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牌”圖像再造與視覺呈現——明代《目連救母》寶卷功用新探.pdf

“龍牌”圖像再造與視覺呈現“龍牌”圖像再造與視覺呈現 明代 目連救母 寶卷功用新探孫 超 張 玉*摘 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 和冬宫博物館藏 目犍連尊者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 這兩部明抄本 目連救母 寶卷，内有多幅精美插圖，卷首和卷末“龍牌”插圖設計奇巧，極具藝術性，可視作高級文化消費品。若從藝術史視角審視，將在不同物質媒介上出現的“龍牌”置於同一視覺系統進行比較，可以有這樣的假設：“龍牌”圖像在再造和視覺呈現過程中使得這兩部明代寶卷離宣卷底本的功用已相去甚遠，主要作爲私人供奉並充當案頭讀物，成爲觀者建構神聖道場想象空間的入口。關鍵詞：目連救母 寶卷 龍牌 視覺呈現 想象空間一 明代 目連救母 寶卷及其研究概况目連救母故事具有極大的文化史意義，它的發展衍化與生死輪回觀念相對應，是一個流傳至今的母題。目連救母故事在中國化和世俗化生成過程中的承載媒介，有佛教經卷、俗講變文、寶懺、寶卷、戲曲戲文、大鼓書、石窟壁畫、戲曲版畫等。寶卷是在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中，按照一定儀軌進行佛教世俗化説唱的底本，其講唱形式稱作“宣卷”。寶卷的淵源爲唐代佛教*孫超，男，1989 年出生，山東曹縣人。中國美術學院和哈佛大學聯合培養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爲南京藝術研究院專任教師。張玉，女，1992 年出生，山東泰安人。雲南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藝術專業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爲少數民族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産。本文係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 2019 年藝術類人才培養特别項目“中國藝術的時空序列研究”（留金選2019 年第 112 號）階段性成果。本文寫作承蒙導師哈佛大學汪悦進教授指導，並得到芝加哥大學林偉正教授、復旦大學白若思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山下一夫教授的建議，受到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和中國美術學院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資助。俄羅斯聖彼德堡國立冬宫博物館 Kira Samosi-uk 博士提供了相關圖像資料，哈佛燕京圖書館給予了資料檢索便利，謹致謝忱。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十 二 輯）俗講，宋元爲初始期，明中葉大批涌現。明代白蓮教、羅教、弘陽教等民間教派，均以寶卷爲宗教經卷。作爲特殊的表演文本，寶卷融合變文、懺文、戲曲等諸多元素，是宗教信仰、視覺圖像、書寫文本與口頭表演相互交織的産物。明代寶卷最初用於佛教僧侣講經説法、悟俗化衆，後逐漸用於佛教信徒祈福禳灾、度脱亡靈等活動。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洪武六年（1373）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以下簡稱“國圖本 目連救母 寶卷”）和俄羅斯冬宫博物館藏明正統五年（1440）目犍連尊者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以下簡稱“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均有精美彩色插圖，采用前圖後文的形式，描繪了目連救母故事的内容，如目連母親劉氏不敬僧佛、地獄受苦、可怖的地獄慘狀、莊嚴的神佛圖像和目連歷盡艱辛尋母並救其升天的場景等。寶卷開篇仿照佛道經卷繪佛陀端坐於寶座之上向弟子信衆説法場景，身着漢式服裝的諸弟子、菩薩、信衆等雙手合十，虔誠聽法（見圖 1）。圖 1 冬宫藏本卷首扉畫（部分）和“龍牌”471洪武六年即“北元宣光三年”。“宣光”爲被朱元璋推翻統治的元人逃到蒙古一帶所立的年號，史稱“北元”。“龍牌”圖像再造與視覺呈現國圖本 目連救母 寶卷是現存最早以“寶卷”命名的抄本經卷，原爲蝴蝶裝，這種裝訂方式在最初階段只有一面用來印刷，折叠後印刷文本朝内相對。在閲讀完一頁後，讀者需要翻過兩頁纔能繼續閲讀，儘管這讓閲讀變得相對緩慢，但是方便讀者仔細檢閲書中内容。寶卷現爲經折裝方册，便於讀者在閲讀過程中欣賞插圖全貌。寶卷爲約 30 釐米的正方形紙型，封面爲外表敷貼繡花絹帛的硬紙。現存者文字占 46 頁，每頁 12 行，每行 16 字，每節文字之間有彩色花卉圖樣相隔。絹帛爲金碧絲綫所織，顯得金碧輝煌。彩繪插圖八幅（見圖 2），多以金碧二色繪成，與歐洲中世紀金碧寫本插圖相似，鄭振鐸將其定爲元末明初寫本，認爲“斯類寫本，元明之間最多，明中葉以後，便罕見”。圖 2 國圖藏本卷末“龍牌”和韋陀像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同樣爲經折裝，插圖數量更多，其原始尺寸爲571車錫倫：最早以“寶卷”命名的寶卷 談 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寧夏師範學院學報 2007 年第 2 期。朱恒夫：目連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第 93 頁。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439 頁。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十 二 輯）30 釐米 16.3 釐米，重新裝裱後的尺寸爲 40 釐米 18.5 釐米。每頁 12 行，每行16 字，内文頂部和底部各有朱綫勾雙邊欄。原爲四册，現存一、三、四册這三册，封面分别編號“元、利、貞”（見圖 3），缺失編號爲“亨”的第二册。“元、亨、利、貞”用於典籍編目比較常見，如明萬曆刊本 書叙指南分元、亨、利、貞四集，每集各五卷，萬曆四十四年（1616）長洲周氏原刊本 吴歈萃雅 分元、亨、利、貞四卷。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如此編目裝幀，便於讀者分册閲讀，從側面説明其具備案頭讀物的特點。圖 3 冬宫藏本封面對照完整的目連救母故事來看，國圖本 目連救母 寶卷現存内容始於目連入火盆地獄尋母之後，大概僅爲整個故事的三分之一，相當於冬宫本目連救母 寶卷第三册開頭。二者文本内容和插圖大致無二，如目連尋母不見、地獄門前坐禪、尋求世尊幫助救母超升、廣設盂蘭盆會等情節。由此推測，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應當是以國圖本爲底本抄寫繪製的。卷首和卷末“龍牌”插圖精美考究，三條金龍盤繞於主體部分左右和上部。須彌基座上鑲嵌寶珠飾品，周圍散落銀錠、寶珠、犀角、珊瑚、方勝等“雜寶”和花卉圖案。目連救母故事包含極强的女性關懷，其背後有女性“血湖信仰”的内涵，自然容易引起女性群體的關注。但是，明代女性宗教信仰受到限制，不能隨意出入寺院上香拜佛或者參與佛教活動，宫廷女性也不例外。明代宣卷活動的主要觀衆也是女性，大户人家女性在百無聊賴時，就會請寺觀僧尼至671“龍牌”圖像再造與視覺呈現家中進行宣卷講唱，這爲閨閣女性提供了娱樂與溝通外界的通道。金瓶梅詞話 中有五回提及觀音庵王姑子、蓮花庵“首座”薛姑子被西門慶的妻妾們邀請到家中“宣卷”的場面，每回宣講一種寶卷。如第三十九回 五祖黄梅寶卷、第五十一回 金剛科儀寶卷、第七十三回 五戒禪師寶卷、第七十四回 黄氏女看經寶卷、第八十二回 紅羅寶卷。宣卷活動按照一定儀式在晚間進行，有時會一直持續到四更天。宣卷開始前，照例會擺上“經桌”，上放香燭、寶卷；開講時焚香、點燭。宣卷人手中的伴奏樂器是“擊子兒”，即佛教僧衆誦經唱歎時用的手鈴。聽衆“齊聲接佛”，即“和佛”。宣卷的同時，還請來“唱女兒”“唱婆子”穿插唱曲。第五十一回，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説道：“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此時女性聽宣卷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只在家中有人亡故時纔設道場宣卷，而是隨時可以叫姑子至家中進行表演，屬於純粹的休閒娱樂活動。明代皇室女性享有自由活動的特權，超越了性别限制及其他身體限制，她們在閒暇時間廣讀史書，編著女訓。太祖孝慈馬皇后、成祖仁孝徐皇后、仁宗誠孝張皇后及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等均以身作則，抑制外戚勢力。她們廣編專著，作爲后宫準則，教導女性奉行女德和閨範。如成祖徐皇后著 内訓、章聖皇太后蔣氏著 女訓、慈聖太后李氏著 女鑒 及神宗貴妃鄭氏重刊吕坤 閨範圖注 等，皆此類也。她們熱衷佛教，積極參與佛教經卷的刊印，對於目連救母故事在上層社會傳播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卷首“龍牌”題“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卷末“龍牌”青地金字題“大明正統五年皇妃 氏敬獻”（見圖4）。可見，寶卷資助人身份應爲地位極高的“皇貴妃”。明朝册封爲“貴妃”的妃嬪極少，“内廷嬪御，尊稱至貴妃而極。先朝拜此秩者歷歷可數”。當時明代宫廷妃嬪與寶卷抄寫製作有着密切關聯，這反映出當時的宫廷佛教信仰風氣。正統年間多位皇妃，如誠孝皇后、孝恭皇后等，都篤信佛教，出資修建佛教寺院、刊印經卷。筆者通過對比發現，冬宫本 目連救母 卷首和卷末“龍牌”内容字體不同，應該並非同一時間書寫。這可能是由宫廷書家和畫家抄繪完成，預留771（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大安影印明萬曆本，日本大安株式會社，1963。白若思認爲，此皇妃爲“姜氏”。但是，筆者查閲明代關於皇妃册封的相關史料，並未有關於“皇妃姜氏”的記載，故暫時按下不表。（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卷三“宫闈列朝貴妃姓氏”，中華書局，1959，第 73 頁。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十 二 輯）出“龍牌”資助人名號的位置，在宫廷顯赫的皇妃資助抄寫時再補上其姓氏即可。這種情况在此後明代批量刊印流通的宗派寶卷中有明顯體現。這位皇妃出資請人抄繪一部 目連救母 寶卷，並在“龍牌”上留下名款，以表誠心。宫廷女性文化水平應該普遍高於下層人民，具備較强的閲讀能力。捐資請人所寫的寶卷持有者，對自己的寶卷十分珍視，一般多在卷末附上抄寫時間及名字，還有抄寫緣由或所花費用，等等。題寫捐資人名字，則表明寶卷爲其私人所有，用以持誦供奉，不會公開流通，亦不作爲宣卷底本。圖 4 冬宫藏本卷末“龍牌”和韋陀像沈度寫、商喜繪 真禪内印頓證虚凝法界金剛智經（以下簡稱 金剛智經）略早於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其卷首爲兩尊“龍牌”（見圖5），與國圖本和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龍牌”形制相似。“龍牌”分别以青地金字題“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大明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制”，前者“龍牌”四周盤繞龍和花卉，後者“龍牌”環繞鳳鳥和花卉，“雜寶紋”同樣分布於四周。明代體現皇家權力的文字通常是沈度、沈粲的臺閣體書風字體，金剛智經 文字由沈度書寫，體現出皇家推崇的法書風尚。冬宫本目連救母 寶卷“龍牌”筆迹與 金剛智經 相似，應該是模仿這種流行871“龍牌”圖像再造與視覺呈現書風書寫而成的。無論是對識字還是不識字的觀者而言，這種書風都强有力地暗示了它們的“皇家”風尚。圖 5 宣德三年沈度寫、商喜繪 金剛智經 龍牌（臺北故宫博物院藏）與此類似的，還有正統四年（1439）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 卷首“龍牌”（見圖 6）。金剛智經 爲修法儀軌經，應是專門爲宫廷閲讀者量身定制的修持儀軌底本，其讀者可能是明朝宫廷貴族，甚至皇帝本人。目連救母 寶卷精緻的裝潢設計以及“龍牌”傳遞出的强烈的宫廷特徵和皇權意味，可能也與 金剛智經 類似，同樣是宫廷印經廠專爲帝后皇妃或達官貴人定制抄寫的。目前，鄭振鐸、朱恒夫、車錫倫、吉川良和、白若思等中外學者已對這兩部明代 目連救母 寶卷做過一定分析。鄭振鐸在 中國俗文學史 一書中專列一章介紹、羅列所見寶卷，並摘録國圖本 目連救母 寶卷部分文字971閆雪：真禪内印頓證虚凝法界金剛智經 初探 從烏賢大王圖像及相關文本出發，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2 期，第 32 頁。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十 二 輯）圖 6 正統四年 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 龍牌（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内容。朱恒夫於 1984 年在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親眼所見國圖本 目連救母 寶卷，並識讀出卷末“龍牌”上文字爲“敕旨宣光三年榖旦造弟子脱脱氏施捨”。他把“龍牌”描述爲“一座碑的圖像上部、左右繪有金黄色的三條龍，中間爲紅黄二色鑲邊的長方形立碑”，並通過寶卷裝潢和“碑文”推斷其爲皇家之物無疑。車錫倫編著的 中國寶卷總目 收録十餘種四十餘個版本的明清和民國時期 目連救母 寶卷，但未提及冬宫本目連救母 寶卷。他認爲，國圖本 目連救母 寶卷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以081BP“U“龍牌”圖像再造與視覺呈現“寶卷”命名的寶卷文本，並對此寶卷散韻結合的演唱形態做了分析。白若思較早開始關注冬宫本 目連救母 寶卷，並將其與國圖本 目連救母 寶卷進行了比較。他認爲，明代 目連救母 寶卷可能是出於個人閲讀目的設計的，而非用於宣卷表演中的公共展示。目連救母 寶卷很可能是一種面向文化水平不高的婦女、兒童，帶有插圖並用於道德教化的啓蒙讀物，尤其與女性關係尤爲密切。關於 目連救母 寶卷作爲個人讀物這個可能性，白若思没有進行深入探討，這正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倘若如白若思所言，寶卷插圖主要是爲了輔助婦女、兒童識圖認知，然而這似