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章草复兴及对当下书法创作的启示——以沈曾植和王世镗为中心.pdf

中国书画创作笔谭CHINESEPAINTING&CALLIGRAPHY20世纪章草复兴及对当下书法创作的启示以沈曾植和王世镗为中心丛薇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政治体制的变革与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造就一种新与旧交融，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新知并存的独特文化图景。在这充满变化的一百年中，书法艺术既有对碑学的延续，也有帖学的复兴，更有经历过断裂与重塑之后，对于碑帖融合的探索与思考。此一时期的书坛可谓百态并生，书史前所未有之“碑学”余威尚存，传统“帖学”自清中后期式微之后，正再次萌发出深厚的历史动能。敦煌遗书、楼兰残纸、竹木简牌等早期书迹的现世，照相印刷技术的成熟应用，无不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信号一一这是一个酝酿着剧变与重生的时代，是一个即将翻开书史新篇章的时代。一、章草的名实诸说与兴盛之期章草得名，古时就已莫衷一是。这些意见归纳开来大略有以下数说：一、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有此体，故名；二、汉章帝时，因杜度善草，章帝爱之，命以草书上奏，因所书为奏章，故名；三、因汉章帝所创，故名；四、由于传秘书教小学之“章程书”用此体，故名。关于章草名实的具体阐释，则有时代之异。唐张怀璀云“章草即隶书之捷”，认为由隶书快写而有章草。宋黄伯思说“凡草书分波折者名章草”，指出章草的点画具有隶书典型的波折特征。这两种诠释从书体的产生和特征两方面对章草做了整体性的描述。相比而言，清代刘熙载在书概中的解释则显得更为具体，并且关注了风格意态之间的差异这一书法审美问题。他将章草分为两类：“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乎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另上表亦作草书，是则用章，实则草也。”在书体演变的漫长历史中，章草保留了隶书典型的波挑用笔，章法上字字独立，但点画间的连带与承接，以及气韵的流贯，已经开启了今草的先声。因此，一方面,章草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中间字体，在由隶到草的字体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其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书体特征并不如真、草、隶、篆诸书体一般鲜明。章草之所以为“古体”，因其出现较早、成熟较早，且章草成熟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字形结构相当稳定。虽然孙过庭从风格上将其分为“史游之章草”和“杜度之章草”，但作为划分的依据，他也仅从归于“隶”或“草”的字体特征上判别而已。这既说明作为一种字体的章草根基于“隶”“草”，也说明了其自身风格变化与辨识度无多。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章草在其产生后的千年之间，除了元明小有成就，在2 0 世纪的章草复兴之前，隐没于书史如此之久！章草的兴盛之期，一为魏晋，书体兼备，书法全面自觉之时。而后沉寂久矣，隋虽有出师颂，但书出于谁尚不能知，湟论其余。唐代楷书彪炳史册，篆、隶、行诸体也都有建树，唯独章草潼没无闻。直到元明，在赵子昂复古之风和有明尚奇的心态影响之下，章草才有了文人化的书写实践。明祝枝山曾说：“章草宜有古意，乃佳。下笔要重，亦如真书，点画明净。有墙壁、有间架，学者当以索靖、张芝、皇象、韦诞、月仪、八月帖、急就章为模范也。”这可以视为传统书学模式下，文人对“章草”的审美，强调“古”意。经历过碑学大潮的洗礼，对碑、帖关系的冷静思考渐成时代主题。彼时书家需要一块尚畅沈曾植学为通人，书法博涉诸家，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其弟子王常曾简要勾勒说：“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子间画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对于沈曾植去的书法，他的另一位门生金蓉镜也有极高的评4价：“即以八法言之，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自伯英、季度、稿隶、丛冢吉石、无不入其奥。馆有清三百年中，无与比偶，刘文清且不论、即完白、媛叟为蝶扁书,驰骤南北、雄跨艺苑，亦当俯首。晚年应接品流、长大卷，流而益雄。散落海上，如次仲一嗣，山川为之低昂，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忆沈寐叟师）沈氏的章草书风成熟于晚年，是衰年变法的成果。其书书风果敢恣肆、浑朴泼辣，将宋元时代文人章草女好所寄寓的古典雍容的情味，以碑派笔法化裁改造，为其后章草书法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王世镗稿决集字拓片（局部）具开拓空间，能施之于创造的土地，但传统的书体都已载满了历史的装点，只有章草发端于汉魏，又在而后的近千年间少有人工的雕饰。章草一体，就在2 0 世纪初，因缘际会之下，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复兴。二、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沈曾植与碑派章草先声沈曾植（1 8 5 0 1 9 2 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盒，晚号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禅、翁、姚埭老民、乙、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睡翁、东轩支离叟等。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书画家。光绪六年（1 8 8 0)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司。沈曾植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尤精通史学、佛学与边疆地理之学，被誉为“中国大儒”，在清末文化界影响甚巨，并以“硕学通儒”董声中外。与同期的其他书家一样，沈曾植的书法根底于帖学，后在碑派大家包世臣、张裕钊的书风影响下转而师碑，有着由碑入帖的书风转。不同的是，沈曾植在碑学实践中，广收博取，参法倪元璐与黄道周，又上追钟、索靖，最后熔碑帖于一炉，创造了独具特色章草书风，在2 0 世纪早期书坛成宗师巨擎。借古开今并非寻常易事，沈氏于章草潼没数百120年后发幽探奥，既有他个人的天赋力学，也有时势造就。前人所未见的流沙坠简、敦煌遗书、竹木简牌等早期书迹的出土，冲击此际书法家的书史、书体、书风的认知，这种地不爱宝、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是前辈书家所未能梦见的。王常回忆师教时说：“窃谓先师之治书学，上自甲骨、钟鼎、竹简、陶器，凡有文字者，无不肆习，余尝见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皆此类也。”可见沈氏力学之外，眼界之广，所涉早期书迹之多样。尤其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1 9 2 1 一1 9 2 2），沈曾植的章草书法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点画反转腾挪，内含骨力，外显开张，通篇精神饱满、意态活脱，笔墨变化丰富，章草书写性得到了极大开掘和发展。章草一体，在沈曾植手中被注入了新的灵魂，在2 0 世纪碑学余绪尚存，碑帖合流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背景之下，再次走入书法史的舞台中央，在这距离我们最近的一百年中，大放异彩。三、汉章雅命令重颁：王世镗的“翼体”章草王世（1 8 6 8 一1 9 3 3），字鲁生，号积铁子，积铁老人。生于天津，幼年好学，博通经史，尤精天文算学，学问识见为同侨之冠。后来在强弩之末的科举考试中，因其天算甚详，被疑为新党而遭到打压，从此绝意仕进，专注于新学，与“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过往甚密。戊戌之变以后，王世镗久居汉中，以校碑读书为乐。其书法以章草见长，奇崛质朴，古意益然，从宝子碑中化出而别有余韵。他曾自述其书法要义：“今欲速，速贵能留，留则罕失；章欲缓，缓贵能走，走则不滞。今收笔故抑，抑便就下；章收笔故扬，扬便截上；用意不同，取势自异。”历来书家习章草者，多从月仪急就章取养分，稍加变通而成自家面目。取碑法入章草者，一是前文所及的沈曾植，而后就是王世镗。沈曾植虽以碑法写章草，但为了笔势流贯、行气贯通，仍不免融入帖法。王世镗则不然，他以宝子碑为筑基，纯以奇崛生涩为之，落笔沉实，神完气足，笔力浑厚，在气格上，实在是高出同侨许多。他的章草古质天然、格调高迈，又与他从文字学出发，对章草与今草的源出和辩证关系的认识有关。他在论草书章今之故中指出：草书之有章、今，由于时代风气所致，其精神独到处，皆足冠绝群英，各适一涂，谓互有短长则可，谓敦为优劣则不可也。然今出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强求。关于王世镗书风的古意深沉，此间还有一段公案：他曾订正校改托名王羲之的草诀歌，福沈曾植草书庾信谢滕王集序启扇1 9 cm52cm纸本怀硕堂藏以章草书之，而成章草草诀歌。此帖所书的内容，是为帮助世人记忆章草字形而有复兴章草之意，而不是纯粹以表现自我书风为目的的“创作”，因而字法精研，结体略趋平正，点画有致而章法严密，形完气足，颇具古法。福建卓君庸偶得此本，考证为明人章草拓本，竟然认为王世镗剽窃古人而为自家之作，此后又有余绍宋、罗复勘、林志钧、周肇祥等名家题跋，均以此为古人之作。后来真相大白，遂成为当时书坛的一桩公案。从中也可以见出，王世镗所书章草渊源有自，其中古意皆存，虽具碑法，但与历史上章草之质厚的精神趋向，是若合符契的。因此，刘延涛在章草考中云：“近人王世镗书，殆复返于汉者也。”又无怪乎于右任诚邀王世镗赴南京，为其举办个展，并广为延誉，称其“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王世镗去世后，于右任挽诗云：“三百年来笔一支，不为索靖即张芝，流沙万简难全见，遗恨范茫绝命词。”四、“章草复兴”于当今书坛的启示“碑”与“帖”的争论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今的书坛对此争论的热情似乎已渐退却。一系列研讨会、书学论坛的召开，也多不再将“碑”“帖”的矛盾或共融作为话题元素。但是，当我们对当代书法的发展现状做横断式扫描时，一些形式的书写实践虽不自标榜为“碑”，但其笔墨的粗质化与流俗化甚至书写过程的行为化和表演化，仍属碑学末流之。而所谓“文人情调”的细笔小字，亦存在审美雷同化、形式格套化，以至于千人一面。碑帖融合的尝试，虽有此类倡言或评语，但于实际，似乎未有真正落到实处的典型示范。当今书坛，各类展赛、创作与书法教育中，章草的比重较小，作品寒无几，创作水平未臻上流。无论从书体研习、创作的均衡发展角度，还是打破审美雷同、鼓舞新风来讲，我们这个时代仍有“章草复兴”之必要。章草一体在2 0 世纪迎来曙光与发展之后，其接续之功、广大之义，也应是我们当代书人应当担负起的使命。当代曾有“合体”之议。从2 0 世纪章草复兴诸家来看，“合体”的精神，并非是几种书体的相加，而是在于对书法创造中笔墨意态的丰富性与不拘牢笼、格套的创新精神。章草一体如古人所说，本就是草、隶相参，实乃是字体演变中的一种过去的自然形态，而非后人刻意为之。至于沈曾植的以北碑入草和王世镗的以宝子入草，也皆因其把握住了章草中的古质天然之特性，故而有新变而无违和与做作。因此，我们应当倡导书风多元、笔墨丰富，有所本源又和谐自然的“合体”之作，是书坛的新鲜活力，是应当宝贵的；但刻意为之，以险怪怒张博人眼球的“合体”则因违背书体发展的规律，则不应当提倡。国学与素养历来为书家的必修课。前人论诗有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专业之外的文化涵养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书写的技法与功夫是书家的立身之本，那字外之功一一国学素养的提升，则是远行和跃升的阶梯。无论是文中所及的沈曾植，还是同为章草巨撃文所未及的王常、郑诵先、罗复堪、余绍宋等，不仅书艺冠群，且在学问上、诗词以及识见上，都有不俗的造谐。正因如此，他们所作之书、所书之文，他们的题跋、手札、手稿，皆粲然可观，与其书交相辉映，令人追慕之余，肃然起敬。20世纪的书史，“章草复兴”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仅是一次“古体”的复兴，更是基于“碑”与“帖”、“中”与“西”、文化的断裂与传承之际的一种文化思考和选择。它留下的一些时代命题，至今仍值得今日的书人不断思考并为之探索不息责任编辑：刘光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