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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与韩国三星的成长罗仪馥摘要：超级企业是指规模庞大、国际竞争力领先，能够驾驭跨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的企业。既有实践与研究表明，大多数超级企业的成长需要以母国的大国资源或大国权力为支撑。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超级企业代表，三星所属的韩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一般的超级企业分析框架难以解释三星的成长。本文以超级企业的特征为基础，结合以韩国为代表的中小国家的特征，将相关企业的成长划分为“国内崛起”和“国际扩张”两个阶段，概述了政府产业扶持的“马太效应”与大国技术竞争的“渔翁效应”在中小国家超级企业成长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80 年代中后期，在韩国政府电子信息产业政策的集中扶持下，三星崛起为国家冠军企业；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美日半导体之战和中美技术战则先后促成三星的两轮国际扩张，并逐步成为全球超级企业。本文认为，尽管中小国家国内资源有限，在国际关系中也相对处于弱势，但以适当的国内政策为根基，借助有利的国际条件，同样可以培育强大的超级企业。关键词：超级企业；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三星作者简介：罗仪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2023-2025年度明德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项目号：14XNJ006）的阶段性成果。李巍教授为本文写作提供重要指导，徐秀军、庞琴、温尧、刘露馨、孙忆、孔繁颖与宋亦明等师友也对本文修改提出建议，特此致谢。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批评和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与韩国三星的成长-73战略决策研究2023年第4期一、三星成长之谜：既有解释及其不足在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与技术战中，韩国三星（Samsung）的影子随处可见。从2019年撤出在华所有手机加工厂并迁至越南，到受压对华为断供芯片、参加美国半导体峰会并向白宫提供有关供应链数据，再到先后在中、美加码投建芯片厂，三星的活跃度与话题度完全不亚于身处技术战中心的华为、苹果与英特尔等中美企业。同样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战略性企业（Strategic Enterprise）或超级企业（Megacorporation），三星迫切需要获得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学术关注度。韩国三星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首先源于其难以取代的国际市场地位。该企业是极少数成功建立起“全产业链”模式的电子企业之一，并同时在智能手机和半导体两大部门具有全球性竞争力，这在当今世界可谓独一无二的存在。自2011年以来，三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长期稳居首位；2021-2022年，三星还超越英特尔（Intel）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厂商，同时也是仅次于台积电（TSMC）的全球第二大芯片代工厂。但放眼全球范围内与三星市场地位相近的企业，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国，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三星（Samsung Group）本身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该集团下最大的子公司是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的主体业务电子信息产业由三星电子领衔开展，后者的营业收入约占前者总营收的2/3。因此，在大多数语境下，“三星”通常指涉的是“三星电子”。本文亦如此。“战略性企业”与“超级企业”概念早期主要出现在管理学与经济学中。前者一般也称“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相关定义主要强调企业所属产业部门的特殊性，通常包括航空航天、生物生化、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大投入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后者泛指能够辐射全球，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巨型企业。详见：Debra Dunn and Keith Yamashita，“Microcapitalism andthe Mega-corpor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81，No.8，2003，pp.46-54；刘力钢：中国应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超级企业美国五次企业兼并浪潮的启示，载 当代经济科学 1998年第5期，第89页；余珮、李珉迪：跨国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绩效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基础相结合的视角，载 财经科学 2019 年第 12 期，第 78 页。而较早将这两个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其中注入政治内涵的是中国学者李巍。他认为，利润丰厚、技术尖端且关涉国家安全的产业为“战略性产业”，而“战略性企业”正是承载着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任务的龙头企业；“超级企业”则指具有产业链权力的大型企业。详见李巍、李玙译：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载 当代亚太 2021 年第 1 期，第 45 页；李巍、张梦琨：空客崛起的政治基础技术整合、市场拓展与战略性企业的成长，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年第 11期，第 2 页。-74非像韩国一样的中小国家。例如，在世界500强的前20名中，绝大多数企业的母国属于中国和美国，少数属于英、德、日等老牌的工业和经济强国。若聚焦技术密集型企业，三星在2021年还位列全球前20大技术品牌并成为其中极少数属于非大国的企业之一（见表1）。这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大国条件对超级企业成长的重要意义，而韩国三星的崛起在其中成为一个特例。基于此，本文将致力于解释三星何以成长为超级企业的问题，从更广泛的理论层面看，本文讨论的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中小国家如何孕育出如三星一般的全球超级企业？表1：2021年全球前20大技术品牌（Top 20 technology brands）排名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企业名称苹果（Apple）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腾讯（Tencent）Facebook英伟达（Nvida）IBMInstagramAdobe英特尔（Intel）思爱普（SAP）埃森哲（Accenture）甲骨文（Oracle）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软件营销部队（Salesforce）高通（Qualcomm）YouTube思科（Cisco）三星（Samsung）Tiktok品牌价值（亿美元）612045804103240922671048913829785719692647608492484484471468468435所属国家美国美国美国中国美国美国美国美国美国美国德国爱尔兰美国美国美国美国美国美国韩国中国数据来源：Statista。2022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财富中文网，2022 年 8 月 3 日，https：/ D.Chandle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8；Hwy-Chang Moon，Alan M.Rugman and Alain Verbeke，“A GeneralizedDouble Diamond Approach to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Korea and Singapore”，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7，Issue2，1998，pp.135-150；K.C.Chan，“Intelligent Corporate Strategy：BeyondWorld-class Manufacturing”，Industrial Management&Data Systems，Vol.93，No.2，1993，pp.1-64；Abid Haleem，Sushil，Mohammad Asim Qadri and Sanjay Kumar，“Analysis of Critical SuccessFactors of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Practices：An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and Interpretative Ranking Process”，Production Planning&Control，Vol.23，Issue10-11，2012，pp.722-734；胡鞍钢、徐枫、郭楠：中国特色世界级企业构建之道对“海航现象”的经验研究，载贵州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第6468页。相关研究请参见：Mike Hobday，“Latecomer Catch-up Strategies in Electronics：Samsung ofKorea and ACER of Taiwan”，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Vol.4，No.2-3，1998，pp.48-83；Anthony Michell，Samsung Electron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Leadership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JohnWiley&Sons（Asia）Pte.Ltd，2015）；Geoffrey Cain，Samsung Rising：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uthKorean Giant That Set Out Beat Apple and Conquer Tech（Currency，2020）；陈宇峰：三星韩国造，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5 年版；白保中、郭清根：“三星电子”崛起因素分析及对我国 IT 企业的启示，载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年第5期，第119121页；宋在镕、李京默著、李永男译：三星之道，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黄宗昊：“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起源、演变与展望，载 政治学研究 2019 年第 5 期，第5871页。相关文献如Alice Amsden，Asias Nes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Robert Wade，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查默斯约翰逊著、金毅等译：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等等。-76家的企业在缺乏技术优势的前提下仍能取得成功，主要源于政府“将价格弄错”（Get Price Wrong）的产业政策，包括给予企业补贴、以实际负利率向企业发放贷款、树立关税与反关税壁垒为企业提供保护等。这一解释长期以来具有较强生命力，通过韩国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政府能力来分析三星崛起的文献可谓层见叠出。二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范式指引下，分析政商关系对企业成长的深远影响。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维斯（Linda Weiss）提出“受管制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和康灿雄提出“相互挟持型”（Mutual Hostages）政商格局等概念，都描述了国家与社会围绕发展目标与政策进行协调，国家机关紧密嵌入社会的状态，这种政商关系也被视为韩国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三星通常被定位为东亚国家特有的财阀或企业集团，其崛起也被视为韩国财阀制度的产物，而财阀制度本质上也是韩国政商关系的一种制度化表现形式。IPE 的研究定位宏观层次，主要探讨国家间互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或政治地位为其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这是较早运用大国权力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的文献，为超级企业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在此基础上，李巍的系列研究高度聚焦于大国的国际权力对于超级企业（或战略性企业）成阿姆斯登在原文中使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