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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枫桥经验”对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_胡蓉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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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经验 边疆 地区 乡村 治理 启示 胡蓉蓉
乡村振兴-150-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1 期(总第 559 期)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部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枫桥经验”从地方治理经验上升为中国之治的基层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为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1。本文基于边疆地区乡村的考察,发现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以“枫桥经验”为切入点,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实现“乡村善治”建言献策。1“枫桥经验”的精神内涵及重要意义1.1“枫桥经验”的精神内涵1.1.1 以人为本与民主法治的结合“枫桥经验”作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范例,既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必须坚持和发扬的“智慧方案”,也是党带领人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成功实践。“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于其能够充分激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参与意识,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制度规范和制度运行,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2。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倾听民意、引导民意,选出群众信任、为群众办事的基层干部;通过乡贤议事提高群众参政议事的积极性;通过政务公开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枫桥经验”在充分发挥群众创造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经验的总结,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最终上升为制度建设,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展现了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1.1.2 政府管理与居(村)民自治的结合“枫桥经验”重视基层治理过程中居(村)民自治的作用,将社会治理中的风俗习惯、村规民约、伦理道德、礼治秩序等“软法”与政府管理的“硬法”相结合,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单向管控向互动合作转变,使民间力量和自治主体迅速崛起,让基层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和矛盾。“枫桥经验”充分彰显了政府管理与居(村)民自治结合的重要性,既重视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鼓励其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制度和规则,同时,政府也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引导和监督,实现居(村)民自治 3。新时代背景下政府管理与居(村)民自治结合的精神内涵,成为“枫桥经验”发展的强大力量。1.1.3 尊重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结合“枫桥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发挥“人情”和“感情”的力量,鼓励干部带着感情干工作,以理服人,说服教育,用身边的规矩办身边的事,使感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润滑剂,促进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和为贵”的社会风俗。“枫桥经验”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注重和谐社会的建立,强调包容、仁爱、和谐、平等等元素,强调依靠群众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这种社会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是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升华,既是群众智慧的凝结,更是尊重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结合。1.2 借鉴“枫桥经验”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意义纵观“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帮扶改造失足青年,还是为“四类分子”摘帽,亦或进行“放管服”改革、“网格化管理”等都是将汇集群众智慧的经验做法付诸实践,其创新和发展都体现了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关心和对人际关系的改新时代“枫桥经验”对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胡蓉蓉(新疆警察学院治安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13)摘要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治理有效”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命题。基于边疆地区乡村的考察,乡村治理中面临为民服务的意识有待加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乏力、村干部队伍素质有待提升、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不健全等困境。为更好地将“枫桥经验”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枫桥经验”为切入点,提出以民为本,树立乡村治理新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加强队伍管理,提升乡村治理力量;构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等建议,以期为实现“乡村善治”建言献策。关键词 枫桥经验;乡村治理;治理效能;边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 C95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23-02-03 基金项目 2022 年自治区社科联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依法治疆背景下提升新疆基层治理效能研究(2022ZJFLY03);2021 年新疆法学会课题新疆基层社会治理蓝皮书(FXH2021W09)。作者简介 胡蓉蓉(1987),女,甘肃酒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治安学,基层治理。乡村振兴-151-善 4。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借鉴“枫桥经验”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群众自治”“创新发展”等精神内涵,可以有效解决村委会自治能力薄弱、基层治理主体单一、乡贤精英模范作用不突出等问题。新时期的“枫桥经验”为促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对夯实乡村基层政权,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2 提升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效能面临的困境边疆乡村地区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加之高层次人才聚集和成长的平台不够丰富,汇聚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各项治理措施与发达省市存在较大差距,重要的区位优势与治理能力的滞后已影响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为进一步研究以X市W村为例,阐述边疆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X市W村总面积6 km2,耕地面积313.93 hm2,林地面积106.67 hm2,林粮间作面积93.33 hm2,人均耕地面积0.15 hm2,主要以小麦、棉花、核桃、红枣种植为主。全村农村人口486户2 005人,拥有小学学历的村民占48.8%,初中学历的占38.6,高中以上学历的占12.6%。全村下辖4个村民小组,共有村干部10人,村干部中大专及以上学历6人。目前,X市W村积极探索和推进乡村治理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纠纷化解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2.1“为民服务”的意识有待加强边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乡村治理工作不仅是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工作,更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工作。调研中发现,X市W村部分干部在管理过程中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有待提升,有的干部缺少群众工作经验,沟通方式上以“管理者”自居,不善于与群众沟通已成为个别干部的“硬伤”;有的干部工作责任心较重,但注重按上级指示完成工作任务,将重心放在层层传达会议精神及工作部署上,专注于各类考核指标及督导检查,忽视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乡村治理仅依靠行政指令和层层传导压力是不够,必须转变观念,寓服务于管理,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才能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4。2.2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乏力X市W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包含乡党委、村两委、村警、社会力量(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一方面,由于W村村民缺少自治意识、村委会自治能力薄弱、村级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情况,导致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W村部分村民受文化素质的限制,参与村务活动的意愿不强,非决策性参与居多,习惯于被指挥、被要求的管理模式,把接受管理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认为乡村治理也是政府的事情,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渠道和平台有限,导致未真正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另一方面,W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由于村级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整体规模、治理能力、社会影响力等因素,产生了政府治理任务重、乡村自治功能欠缺、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2.3 村干部队伍素质有待提升乡村治理工作复杂,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疫情防控、乡村振兴、平安建设等任务较重,村干部普遍存在学历层次不高、从业标准低、流动性大、专业知识不扎实等问题,低廉的收入和高强的工作压力使岗位的吸引力不强。首先,部分干部没有把这份工作当作终生奋斗的目标去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其次,新招录的村干部入职后接受简单的培训就上岗工作,新人都是在工作中熟悉流程及方法。学历较高的人往往把乡村工作作为跳板,有合适的岗位就选择辞职,管理岗位留不住高素质人才,村级干部的流动性较大,影响了工作效率。再次,调研中发现村干部的身份属性较为复杂,既有体制之内的公务员、事业编、下沉干部,又有合同制的协管员,待遇不同,管理多头,忙闲不均,难以形成成熟的固定工作模式。2.4 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不健全W村为化解村级矛盾纠纷做了很多工作,设置了专门的“人民调解室”,成立了“妇女议事会”“和事佬”“闲事婆”等调解组织,也配备了相应的专职及兼职人民调解员,但村级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致使一些矛盾纠纷未得到妥善化解。部分纠纷处在萌芽状态时,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群众工作能力有待提升,可能导致处置不得力等情况。部分干部报喜不报忧,本着“小事不报告、大事摆平再报告”的想法,可等事情解决不了再报告的时候,就失去了化解矛盾在萌芽状态的机会。还有部分干部面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侥幸过关、回避矛盾的心态,最终导致矛盾激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政绩评价、干部考核机制有一定的关系,更隐含着村级矛盾纠纷化解排查体系的不健全,对新兴领域、网络空间和特殊群体的利益关注不到,造成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被动性。3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3.1 以民为本,树立乡村治理新理念基层治理之所以存在“官本位”“唯上不唯胡蓉蓉:新时代“枫桥经验”对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乡村振兴-152-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1 期(总第 559 期)下”等情况,认识的偏差、观念的滞后是根本性原因,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就必须摒弃旧的观念,守正创新才能发展振兴。首先,树立善治共赢的理念。良法善治既是“枫桥经验”的价值追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支撑 5。乡村治理应该树立善治共赢的工作理念,发挥乡贤优势,完善土规定,用好土办法,以“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不断改进工作理念和方法,以社会各界共同的工作目标和价值追求为引领,才能真正发挥党领导下良法善治的宏伟力量。其次,坚持“主动有为”的理念。面对当前存在的各类问题,以“主动有为”的担当精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应以积极有为的态度,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问题要主动履职尽责;不属于职责范围的问题,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发挥自身优势出言献策,做到参谋协调在前,协助化解在前。只有切实以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为标准,才能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护,乡村治理工作才能更扎实。3.2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是不断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应统筹好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发扬“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结合”的工作方针,鼓励村民参与。可以组织动员村中信誉好、威望高,有管理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等形成“乡贤精英”,担任法律宣传员、治安信息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形成群防群治工作模式,利用余热化解社会矛盾;也可以利用村中的村医、教师、返乡大学生等组建“线上社群”,为村民提供商品代理、线上诊疗、技术咨询等。其次,培育社会组织,善于发现村中热心公益事业、愿意奉献自己力量的志愿者、群团组织、企业,通过组织的力量将个体力量汇聚成一种集体力量,并根据自身队伍特色,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到乡村志愿活动中,让志愿服务者有空间发挥作用。再次,积极拓展从事社会管理市场组织的发展空间,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投入到乡村治安服务的供给中,形成发展有序的服务产业。如创建“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物业公司”的新模式,有效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的同时推动村集体经济与农民收入双增长;成立“青少年兴趣课堂”“集中养老服务中心”等阵地,加强对农村留守群体的关爱服务。3.3 加强队伍管理,提升乡村治理力量践行“枫桥经验”必须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保证,围绕“有能力干实事”是践行“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力量的基础。第一,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工作热情。对村级干部的工作实绩设置量化考核的标准,颁发专门的考核办法,纳入年度综合考核指标体系,落实周通报、月抽查等制度。对治安问题突出的乡镇进行约谈、黄牌警告,对出现较为严重问题的领导干部跟进问责,通过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不断推动工作成效。第二,完善多元化培训模式,提升业务技能。对干部实行自学、集训、轮训的多元化培训模式。建立“岗前必训、每年轮训、岗位练兵”制度,采取点对点、短平快等培训模式,定期举办基本技能培训、情报信息员培训、群众工作能力提升等项目,以多元化培训模式扩展村干部的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升干部的业务技能。3.4 构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第一,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指引下,整合社会调解力量,建立多方联动纠纷调解机制。以村级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形成“网格员首接调解、乡村组织调解、法律政策服务队志愿调解、公调对接多元调解”的四大调解模式 6。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乡镇村委会、乡贤精英、村警等基本单元和基层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真正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及时“化纷解争”。第二,推动干部下沉,建立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点制度。落实“早派工、晚研判”的工作方法,及时研判问题,及早调解矛盾纠纷,推动群众工作由“事后救火”向“事前防火”转变。建立入户释法、领导包联、信访例会等工作制度,使群众矛盾纠纷调解处工作常态化。此外,统筹乡镇基层干部、驻村工作队等各方力量,开展“民声大走访、矛盾大调处、隐患大整治”活动,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区的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机制。从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入手,建立销账清单,有计划、分步骤地解决群众困难诉求,以工作实效取信于民、赢得群众。第三,畅通民意渠道,扩大政务公开,建立人民群众依法维权机制,引导村民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首先,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中的权威地位,防止处于矛盾尖锐状态的群众以极端的方式处理问题。其次,深入开展法治宣传,立足“法律服务指引、困难群众维权、法律服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的职责定位,广泛利用微博、抖音、微信、快手等媒体,定期发送与村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实时宣传法律援助民生(下转第222页)收入消费-222-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1 期(总第 559 期)含量;同时构建现代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第一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其次,提升农产品加工转换率,延长乡村产业链,促进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并结合乡土特色,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特”的格局,提高农业价值增值率,同时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乡村产业效益;最后,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积极参加和举办特色农产品展会,使吉林省的地域特色走出去、传出去,打造特色“吉字号”招牌,使特色农产品实现价值增值,加速实现吉林省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4.3 活血式帮扶:建立消费帮扶本土人才队伍吉林省在实施活血式帮扶时,应建立消费帮扶的本土人才队伍,提高本土人才在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专业能力。首先,在农产品生产领域完善农村培训教育体系,横向上建立起以农广校为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科研院校、农民合作社等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的教育培训体系,并调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省内高等院校资源,建设一批综合服务能力强的培训基地、实训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 14。其次,培养乡村物流人才,加强与吉林省高校的合作,对消费帮扶物流工作人员开展适时培训,培养一批兼备经营管理能力、现代技术等素养的高素质物流专业人才 15。最后,培养本土电商人才,通过开设农村电商培训班等形式,提高农户在农村创业理论、短视频制作与编辑、网络直播内容策划及运营方面的能力,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提供本土人才支撑。参考文献1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7):5-11.2 周海玲.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建设研究J.理论探讨,2022(4):100-104.3 吉林省人民政府.2023年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EB/OL.http:/ 吉林日报.2022年吉林省经济民生重点领域多项数据出炉EB/OL.https:/ 余文雅.吉林省预防农村脱贫居民返贫问题研究D.长春:长春工业大学,2022.6 吉林省人民政府.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综述EB/OL.http:/ 澎湃新闻.新华独家|吉林省外贸再创新高开放能级持续提升EB/OL.https:/ 光明网.吉林省扶贫产品展示展销会暨消费扶贫专柜专区启动EB/OL.https:/ 中国吉林网.吉林省: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EB/OL.https:/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长春大地,乡村振兴热潮奔涌EB/OL.http:/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N.吉林农村报,2022-05-12(2).12 田 峰.吉林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1.13 郭文慧.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0.14 孙葆春.吉林省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20(3):122-128.(上接第152页)工程,让村民第一时间了解法律动态。再次,通过“一村一法律顾问”的建设工作,组建村级法律服务微信群,当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直接在微信群获取帮助。4 小结乡村治理没有终点,良法善治也没有统一范式,打造“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更是推动乡村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新时代“枫桥经验”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为乡村善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因此,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依靠群众的力量因地制宜,乡村治理定会再上新的台阶。参考文献1 张文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J.法商研究,2020,37(2):3-17.2 宗成峰,朱启臻.“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1-8.3 李丽娜.“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报,2019(1):13-16.4 燕连福,程 诚.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3):95-103.5 覃鑫渊.“枫桥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1):51-59,126-127.6 王斌通.乡贤调解:创新“枫桥经验”的传统文化资源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2):35-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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