象烘托了志怪氛围，增加了时空的交错变幻之感，使志怪传奇叙事更具艺术感染力。男主人公为了对“女鬼”的身份进行探究和认证，在和“女鬼”交往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证据”或“线索”以供自己探查，如在“女鬼”屋门上写下的“神秘的生命”的字迹，故意在“女鬼”家门口落下的“烟斗”以及趁“女鬼”不注意在其家里的圣经旁放置的“”表等。经过男主人公的验证发现，前一天留下的字迹第二天还在，证明“女鬼”的住所是现实存在的，并不是恐怖故事里所说的会变成“坟墓”。但在“我”白天到住所去寻“女鬼”之时，却被告知“这里没有小姐”，且自己刻意放置的物品也神秘消失了。等到了与“女鬼”约定见面的夜晚，“她”又把东西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这种白天与黑夜的交替以及不能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增加了小说叙事的悬疑感，烘托了志怪的氛围，使读者逐渐产生与主人公共同的疑问“她到底是不是鬼”，引起读者继续探索的兴趣。另外，“烟斗”、“”表、圣经、“神秘的生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力量，“烟斗”与“”表代表了具有“现代性”的现代文明，是物质上的、主流的、存在于白天的，而“神秘的生命”、圣经是精神上的、边缘化的、存在于夜晚的，前者是男主人公所拥有的，后者是“女鬼”带来的，两股力量相互拉扯与博弈，代表了徐訏本人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二、“由人到鬼”：“大秩序”下的逃逸及自由意志的凸显徐訏虽然在人物、情节、意象三方面对古代志怪传奇叙事进行了移植，但也有不同之处。在鬼恋中，经过主人公以“侦探”身份对“鬼”的真实性进行探寻之后，发现“鬼”实际上是“人”，由此“人鬼恋”最终变成“人人恋”。在这个过程中，叙事上形成了“人鬼人”的圆圈式结构，这不仅代表着“女鬼”从“真人”到“假鬼”再到“真人”的身份揭秘过程，同时也暗示着主人公“由人到鬼”及“由鬼到人”的认知心态上的变化。世纪 年代的上海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时期，同时在文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是“左翼”占据主流的时期。徐訏在北大学习哲学、心理学，包括他之后赴法留学的经历让其思想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及哲学思辨性，常常出现“逃逸”和“反叛”的情绪。徐訏关注到了中西文明的差异不只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上的差异，而是“唯情”社会和“唯理社会”的区别，并提出了“流氓国民性”的问题，致力于在中西文明的对比中寻找旧式中国弊病之所在，这是他对于积淀了千年的传统文明秩序的“反思与逃逸”。徐訏鬼恋中志怪传奇叙事的现代性改造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年版，第 页。张世英：谈惊异（）哲学的开端与目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流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是不会创造，也不会模仿，没有主张，没有是非，不会革命，不会做事，他不肯服从一种秩序，他没有伦理与道德，他天天想在混乱之中占小便宜的。参见徐訏：中西的电车轨道与文化，见徐訏文集（第 卷），上海三联书店，年版，第 页。徐訏另一个思想层面上的“逃逸”是关于革命话语的反思。在鬼恋中“女鬼”自白的部分涉及到“革命”的话题，“女鬼”正是在革命工作中“看透”了人生，决意要踏入“鬼域”。“革命”是 年代的中国绕不开的话题。在当时国内外紧迫的环境下，“革命任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时代的主潮，在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得到了极大的宣传和认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提出了“国防文学”“大众文学”的口号，建立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规模化。但同时，左翼文学愈加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强调革命性、阶级性与战斗性，左翼文艺批评家曾言：“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他的艺术的武器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对于在革命文学初期出现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左翼文艺批评家们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清算，尤其是对其中渗透的“恋爱”要素进行了尖锐批判，如冯雪峰提出：“这所谓恋爱自由、热情，以至于恋爱至上主义，又是什么呢？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瞿秋白也批评道：“不能够深刻写到这些人物的真正的转变过程，不能够揭穿这些人物的假面具 他们自己意识上的浪漫蒂克的意味：自欺欺人的高尚理想。”而徐訏与左翼批评家们提倡“革命性”“阶级性”的观点存在分歧，他致力于淡化革命的意味，企图把“恋爱”从“革命”中抽离出来。因此，鬼恋中的主人公才会为“爱”痴狂，不顾一切地跨入“鬼域”要与“鬼”相爱，而他个人的主观情感被放置在时代的主旋律之外。这也跟他个人的思想转变有关。徐訏在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时代中曾提到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态度，并开始受到康德、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促使他对“革命”话语进行反思，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合时宜地追求“自由”与“超功利”的道路。徐訏对于“自由主义”的追求源于他对康德哲学理论的吸收。徐訏在就读北大期间，就受到不少关于康德对理性思想的批判以及强调道德自律性等观念的浸染。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从理性的高度把自由作为意志的根本特性，把道德法则理解为自由的前提，他指出：“所谓自由是意志除了道德法则以外再不依靠任何事情而言的。”自由的概念在康德这里是和意志、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并被给予其极大的延伸空间，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说明了人的存在可以穿梭于感性和理性之中，人本身即是自由的，是具有独立人格和道德意识的。这种自由意志在徐訏 年思想转折期所创作鬼恋中已初现端倪，如在文本中徐訏并没有用惯常的“先生”及“小姐”来称呼对方，而是用“人”和“鬼”进行区分。这么做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文是“人鬼恋”题材，以“人”和“鬼”来称呼彼此更契合主题，也更有志怪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人”与“鬼”可以视为徐訏划分出来的明确不同的两重世界，“人”的世界是理性的、有规矩的、要遵从礼法的，而“鬼”的世界是非理性的、是混沌的、是神秘超脱的。在徐訏看来“人”是具有“自由意志”与完整独立人格的，可以自由地穿梭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因此文本中的男主人公在不知道“女鬼”的真实身份之前，毅然决然地要摆脱人间的身份与束缚，走进“鬼域”与“鬼”相爱，以求得精神与灵魂上的契合，这是对于现实环境与秩序的超越，由此也完成了“人鬼人”圆圈式叙事的第一个环节。三、“由鬼到人”：“非理性”的被压抑与“忧郁症”书写“由人到鬼”的蜕变使主人公决心成为“鬼”，想要前往代表着灵魂自由与超脱的“鬼域乌托邦”。正如前文所述，此时的“鬼域”代表了非理性、神秘与秩序的颠倒。在鬼恋中不难发现，“鬼”出现时的场景往往与“夜晚”相伴，“夜”的意象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与混沌感，在“夜”中一切不符合常理的事情都显得合理化了，古代志怪传奇中狐鬼花妖的故事也多半发生在夜晚。而徐訏本人也是一个“爱夜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第 页。冯雪峰：从梦柯到夜 丁玲文集后记，见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年版，第 页。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蒂克，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 页。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 页。在他的一篇名为夜的散文中展示了他对“夜晚”的喜爱：“于是灵魂束缚都解除了，与大自然合二为一，这样你就深入到夜的神秘怀抱里，享受到一个自由而空旷的世界思维的自由，在漆黑里最表现得充分，它会把旷野缩成一粟，把斗室扩大到无限。”徐訏赋予了“夜晚”更多想象的空间与神秘感，是他自由灵魂的归处。鬼恋中男女主人公的初遇即是在夜晚的南京路，之后与“女鬼”约会的时间也总是在夜里，在揭开身份的谜底之前，“白天”男主是寻不到“女鬼”的。因此，“夜晚”给予了男主见“女鬼”的机会，同样也给予了男主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主人公可以在月夜下和“女鬼”散步幽会，或是在电闪雷鸣的夏夜与“女鬼”告白，这些都是主人公内心涌动的情欲与冲动的表达。在“夜晚”，面对“鬼”时的“人”处于一种精神迷醉的状态，放纵、狂欢、释放情感，回归潜意识中的“本我”。这种直面内心、情绪发泄、打破秩序的状态可以让人联想到尼采的“酒神精神”，强调一种对于生命力的礼赞，这种礼赞是作者对“非理性”的原始冲动以及抛弃束缚回归原始生命状态的认定。鬼恋中除了注重营造“夜晚”的场景之外，也多次提到了“酒精”的意象，与之相伴的是主人公“醉酒”的状态。在“酒精”的刺激下，“我”又来到“女鬼”的住处与她畅饮对谈，聊以心灵上的慰藉，走向一种浑然忘我之境。主人公再一次对“女鬼”内心剖白是对现实、理性、秩序的对抗，是作为完整的“人”本能的回归与生命力的新生。尼采也不止一次地提到“酒神”是对生命的肯定，是自我主体性的张扬，“肯定生命，哪怕是在他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 我称这为酒神精神”。这种精神打破了秩序、伦理道德的限制，具有非理性的意义。但这种“非理性”没有继续延续下去，主人公很快又陷入“由鬼到人”的漩涡中，被迫重新回到“人世间”受到“理性”的束缚。在“鬼”揭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她拒绝了“人”让她重回人世的邀请，并直言她已做过最“入世”的人，历遍了这世间之后只想做一个“超脱者”与“旁观者”。在与“人”彼此剖白后，“鬼”便神秘消失了，只留下一张让主人公“好好做人”的字条，“鬼”的消失与拒绝再一次把主人公打回现实。同时，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在前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与“鬼”相处时处于精神的亢奋状态，可以暂时避开现实达到灵魂的超脱，如前文所述的“醉酒感”。但在“鬼”消失后，主人公失去了灵魂的“避风港”，又陷入现实的尘网中，唯一的情绪宣泄口已被堵塞，主人公“肉体撑不住灵魂的力量”大病了一场，患上了“忧郁症”。“人鬼殊途”意味着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与鸿沟。“忧郁症”书写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世纪 年代郁达夫笔下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是“苦闷、忧郁”的代表。郁达夫的“忧郁症”书写带有某种“世纪末”情绪，文学、疾病与现代性语境融合为一，是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退隐与新兴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所带来的精神信仰的迷失，致使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出现了迷茫、苦闷、颓废的情绪，与西方的“世纪末”思潮产生共鸣。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病态已不只是一种生理学、医学意义上的，而是被赋予了自身主体性的建构与现代性的意义。“疾病”在苏珊桑塔格那里被看作是一种“隐喻”，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譬如结核病与“病态之爱”、“罗曼蒂克”与“热情病”相关联，以“浪漫的情感爆发”为人所知的众多文学态度与色情态度都源自结核病及其隐喻变体。这种隐喻超越了作为疾病本身的本体，成为了表现主体性态度的衍生品。对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而言，患上“忧郁症”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面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们精神上“苦闷、抑郁”的外化表现。“忧郁症”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颓废”，在西方“世纪末”思潮涌动之际，“颓废主义”也在悄然盛行。郁达夫在沉沦中选择“忧郁症”，是直接受到佐藤春夫以及当时日本文坛氛围和语境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学界正值对西方颓废主义思潮的追捧阶段，一切与颓废主义相关的文学术语差不多都被当成先锋与现代的同义语。“颓废”几乎成为了现代性的一种表征，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把“颓废”视为其中之一，并对“颓徐訏鬼恋中志怪传奇叙事的现代性改造徐訏：夜，见徐訏文集（第九卷），第 页。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年版，第 页。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 页。吴晓东：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 郁达夫小说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第 期。废”概念和“颓废风格”进行了廓清。现代性和现代化密不可分，现代化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现代性的到来意味着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的扩张，驱散了宗教神学、愚昧落后思想，人类精神从前现代时期跨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颓废”情绪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期出现的阵痛感，是对生命意志与现实冲突的再认识。主人公在“女鬼”不告而别之后也陷入“颓废”的情绪中，他找不到自己灵魂的归处，沉重地病了下去，生命处于一种空虚和失重的状态。但这种“颓废”情绪又与“零余者”的“颓废”不同，它强调的不是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处于中间态的无所适从，而是对自由、超脱等非理性思想求而不得的失落感。徐訏的写作与五四时期“现代性”因素的渗透不同，他追求的“审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肯定形式，而是对现代性的超越甚至否定。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认为，现代性包括两种对立的精神，一个是肯定现代化的理性精神，一个是对现代化的批判意识，哲学、艺术等体现了这种批判意识。也就是说，徐訏的鬼恋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对现代性到来后出现的诸多规训、秩序的反抗。“鬼”对于“人”来讲是“超人世”的，他冷眼旁观人世间的变化，是被规训下的“逃逸者”。“人”向往着成为“鬼”，或者说向往不被束缚的“自由”。“人”这一角色的塑造必然有徐訏个人的色彩，世纪 年代精神和物质发生的巨变引发了徐訏独特的思考，越是“主流的”越是要进行反思。当然，如何在“主流”与“非主流”、“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寻求到一个平衡是他期望解答的问题，正如鬼恋的结尾处“人”仍在执着地等着“鬼”，但不知她何时会回来或是到哪里能寻到她，这种“不确定性”是徐訏不断向生命、命运的追问与思考。总之，徐訏鬼恋以志怪传奇叙事传达了他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独立思考，无论是对志怪传奇表现形式的现代改造，还是对文本内在思想的叙事操控，都有徐訏以文学回应时代问题的个人探索。近百年后回看徐訏的创作，其小说总会给予读者有一些新的体验和感受，这大概是现代作家被不断发现、不断阐释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责任编辑 李晓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