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保...本特征、主要途径和实现之道_张善超.pdf

教育管理2023 年第 2 期（总第 314 期）FORUM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社会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看，社会是区别于自然，由自然与人、人与人构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通常，社会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子系统：一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经济系统；二是国家、政府、阶级等的政治系统；三是宗教、哲学、观念等的文化系统。狭义的社会系统通常被认为是除政府、政党、政策等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如社区、家庭、舆论、社团、志愿者协会、慈善机构、学会、社会中介组织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这一论述详细地阐明了教育、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基础条件，国家治理与社会支持又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力量。在讨论保障和提升基础教育质量问题时，相关研究习惯性地聚焦于政府及其执行部门如何调控、学校如何改善课程与教学等。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其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础教育发展是政府和学校的事情，忽略了社会系统对教育系统的支撑与影响。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因素对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与保障作用，对社会因素支撑与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特征、保障方式的探析成为当下亟待回应的问题。在狭义社会定义视角下，本研究通过探究新时代下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特点与途径，提出发挥其功能对保障基础教育质量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系 2020 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教师教学关键能力建构及本土化培育策略研究”（编号：20YBQ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新时代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保障：基本特征、主要途径和实现之道*摘要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政府、中小学、社会是支撑基础教育运行的三大主体，也是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三种力量。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特征主要有保障主体的多元性与情境多样性、保障作用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保障过程的自觉性与离散性、保障机制的间接性与软制约、保障效应的深刻性与长期性。社会保障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有市场经济的支持与引导、民众问责与舆论监督、社会中介组织的评价与帮扶。实现社会保障作用的路径是转变治理理念，建构社会力量保障基础教育的合作监控机制；发挥“自觉性”，建构基于社会质量需求的基础教育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完善市场与利用社会中介组织，整合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力量。关键词 基础教育质量；质量保障；社会保障作者简介 张善超，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长沙410082）；徐成源，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长沙410082）张善超徐成源49DOI:10.13694/ki.ddjylt.20230327.001一、基础教育质量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对于什么是基础教育质量保障关键因素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认为，“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不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都决定于社会关系”1。由于本质与结构的不同，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不同于政治及教育因素。新时代下，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彰显以下特征。（一）社会保障主体的多元化和情境多样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2新时代，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力量主要体现为保障主体的多元化与情境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主体更加多元。相较于政治与教育因素，以及 20 世纪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因素，新时代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主体在结构与数量上更为多元。例如，相较于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政治与教育因素的单一性，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因素包括家长、社区、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公益组织、教育学会、教育理论研究组织、文化传统、国外公益性教育组织等。相较于 20 世纪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家长与关爱少年儿童组织，新时代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因素包括网络媒体、义工、专家论坛、教育咨询与技术服务公司、第三方性质的教育研究院等。二是影响主体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情境的多样化。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情境的多样性体现为，不同社会因素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情境不同和同一社会因素可在多种情境下保障基础教育质量。例如，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被中小学列为学校课程图谱，也可被用作课后服务资源、开展德育活动等3。（二）社会保障作用的积极性与消极性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当同一性居于主导地位时，矛盾会呈现一种和谐状态；而当对立性起主导作用时，对立面之间互相抵触，互相冲撞4。在基础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作用也存在相互促进与相互对抗两个方面，即积极性与消极性。当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起到维护、促进、提高的作用时，它们对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当社会在保障基础教育质量过程中扮演阻力角色时，其就会产生消极效应。而决定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作用呈积极或是消极作用的关键性条件则是两者是否具有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追求。如果社会同基础教育的目标、价值追求一致，那么其就会积极促进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反之，则会阻碍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例如，当新闻媒体秉承实事求是与教育即育人的理念去发掘并报道中小学课程教育中的问题，引发政府或学校关注时，其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如果他们为博取民众眼球、赚取点击率而发表一些不当言论，就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因为当这些言论一旦在社会上形成不良的教育舆情时，就会妨碍基础教育的有序运行，进而导致基础教育质量失范。如在新高考改革过程中，有舆论就宣传选课选考就是让学生选择同科“考伴”较弱的科目5，结果引发学生功利性选课和高中教学秩序混乱。（三）社会保障过程的自觉性和离散性相较于政府自上而下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方式，社会因素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凸显自觉性与离散性。其一，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凸显自觉性。自觉是指个体遵从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的理性，自我统一6。新时代以来，由于基础教育对人终身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生家长会主动关心政府发起的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中高考改革等。另外，为了更好地推动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他们甚至会利用自身优势与资源主动参与到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如广大志愿者、家长、文化人士、慈善人士等社会力量自主开展民间研学，让四川成都青羊区的一些学生浸润在真实的生活之中，解决了学校教学的同质化问题，突破了育人时空羁绊7。其二，社会因素保障基础教育质量具有离散性。相较于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整合性与计划性，社会因素保障基础教育质量则体现出离散性。这种离散性表现为目的的离散性与保障力量的离散性。所谓目的的离散性是指不同社会因素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多是出于个体50“私利”。例如，家长多是基于自己孩子发展需要向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提出课程和教学的优化建议。新闻媒体多是关注有“卖点”的中小学“丑闻”。而社会保障力量的离散性是指由于不同目的与自身结构功能的差异使得社会影响力难以以系统的、整合的形式发挥效用。这种离散性表现为其对基础教育质量影响力的碎片化与影响时间的碎片化。（四）社会保障机制的间接性与软制约影响机制可以被解释为系统内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相互关系8。具体到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而言，其影响机制主要是指社会因素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及中小学为保障基础教育质量而展开的互动关系。相较于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领导，社会因素并没有被赋予直接参与管理基础教育的权利。因此，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并不是直接的、强制的，而是具有间接性与软制约的特点。所谓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间接性是指其主要依靠舆论、价值观、合作平台等引导与渗透的方式来保障基础教育质量。例如，专家、社会工作者、家长等社会因素通过合肥市望湖小学建构的“132”家校社合作平台，以教育资源供给者与智库等方式参与学校课程、教学、学生管理等实践9。又如，知识取向的教育观并不会直接降低课堂教学质量，而是通过影响教师的教学观念，令其采用“满堂讲、满堂问”、教学目标应试化等10方式降低教学质量。相对于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强制性而言，社会的软制约是指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政府或者中小学可以选择全部接受、部分接受或者拒绝社会对中小学课程与教学的影响，又或是现在接受将来拒绝其影响，抑或是现在拒绝而将来接受其影响。（五）影响效应的深刻性与长期性教育具有社会限制性，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与方法、规模与速度等无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制约11。进言之，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的影响效应具有深刻性与长期性。一是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的影响具有深刻性。随着社会各界对基础教育重要性认识的普遍提升，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由原来的仅关注课堂教学方式与学生考试成绩，上升到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中小学课堂教学、课程体系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制度完善等方面。二是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社会，特别是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是长期的。从经济因素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这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例如，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的生均经费投入逐年提升、智能化教学设备的配备等都源自 GDP 上升。从文化价值观念来看，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是维护社会关系的纽带。它对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例如，公平公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影响下，党和国家坚持全国基础教育发展提质一盘棋，先后实现了全国性的扫盲、普九、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目标。在这一价值观念驱动下，国家将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将实现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新时代重要任务之一。二、基础教育质量社会保障的主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1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3。由此观之，新时代社会保障必然通过市场经济、民众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智力支持三条途径为基础教育质量提供保障。（一）市场经济的支持与引导经典经济学认为，每个人都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也正因此，市场经济能通过资金投入、用人条件与薪酬回报等方式诱导人们的行为朝着其预设的方面运行。市场经济暗含和确定了质量标准，而主要通过竞争体现出来的市场标准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践标准”14。市场经济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作用主要通过资金市场、人51才市场等予以实现。其一，资金投入，从整体上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资金市场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一是投资中小学办学。市场经济主体或组织通过募捐、捐赠、资助等方式向母校、贫困中小学、希望工程等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聘请高水平教师等，进而实现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提升。二是开办中小学，提升优质教育供给。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与经济发展要求，有资金实力的企业可开办中小学。他们结合自身独特文化与管理理念积极创新课程体系、课堂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不断丰富中小学课程与教学创新性实践经验。企业投资办学不仅从整体上提升了基础教育质量，满足学生多元化的上学诉求，而且其某些创新性的办学理念、课程与教学体系、管理制度等为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借鉴。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刘林指出，“十八大以来，民办学校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办学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创造创新提高了办学实力和社会贡献能力，而且为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成为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促进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15。其二，制定用人标准，引导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民众重视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能够实现人在社会阶层、科层结构中做纵向提升，包括职务、薪酬，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与家庭幸福16。也正因此，上高质量的中小学就有希望上一流大学，读了一流大学就有好的工作与丰厚回报的功利逻辑深深地扎根于民众内心。新时代，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用人单位日益提高用人的学历要求，并给予高额薪酬。例如，2019 年华为启动天才少年计划以 210 万年薪聘请博士毕业生张霁。又如，近年深圳中学以巨资招聘数十名国外知名院校与清北硕士、博士从事基础教育。正是人才市场对高学历人才的重视与民众对接受高质量学校教育的诉求倒逼政府、中小学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改革，进而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二）民众问责与舆论监督公共服务质量发展本质上寻求的是公共服务供给标准改善的实然状态，与民众对公共服务质量期望的满足及其满意度提升的应然状态相统一17。因此，民众参与历来被视为公共服务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其中，民众基于服务质量的问责与舆论监督则构成了其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其一，民众问责促进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新时代以来，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相关督导、监测、问责中小学办学的办法。为了提升家长的教育度和满意度，相关部门和中小学还搭建了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平台，如家长信访室、微信互动平台、学校家长委员会、班级家长委员会等。因而在参与过程中，家长一方面根据政府出台的相关中小学提升教学质量办法，向教育局反映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质量问题，来保障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则通过学校家长委员会就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问题向学校相关负责人问责，并督促其在一定期限内予以整改。例如，为落实“双减”政策，青海省出台 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建构协同家长监管平台、教育质量评价监测体系与问责机制，方便群众对中小学落实优质课后服务监督与问责，提高课后服务水平18。可以说，民众参与问责能够有效地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其二，民众舆论督促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多源流理论指出，从舆论到政策的形成一是社会舆论能够引起社会及政府的关注过程；二是政策共同体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1982；三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民众情绪、舆论压力）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汇合在一起开启“政策之窗”1983。舆论又称公意、民意。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最广大民众对某一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意愿。在基础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民众舆论扮演着教育质量的晴雨表。它表达了时代的诉求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通过报刊、网络等信息媒介，把民众对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自身诉求与改进意见反映出来，并传52播开来。这些问题一旦形成热门话题、教育舆情，就会对政府相关部门、中小学形成一种压力。在此压力下，政府相关部门、中小学采取合理措施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进而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例如，2022 年的教材插图事件就是民众首先通过网络媒介指出插图问题，然后经网络媒介的传播形成了舆情，最后相关行政部门根据舆情，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处罚，并出台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提升中小学教材质量。（三）社会中介组织的评价与帮扶在西方，有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被称为“中介团体”“缓冲组织”或者“减压阀”20，其在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社会因素中也存在一些对基础教育质量有重要影响的中介组织，他们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主要方式是理论指导与评估以及资源支持。其一，发挥教育质量理论指导与评估作用，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中介组织对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的手段主要是理论指导与评估。就理论指导而言，中介组织（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端学者论坛等）根据国家战略发展、中小学课程与教学的问题与挑战等开展研究。他们将研究成果以资政报告、论文、著作、论坛等方式传送给教育行政部门或中小学，进而帮助其提升教育质量。调研与评估是中介组织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又一重要手段。他们往往受政府资助和委托，通过实地调查，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对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定。然后，将中小学课程教学和学生培养质量评估结果及完善建议提供给政府，从而为政府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提供专业支持。例如，湖南省教育厅于2022 年 9 月委托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评价中心专家对全省教育评价改革实验中小学学校进行地毯式调研。通过调研，调研组向湖南省教育厅反馈了实验中小学教师评价改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等取得的成效，同时也反馈了其存在的问题和优化建议，推动了湖南基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1。其二，提供教育资源，保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人就是摆脱了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束缚或奴役的、各方面充分发展而又有独创性的、独立、自由的个人22。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优质基础教育必然是以充足的教育资源等为保障条件。社会中介组织中的某些团体，如社区志愿者、行业团体、教育服务机构等，可以通过给中小学捐赠教育用品、提供志愿服务和有偿服务等方式来保障基础教育质量。例如，为了解决课后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咸阳市退休教师、有特长的学生家长和其他专业人员等积极走进校园，开展志愿服务，充实课后服务力量23。三、基础教育质量社会保障的实现路径就保障与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针对学校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不健全、政府管理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推进教育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24。政府和中小学只有基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保障教育质量的基本特征、途径，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机制等，引导、整合社会力量，才能确保其最大程度上发挥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积极效应。（一）转变治理理念，建构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合作监控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25。进言之，政府转变治理理念，打造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基础教育发展的良好局面，是实现社会保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一，政府要转变治理理念，赋权社会力量参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26。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监督者，政府如果凡事亲力亲为，必然导致社会力量难以走进基础教育发展场域发挥其积极力量。因此，政府要从凡事亲力亲为的管理者向善于抓53“牛鼻子”的领导者转变，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制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政策与法规上，赋予社会力量参与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权利。例如，针对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存在合力弱化的问题，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自觉转变观念，建构“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依托”的协同育人模式，赋予家长、社区、爱国教育基地等参与中小学课程开发、课程实施以及“双减”落实等权利，进而保障康巴什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27。其二，疏通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渠道，建构合作监控机制。治理现代化旨在建立一个共同参与建设、治理和分享的国家、人民以及社会组织的共同体，其目的在于共同治理、共享利益以及共生发展28。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只有建构基础教育合作监控机制，疏通社会力量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渠道，才能确保社会力量有效发挥其保障作用。首先，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2021 年修订版）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 等基础教育质量重要文件建构基础教育质量标准。其次，基于制定好的基础教育质量标准和不同社会因素对基础教育质量的关注点，研制并细化民用版的基础教育质量标准，向社会公布以方便其监控基础教育质量。然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部门官网、主流信息媒介等搭建协同监控平台，实现双方就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信息的共享与交流。最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技术、专家分析等整理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评价信息，并找出影响基础教育质量的问题。根据反映出的问题，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可采取措施予以纾解，进而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二）发挥“自觉性”，建构以社会需求为原则的基础教育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自主是基于对事物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采取合适的措施改造主客观世界。中小学自主培育能力是指基于学生发展和课程教学的基本规律，结合政策与自身实际，中小学能够自觉创造、利用各种资源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的能力。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离不开中小学自主培养能力的发挥。其一，树立“主体自觉性”，正视社会保障力量的价值。自主培育能力强调“主体自觉性”。主体自觉性则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思维意识去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29。由于近年来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诉求日益增多且关注度日趋加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生家长必然会基于自己的“教育哲学”对学校课程教学提出各种要求与建议。在社会高度关注与众多诉求下，中小学不免将参与学校教育的社会力量视为洪水猛兽，对其敬而远之，结果导致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社会力量很难真正参与到学校教育教学中。因而，中小学应发挥主体自觉性，即一方面正视社会因素保障学校教育质量的价值，另一方面要积极探寻社会保障学校课程教学质量的规律。在正确认识其价值与掌握其保障教育质量的规律后，中小学要敢于正视社会的各项诉求，积极与其互动，运用其力量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其二，建构以社会需求为原则的基础教育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目的在于持续提升中小学课程教学质量，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基础教育的期盼。因此，中小学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措施与策略都应是满足社会对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诉求的手段。基于此，通过建构以社会质量需求为基准的基础教育质量持续改进机制，中小学既可以借助社会力量提升自身教育质量，又可以借此提升社会对学校教育质量的满意度。建构基于社会质量需求的质量持续改进机制，中小学可从以下两点着手：一是增强社会质量需求同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关联度。通过相关数据分析、社会调查，中小学厘清所在地区民众对学校课程教学质量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保障教育质量的基本原则和持续改进的重要依据。二是提高社会对学校课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参与度与贡献度。中小学应建立社会参与学校课程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的合作机制与质量改进效果反馈机制。例如，中小学应首先发动家长会、家长委员会收集家长对作业、课后服务的质量要求，并根据“双减”政策和家长要求制定学校实施课后54服务、作业设计的质量标准。然后通过家长委员会调动家长参与到学校课后服务、作业设计中。在这一过程中，学校还要注重和家长进行互动、沟通，按照课后服务、作业设计的质量标准，收集其对学校课后服务与作业质量的看法。最后，对家长集中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反馈给家长，进而提升其对课后服务与作业质量的满意度。（三）完善市场与利用社会中介组织，整合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质量力量整体治理理论认为，整合机制是整体治理的核心机制，是击破执行碎片化的重要途径30。社会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且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保障具有离散性与消极性，因而通过完善市场与利用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将分散的社会力量进行聚合，进而实现社会力量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效能最大化。其一，完善市场，引导社会因素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社会系统主要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构成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现象，而上层建筑则是第二性的现象31，它决定了政治和文化意识子系统的性质。可以说，它不仅从根本上制约基础教育质量，而且还是能够有效聚合、引导社会力量的中心点。因而政府只要抓住完善市场经济这个“牛鼻子”，就可以进一步引导社会发挥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正向功能。完善市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培育；二是引导。一方面，要培育市场。目前，作为影响教育的人才市场、资金市场在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某些企事业单位以毕业于“双一流”高校作为用人的标准激发家长焦虑。而在焦虑感的逼迫下，家长往往逼迫学校实施应试教育。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评价改革，破除企事业单位“唯学历、唯名校”的用人、升职观念，进而为基础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引导规范教育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32。实际上，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的逐利本性，因此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立法、税收等手段规范、监督人才市场、私立学校等运行，进而规避因其逐利性行为而破坏基础教育良性发展的风险。其二，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整合引导作用。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通常有个别化与组织化两种。相较于个别化的方式而言，组织化的方式更能集中，更为有力。组织化的社会中介组织，如教育学会、教育协会、教育研究院、基金会等，是对各种零散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引导的有效形式。这些组织既不是政府机关，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它们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聚合不同阶层的力量关注中小学发展，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智力支持。政府或者中小学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协同社会中介组织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政府和中小学利用社会组织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予以实现：一是通过招标或签订合同的形式，与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社会中介组织形成基础教育质量保障共同体；二是颁布相关政策鼓励社会中介组织自主参与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例如，各地区的基础教育学会不仅仅是联合本地中小学的桥梁，还是广泛联系中小学与社会的纽带，它能够将不同的社会力量（如高校理论工作者、教育志愿者等）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引导。因而政府可与其建立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关系，发挥其整合引导多元社会力量的功能，为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提供智力支持。参考文献：1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J.哲学研究，2003（8）：16-22.2梁昱娟.全社会共同支持教育优先发展N.中国教育报，2022-11-14（1）.3胡茜茹，汪瑞林.整合利用资源提高育人水平N.中国教育报，2022-11-18（1）.4李锦坤，张景荣.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构建和谐社会J.天津社会科学，2007（1）：4-7.5张善超，李宝庆.信息不对称理论视域下新高考改革的困境及突破J.大学教育科学，2021（4）：70-77.6董守生.论学生的自主性及其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19.7孙克坚.巧借社会力量推动孩子多元成长N.中国教育报，2022-10-25（2）.8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J社会学研究，2020（2）：1-24.559胡冬梅.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特色路径N.中国教育报，2022-11-27（4）.10蒋立兵，王依然.“双减”政策落地的实然现状、矛盾冲突和治理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2（6）：10-18.11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第七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51，63.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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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e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forces guaranteeing the basiceducation quality are the pluralism of the influence subject and the diversity of means,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of influence,initiative and discreteness effects of influence,indirect and soft constraints of influence mechanism，the depth and long-term nature of the effect.The society assurance is realized by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marketeconomy,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evaluation and assistance of social intermediaryorganizations.The path to realize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are following:changing the idea of governance and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forces to guarantee basic education;taking initiative and constructing the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based on social quality demand;perfecting themarket and the using of soci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to integrate the social security basic education qualityforce.Keywords: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quality assurance，society assuranceAuthors:ZhangShanchao，XuChengyuan，Hunan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责任编辑：高娟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